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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37年暑假，我刚在浙江嘉兴小学读完初小准备升入高小时；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发生了。这个事变将对国家对家庭以及对我自己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当时不到十岁的我，蒙昧无知。只是看到时任浙江嘉兴专区专员兼县长的父亲比平时更忙碌，经常开会到深夜，街上不断出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和拿着各色小旗的游行队伍，到处贴着抵制日货的宣传画。
事变后不久，父亲即接到省府调令，着免去嘉兴专员、县长职务，改任吴兴专区(今湖州市)专员，不再兼县长。于是那些来自安徽合肥老家被安排在县衙担任大小职务的乡亲们纷纷卷铺盖走人，父亲只带了伯父、姑父、堂兄几个至亲和我们全家五口迁到吴兴。吴兴紧傍太湖，同嘉兴一样也是长江三角洲上著名的鱼米丝绸之乡，并且是蒋介石当年起家所依靠的江浙财阀的基地之一(陈果夫、陈立夫兄弟都是吴兴人)。由于战争爆发，人心惶惶，市面萧条，已无传说的往日繁华景象。但城里私人花园比比皆是。我们初来乍到即借居于一所丁家花园，面积虽不大，但园内楼台亭阁、草坪、喷泉俱全，十分精致。园的主人显然拥有更大更好的花园，此园一直闲置。我到吴兴后即进入吴兴小学五年级。因为战事日益紧张，国军节节败退，只听得今天这里失守，明天那里失守，富人们纷纷离家逃难，不仅市面更加萧条，学校学生也日益减少。这年12月传来了首都南京失守的消息，父亲震惊，决定派人送继母和我兄妹三人，随姑母回到她在安徽巢县乡下的婆家去避难(我们老家无房无地)。父亲自己则和姑父(专署监印)、堂兄(勤务兵)几人留守岗位，直到吴兴沦陷前夕，才化妆商人乘船离开。然而却在太湖岸边遇到日军，幸赖父亲机智应变才避免了杀身之祸，但随行的堂兄却因着装露出了马脚，当场为日军击毙，成为我家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第二个人。姑父随身携带的专署大印，也在应变中沉落湖底。为此父亲不得不向省府检讨并请求处分，所说省主席黄绍站以父亲“忠于职责，撤退过晚”免予追究。
姑母婆家是一个十分贫苦的村庄。全村除少数瓦屋外，大部分是茅草盖顶、黄土垒墙的简陋房子。听姑母说，她因父母死得早，家贫，童年时就被送剥这里当童养媳，受尽了折磨。我在这里初步领略了旧中国农村惊人的贫困。那时正值冬季，姑母家的茅屋四面透风，窗子很小，室内阴暗丽寒冷。南方乡下没有煤炭取暖，那时我们兄妹三人都生了冻疮口这地方遍种水稻，一年两熟，但占全村多数的佃户和贫苦农民却经常以米糠、红薯和红薯叶子充当口粮。可见那时农村租税盘剥之严重。冬季地里不长青菜，许多农家都以秋天腌制的烂咸菜下饭，这是皖中农村特有的用盐泡制得发黑、生蛆、且有臭味的烂白菜。起初我不敢下筷子，但看到当地人都用它下饭，也只有跟着吃了。如果不是发生抗日战争，我大概是不会来这里的。
1938年初春，乍暖还寒。父亲派人来接继母和我兄妹三人同姑母一起回浙江。原因是其时浙江省会杭州已沦陷，省府迁到浙中永康县的方岩镇，那里群山环峙，是防空的好地方。父亲这时已被上峰任命为省府民政厅长。继母迫不及待，连夜收拾行装。那时月兵荒马乱，土匪如毛，路上很不安全。继母最担心的是怕父亲做官几年攒下的存折被土匪抢去。于是连夜拆开我和哥哥的棉袄鞋底，把存折分别用油纸包严，仔细地缝在袄鞋内，要求一丝不露痕迹。在安徽境内我们一行大都乘轿子，直到皖浙边境的建德县才由地方政府协助坐上了大卡车。继母一路心惊胆战，至此才算略放下心。
