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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网络信息社会的形成，网络社会认同问题越来越引起学者们的关注，但目前国内外相关的研究还比较少。文章对《中国长三角农民工网络使用与社会认同研究》一书的研究学术脉络、研究创新以及主要研究成果等方面进行了梳理与阐释，力求对今后该领域的研究给予一定的学术启示。
关键词 网络使用;社会认同;农民工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19）21-0093-04
曼纽尔·卡斯特在《认同的力量》一书中提出网络社会认同这一命题，认为网络社会就是“围绕一种跨越时间和空间而自我维系的原初认同建构起来”的“意义”，同时，这种认同必然要根植于一定的社会语境中，是“把意义建构的过程放到一种文化属性或一系列文化属性的基础上来理解”而不能“一般性地抽象地谈论不同类型的认同是如何建构起来的、由谁建构起来的以及它们的结果如何”[1]。尽管卡斯特在书中用大量的篇幅阐述了网络信息对家庭、国家、社会运动以及全球化等形态认同的意义生产，但对于特定群体，比如农民工在网络场域中如何产生群体意义，以及如何将这些意义内化为社会认同等问题并没有涉猎。同时，卡斯特认为人的认同建构的形式分为合法性认同、抗拒性认同和规划性认同三种，但对于社会群体在网络社会中如何产生认同，或者是他提出的三种认同形态是共生包容还是此消彼长等问题，卡斯特在其系列著作中并没有很好的展开论述。此外，卡斯特在书中所描述的认同更多的是指集体认同，但一些学者提出认同涉及了自我认同、群体认同和社会认同等维度[2]，以上这些研究领域都有待深入探讨。
中国农民工是处于市民和农民之间的“第三群体”，往返纠缠于乡愁与城望之间，他们面对的不仅仅是标签意义上的市民化身份转变，更是现实意义上的城市社会的客观融入。更为重要的是，智能网络技术为社会公众获取信息、建构社会支持与话语表达提供了一种新生社会图景的同时，网络等新媒体是否能改变农民工等社会群体社会认同的意义生产，或者说，网络社会中媒介对农民工的社会认同产生一定的赋权增强的促进作用，还是仍旧存在着传统媒介时代的一些刻板印象，抑或带来了新的信息隔离和社会威胁。《中国长三角农民工网络使用与社会认同研究》一书的研究填补了这些空白，其运用传播学与社会学理论系统地研究了网络等媒介使用对中国长三角农民工自我认同、群体认同以及社会认同的作用与影响[3]。
1 个体生产：农民工媒介日常叙事与利益
表达
在传统媒体时代，农民工等社会弱势群体往往是被关注视被话语的对象，常常标签为对城市居民或都市文化的一种外来的威胁或是问题。网络等新媒体的发展给农民工带来一个新的解释性隐喻（interpretive metaphor），即农民工获得了“自我言说”的场域，让在现实生活中潜在失权（disempowerment）的农民工有机会通过各种网络平台进行社会交往与话语表达，也就是说，网络为农民工提供了摆脱现实生活的一些固有束缚，在网络空间获得重新自我表征与实现的张力，并从中找到自我和群体的主体具身和意义共景。有学者就认为身份认同的传递可以通过传媒来实现，网络等新媒体的使用改变了旧有的局面，人们获得更多元的信息来源，进入身份各异的网站，从而大大增强了网民对自我、对自身归属和对自身身份反省的空
间[4-5]。
该书运用媒介使用与满足、媒介效果等理论对长三角农民工的媒介表征、日常生活媒介卷入和媒介利益表达三个方面进行了细致考察，首先，该书认为农民工的媒介使用是一个自我构建和媒体化锚定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生产出鲜活的媒介意义。布迪厄在《文化与权力》中把生活方式的差異看作是“或许是阶级之间最强有力的屏障”，提出人们的服饰、饮食、语言等日常习性，艺术趣味、宗教、科学与哲学等文化符号都体现并强化一定的社会区隔。该书以布迪厄符号资本相关理论为视角，具体探讨了长三角农民工日常生活惯习和媒介卷入情况。结果显示，长三角农民工日常生活大多数被媒介所裹挟，传统听读、可视媒介以及网络等媒介资本对其日常生活起到一定的分层使用，其中，长三角农民工的网络媒介应用主要为玩手机、电脑上网与打游戏等低端应用为主，即使农民工在网购等高端应用中也主要是以日常生活消费品为主，从总体上看来，农民工的媒介资本获得与消费能力还不强。在媒介利益表达方面，农民工的主体性抗争与生存境遇是绕不开的话题，该书探讨了农民工的现实利益表达与媒介诉求的关联情况，传统媒介诉求与网络参与的转化情况，以及农民工的群体特征与媒介接触使用状况对其利益表达策略影响情况等问题[6]，结果显示，长三角农民工现实利益表达路径日益多元化，但他们网络发声与维权能力还比较弱，媒介求助与网络发贴两种利益表达方式中长三角农民工的网络表达策略有所不同。
2 群体认同：社会在场、网络赋权与数字鸿沟
