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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2018年2月，特朗普进一步提出，要在2018年5月14日以色列建国70周年的纪念日当天，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美国在耶路撒冷问题上的表态，不仅激怒了巴勒斯坦，引起了伊斯兰世界的反对，也使自己主导的巴以和谈进程陷入僵局。耶路撒冷问题，也在当前成为巴以争端中难以解决的“死结”。
耶路撒冷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其巨大的宗教意义。对于犹太教来说，耶路撒冷代表着民族心灵的归宿。根据《希伯来圣经》（《圣经旧约》）记载，当年逃出埃及的犹太人，在与当地人混战了许久之后，终于在大卫的率领下攻陷了耶路撒冷，并将此地定为国都。大卫将犹太教最宝贵的“约柜”运到此处；所罗门王时期，在“约柜”周围修建了圣殿，耶路撒冷成为当时附近地区的政治和经济中心。
所罗门王去世之后，当时的犹太人分成两个国家，在地区的影响力也很快衰落。与此同时，新巴比伦帝国开始在当地扩张，尼布甲尼撒二世命令军队攻破耶路撒冷，一大批犹太人被掳掠到巴比伦，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巴比伦之囚”。但是随后不久，波斯帝国崛起，灭亡了新巴比伦帝国。波斯君主允许被掳掠的犹太人返回故土，将被毁坏的圣殿重新修复，也就是历史上的“第二圣殿”（区别于所罗门王时期修建的“圣殿”）。
到了罗马帝国时期，罗马人通过希律王控制耶路撒冷及其周边地区。在这一时期，犹太教也经历较大的发展，分为不同的教派，其中一个教派由来自于拿撒勒的耶稣带领，希望改良犹太教。但是耶稣被罗马人和希律王处死，基督教也因此与犹太教产生分歧，最终演变为独立的宗教。对于基督徒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耶稣最后被钉死在耶路撒冷，随后又在耶路撒冷复活，并且预言还将在末日来临之时，重回耶路撒冷。这使耶路撒冷成为基督徒心中的圣城，耶稣生前最后一段路—“苦路”，及其墓地所在—“圣墓教堂”，成为基督教的重要圣地。
耶路撒冷的“伊斯蘭属性”出现得较晚。7世纪时，伊斯兰教兴起于阿拉伯半岛，并且迅速扩张到今天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区。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初创伊斯兰教的时候，曾规定要朝拜耶路撒冷的方向；但穆罕默德有没有去过耶路撒冷，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不过在《圣训》中，确实记载有先知乘坐人面兽身的神马“布拉克”（al-Buraq）前往耶路撒冷，而且还在耶路撒冷见到了真主，真主复活了众位“先知”（伊斯兰教认为，易卜拉欣、摩西、基督等都是先知，但是穆罕默德是最后一位先知），与穆罕默德一起礼拜。从此，耶路撒冷也成为伊斯兰教的圣城。穆斯林军队扩张到耶路撒冷后，在这里修建了岩顶清真寺和金顶清真寺。
历史上关于耶路撒冷的归属问题一直存在巨大的争议，在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并争的历史下，耶路撒冷的历史地位和宗教重要性被无限加强。尤其是历史上的多次十字军东征，使耶路撒冷成为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版图争夺的重要“地标”。从16世纪到20世纪，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地区被奥斯曼帝国控制。但是随着近代奥斯曼帝国的衰落以及西方势力在中东的扩张，耶路撒冷再次成为各方争夺的焦点。尽管此时的耶路撒冷在奥斯曼帝国的版图中已经不再是一个重要的城市，而且由于地处内陆，耶路撒冷的经济长期贫困不堪，但是耶路撒冷的宗教和政治意义仍然十分醒目。无论是基督教、东正教，还是各个宗教内部的政治力量，都试图在耶路撒冷占据主导地位。
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犹太复国主义”的兴起，耶路撒冷的政治归属问题更加复杂。“犹太复国主义”被伊斯兰世界视为“帝国主义阴谋”：一方面，其实很多穆斯林认为耶路撒冷对于犹太人的意义并不大，从7世纪以来，耶路撒冷就长期被伊斯兰世界所控制；另一方面，以色列的建国和德国纳粹屠杀犹太人有着直接关系，“犹太复国主义”谋求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国家，其实就是一种“西方阴谋”和“犹太人入侵”。