到达浙江永康后，父亲已在县城为我们租赁了几间民房，虽较简朴，因处战时，大家已很满足。我随即插班当地小学五年级。为了防空，城里经常实行灯火管制，我的衣裙也都改换成黑色，以免暴露目标。
由于是抗战时期，结婚后从未参加过工作的继母，这时也出来从事战时儿童保育工作了，每星期都要外出活动几次。听继母说，当时浙江省保育院长由省主席黄绍蛇夫人蔡女士担任。其时上级的夫人如果有什么政治举动，作为下级的夫人也应该作出响应，否则会被视为大不敬。黄夫人的出台也是以蒋夫人宋美龄为榜样的，至于她们具体做了什么，有何实际成绩，我由于年幼无从得知。
1938年夏秋之交，浙江省政府的人事突然发生变动。原省主席黄绍背道而竑被调任它职，遗缺由cc系的朱家骅接位。朱向为蒋的嫡系，而那时的省民政厅长一职，据说是在省府的地位仅次于主席、秘书长，主管全省政府系统县长以上官职的任免。父亲与朱家骅素无来往，且生性耿直，不喜逢迎，遂为朱所忌。加上那时听说省党部举报：父亲在浙东某地与共产党合作，创办了一个“战时游击干部训练班”，教官是父亲去武汉开会之际，从周恩来那里请来的。举报说父亲还在省府制定了一个带有国共合作色彩的《战时行政工作条例》(解放后我查阅《浙江文史资料》确有此记载)。
蒋介石平生最忌共产党，表面上说是联共抗日，实际上处处防共。于是一纸命令，父亲被罢了官(他因研究“新县制”为当时内政部长黄绍竑所赏识，1933年由清华大学弃教从政，为官生涯仅5年)，随之由中央政府给了个“到广西考察”的名义，举家克日南迁桂林。这就是蒋介石对其内部赞同联共抗日人士的无情惩罚。
由浙江去广西，迢迢千里，省府派了一名副官和一辆大卡车送行。1938年10月我们全家饱受风尘颠簸之苦到达桂林。广西省府已事先代赁一所空闲民房，面积虽大，但家徒四壁空无一物。因处兵荒马乱，父母无长期打算，只购买了一张大床、一张书桌供父亲用，一张饭桌供全家吃饭和孩子们做功课，除父母外，孩子们都席地而卧。父亲第一件事便是安排孩子们上学，并在饭桌上经常嘱咐我们要抓紧一切时间多学点知识。他一再说我们国家之所以受人欺，就是因为工农业、教育样样落后。
国民党政府之所谓“考察”带有放逐之意，对知名人士还可发给经费，而对父亲这样的人，则分文不给，不闻不问。我生下来第一次看见父亲不再上班，不再忙碌，每天只是买来各种报纸，对照地图仔细阅读，经常听到他叹息某地又失守了，似不胜忧戚。
那时说是上学，实际上经常为空袭警报所中断，后来索性大家都不上学了，每天天晴，全家就带上饮水、干粮到城外七星岩去躲空袭。这样的生活大约也只延续两个月。由于国土不断沦丧，1938年底，我们全家又南迁到广西柳州。这时又因临近寒假，孩子们都辍学在家。我们租的房子是一个很大的大杂院，院内住着十多户人家，大多是逃难来的。其中还有几户国民党空军飞行员的家眷，她们每天为丈夫的安危担惊受怕。一天其中一人果然牺牲了，年轻的妻子抱着幼儿恸哭不止，全院为之悲伤，我也掬了一把同情之泪。在柳州我们也 只住了近两个月。
1939年2月，父亲突然接到国民党元老李济深自重庆发来的电报，邀他速去战时陪都就任“战地党政委员会”政务组长一职。父亲接电后不几日便乘飞机动身了。后来我听说，这所谓的“战地党政委员会”乃是蒋介石为安置国民党内外不同政见人士而设的一个临时机构，毫无实权可言。主任由蒋自兼，副主任名单中有李济深等若干著名反蒋人士，而由李主常务。可能因李济深与黄绍骇同属桂系，故有对父亲之邀(或许还有其它原因，我不得而知)。
父亲离柳州后，战事日迫，我们全家也随之向重庆迁移。那时西南无铁路，交通主要靠长途汽车，我们先乘车到贵阳，再转车去重庆。贵阳名为省会，实则还不抵江南一个县城，破败而零乱。全省境内阴雨连绵、山路崎岖，加上公路汽车破旧不堪，沿途经常发生翻车事故。就连童年的我，每当从车窗俯瞰公路下边的万丈深谷，也不免心惊不已。坐车一天下来，每个人的小腿以下都浮肿得一按一个窝。继母还要抱着小弟弟，其苦更可想而知。大约在1939年3月，全家总算平安抵达重庆与父亲团聚。这时听说桂林、柳州都已相继失守，大半个中国已非我所有。
(二)