罗兰·巴特认为，意义的产生是符号与使用者互动作用的结果，他试图在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寻找意义的产生机制[7]。在网络的流动空间里，虚拟社群往往保有真实社群的规范、共同的目标、认同感与归属感等特征，网络行动者可以通过网络惯例、仪式与表达模式等来达到群体认同[8]，同时，由于网络空间的技术精英与代码逻辑的符号门槛以及与现实社会的欠定容易形成极聚的社区与焦灼的媒介人，从而失去现实社会感和群体认同。尤其是，网络虚拟社群本身及其意义生产往往都具有一定的生成性、动态性与不确定性，因此，网络对于个体的群体认同生产来说必将是一个复杂交错的过程。现如今网络在对社会公共空间深度嵌入的同时，网络给人们带来空前的媒介图景，形成虚拟现实与客观现实交融的流动域，通过这种跨时空场域的延展与界面的动态切换，农民工群体具有了数字化集体具身和社会规范再生产的动能，并且在虚拟现实与客观现实交互过程中不断地反馈、评估与内化，从而形成网络移民社群（cyber diaspora）或者数字移民社群（digital diaspora）。也就是说，现实中只能在有限的城市空间中在与城市居民反复磨合中塑造的农民工群体认同，网络却勾绘出不同的媒介表征、群体边界和实践场域的数字化叙事，并在此过程中他们可以获得更大范围的社会支持和资源动员，甚至达到不同社会群体利益的让渡与融合，农民工网络应用不仅能够延展农民工群体自身物理层面的流动，也能够满足他们心理精神层面的需求，因此，关注网络对农民工群体城市融入中的群体认同的重构与再造中的作用是非常必要的。 首先，在客观现实方面，该书主要对中国长三角农民工网络应用对其社会流动、社会地位获得和社会交往等进行了系统研究。其中，集中考察了农民工手机使用惯习、使用目的、使用功能与使用内容等媒介嵌入情况对他们社会流动和分层的作用，结果发现，上网流量与上网时间对长三角农民工城市分层与流动起到一定的作用，上网流量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刺激长三角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和回农村安居，而上网时间能够刺激他们回乡动力，上网目的中的宣泄代偿需求是长三角农民工社会流动中城乡转换的重要阀值，在此基础上，该书根据布迪厄习性与场域理论，描绘出中国长三角农民工社会分层与流动的网络作用图谱。在社会地位获得方面，长三角农民工的手机嵌入情况、使用功能与应用内容对他们的社会地位认知与城市人身份认知起到一定的催化作用，尤其是QQ、微博等社交媒介应用对长三角农民工的社会地位认知有一定的分层作用。此外，该书研究还发现长三角农民工网络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群际接触与群体认知。
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传统大众媒介时代媒介使用发展给人们带来的信息差序、媒介歧视与信息知沟等问题一直是学术长期关注的话题，那么，在网络信息时代，网络等新媒体给农民工带来的是信息知沟还是赋权增能;农民工通过网络是获得了实际的社会参与的能力，还是沉默的螺旋仍然存在，这些问题都必要进行深入考证。该书对这些焦点性问题进行了研究，其中，在信息知沟研究中发现，中国长三角农民工没有出现明显的数字知沟问题，更没出现身份鸿沟与数字知沟双脱嵌现象，而且可喜地发现，长三角农民工网络应用的普及与应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轻和缓冲城乡差别，能够在城市融合中起到桥梁作用。同时，在农民工群体内部虽然不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别，但存在着一定的代际鸿沟。此外，该书还对中国长三角农民工QQ社交应用中沉默的螺旋情况进行了深入研究，结果发现，网络虽然为长三角农民工底层抗争的意识提升与能量释放提供了平台与渠道，但在他们QQ群话语表达中仍然存在着一定的意见气候隔离，同时表现出“迎合式沉默的螺旋”与“回避式沉默的螺旋”两种主要形态[9]。
3 社会认同：镜像叙事中的准社会化交往与网络认同
不可否认的是，网络的蓬勃发展构建出一种新型的虚拟社会化场域，它已然成为人们交往交流的必不可少的中介，由于我国社会改革开放中农民工向上社会流动的动能与速度不足而相对地沉降为社会底层，但是网络发展让他们从中寻找和获得关于改善自身生存的资源，并在网络准社会拟态交往里获得了新的社会在场与社会表现，进而促进了农民工社会融入与社会认同的形成。该书运用戈夫曼的架构分析理论，以长三角农民工的社会认同范畴为中心将其与网络应用联系起来，研究网络媒介对他们社会认同的影响，阐释二者交互作用的生产机制，重点剖析了长三角农民工在媒介资源上是如何接收、处理媒介框架信息，接受、选择、互动以及形成群体共识和社会认同。该书研究发现在控制人口学变量的情况下，长三角农民工网络等新媒体使用对其社会认同存在一定的影响与作用，其中，对地位认同、群体认同来讲，长三角农民工上网流量与上网时间出现不同步、互相背反的现象。从整体上来看，在上网目的中，展示体验需求与社会认同及其构成五要素都呈显著性外，宣泄代偿需求、实用需求、休闲交往需求等长三角农民工上网目的分别能刺激社会认同及其构成要素的变化;在上网功能中，社交类、阅读类、娱乐类与商务交易类等上网功能对其社会认同的作用正负杂糅，上网信息需求中，服务类与交友情趣类上网信息需求对长三角农民工地位认同向群体认同过渡中存在着一定的信息区隔。
泰伏尔认为影响人们的社会认同的先决条件是社会比较的存在，但国内外学者对于社会区隔和社会认同之间关联的研究还比较匮乏，而对于网络社会中网络区隔与网络认同的研究更是空白。该书创新地对此进行了探讨，提出了网络社会认同的构成要素、范式框架与路径选择等问题进行系统性、前瞻性和科学性地阐释。
