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绵延千百年的历史中，能拈出处许多光彩照人的时代，开放包容的唐、清平和乐的宋，我们总能津津乐道美丽的唐诗宋词，细数这些时代的美好。有一个时代总被人忘记，提起这个时代，总是只有些模糊的印象，仿佛雾里看花水中望月，总是模模糊糊看不真切。我们以为自己了解这个时代，可是却总是能在这个时代发现更多的未知和未解。这就是总被忽视的魏晋，泱泱华夏五千年历史中独一份的魏晋。
　　魏晋太特别了，像是藏在太湖石中的璞玉，外表玲珑苍劲，内里另有玄机。有人说这是最黑暗的时代，充满了战火、饥荒，从汉末战乱、三国纷争，西晋统一不久后又发生“八王之乱”，继之而来的是西晋灭亡、晋室东迁，北方十六国混战，国家始终处于分裂、动荡中。也有人说这是最自由的时代，是属于中国的“文艺复兴”——文学的自觉、文德之争，诗坛上有建安的风骨、玄言诗的理趣、田园诗的自然、格律诗构筑了雏形，还有骄体文的发展、志怪小说的萌芽……更别提那一串光彩夺目的名字：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璃、应场、刘祯）、竹林七贤（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还有“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大小谢（谢灵运、谢跳）”，以及那些一看便知文学史分量的年号：建安、正始、太康、永明……魏晋加起来一共二百余年，远远比不上汉朝的360年，而汉朝我们数不出多少作家来，人们耳熟能详的，大约也就是贾谊、枚乘、司马相如、司马迁、扬雄、班固、张衡、蔡邕这么几位。但正是因着魏晋文学三百多年的酝酿，才有了此后唐詩的高潮和唐代文学的全面繁荣。
　　提起魏晋，不得不说建安。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此时曹操虽挟天子以令诸侯，但魏朝毕竟还没建立。在很多人看来，建安足以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时代，不论是李善的“虚玄流正始之音，气质驰建安之体”，还是李白的“蓬莱文章建安骨”，都大抵如此。这个时代风格以气骨著称，在文学史上，从前还没有一个时代具有这样的资格。建安对诗坛的贡献也是不可估量的，章法、句法、句式、对仗、炼字、用典、声韵，大多在此时开后来无数法门。后人常说建安文学有气骨或有骨力，是指其在弘丽之中还有骨鲠之气，并不一味华丽。但到魏晋以后，贵族文士气越来越重，弘丽渐成靡丽，气骨亦不存。晋宋以后，愈发丧失了这种气骨，故绮丽不足珍。直到唐代才有陈子昂、李白一批人呼吁要恢复“汉魏风骨”，不过陈子昂受《文心雕龙》影响甚大，他所说的“风”是指“意气骏爽”，“骨”是指“结言端直”，实际上讲的还是意气慷慨的特质，此乃后话了。不过建安以来因忧世而生的气骨，晋以后确乎是衰歇了。
　　提到魏晋，玄学也是不得不谈的，当清谈成为时尚社交活动，玄学也不可避免地涌人诗中，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玄言诗”。西晋末年，江南较为安定的政局、秀美的山水风物，加之佛学的兴盛，谈玄之风一时大盛。于是产生了玄言诗，并占据东晋诗坛百年之久。“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玄言诗尽管艺术价值不高，却还是对后世影响深远。
　　随着士族南迁，江南文化得到迅速发展，南朝文学便成为此一时期中国文学的主流。宋齐梁陈朝代如走马灯般不断更迭，而在文学上，却是重又循着建安以来重抒情、重文学形式的方向发展。“诗至于宋，性情渐隐，声色大开，诗运一转关也。”即是说，南朝诗人开始崇尚声色，追求艺术形式的完善与华美。南朝宋初由玄言诗转向山水诗，谢灵运是第一个大力写作山水诗的人，开创了山水诗派，留下了许多带有人生感悟的“时代金句”。到了晋宋易代之际，出现了陶渊明这样伟大的诗人，他开创了田园诗这个新的诗歌园地，在陶渊明的诗中，意志由“我的表白”发展到了“人的发现”，无怪乎成为了中国士大夫精神上的一处归宿。南朝齐武帝永明时期，沈约等人的“四声八病说”，利用汉语音韵的特点进一步强化诗歌的独特方式。他们创立的“永明体”为唐朝近体诗的形成做了必要的准备。
　　自东晋以后，中国南北政权持续对峙，南北文学也呈现出了全然不同的气质。南方清绮的文风，与北风质朴的气质，各擅胜场。而庚信则是由南人北最著名的诗人，他饱尝分裂时代特有的心酸，却也因此结出了“穷南北之胜”的文学硕果，诚如杜甫所说：“庚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而南朝和北朝乐府民歌，继承了《诗经》和汉乐府民歌的传统，表现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和爱憎，各呈特色。
　　除了诗，其他文体也在魏晋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魏晋时期是骄文泛滥的时期。骄体文也叫骄偶或四六等，这种文体多用对偶，句式整齐，大量用典，讲究藻饰。骄体文的独立发展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正式形成于两晋时期，至南北朝臻于颠峰。如鲍照的《芜城赋》、江淹的《恨赋》和《别赋》、庚信的《哀江南赋》、徐陵的《玉台新咏序》、吴均的《与宋元思书》等，都在文学史上留下了光彩照人的痕迹。
　　魏晋时期也是人们对文学的发展及其创作进行了探索和总结的时期，相继出现了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等文学理论的论文与论著。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中国第一部文学批评的巨著，至今“龙学”已成为文学研究中的一门显学。
　　魏晋时期还是中国古代小说的第一个繁荣期，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为中国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志怪小说专记神异鬼怪故事，其中最著名的是东晋干宝的《搜神记》。志人小说，现存较完整的著作只有南朝刘宋时期的刘义庆编撰的《世说新语》，内容专门记叙汉末以来上层文士的言行，尤详于东晋。魏晋南北朝小说对后代的小说、戏曲产生了很大影响。
　　除了文学，魏晋时期对美的追求也形成风气，书法绘画等艺术门类也都空前繁荣。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兰亭序》、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和《洛神赋图》、美丽的大同云冈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甚至不止艺术，还有地理学家郦道元的《水经注》、农学家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数学家祖冲之的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第七位……这些都是魏晋时期留给我们的礼物。
　　总起来看，文人地位的提高，生活的多彩，玄学大为繁荣，人们普遍追求人格美和自然美——这些形成合力，就很自然地大大促进了魏晋文学的繁荣。无论是建安的慷慨悲歌，嵇康、阮籍等人对礼教的厌弃，左思的豪气干云还是陶渊明的任随自然、庚信的苍凉情思，都是对一己情怀的抒发，魏晋文学真正意义上引领着文学走上了一个自觉的时代。纵览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间的文学发展脉络，其最突出的一个特点，便是文学的一种自觉意识。东汉的灭亡，让儒学一尊的地位开始动摇，各种思想纷纷出现，文学从经学时代重新回到那个百家争鸣的诸子时代。而那个有着开阔胸怀、磅礴气势的唐文学，也便大步前来！
　　编辑/徐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