抗战初期的重庆，并不像抗战后期人们所看到的那样高官富商巧取豪夺、纸醉金迷。原因是那时日机常采空袭，掷下了许多炸弹，城里的人急于向四郊疏散，街上显得混乱而冷清。我家在两路口附近一个叫“乡村公寓”的地方租了两间房子住下，父亲便忙着把我和哥哥送人学校插班，惟恐误了我俩的学业。随着空袭的日益频繁，市内死伤人数日增，我在学校大概只念了一个月的书，便被送到重庆郊区磁器口小学借读(与继母弟弟同借住于父亲一个朋友家)，父亲和哥哥则仍暂留市内。那时日军对重庆的轰炸确实是相当凶猛。一天我和哥哥被继母派去市内买东西，突遇空袭警报，连忙在路边房角趴下来躲避。日机似乎欺侮中国没有象样的高射炮，飞得很低，不仅投弹，还用机枪扫射，声音极为刺耳，把我吓坏了。听说那天在我躲避地方的不远处一个大防空洞倒塌了，致使百人窒息而死，其中不少人是达官贵人和巨商富贾。从防空洞中挖出来的黄金美钞、金银首饰不计其数。
看样子重庆市内是住不下去了。为长久计，父亲托友人在南郊南温泉桃子沟两山夹缝中，租了一块地皮，草草盖了三间茅屋安顿全家。1939年夏秋之交，我们全家在准备迁到那里时，继母突然因难产在医院去世占父亲时值中年，二度丧偶，悲痛至极，致使他青少年期已染上的肺结核复发。加之其时“战地党政委员会”因蒋介石从未安排具体工作，已无形解散。父亲再度失业，心情之坏难以形容。国难，家难，使我们这个家庭陷于空前的凄风苦雨之中。日机的空袭变本加厉并由市区推向了郊区，就连我家住的荒凉的桃子沟也未能幸免于难。丧心病狂的日机竟沿着沟由西向东掷弹，有几处茅屋起了火，幸亏人们都躲到附近山洞里，没有造成多大伤亡。我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下勉强读完了小学(五年级我换了五个城市六所学校)。哥哥那时已初中毕业考入南开中学。家中因法币不断贬值(父亲从不存黄金美钞)，又有出无进，经济已相当拮据。我要想升学只能选择一所公费的初级中学。父亲从报上得知重庆郊区小龙坎有这样一所官办的寄宿制初中正在进行春季招生。我立即报名考试，被录取后，便由哥哥送我前去，办好入学手续后，留下我孤零零一个人，—举目无亲。那年我才12岁，深深感受到国难当头母亡父病的孤单和凄凉。入学第一天，我在被窝里忍不住啜泣起来。同学们看我年纪小，楚楚可怜，纷纷向我伸出了友谊之手，我才慢慢习惯了这种生活。因为是战时，学校伙食相当差，八人一桌，四盘小菜，缺肉少油，我一向吃饭较慢，总是没等吃饱就没有菜了，只有泡开水咽下去了事。有些同学家庭比较富裕，经常能趁周末回家时补充一点营养，而我一学期才能回一次家，身上又仅有很少的零用钱，只能把涎水往肚子里咽。我人初中后不到两年，父亲便因肺病和生计问题，应朋友之邀去成都金陵大学(由南京迁去)政治系教授所谓的“新县制”，课时不多薪俸微薄，但总算有了些收入，勉强维持生活。
说到此，客观地讲，我和当时逃亡到大后方的青年学生们还应该感谢当时重庆的国民政府，在大后方办了许多所流亡中学，收容沦陷区流亡到后方的学生，不仅免收学杂费，还免收伙食费。我的初高中时代设若没有政府提供的这个条件，是无论如何上不起学的。当时不仅是流亡中学全部免费，所有流亡的国立大学也全部免费。抗战时期在重庆主持政府财政的孔祥熙据说曾多方设法筹集收入以满足大后方庞大开支，估计当时教育费的支出占一定比例。由于孔氏不仅善敛公财，更善敛私财，仅豪华私宅就有很多处，加上其女儿孔二小姐丑闻不断，进步报纸多有揭露，故孔氏在大后方的负面影响远胜正面影口向。记得一天假日我和哥哥在南温泉山村中玩耍，远远看到一座林木环绕的三层洋楼正在装修，逼近一看，其建筑修饰之精美，令人瞠目。相对于我家所住的桃子沟三间茅屋(当时不少政府的中上级官吏都避难于此)真有天壤之别，一打听才知该处是孔祥熙公馆。其后孔氏一家经常由重庆城里来此度周末。我没有见过孔祥熙，但却在一次周末放学时遇见孔夫人宋蔼龄下小轿车乘滑杆上山，前呼后拥，珠光宝气，至今仍给我留下很深印象。孔氏善于理财，确实不假，但借理公财之机，个人大发国难财也是事实。否则怎称得上“四大家族”呢!
