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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个人都镶嵌在这个社会中，中国的3亿农民工跟我们每一个人有关，关心劳工问题就是关心我们自己，关心我们每一个人。只有明晰这个概念，我们才能深入反思，才能有所改变。”著有《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一书的发展社会学博士吕途在6月14日北京三联书店举行的一场新书讨论会上说。
新书的名字叫《兴邦之难：改变美国的那场大火》，由美国的大卫·冯·德莱尔所著，记录了1911年美国三角工厂一场火灾引发的一系列工人运动以及随后一系列改善劳动者权益的法律法规的出台。
在这本书的背后，还蕴含着一场关于安全生产领域的改革和讨论。
一场惨烈的大火
1911年3月25日下午4点40分左右，纽约春风拂面，凉爽舒适。华盛顿广场上成百上千的纽约人正在悠游嬉戏，记者威廉姆·古恩·谢泼德在广场花园闲庭信步。在广场对面的“美国图书楼”上，弗兰克·佐默教授正给纽约大学的50名法律系学生上课。此刻，他们都丝毫没有意识到他们即将目睹美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一场生产事故。
与“美国图书楼”相邻的艾什大厦的第八到十层，是三角女士衫裙厂。此时一天的工作即将结束，工人们已经开始嬉笑着走向工厂西墙的更衣室。突然有人隐约听到嘈杂的声音，好像喊着：“火！着火了……”
三角女士衫裙厂是纽约当时最大的女装制造厂，工厂里堆积了大量的成衣、布头、边角料等易燃物，但是工厂的禁烟措施并不严格，所以，三角工厂就犹如一个巨大的火药包，一点火星就可以引起一场灭顶之灾。
大火从八层烧起，八层的工人争先恐后地涌向工厂的两个出口。在一片尖叫和混乱中，有人通知了位于十层的工厂头头们，他们也开始向两个出口或者天台转移。在这个危急的时刻，九层却由于通信故障，迟迟联系不上，这使九层的工人们错过了最佳的逃生时机。大约过了3分钟之后，九层的工人才收到警报，然而两个出口已经被大火封死了。
此时，刚刚还在华盛顿广场休闲的人们已经聚集到了艾什大厦楼下，焦急万分地望着三角工厂的熊熊大火，期盼着消防员能快速地扑灭它。然而，当时消防设施极度落后，艾什大厦防火设计也存在严重缺陷，快速扑灭大火的希望逐渐成了泡影。很快，大楼里面已经没有任何通道可以逃生。
对于困在大火中的工人们来说，不远处的清新空气是那么遥不可及，在绝望之中，他们做出了艰难的决定——从窗户往下跳，希望渺茫，然而却是唯一的生存机会。下午4点50分，第一个人跳了下去，随后，陆陆续续有人往下跳。威廉姆·古恩·谢泼德看着这惊心动魄的一幕，内心默默数着一个个跳下楼的工人，共有54人。然而，生命也在飞速的下坠中流逝了——没有一个人幸存下来。
到5点15分，起火半小时之后，整个工厂三个楼层的火灾才得到完全控制。但是在这半小时之内，熊熊大火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却创造了纽约工作场合死亡人数的历史纪录，这个纪录一直保持了90年——直到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该纪录才被打破。146具尸体（一跃而下的54人只是其中一部分）静静躺在曼哈顿慈善码头尽头处的临时太平间，等待着悲痛的亲属来认领。
发生在美国的狂飙猛进的改革
肆虐的大火熄灭之后，艾什大厦的八到十层一片破败，慈善码头上的临时太平间如同人间炼狱，愁云惨雾笼罩着纽约。4天之后，35万人冒着绵绵阴雨参加了为三角工厂死难者举行的送葬游行，25万人站在路边默默观看了仪式，头顶的连绵阴雨让人觉得好像上帝也在为那146个生灵留下哀戚的眼泪。有媒体说，这是“纽约有史以来最沉痛的场面”。
