易中天先生曾在沈阳看望赵本山，赵本山当场写张字送给易中天，易中天则作诗一首，用毛笔抄录后送给赵本山。
　　 赵本山、易中天都不是书法家，按照常理，名人赵本山送给名人易中天一张字，那是业余水平的应酬之作，谈不上什么“文化含量”，易中天随便写张字回赠赵本山，两位名人的“礼尚往来”也就完成一个回合。然而易中天不是这样，他不但要送给赵本山一张“字”，更要送给他一首诗，他要送给老赵一张“我笔书我诗”的“文化含量”比较高的“字”。这样的一张“字”，较之老赵的那一张信手涂鸦，是不是“文化”得多，可贵得多，也“值钱”得多？
　　 易中天送给赵本山的那首诗是这样的：“君唱二人转，我讲三人行，走遍天涯皆芳草，满目艳阳春。漫道晨昏短，但问耕耘深，茄子黄瓜老玉米，泥土最清新。”这样一首浅显易懂、明白如话的好诗，发自文化名人胸臆，又得主人当场抄录，赵本山肯定会终生视为珍贵礼物。
　　 易老师待朋友堪称慷慨。要知道，“诗”这个东西和好的书法作品一样，都因难得而宝贵，而“值钱”。
　　 唐初欧阳询书法水平高，新罗国的商人就来中国买他的字拿回去牟利;稍后白居易诗名大盛，新罗商人又忙着倒卖白居易的新诗，据说从白居易手中搞到一首新诗，在新罗国那里可以卖到“万金”。到了清代，名人曾国藩请大书法家何绍基写张字，何绍基给人写字多是自己作诗、撰联然后书写，一时未得空闲，于是交差就慢了点。身居相位的曾国藩理解何的难处，只得屈尊纡贵，亲自作诗一首派人送给何绍基，顺便催一催“写字”之事。由此可见“诗”与“字”在从前那是可以等量齐观的，“诗”价绝对不在“书”价之下。笔者说易中天先生待友慷慨，原因就在这里。
　　 与何绍基、易中天“我笔书我诗”不同，现在的“书法名人”和赵本山一样，不管给谁写字，来来回回就是抄那几首唐诗、宋词，就是那几句不知抄了几百、几千遍的“厚德载物”“宁静致远”“澄怀观道”之类俗语，文化含量几近于无。不是他们不愿抄自己的诗，而是他们没有何绍基、易中天那样的实力，根本写不出诗来。他们抄写的唐诗、宋词挂在墙上，文化气息贫乏，何谈儒雅风流？这样的“名人书法”，不会有谁认为珍贵。
　　 因此笔者认为，当今的书法名人，首先应该是个读书多、有文化的人，胸中多一点“丘壑”，笔下才能多一些“内容”。书法名人要么就别动笔，要动笔就应该写点自己的话语，哪怕是实话实说的大白话，也比尽抄唐诗、宋词好上一千倍。这样的要求对普通书法人来说可能有点高，但是对于国家、省、市各级“书法名人”来说，就一点都不高。
　　 现在的“书法名人”哪个没有大学文凭？有这么高的文凭却表现不出应有的水平与能力，是不是因为自己特别不爱学习？不爱学习偏偏又爱做“书法名人”，这样的“名人”占据了书坛的统治地位，要求这样的书法界出“大家”“大师”，岂不是缘木求鱼？
　　 笔者索性再说深一点。“书法名人”若是认为上述的要求“太高”，那他主动退出“书法名人”的圈子好了，这很容易做到，从此不再出头露面好了。我们的书法界，不能总是由一群文化欠缺的人，来当徒有其名的“名人”。
　　 写诗其实也不难。易中天也不是一开始就会写诗，他读书多，“腹有诗书气自华”，于是自然而然就会写诗了。于是在赵本山面前，他就可以不但写“字”，更能赠“诗”，展示一种“茄子黄瓜老玉米”以外的别样风景。书法家想向易老师看齐也不难，只需多读点古书，多想想书法本身的“文化属性”，多一点社会责任感。这样，笔下写出自己的话语，并不比练书法更困难。
　　 书法人，你要自加压力，把自己锻造成彻彻底底的“文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