1943年春，我初中毕业，与几个同学相约考入了离重庆不远的江津(吟已划归重庆市)德感坝国立第九中学。这是一所完全公费的安徽流亡中学(与另一所收取安徽流亡学生的国立第八中学并称姐妹学校)，校内90％以上的师生是安徽人。前任校长邓季萱是位有名望的教育家，治学严谨，洁身自好，故国立九中一度有模范中学之称，入学时须经过严格考试，择优录取。继任校长邵华，听说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搞政治是“能手”，办教育则是十足的外行。对于校长的更换，当时我和同学们都不知其原因。现在想来，很可能是与当时防治“异党”活动有关，国民党加强了对各级学校的政治控制，邵华来后，校内“三青团”活动颇繁，经常在女高分校前部的小礼堂开会，外人不得入内，会议内容不得而知。后来听说学校除公开的“三青团”组织外，还有秘密的特务组织。国立九中是个庞大的集体，共设六个分校，即初中三个分校、高中三个分校，总共有学生3000余人。各分校都设有训育主任，并兼授“公民”课，负责向学生灌输“蒋纪”三民主义，发展“三青团”组织等事宜。当我升入高二时，同学见我“敢作敢当”，推选我为班长。训育主任徐翔之在一次上“公 民”课时，动员同学参加“三青团”。我作为班长当即提问：“是自愿还是强迫?”他说：“当然是自愿。”我说：“既然是自愿，我就不参加了。”殊不知我这当班长的一说“不参加”，许多人也就跟着不参加了，最后填表参加者寥寥无几。训育主任下不了台迁怒于我，期终操行评语竟是个“差”字。同学们都明知就里，并不因此歧视我，第二学期照样推选我当班长，因无须学校批准，学校也无可奈何(当时并无班主任)。可见当时的“三青团”在学生中影响之一般(听说有的学校是动员集体参加，九中当时没有这样做)。至于我自己当时为什么拒绝参加，回想起来恐怕还是由于父亲因联共抗日被罢官，对国民党、蒋介石没有好感的缘故，谈不上什么进步意识。
高三第二学期，大约是1944年秋天，国民政府号召十万知识青年参加青年军抗日救国，我当即踊跃报了名，后来因在父亲坚决阻止下，我才作罢。我之所以要积极报名参加青年军，其一因为它以“抗日救国”为号召。我自幼受班超投笔从戎的影响，认为既然国家需要知识青年参加抗日，我理应积极响应。其二因为当时家庭经济拮据，我兄妹三人上学虽全都享受公费，但衣服零用钱仍需自筹，而父亲薪金微薄，且需治病，每学期仅能给我们很少一点钱。夏天的外衣往往晚上洗了早上穿。为了减轻父亲负担，我也应该投笔从戎，自食其力。而父亲则有父亲的想法，他虽贫困却难以容忍子女失学，因而以电报严词阻止我弃学从军。后来这支青年军成为蒋介石反共的御用工具，是我所始料不及的。也说明我那时政治上的懵懂无知。
高中三年的生活比初中时代更为艰苦。我所读的初中位于重庆市近郊小龙坎，晚上自习有电灯，吃饭有青菜、豆腐，偶而还打一次牙祭。而到高中后，学校位于远离重庆市数百里的一个县的小镇上。晚自习两人共点一盏冒着黑烟的桐油灯，灯光微弱不说，且呛得够受。吃的是红色糙米加盐水煮蚕豆，能填饱肚子就算不错。说也奇怪，那时我正值青春成长期．一顿饭吃得快一点，能抢吃两满碗米饭。三年期间，竟由一个瘦小孱弱的女孩，发育成—个身高一米六三的挺拔少女。可见糙米饭的确富含多种维生素，不一定非吃鱼肉、蔬菜、水果不可。同时我也由少年成长为青年，逐渐懂了一些事。
国立九中高三分校当时也有一个小小的图书馆，订有少量的几份报纸，藏有数百本图书。我有空就喜欢往那里跑。当时给我影响较深的是大公报，它比较敢于揭露国民党的某些黑暗面，尤其是对贪官污吏多有鞭挞；该报有个名叫彭子冈的女记者，笔锋犀利敢写敢说，可以说是我高中时崇拜的对象。从那时起，我就有志于将来要做一名像她那样的记者。
那一时期，记不得具体时间，冯玉祥将军曾来九中募集寒衣；当他说到前方将士缺衣少食的悲惨情况时声泪俱下，许多同学都被感动得哭了，纷纷拿出自己仅有的一点零用钱捐献给前方。那时我对冯将军的印象很好；认为他穿着朴素，体恤下情，如果国民党的大官都能这样该多好啊!