事实上，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生产安全事故频发，人们已经逐渐意识到解放人类劳动的力量在国家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了禁锢、残害工人的力量，表面上平静的纽约一直涌动着一股改革的暗流。1911年3月25日，三角工厂以146条生命的惨烈代价拉开了反抗和改革的序幕，被称为“新政第一天”。
4月2日，纽约的进步主义精英与社会主义领袖聚集在大都会歌剧院，他们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很快，当局迫于压力，成立了委员会来调查三角工厂大火事故。
调查紧张有序地展开，刚开始时，调查范围仅限于纽约州的9个最大的城市。从7月到12月，委员会平均每周召开一次公听会，超过200名证人提交了近3500页的证词，即使是周末，委员会也要碰头开会讨论各种话题和对策。到年底，委员会提出了15项新的立法提案，内容涵盖防火安全、工厂安检、妇女及未成年人的雇佣条例等。最终，其中8项提案得以通过并立法。
次年，瓦格纳和史密斯扩展了工作范围，从原来的9个城市扩展到45个城市，委员会成员深入全州各地的工厂、车间去实地考察。这一年的工作又结出了丰硕的果实——1913年纽约州通过了一系列新的劳动立法。
在三角工厂火灾发生两年之后，艾什大厦暴露的所有安全漏洞都有了相应法律条文的规范管理，这些法律法规在全纽约州推行开来，例如：所有高层建筑必须安装自动洒水器，所有大型店铺都必须进行消防演习，工厂建筑所有的门都必须向外打开。还有其他若干新的法律，强化了对劳动妇女及未成年劳动者的保障，以及对居民楼小作坊的限制和取缔。
三角工厂的大火迫使纽约开启了实质性的改革，并带动了美国其他州的改革。可以说，一场大火彻底改写了美国的劳工法。这是一场划时代的大火。
安全生产面临严峻的形势
“我们一直在谈论美国的这场大火，其实我一直想要讨论的还是与中国的安全生产现状相关的问题。”香港理工大学教授、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开始关注中国内地安全生产事故的潘毅告诉记者。
潘毅认为，中国内地有大量的农民工，这源于农业劳动力的过剩，农村集体村庄的生活模式被打破，农民从农村中流动出来。而与此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推动，外商投资的生产制造工厂在东南沿海城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及时吸纳了这些流动出来的新生代工人。生产制造工厂为中国经济带来了活力，但是生产安全事故也相伴而生。 外商投资工业区的第一场大火发生于1990年5月，在有“世界工厂”之称的广东省东莞市，一家专门面向欧美市场出口加工产品的港资雨衣厂发生重大火灾，80多名工人葬身火海。随后，1993年11月，深圳一家为欧洲某著名玩具品牌公司代工的港资玩具厂又发生大火，又有80多名工人在这场大火中丧生。间隔并不久的两场火灾引起了当时还是学生的潘毅的关注，并吸引她加入劳工问题的研究。她开始关心中国内地大量劳工的生活境遇和工作状态。
在潘毅看来，上世纪90年代这两场造成重大伤亡的大火没有引起多大关注。当时主流媒体关心的是国企改革问题，无暇他顾，仅仅是香港的一些媒体对两场事故进行了报道，也没有泛起多少涟漪。