应当承认，“犹太复国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欧洲民族主义的产物，其组织和动员形式也是“欧洲的”。但是“犹太复国主义”并不能单说成是“西方阴谋”，因为“犹太复国主义”的产生和成长背景，尤其是以色列的建立，虽然离不开美国和欧洲的因素，但其本身其实是近代民族主义建构的产物。经历了千年的“大流散”，犹太人形成了多个种族团体，在宗教内部也教派各异，唯一能够维系全世界各个犹太群体的，除了犹太教，就是对“圣城”耶路撒冷的热情。在20世纪初期，“犹太复国主义”者曾经提出了多个“建国方案”，包括在非洲建立犹太国家的“乌干达方案”，在南美阿根廷建立犹太国家的“巴塔哥尼亚方案”，甚至包括日本提议的、在中国东北建立犹太国家的“河豚鱼计划”。但是这些计划和方案，都没有得到犹太人的广泛支持，只有耶路撒冷，才是全世界犹太人心中的宗教和政治圣地。
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尽管被今天的阿拉伯和巴勒斯坦学者追溯到“千年”之前，但是其实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身份构建还是非常现代的事件。直到20世纪中期之前，很多巴勒斯坦人称呼今天的巴勒斯坦为“南叙利亚”。“叙利亚”地区在历史上更多的是一个地理概念，囊括今天的土耳其南部、叙利亚、伊拉克、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西奈半岛等地。总的来说，巴勒斯坦民族身份的认知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尤其是以色列建立之后，在与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和加强的。
在随后数十年，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民族身份很大程度上就是彼此相互建构。以色列的民族主义尽管很大程度上脱胎于近代特别是“二战”中遭受的诸多灾难，但是对源源不断来自全世界各地的犹太移民来说，巴以冲突以及历次中东战争才是这个国家共有的记忆，与周边阿拉伯国家尤其是与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的战斗，才是犹太人所共有的历史经历。对于巴勒斯坦来说，与以色列的冲突，数次中东战争之后的流离失所，都是巴勒斯坦人共同的集体记忆，也因此成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重要内核。
耶路撒冷的历史地位
耶路撒冷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其巨大的宗教意义。对于犹太教来说，耶路撒冷代表着民族心灵的归宿。根据《希伯来圣经》（《圣经旧约》）记载，当年逃出埃及的犹太人，在与当地人混战了许久之后，终于在大卫的率领下攻陷了耶路撒冷，并将此地定为国都。大卫将犹太教最宝贵的“约柜”运到此处；所罗门王时期，在“约柜”周围修建了圣殿，耶路撒冷成为当时附近地区的政治和经济中心。
所罗门王去世之后，当时的犹太人分成两个国家，在地区的影响力也很快衰落。与此同时，新巴比伦帝国开始在当地扩张，尼布甲尼撒二世命令军队攻破耶路撒冷，一大批犹太人被掳掠到巴比伦，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巴比伦之囚”。但是随后不久，波斯帝国崛起，灭亡了新巴比伦帝国。波斯君主允许被掳掠的犹太人返回故土，将被毁坏的圣殿重新修复，也就是历史上的“第二圣殿”（区别于所罗门王时期修建的“圣殿”）。
到了罗马帝国时期，罗马人通过希律王控制耶路撒冷及其周边地区。在这一时期，犹太教也经历较大的发展，分为不同的教派，其中一个教派由来自于拿撒勒的耶稣带领，希望改良犹太教。但是耶稣被罗马人和希律王处死，基督教也因此与犹太教产生分歧，最终演变为独立的宗教。对于基督徒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耶稣最后被钉死在耶路撒冷，随后又在耶路撒冷复活，并且预言还将在末日来临之时，重回耶路撒冷。这使耶路撒冷成为基督徒心中的圣城，耶稣生前最后一段路—“苦路”，及其墓地所在—“圣墓教堂”，成为基督教的重要圣地。
耶路撒冷的“伊斯蘭属性”出现得较晚。7世纪时，伊斯兰教兴起于阿拉伯半岛，并且迅速扩张到今天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区。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初创伊斯兰教的时候，曾规定要朝拜耶路撒冷的方向；但穆罕默德有没有去过耶路撒冷，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不过在《圣训》中，确实记载有先知乘坐人面兽身的神马“布拉克”（al-Buraq）前往耶路撒冷，而且还在耶路撒冷见到了真主，真主复活了众位“先知”（伊斯兰教认为，易卜拉欣、摩西、基督等都是先知，但是穆罕默德是最后一位先知），与穆罕默德一起礼拜。从此，耶路撒冷也成为伊斯兰教的圣城。穆斯林军队扩张到耶路撒冷后，在这里修建了岩顶清真寺和金顶清真寺。