抗战时我始终未弄明白：为什么日本飞机轰炸重庆，仅限于1939年；1940年，而1941年以后，再未见有空袭警报?后来才听说是因为那时蒋介石惧于共产党在敌后武装力量的不断壮大，已开始转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同时日本正积极准备太平洋战争：对华战争重点放在巩固占领区，对当时坚持敌后斗争的中共武装力量，发起了多次大扫荡，实行了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当然也就无暇轰炸躲在大后方的蒋介石了。记得1943年暑假我蹬同学之邀到重庆她家小住，亲眼看见那时的重庆已远非1939年、1940年的重庆。那里已成为达官贵人、富商巨贾大发国难财者的安乐窝。歌榭舞厅，灯红酒绿，彻夜不休。他们哪里还记得半壁锦绣江山正沦于日军铁蹄之下，亿万人民正陷于深深的苦难中!当时凡有良知的中国人对此无不感到莫大的悲愤。
1945年我读高三放暑假时，忽然二天到处响起了鞭炮声，一打听原来是日本投降了。全校留校师生(学校假期供应伙食，因之许多人留校)顿时欢呼雀跃，整个校园为之沸腾。其后的一些日子，经常有同学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议论什么时候可以回老家，什么时候可以结束这种缺油少菜、没有电灯的日子，回老家时怎样结伴同行等等。尤其是我想到很快可以见到爸爸、哥哥、弟弟，一家人就要团聚了，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总之大家都对前途充满了美好的期望，正如李白诗中所说：“漫卷诗书喜欲狂，青春结伴好还乡”，我当时深深体会到了此中的激情。
抗战八年，我有七年在四川大后方，涵盖了我整个初、高中时代。在那偏僻的乡镇上，我无缘接受进步书刊，思想上一直处于封闭状态，直到抗战胜利我回到故乡安徽后，进入安徽大学初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上才有了一个飞跃。
(责编 王书福)
1937年暑假，我刚在浙江嘉兴小学读完初小准备升入高小时；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发生了。这个事变将对国家对家庭以及对我自己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当时不到十岁的我，蒙昧无知。只是看到时任浙江嘉兴专区专员兼县长的父亲比平时更忙碌，经常开会到深夜，街上不断出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和拿着各色小旗的游行队伍，到处贴着抵制日货的宣传画。
事变后不久，父亲即接到省府调令，着免去嘉兴专员、县长职务，改任吴兴专区(今湖州市)专员，不再兼县长。于是那些来自安徽合肥老家被安排在县衙担任大小职务的乡亲们纷纷卷铺盖走人，父亲只带了伯父、姑父、堂兄几个至亲和我们全家五口迁到吴兴。吴兴紧傍太湖，同嘉兴一样也是长江三角洲上著名的鱼米丝绸之乡，并且是蒋介石当年起家所依靠的江浙财阀的基地之一(陈果夫、陈立夫兄弟都是吴兴人)。由于战争爆发，人心惶惶，市面萧条，已无传说的往日繁华景象。但城里私人花园比比皆是。我们初来乍到即借居于一所丁家花园，面积虽不大，但园内楼台亭阁、草坪、喷泉俱全，十分精致。园的主人显然拥有更大更好的花园，此园一直闲置。我到吴兴后即进入吴兴小学五年级。因为战事日益紧张，国军节节败退，只听得今天这里失守，明天那里失守，富人们纷纷离家逃难，不仅市面更加萧条，学校学生也日益减少。这年12月传来了首都南京失守的消息，父亲震惊，决定派人送继母和我兄妹三人，随姑母回到她在安徽巢县乡下的婆家去避难(我们老家无房无地)。父亲自己则和姑父(专署监印)、堂兄(勤务兵)几人留守岗位，直到吴兴沦陷前夕，才化妆商人乘船离开。然而却在太湖岸边遇到日军，幸赖父亲机智应变才避免了杀身之祸，但随行的堂兄却因着装露出了马脚，当场为日军击毙，成为我家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第二个人。姑父随身携带的专署大印，也在应变中沉落湖底。为此父亲不得不向省府检讨并请求处分，所说省主席黄绍站以父亲“忠于职责，撤退过晚”免予追究。
姑母婆家是一个十分贫苦的村庄。全村除少数瓦屋外，大部分是茅草盖顶、黄土垒墙的简陋房子。听姑母说，她因父母死得早，家贫，童年时就被送剥这里当童养媳，受尽了折磨。我在这里初步领略了旧中国农村惊人的贫困。那时正值冬季，姑母家的茅屋四面透风，窗子很小，室内阴暗丽寒冷。南方乡下没有煤炭取暖，那时我们兄妹三人都生了冻疮口这地方遍种水稻，一年两熟，但占全村多数的佃户和贫苦农民却经常以米糠、红薯和红薯叶子充当口粮。可见那时农村租税盘剥之严重。冬季地里不长青菜，许多农家都以秋天腌制的烂咸菜下饭，这是皖中农村特有的用盐泡制得发黑、生蛆、且有臭味的烂白菜。起初我不敢下筷子，但看到当地人都用它下饭，也只有跟着吃了。如果不是发生抗日战争，我大概是不会来这里的。