冷漠的现象也表现在其他方面。潘毅表示，“这次去中国内地农村送赔偿款，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当时中国基层社会的‘半路政府’状态，所谓‘半路政府’，就是指基层社会缺乏管理。”潘毅送赔偿款的时候，有一家的情况特别悲惨，年轻的夫妇加上腹中未出生的孩子都死于这场大火，他们的家人对潘毅说：“一定要讨回公道。”但是这些人对法律一无所知，根本不知公道向谁讨。他们请求潘毅代他们去找当地政府，于是潘毅先后找到村委会、镇政府、县政府，然而并没有什么用。
媒体噤声、学者无言、政府推诿，潘毅很惊讶，为什么整个社会对这两场安全事故如此冷漠？相比美国的三角工厂大火后，数十万工人的罢工、游行，那个时候的中国，对于这种安全生产事故实在是太“冷静”了。“其实直到今天，事情也没有太大的起色。”潘毅说。
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研究员、劳动法专家叶明欣也认为：“负有安全监管责任的政府部门囿于人手不足、技术不够以及政绩指标的巨大压力，不会采取特别强硬的手段来进行监管。”
“今天的媒体对于事故的关注度虽然比上世纪90年代初期要好得多，可是主流媒体背后的运作模式是资本形式的，他们在炒作新闻、消费苦难。等新闻热点一过，就没有人再关注讨论，不管事故有多惨痛，结果有多痛心。”潘毅说。
劳动者艰辛的维权之路
多数专家都认为，当事故已然发生，惨剧已经酿成，这时候最需要做的，就是尽快对受害者进行赔偿，给受害者必要的慰藉。然而在我国，受害工人的维权之路却是异常艰辛的。
对国内打工者深有研究的吕途曾经亲自到工厂打过工、当过工人，体验过打工者生活的甘苦，也见证了受害者的维权之殇。吕途结合亲身经历说：“整个雇佣关系的产生是非常儿戏的，中介把你带到工厂，递给你两份劳动合同，根本不给你仔细看的时间，就催着赶紧签字。签字之后两份合同都被拿走，工人手中没有任何劳动凭证，一旦出事，工人的权益没有任何保障。”
叶明欣更加系统地讲述了维权的过程。假使一个工人在某家工厂工作，他在工作中发生了事故，手指受到损伤，然而他既没有跟工厂主签订劳动合同，工友也不愿意给他做任何证明，这个时候他要申请赔偿，按照正常的法律程序是不可能完成的。叶明欣告诉记者，首先受害者要证明与工厂的劳动关系，这需要劳动仲裁，劳动仲裁程序有一裁二审；然后工人需要劳动部门受理他的工伤认定，这需要提起行政诉讼；受理之后要进行工伤认定，这通常也需要行政认定、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最后的工伤赔偿程序还有劳动仲裁，赔偿诉讼。在这个过程中的任何阶段如果存在疑义，程序还会循环。基本上，从工人受伤到拿到赔偿，需要两年的时间，而这也仅仅是成功拿到赔偿的案件的平均时间，事实上，很多人因为证据不足，根本拿不到赔偿款。
叶明欣讲了一个现实发生的维权案例：为迎接2008年北京奥运会，北京强制关闭了京郊的小煤矿。在这种政策性的要求下，小煤矿匆匆关闭，矿工们没有进行任何身体检查，就离职回家。忽然有一天，一个工人身体不适，到医院检查，发现自己竟然得了尘肺病。工人家庭困难，无钱治病，他想向矿场主要求工伤赔偿，于是开始漫长的维权之路。与此同时，更多的工人发现自己得了这种怪病，他们无钱医治，为了活下去，只有要求工伤赔偿一条路。然而，由于工人已经不在小煤矿工作，煤矿主根本不承认工人们是在煤矿工作时得的病。这样的案子很多，工人们没有证据很难胜诉。
美国的一场大火可以推动劳动法律体系的重建与改革，在中国，劳动法律体系也需要全社会的努力，来逐渐推动健全。“有尊严地生活”，是很多劳动者的夙愿。
