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简体美术字的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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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肇基(已故)
  曾任中国历史博物馆美术部副研究员
  采访时间
  2012年8月
  1949年开始从事展览馆、博物馆、大型会场的美术设计。作品有天安门城楼大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苏联展览馆的部分美术设计、装饰布置,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会场设计,中国历史博物馆通史陈列中部分单元的总体美术设计及陈列等。
  建国初期,对美术字需求量比任何东西都大,当时每一个会议会场标语都要用美术字,我也没别的,就是长于这点。那时候写美术字标语用一种叫皱金纸的纸,金纸的后面裱了一层黄纸,那层纸很薄,当时其他人都是写正字,所以得再附一张白纸在上面写,然后再沿着线,用刀子划或者剪子裁下来,很废事,我当时就觉得这样既浪费时间,又浪费纸。我就直接在那层黄纸上写反字,剪出来是正字,省了很多事,我也就比他们多一点这方面的本领。
  历史博物馆、革命博物馆曾策划几次重大历史题材的绘画创作,请您谈谈美工组发展的过程。
  美术组的组长陈大章将我从对外文委干校调到北馆(那个时候叫革命博物馆),主要负责“党史陈列”部分,其中“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内容,这一阶段我主要负责形式设计。一年后我回到历史博物馆工作,那时候在“四人帮”的影响下,“党史陈列”共修改6次,每次修改都是整个全部换掉,最后一次修改是在俞伟超当馆长的时候,这次修改比较好。从原始社会开始一直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等各个时期,总体设计都由我来担当。
  从设计思想上?
  对。从形式上来看都要能够让设计上(如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有新的亮点,让观众有不同感觉,这是内容的要求。
  您自己艺术造诣也很深,在美术字领域有很大的贡献。
  建国初期我所在的单位叫华大美术供应社,在北京。我最初参加这个单位的时候在一个绘画组,当时有刘临昌、秦岭云等一些画家,我在这个组也就一年,主要是画科普类的图,后来这组就取消了,但是我还留在这个单位。
  建国初期,对美术字的需求量比任何东西都大,当时每一个会议会场标语都要用美术字,我也没别的,就是长于这点。那时候写美术字标语用一种叫皱金纸的纸,金纸的后面裱了一层黄纸,那层纸很薄,当时其他人都是写正字,所以得再附一张白纸在上面写,然后再沿着线,用刀子划或者剪子裁下来,很废事,我当时就觉得这样既浪费时间,又浪费纸。我就直接在那层黄纸上写反字,剪出来是正字,省了很多事,我也就比他们多一点这方面的本领。
  当时我认识一个写美术字的,姓郝,叫郝九灵(音),郝先生是写字的全国冠军,他写美术字的时候说自己前一秒钟都不知道自己会写美术字。我也这样,没学过,好像无师自通。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美术字需求很大,写美术字任务非常重,我记得当时在湘潭体育馆搞了一个国际会议,标语得有二三十个国家的,都由我来写,那些外宾都以为我是一个了不起的翻译,就觉得我怎么能写这么多国家的语言,标语还都没有错,很奇怪,我自己也觉得很奇怪,并不懂,印尼的,东南亚的等等。
  每个展览都写?
  每个展览标题,大的会标等等,都要美术字。美术字有两种,一种叫老宋体,一种叫新宋体。两种不同的写法,我当时就跟郝九灵(音)一样,你只要指出来要什么体,我都可以写。郝九灵(音)的才能真的是很多方面,我比不了他。
  他在哪个单位?
  早没了,这个人可能比我大,90多了,我最近几年都没见到他。这人了不起在于,比如说写一个大的说明,就必须得计算好规格,要多少行,每个字写多大,他就拿尺子往这一放,打个非常浅的铅笔格,脑子简直像计算机一样,就见他移动尺子了,郝九灵(音)的数学很好,当年是二中的高材生,很了不起,但是由于经济所迫,只能做临时工。他还一个特点,可以几天几夜不合眼,夜里12点喝二两酒还可以继续工作,不带有一个错字,一个掉字。那时候我是国家干部,他是临时工,一天8小时工资是7块,他工作24小时,你说他挣多少钱。我就陪着他,他干活,我也工作。记得当时北京市委宣传部的部长张清记(音)见到我写字都写成双笔画了(累的),但自己还没意识到,他一看不行,就说让曹先生想办法安排休息,郝九灵(音)还接着干,一天正常工作时间8小时是7块钱,后面是4小时7块,11点到2点又是7块,他连轴转,一连干一二十天没事,这个人也奇怪。后来他住香港,我去香港出差的时候,他隔壁房间让我住,我窗户对着他窗户,他的灯永远是亮的,从来不睡觉。
  咱们馆现在使用的“国家博物馆”那几个字是您的字?