1938年初春，乍暖还寒。父亲派人来接继母和我兄妹三人同姑母一起回浙江。原因是其时浙江省会杭州已沦陷，省府迁到浙中永康县的方岩镇，那里群山环峙，是防空的好地方。父亲这时已被上峰任命为省府民政厅长。继母迫不及待，连夜收拾行装。那时月兵荒马乱，土匪如毛，路上很不安全。继母最担心的是怕父亲做官几年攒下的存折被土匪抢去。于是连夜拆开我和哥哥的棉袄鞋底，把存折分别用油纸包严，仔细地缝在袄鞋内，要求一丝不露痕迹。在安徽境内我们一行大都乘轿子，直到皖浙边境的建德县才由地方政府协助坐上了大卡车。继母一路心惊胆战，至此才算略放下心。
到达浙江永康后，父亲已在县城为我们租赁了几间民房，虽较简朴，因处战时，大家已很满足。我随即插班当地小学五年级。为了防空，城里经常实行灯火管制，我的衣裙也都改换成黑色，以免暴露目标。
由于是抗战时期，结婚后从未参加过工作的继母，这时也出来从事战时儿童保育工作了，每星期都要外出活动几次。听继母说，当时浙江省保育院长由省主席黄绍蛇夫人蔡女士担任。其时上级的夫人如果有什么政治举动，作为下级的夫人也应该作出响应，否则会被视为大不敬。黄夫人的出台也是以蒋夫人宋美龄为榜样的，至于她们具体做了什么，有何实际成绩，我由于年幼无从得知。
1938年夏秋之交，浙江省政府的人事突然发生变动。原省主席黄绍背道而竑被调任它职，遗缺由cc系的朱家骅接位。朱向为蒋的嫡系，而那时的省民政厅长一职，据说是在省府的地位仅次于主席、秘书长，主管全省政府系统县长以上官职的任免。父亲与朱家骅素无来往，且生性耿直，不喜逢迎，遂为朱所忌。加上那时听说省党部举报：父亲在浙东某地与共产党合作，创办了一个“战时游击干部训练班”，教官是父亲去武汉开会之际，从周恩来那里请来的。举报说父亲还在省府制定了一个带有国共合作色彩的《战时行政工作条例》(解放后我查阅《浙江文史资料》确有此记载)。
蒋介石平生最忌共产党，表面上说是联共抗日，实际上处处防共。于是一纸命令，父亲被罢了官(他因研究“新县制”为当时内政部长黄绍竑所赏识，1933年由清华大学弃教从政，为官生涯仅5年)，随之由中央政府给了个“到广西考察”的名义，举家克日南迁桂林。这就是蒋介石对其内部赞同联共抗日人士的无情惩罚。
由浙江去广西，迢迢千里，省府派了一名副官和一辆大卡车送行。1938年10月我们全家饱受风尘颠簸之苦到达桂林。广西省府已事先代赁一所空闲民房，面积虽大，但家徒四壁空无一物。因处兵荒马乱，父母无长期打算，只购买了一张大床、一张书桌供父亲用，一张饭桌供全家吃饭和孩子们做功课，除父母外，孩子们都席地而卧。父亲第一件事便是安排孩子们上学，并在饭桌上经常嘱咐我们要抓紧一切时间多学点知识。他一再说我们国家之所以受人欺，就是因为工农业、教育样样落后。
国民党政府之所谓“考察”带有放逐之意，对知名人士还可发给经费，而对父亲这样的人，则分文不给，不闻不问。我生下来第一次看见父亲不再上班，不再忙碌，每天只是买来各种报纸，对照地图仔细阅读，经常听到他叹息某地又失守了，似不胜忧戚。
那时说是上学，实际上经常为空袭警报所中断，后来索性大家都不上学了，每天天晴，全家就带上饮水、干粮到城外七星岩去躲空袭。这样的生活大约也只延续两个月。由于国土不断沦丧，1938年底，我们全家又南迁到广西柳州。这时又因临近寒假，孩子们都辍学在家。我们租的房子是一个很大的大杂院，院内住着十多户人家，大多是逃难来的。其中还有几户国民党空军飞行员的家眷，她们每天为丈夫的安危担惊受怕。一天其中一人果然牺牲了，年轻的妻子抱着幼儿恸哭不止，全院为之悲伤，我也掬了一把同情之泪。在柳州我们也 只住了近两个月。
1939年2月，父亲突然接到国民党元老李济深自重庆发来的电报，邀他速去战时陪都就任“战地党政委员会”政务组长一职。父亲接电后不几日便乘飞机动身了。后来我听说，这所谓的“战地党政委员会”乃是蒋介石为安置国民党内外不同政见人士而设的一个临时机构，毫无实权可言。主任由蒋自兼，副主任名单中有李济深等若干著名反蒋人士，而由李主常务。可能因李济深与黄绍骇同属桂系，故有对父亲之邀(或许还有其它原因，我不得而知)。