潘毅说：“走到今天，我们应该反思：中国的发展道路是不是唯一的，是不是可以调整？在经济越来越发达，饼越做越大的时候，是否可以把更多的利益分给底层社会，分给工人阶级，让整个社会共享发展的成果？中国应该如何更好地保障劳动者的利益，让每个人都有尊严地生活？”
三角工厂大火给美国带来什么
就在三角工厂火灾发生的几个月前，纽约市消防局长克洛克在纽约州议会作证说，消防队救生梯只能达到7层楼的高度，而在纽约市，上千上万的人在7层以上的楼层上工作，一旦发生大火，这些人将无处逃生。事后，他痛苦地控诉道，企业主协会召集会议阻碍了要求他们加强防火措施动议的通过。
在此之前，纽约人并不关心这些近在咫尺的血汗工厂里的工人们的境遇。但这次灾难唤醒了纽约人的良知。
首先，纽约建立了由25名成员组成的“改进工作场所安全委员会”。委员会头一年就在纽约视察了1836个工作场所，听取了222个人的相关证言。这个委员会的第一个四年任期，是大家公认的“工厂立法修法的黄金时期”。美国的《劳动法》就是在这一时期通过的。
三角公司火灾惨案成为立法的依据。美国《劳动法》规定，工作场所每3个月就必须进行一次防火训练。1912年，美国立法规定，在7层以上有超过200名工作人员的楼层，必须安装自动防火喷淋系统。而在任何一个超过2层、雇员超过25名的工作场所，都必须安装自动报警系统。
根据委员会的建议，到1914年，纽约州共通过了34项改善工人工作条件和劳动安全的法律。这些法律的通过，被看做是“进步时代”最重要的成果。
在目睹三角公司火灾的人群中有一位名叫弗朗西斯·帕金斯的年轻女孩。1961年3 月25日，是三角女式衬衣工厂大火灾五十年纪念日。一群老妇人来到当年她们从烈火中逃生的大楼前，悼念死于那场大火的姐妹们。当年的那个小女孩，已经成为美国劳工部长——美国政府内阁中的第一位女性。在纪念仪式上，弗朗西斯·帕金斯回忆了那场大火如何唤醒了美国的良心，也埋下了她心中为改变劳工命运和捍卫女性权利而奋斗的种子。
2001年2月15日，三角女式衬衣工厂大火的最后一位幸存者——罗丝·弗雷曼女士去世，享年107岁。美国各大媒体报道了她去世的消息。
三角公司的事件后来被写进美国高中历史教材，成为美国现代主流价值观的一部分——生命的价值重于财富。
（节选自《改变美国的时刻》，刘戈著）
新书的名字叫《兴邦之难：改变美国的那场大火》，由美国的大卫·冯·德莱尔所著，记录了1911年美国三角工厂一场火灾引发的一系列工人运动以及随后一系列改善劳动者权益的法律法规的出台。
在这本书的背后，还蕴含着一场关于安全生产领域的改革和讨论。
一场惨烈的大火
1911年3月25日下午4点40分左右，纽约春风拂面，凉爽舒适。华盛顿广场上成百上千的纽约人正在悠游嬉戏，记者威廉姆·古恩·谢泼德在广场花园闲庭信步。在广场对面的“美国图书楼”上，弗兰克·佐默教授正给纽约大学的50名法律系学生上课。此刻，他们都丝毫没有意识到他们即将目睹美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一场生产事故。
与“美国图书楼”相邻的艾什大厦的第八到十层，是三角女士衫裙厂。此时一天的工作即将结束，工人们已经开始嬉笑着走向工厂西墙的更衣室。突然有人隐约听到嘈杂的声音，好像喊着：“火！着火了……”
三角女士衫裙厂是纽约当时最大的女装制造厂，工厂里堆积了大量的成衣、布头、边角料等易燃物，但是工厂的禁烟措施并不严格，所以，三角工厂就犹如一个巨大的火药包，一点火星就可以引起一场灭顶之灾。
大火从八层烧起，八层的工人争先恐后地涌向工厂的两个出口。在一片尖叫和混乱中，有人通知了位于十层的工厂头头们，他们也开始向两个出口或者天台转移。在这个危急的时刻，九层却由于通信故障，迟迟联系不上，这使九层的工人们错过了最佳的逃生时机。大约过了3分钟之后，九层的工人才收到警报，然而两个出口已经被大火封死了。