历史上关于耶路撒冷的归属问题一直存在巨大的争议，在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并争的历史下，耶路撒冷的历史地位和宗教重要性被无限加强。尤其是历史上的多次十字军东征，使耶路撒冷成为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版图争夺的重要“地标”。从16世纪到20世纪，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地区被奥斯曼帝国控制。但是随着近代奥斯曼帝国的衰落以及西方势力在中东的扩张，耶路撒冷再次成为各方争夺的焦点。尽管此时的耶路撒冷在奥斯曼帝国的版图中已经不再是一个重要的城市，而且由于地处内陆，耶路撒冷的经济长期贫困不堪，但是耶路撒冷的宗教和政治意义仍然十分醒目。无论是基督教、东正教，还是各个宗教内部的政治力量，都试图在耶路撒冷占据主导地位。
耶路撒冷的政治意义
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犹太复国主义”的兴起，耶路撒冷的政治归属问题更加复杂。“犹太复国主义”被伊斯兰世界视为“帝国主义阴谋”：一方面，其实很多穆斯林认为耶路撒冷对于犹太人的意义并不大，从7世纪以来，耶路撒冷就长期被伊斯兰世界所控制；另一方面，以色列的建国和德国纳粹屠杀犹太人有着直接关系，“犹太复国主义”谋求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国家，其实就是一种“西方阴谋”和“犹太人入侵”。
应当承认，“犹太复国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欧洲民族主义的产物，其组织和动员形式也是“欧洲的”。但是“犹太复国主义”并不能单说成是“西方阴谋”，因为“犹太复国主义”的产生和成长背景，尤其是以色列的建立，虽然离不开美国和欧洲的因素，但其本身其实是近代民族主义建构的产物。经历了千年的“大流散”，犹太人形成了多个种族团体，在宗教内部也教派各异，唯一能够维系全世界各个犹太群体的，除了犹太教，就是对“圣城”耶路撒冷的热情。在20世纪初期，“犹太复国主义”者曾经提出了多个“建国方案”，包括在非洲建立犹太国家的“乌干达方案”，在南美阿根廷建立犹太国家的“巴塔哥尼亚方案”，甚至包括日本提议的、在中国东北建立犹太国家的“河豚鱼计划”。但是这些计划和方案，都没有得到犹太人的广泛支持，只有耶路撒冷，才是全世界犹太人心中的宗教和政治圣地。
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尽管被今天的阿拉伯和巴勒斯坦学者追溯到“千年”之前，但是其实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身份构建还是非常现代的事件。直到20世纪中期之前，很多巴勒斯坦人称呼今天的巴勒斯坦为“南叙利亚”。“叙利亚”地区在历史上更多的是一个地理概念，囊括今天的土耳其南部、叙利亚、伊拉克、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西奈半岛等地。总的来说，巴勒斯坦民族身份的认知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尤其是以色列建立之后，在与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和加强的。
在随后数十年，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民族身份很大程度上就是彼此相互建构。以色列的民族主义尽管很大程度上脱胎于近代特别是“二战”中遭受的诸多灾难，但是对源源不断来自全世界各地的犹太移民来说，巴以冲突以及历次中东战争才是这个国家共有的记忆，与周边阿拉伯国家尤其是与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的战斗，才是犹太人所共有的历史经历。对于巴勒斯坦来说，与以色列的冲突，数次中东战争之后的流离失所，都是巴勒斯坦人共同的集体记忆，也因此成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重要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