父亲离柳州后，战事日迫，我们全家也随之向重庆迁移。那时西南无铁路，交通主要靠长途汽车，我们先乘车到贵阳，再转车去重庆。贵阳名为省会，实则还不抵江南一个县城，破败而零乱。全省境内阴雨连绵、山路崎岖，加上公路汽车破旧不堪，沿途经常发生翻车事故。就连童年的我，每当从车窗俯瞰公路下边的万丈深谷，也不免心惊不已。坐车一天下来，每个人的小腿以下都浮肿得一按一个窝。继母还要抱着小弟弟，其苦更可想而知。大约在1939年3月，全家总算平安抵达重庆与父亲团聚。这时听说桂林、柳州都已相继失守，大半个中国已非我所有。
(二)
抗战初期的重庆，并不像抗战后期人们所看到的那样高官富商巧取豪夺、纸醉金迷。原因是那时日机常采空袭，掷下了许多炸弹，城里的人急于向四郊疏散，街上显得混乱而冷清。我家在两路口附近一个叫“乡村公寓”的地方租了两间房子住下，父亲便忙着把我和哥哥送人学校插班，惟恐误了我俩的学业。随着空袭的日益频繁，市内死伤人数日增，我在学校大概只念了一个月的书，便被送到重庆郊区磁器口小学借读(与继母弟弟同借住于父亲一个朋友家)，父亲和哥哥则仍暂留市内。那时日军对重庆的轰炸确实是相当凶猛。一天我和哥哥被继母派去市内买东西，突遇空袭警报，连忙在路边房角趴下来躲避。日机似乎欺侮中国没有象样的高射炮，飞得很低，不仅投弹，还用机枪扫射，声音极为刺耳，把我吓坏了。听说那天在我躲避地方的不远处一个大防空洞倒塌了，致使百人窒息而死，其中不少人是达官贵人和巨商富贾。从防空洞中挖出来的黄金美钞、金银首饰不计其数。
看样子重庆市内是住不下去了。为长久计，父亲托友人在南郊南温泉桃子沟两山夹缝中，租了一块地皮，草草盖了三间茅屋安顿全家。1939年夏秋之交，我们全家在准备迁到那里时，继母突然因难产在医院去世占父亲时值中年，二度丧偶，悲痛至极，致使他青少年期已染上的肺结核复发。加之其时“战地党政委员会”因蒋介石从未安排具体工作，已无形解散。父亲再度失业，心情之坏难以形容。国难，家难，使我们这个家庭陷于空前的凄风苦雨之中。日机的空袭变本加厉并由市区推向了郊区，就连我家住的荒凉的桃子沟也未能幸免于难。丧心病狂的日机竟沿着沟由西向东掷弹，有几处茅屋起了火，幸亏人们都躲到附近山洞里，没有造成多大伤亡。我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下勉强读完了小学(五年级我换了五个城市六所学校)。哥哥那时已初中毕业考入南开中学。家中因法币不断贬值(父亲从不存黄金美钞)，又有出无进，经济已相当拮据。我要想升学只能选择一所公费的初级中学。父亲从报上得知重庆郊区小龙坎有这样一所官办的寄宿制初中正在进行春季招生。我立即报名考试，被录取后，便由哥哥送我前去，办好入学手续后，留下我孤零零一个人，—举目无亲。那年我才12岁，深深感受到国难当头母亡父病的孤单和凄凉。入学第一天，我在被窝里忍不住啜泣起来。同学们看我年纪小，楚楚可怜，纷纷向我伸出了友谊之手，我才慢慢习惯了这种生活。因为是战时，学校伙食相当差，八人一桌，四盘小菜，缺肉少油，我一向吃饭较慢，总是没等吃饱就没有菜了，只有泡开水咽下去了事。有些同学家庭比较富裕，经常能趁周末回家时补充一点营养，而我一学期才能回一次家，身上又仅有很少的零用钱，只能把涎水往肚子里咽。我人初中后不到两年，父亲便因肺病和生计问题，应朋友之邀去成都金陵大学(由南京迁去)政治系教授所谓的“新县制”，课时不多薪俸微薄，但总算有了些收入，勉强维持生活。
说到此，客观地讲，我和当时逃亡到大后方的青年学生们还应该感谢当时重庆的国民政府，在大后方办了许多所流亡中学，收容沦陷区流亡到后方的学生，不仅免收学杂费，还免收伙食费。我的初高中时代设若没有政府提供的这个条件，是无论如何上不起学的。当时不仅是流亡中学全部免费，所有流亡的国立大学也全部免费。抗战时期在重庆主持政府财政的孔祥熙据说曾多方设法筹集收入以满足大后方庞大开支，估计当时教育费的支出占一定比例。由于孔氏不仅善敛公财，更善敛私财，仅豪华私宅就有很多处，加上其女儿孔二小姐丑闻不断，进步报纸多有揭露，故孔氏在大后方的负面影响远胜正面影口向。记得一天假日我和哥哥在南温泉山村中玩耍，远远看到一座林木环绕的三层洋楼正在装修，逼近一看，其建筑修饰之精美，令人瞠目。相对于我家所住的桃子沟三间茅屋(当时不少政府的中上级官吏都避难于此)真有天壤之别，一打听才知该处是孔祥熙公馆。其后孔氏一家经常由重庆城里来此度周末。我没有见过孔祥熙，但却在一次周末放学时遇见孔夫人宋蔼龄下小轿车乘滑杆上山，前呼后拥，珠光宝气，至今仍给我留下很深印象。孔氏善于理财，确实不假，但借理公财之机，个人大发国难财也是事实。否则怎称得上“四大家族”呢!