此时，刚刚还在华盛顿广场休闲的人们已经聚集到了艾什大厦楼下，焦急万分地望着三角工厂的熊熊大火，期盼着消防员能快速地扑灭它。然而，当时消防设施极度落后，艾什大厦防火设计也存在严重缺陷，快速扑灭大火的希望逐渐成了泡影。很快，大楼里面已经没有任何通道可以逃生。
对于困在大火中的工人们来说，不远处的清新空气是那么遥不可及，在绝望之中，他们做出了艰难的决定——从窗户往下跳，希望渺茫，然而却是唯一的生存机会。下午4点50分，第一个人跳了下去，随后，陆陆续续有人往下跳。威廉姆·古恩·谢泼德看着这惊心动魄的一幕，内心默默数着一个个跳下楼的工人，共有54人。然而，生命也在飞速的下坠中流逝了——没有一个人幸存下来。
到5点15分，起火半小时之后，整个工厂三个楼层的火灾才得到完全控制。但是在这半小时之内，熊熊大火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却创造了纽约工作场合死亡人数的历史纪录，这个纪录一直保持了90年——直到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该纪录才被打破。146具尸体（一跃而下的54人只是其中一部分）静静躺在曼哈顿慈善码头尽头处的临时太平间，等待着悲痛的亲属来认领。
发生在美国的狂飙猛进的改革
肆虐的大火熄灭之后，艾什大厦的八到十层一片破败，慈善码头上的临时太平间如同人间炼狱，愁云惨雾笼罩着纽约。4天之后，35万人冒着绵绵阴雨参加了为三角工厂死难者举行的送葬游行，25万人站在路边默默观看了仪式，头顶的连绵阴雨让人觉得好像上帝也在为那146个生灵留下哀戚的眼泪。有媒体说，这是“纽约有史以来最沉痛的场面”。
事实上，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生产安全事故频发，人们已经逐渐意识到解放人类劳动的力量在国家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了禁锢、残害工人的力量，表面上平静的纽约一直涌动着一股改革的暗流。1911年3月25日，三角工厂以146条生命的惨烈代价拉开了反抗和改革的序幕，被称为“新政第一天”。
4月2日，纽约的进步主义精英与社会主义领袖聚集在大都会歌剧院，他们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很快，当局迫于压力，成立了委员会来调查三角工厂大火事故。
调查紧张有序地展开，刚开始时，调查范围仅限于纽约州的9个最大的城市。从7月到12月，委员会平均每周召开一次公听会，超过200名证人提交了近3500页的证词，即使是周末，委员会也要碰头开会讨论各种话题和对策。到年底，委员会提出了15项新的立法提案，内容涵盖防火安全、工厂安检、妇女及未成年人的雇佣条例等。最终，其中8项提案得以通过并立法。
次年，瓦格纳和史密斯扩展了工作范围，从原来的9个城市扩展到45个城市，委员会成员深入全州各地的工厂、车间去实地考察。这一年的工作又结出了丰硕的果实——1913年纽约州通过了一系列新的劳动立法。
在三角工厂火灾发生两年之后，艾什大厦暴露的所有安全漏洞都有了相应法律条文的规范管理，这些法律法规在全纽约州推行开来，例如：所有高层建筑必须安装自动洒水器，所有大型店铺都必须进行消防演习，工厂建筑所有的门都必须向外打开。还有其他若干新的法律，强化了对劳动妇女及未成年劳动者的保障，以及对居民楼小作坊的限制和取缔。
三角工厂的大火迫使纽约开启了实质性的改革，并带动了美国其他州的改革。可以说，一场大火彻底改写了美国的劳工法。这是一场划时代的大火。
安全生产面临严峻的形势