  是让我写的,就是两三个月前(2012年4月)。天安门的大字也是我写的,1949年不是这个内容,当时的标语是“中华人民共产党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当时是一个叫严梦周(音)的写的。
  1949年时候?
  对,后来改内容的时候改了,一直到改成简化字也是我写的,1957年改简化字的时候万岁的岁字没改,当时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都改了就这个字不改,结果第二年给改了,是天安门国庆筹备委员会一个叫江程达(音)的改的,万岁的岁字大概山字头还是保留我之前那个版本,结果比例不合适,就感觉脑袋大身子小。
  您1959年在革博工作一年,当时创作了很多历史画,情况如何?
  都是组织外力画的,我们自己画不了,也没这个时间。我当时在历史博物馆搞设计的时候,有一个叫范曾同志跟我一起,范曾就说,这个米尺你别碰它,你一粘上这个就算陷到里面了。米尺范曾不动,为什么?我们那时候行话叫一杆子插到底,就是说终生沉迷于设计,设计出的展陈不等到展品布置好,领导审查同意以后就算没完事,否则将没完没了的修改直到满意为止。
  当年组织馆外画家来画画?
  对,当时美术组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就是要多组织美术家为历史博物馆的辅助展品搞一些创作,因为这种人即使馆里有十个八个,等到要求搞创作的时候也不够用,最好是一个都不要,全部外请。我记得当年有一个苏联外宾来,文物局长王冶秋陪同,这个外宾当时一定要在黄巢雕塑前拍照,王冶秋没办法只好陪他照相,黄巢那个雕塑造型是一个捋胡子的半身像,是一个留苏的雕塑家搞的,看上去就像一个外国人。从那以后,辅助展品全撤下来了,为什么?辅助展品实际是臆造的,你看见过这些历史人物吗?当时历史人物都有雕像,后来全都撤了,连画像都没有了。那时候画的历史人物的绘画多了去了。
  这些画都是咱们馆组织社会上的画家来画的。
  是的。我当时就主张通史陈列还是以物为主,没这个东西只能靠辅助展品,靠一些画家去画,太不真实。
  两派意见,一派意见是这样的,另一派呢?
  另外一派是一个画家也不要。可是那时候提出要需画家的人本身有个人的私心杂念,因为他们本身都是搞创作的,最后像范曾在那待了有10来年,他只画了一张像,挂出来不久就撤掉了。后来王冶秋说这些画最好不要,我也有这样的看法,辅助的东西最好不要,还是以文物来说话,所以我参加了最后一次修改,就是在俞伟超领导下。
  现在的古代中国陈列厅您去过吗?
  基本是他那次修改的基础一直保持到现在。
  画家在历史博物馆画过很多画。
  那个时候画家拿博物馆当避风港,都愿意到革博到历博去帮着工作。也不给报酬,吃饭到食堂自己买饭票。
  咱们馆画家画画的模特呢?
  都我帮着找人,穿大褂,打标语。我伺候过这些画家,要求有风把衣角吹起来,我觉得吹不起衣角就不能画画了?每个人物都得找模特,我觉得这是西画最大的一个弱点,没有模特画不了画。其实,这也不是从他们开始的,历史上就这样。据说为画《车尔尼雪夫斯基》,画家苏里科夫发现一个人很像画中的人物,就尾随他,这个人是俄国一个大资本家,家里养了很多狗,苏里科夫尾随到家里,人家把狗放出来咬他,后来苏里科夫说明来意,才同意画了4天。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信,有拍过一个电影,关于苏里科夫创作这幅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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