1943年春，我初中毕业，与几个同学相约考入了离重庆不远的江津(吟已划归重庆市)德感坝国立第九中学。这是一所完全公费的安徽流亡中学(与另一所收取安徽流亡学生的国立第八中学并称姐妹学校)，校内90％以上的师生是安徽人。前任校长邓季萱是位有名望的教育家，治学严谨，洁身自好，故国立九中一度有模范中学之称，入学时须经过严格考试，择优录取。继任校长邵华，听说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搞政治是“能手”，办教育则是十足的外行。对于校长的更换，当时我和同学们都不知其原因。现在想来，很可能是与当时防治“异党”活动有关，国民党加强了对各级学校的政治控制，邵华来后，校内“三青团”活动颇繁，经常在女高分校前部的小礼堂开会，外人不得入内，会议内容不得而知。后来听说学校除公开的“三青团”组织外，还有秘密的特务组织。国立九中是个庞大的集体，共设六个分校，即初中三个分校、高中三个分校，总共有学生3000余人。各分校都设有训育主任，并兼授“公民”课，负责向学生灌输“蒋纪”三民主义，发展“三青团”组织等事宜。当我升入高二时，同学见我“敢作敢当”，推选我为班长。训育主任徐翔之在一次上“公 民”课时，动员同学参加“三青团”。我作为班长当即提问：“是自愿还是强迫?”他说：“当然是自愿。”我说：“既然是自愿，我就不参加了。”殊不知我这当班长的一说“不参加”，许多人也就跟着不参加了，最后填表参加者寥寥无几。训育主任下不了台迁怒于我，期终操行评语竟是个“差”字。同学们都明知就里，并不因此歧视我，第二学期照样推选我当班长，因无须学校批准，学校也无可奈何(当时并无班主任)。可见当时的“三青团”在学生中影响之一般(听说有的学校是动员集体参加，九中当时没有这样做)。至于我自己当时为什么拒绝参加，回想起来恐怕还是由于父亲因联共抗日被罢官，对国民党、蒋介石没有好感的缘故，谈不上什么进步意识。
高三第二学期，大约是1944年秋天，国民政府号召十万知识青年参加青年军抗日救国，我当即踊跃报了名，后来因在父亲坚决阻止下，我才作罢。我之所以要积极报名参加青年军，其一因为它以“抗日救国”为号召。我自幼受班超投笔从戎的影响，认为既然国家需要知识青年参加抗日，我理应积极响应。其二因为当时家庭经济拮据，我兄妹三人上学虽全都享受公费，但衣服零用钱仍需自筹，而父亲薪金微薄，且需治病，每学期仅能给我们很少一点钱。夏天的外衣往往晚上洗了早上穿。为了减轻父亲负担，我也应该投笔从戎，自食其力。而父亲则有父亲的想法，他虽贫困却难以容忍子女失学，因而以电报严词阻止我弃学从军。后来这支青年军成为蒋介石反共的御用工具，是我所始料不及的。也说明我那时政治上的懵懂无知。
高中三年的生活比初中时代更为艰苦。我所读的初中位于重庆市近郊小龙坎，晚上自习有电灯，吃饭有青菜、豆腐，偶而还打一次牙祭。而到高中后，学校位于远离重庆市数百里的一个县的小镇上。晚自习两人共点一盏冒着黑烟的桐油灯，灯光微弱不说，且呛得够受。吃的是红色糙米加盐水煮蚕豆，能填饱肚子就算不错。说也奇怪，那时我正值青春成长期．一顿饭吃得快一点，能抢吃两满碗米饭。三年期间，竟由一个瘦小孱弱的女孩，发育成—个身高一米六三的挺拔少女。可见糙米饭的确富含多种维生素，不一定非吃鱼肉、蔬菜、水果不可。同时我也由少年成长为青年，逐渐懂了一些事。
国立九中高三分校当时也有一个小小的图书馆，订有少量的几份报纸，藏有数百本图书。我有空就喜欢往那里跑。当时给我影响较深的是大公报，它比较敢于揭露国民党的某些黑暗面，尤其是对贪官污吏多有鞭挞；该报有个名叫彭子冈的女记者，笔锋犀利敢写敢说，可以说是我高中时崇拜的对象。从那时起，我就有志于将来要做一名像她那样的记者。
那一时期，记不得具体时间，冯玉祥将军曾来九中募集寒衣；当他说到前方将士缺衣少食的悲惨情况时声泪俱下，许多同学都被感动得哭了，纷纷拿出自己仅有的一点零用钱捐献给前方。那时我对冯将军的印象很好；认为他穿着朴素，体恤下情，如果国民党的大官都能这样该多好啊!
抗战时我始终未弄明白：为什么日本飞机轰炸重庆，仅限于1939年；1940年，而1941年以后，再未见有空袭警报?后来才听说是因为那时蒋介石惧于共产党在敌后武装力量的不断壮大，已开始转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同时日本正积极准备太平洋战争：对华战争重点放在巩固占领区，对当时坚持敌后斗争的中共武装力量，发起了多次大扫荡，实行了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当然也就无暇轰炸躲在大后方的蒋介石了。记得1943年暑假我蹬同学之邀到重庆她家小住，亲眼看见那时的重庆已远非1939年、1940年的重庆。那里已成为达官贵人、富商巨贾大发国难财者的安乐窝。歌榭舞厅，灯红酒绿，彻夜不休。他们哪里还记得半壁锦绣江山正沦于日军铁蹄之下，亿万人民正陷于深深的苦难中!当时凡有良知的中国人对此无不感到莫大的悲愤。
1945年我读高三放暑假时，忽然二天到处响起了鞭炮声，一打听原来是日本投降了。全校留校师生(学校假期供应伙食，因之许多人留校)顿时欢呼雀跃，整个校园为之沸腾。其后的一些日子，经常有同学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议论什么时候可以回老家，什么时候可以结束这种缺油少菜、没有电灯的日子，回老家时怎样结伴同行等等。尤其是我想到很快可以见到爸爸、哥哥、弟弟，一家人就要团聚了，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总之大家都对前途充满了美好的期望，正如李白诗中所说：“漫卷诗书喜欲狂，青春结伴好还乡”，我当时深深体会到了此中的激情。
抗战八年，我有七年在四川大后方，涵盖了我整个初、高中时代。在那偏僻的乡镇上，我无缘接受进步书刊，思想上一直处于封闭状态，直到抗战胜利我回到故乡安徽后，进入安徽大学初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上才有了一个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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