“我们一直在谈论美国的这场大火，其实我一直想要讨论的还是与中国的安全生产现状相关的问题。”香港理工大学教授、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开始关注中国内地安全生产事故的潘毅告诉记者。
潘毅认为，中国内地有大量的农民工，这源于农业劳动力的过剩，农村集体村庄的生活模式被打破，农民从农村中流动出来。而与此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推动，外商投资的生产制造工厂在东南沿海城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及时吸纳了这些流动出来的新生代工人。生产制造工厂为中国经济带来了活力，但是生产安全事故也相伴而生。 外商投资工业区的第一场大火发生于1990年5月，在有“世界工厂”之称的广东省东莞市，一家专门面向欧美市场出口加工产品的港资雨衣厂发生重大火灾，80多名工人葬身火海。随后，1993年11月，深圳一家为欧洲某著名玩具品牌公司代工的港资玩具厂又发生大火，又有80多名工人在这场大火中丧生。间隔并不久的两场火灾引起了当时还是学生的潘毅的关注，并吸引她加入劳工问题的研究。她开始关心中国内地大量劳工的生活境遇和工作状态。
在潘毅看来，上世纪90年代这两场造成重大伤亡的大火没有引起多大关注。当时主流媒体关心的是国企改革问题，无暇他顾，仅仅是香港的一些媒体对两场事故进行了报道，也没有泛起多少涟漪。
冷漠的现象也表现在其他方面。潘毅表示，“这次去中国内地农村送赔偿款，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当时中国基层社会的‘半路政府’状态，所谓‘半路政府’，就是指基层社会缺乏管理。”潘毅送赔偿款的时候，有一家的情况特别悲惨，年轻的夫妇加上腹中未出生的孩子都死于这场大火，他们的家人对潘毅说：“一定要讨回公道。”但是这些人对法律一无所知，根本不知公道向谁讨。他们请求潘毅代他们去找当地政府，于是潘毅先后找到村委会、镇政府、县政府，然而并没有什么用。
媒体噤声、学者无言、政府推诿，潘毅很惊讶，为什么整个社会对这两场安全事故如此冷漠？相比美国的三角工厂大火后，数十万工人的罢工、游行，那个时候的中国，对于这种安全生产事故实在是太“冷静”了。“其实直到今天，事情也没有太大的起色。”潘毅说。
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研究员、劳动法专家叶明欣也认为：“负有安全监管责任的政府部门囿于人手不足、技术不够以及政绩指标的巨大压力，不会采取特别强硬的手段来进行监管。”
“今天的媒体对于事故的关注度虽然比上世纪90年代初期要好得多，可是主流媒体背后的运作模式是资本形式的，他们在炒作新闻、消费苦难。等新闻热点一过，就没有人再关注讨论，不管事故有多惨痛，结果有多痛心。”潘毅说。
劳动者艰辛的维权之路
多数专家都认为，当事故已然发生，惨剧已经酿成，这时候最需要做的，就是尽快对受害者进行赔偿，给受害者必要的慰藉。然而在我国，受害工人的维权之路却是异常艰辛的。
对国内打工者深有研究的吕途曾经亲自到工厂打过工、当过工人，体验过打工者生活的甘苦，也见证了受害者的维权之殇。吕途结合亲身经历说：“整个雇佣关系的产生是非常儿戏的，中介把你带到工厂，递给你两份劳动合同，根本不给你仔细看的时间，就催着赶紧签字。签字之后两份合同都被拿走，工人手中没有任何劳动凭证，一旦出事，工人的权益没有任何保障。”
叶明欣更加系统地讲述了维权的过程。假使一个工人在某家工厂工作，他在工作中发生了事故，手指受到损伤，然而他既没有跟工厂主签订劳动合同，工友也不愿意给他做任何证明，这个时候他要申请赔偿，按照正常的法律程序是不可能完成的。叶明欣告诉记者，首先受害者要证明与工厂的劳动关系，这需要劳动仲裁，劳动仲裁程序有一裁二审；然后工人需要劳动部门受理他的工伤认定，这需要提起行政诉讼；受理之后要进行工伤认定，这通常也需要行政认定、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最后的工伤赔偿程序还有劳动仲裁，赔偿诉讼。在这个过程中的任何阶段如果存在疑义，程序还会循环。基本上，从工人受伤到拿到赔偿，需要两年的时间，而这也仅仅是成功拿到赔偿的案件的平均时间，事实上，很多人因为证据不足，根本拿不到赔偿款。
叶明欣讲了一个现实发生的维权案例：为迎接2008年北京奥运会，北京强制关闭了京郊的小煤矿。在这种政策性的要求下，小煤矿匆匆关闭，矿工们没有进行任何身体检查，就离职回家。忽然有一天，一个工人身体不适，到医院检查，发现自己竟然得了尘肺病。工人家庭困难，无钱治病，他想向矿场主要求工伤赔偿，于是开始漫长的维权之路。与此同时，更多的工人发现自己得了这种怪病，他们无钱医治，为了活下去，只有要求工伤赔偿一条路。然而，由于工人已经不在小煤矿工作，煤矿主根本不承认工人们是在煤矿工作时得的病。这样的案子很多，工人们没有证据很难胜诉。
美国的一场大火可以推动劳动法律体系的重建与改革，在中国，劳动法律体系也需要全社会的努力，来逐渐推动健全。“有尊严地生活”，是很多劳动者的夙愿。
潘毅说：“走到今天，我们应该反思：中国的发展道路是不是唯一的，是不是可以调整？在经济越来越发达，饼越做越大的时候，是否可以把更多的利益分给底层社会，分给工人阶级，让整个社会共享发展的成果？中国应该如何更好地保障劳动者的利益，让每个人都有尊严地生活？”
三角工厂大火给美国带来什么
就在三角工厂火灾发生的几个月前，纽约市消防局长克洛克在纽约州议会作证说，消防队救生梯只能达到7层楼的高度，而在纽约市，上千上万的人在7层以上的楼层上工作，一旦发生大火，这些人将无处逃生。事后，他痛苦地控诉道，企业主协会召集会议阻碍了要求他们加强防火措施动议的通过。
在此之前，纽约人并不关心这些近在咫尺的血汗工厂里的工人们的境遇。但这次灾难唤醒了纽约人的良知。
首先，纽约建立了由25名成员组成的“改进工作场所安全委员会”。委员会头一年就在纽约视察了1836个工作场所，听取了222个人的相关证言。这个委员会的第一个四年任期，是大家公认的“工厂立法修法的黄金时期”。美国的《劳动法》就是在这一时期通过的。
三角公司火灾惨案成为立法的依据。美国《劳动法》规定，工作场所每3个月就必须进行一次防火训练。1912年，美国立法规定，在7层以上有超过200名工作人员的楼层，必须安装自动防火喷淋系统。而在任何一个超过2层、雇员超过25名的工作场所，都必须安装自动报警系统。
根据委员会的建议，到1914年，纽约州共通过了34项改善工人工作条件和劳动安全的法律。这些法律的通过，被看做是“进步时代”最重要的成果。
在目睹三角公司火灾的人群中有一位名叫弗朗西斯·帕金斯的年轻女孩。1961年3 月25日，是三角女式衬衣工厂大火灾五十年纪念日。一群老妇人来到当年她们从烈火中逃生的大楼前，悼念死于那场大火的姐妹们。当年的那个小女孩，已经成为美国劳工部长——美国政府内阁中的第一位女性。在纪念仪式上，弗朗西斯·帕金斯回忆了那场大火如何唤醒了美国的良心，也埋下了她心中为改变劳工命运和捍卫女性权利而奋斗的种子。
2001年2月15日，三角女式衬衣工厂大火的最后一位幸存者——罗丝·弗雷曼女士去世，享年107岁。美国各大媒体报道了她去世的消息。
三角公司的事件后来被写进美国高中历史教材，成为美国现代主流价值观的一部分——生命的价值重于财富。
（节选自《改变美国的时刻》，刘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