首先，该书通过文献梳理提出网络区隔和网络认同的概念与测量指标体系，其中，网络区隔主要包括网络焦虑、网络具身与网络刻板三个维度，研究结果显示，长三角农民工的网络区隔的三个维度都显著，他们的网络焦虑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其网络具身与网络刻板印象，网络具身也会增强其网络刻板印象。
同时，该书从网络认知、网络评价和网络参与三个层面研究了長三角农民工网络嵌入情况时发现，长三角农民工的网络评价与实际网络参与处于脱节状态。
最后，该书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长三角农民工网络区隔与网络认同的关联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长三角农民工网络区隔很显著，但其网络嵌入相对较缺乏，同时长三角农民工网络区隔在一定程度上又催化了其网络嵌入的养成，从而形成负向循环。
此外，该书还有长三农民工的网络认同及其与社会认同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从整体上看，网络认同分别同长三角农民工社会认同中的职业认同、群体认同、文化认同以及社会认同整体呈强显著性，说明平时对网络认同越高的长三角农民工对职业认同、群体认同、文化认同以及社会认同也越高。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建设目标，农民工作为我国深化改革和经济建设中重要的力量，他们社会融入与社会认同的程度关乎着我国社会发展的质量。网络等新媒体不仅在技术层面上再构了人们社会交往的范畴与方式，在道义伦理上也重塑了社会正义实现的可能性，该书研究发现，长三角地区农民工手机网络在赋予了他们技术赋权与话语叙事场域的同时，其自身网络话语赋权的主体意识与能力还没有充分地建立与发挥出来，他们网络意义赋能与现实增权之间的应然与实然也存在不对等甚至出现脱欠现象[10]。针对研究中发现的问题，该书最后部分从网络参与技术性增权、农民工网络主体性赋能与网络道义的彰显等维度提出长三角农民工网络社会认同的提升路径。
参考文献
[1]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M].2版.曹荣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5-9.
[2]迈克尔·A·豪格，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社会认同过程[M].高明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3]宋红岩.中国长三角农民工网络使用与社会认同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4]阿尔弗雷德·格罗塞.身份认同的困境[M].王鲲，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7.
[5]何亭.身份认同的建构：网络媒介生态下艺术社会关系探析[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7）：106-111.
[6]宋红岩.长三角地区农民工利益表达与媒介诉求研究[J].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8（1）：83-89.
[7]张卫东.意指：意义及意义的产生机制——罗兰·巴特语言哲学思想述评[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3（1）：31-34.
[8]丹尼斯·麦奎尔.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M].崔保国，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112.
[9]宋红岩，曾静平.新媒体视域下“沉默的螺旋”理论的检视与研究——以长三角农民工的QQ表达为例[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4）：46-60.
[10]宋红岩.长三角地区农民工手机媒介赋能与话语意义研究[J].新闻世界，2018（11）：39-44.
关键词 网络使用;社会认同;农民工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19）21-0093-04
曼纽尔·卡斯特在《认同的力量》一书中提出网络社会认同这一命题，认为网络社会就是“围绕一种跨越时间和空间而自我维系的原初认同建构起来”的“意义”，同时，这种认同必然要根植于一定的社会语境中，是“把意义建构的过程放到一种文化属性或一系列文化属性的基础上来理解”而不能“一般性地抽象地谈论不同类型的认同是如何建构起来的、由谁建构起来的以及它们的结果如何”[1]。尽管卡斯特在书中用大量的篇幅阐述了网络信息对家庭、国家、社会运动以及全球化等形态认同的意义生产，但对于特定群体，比如农民工在网络场域中如何产生群体意义，以及如何将这些意义内化为社会认同等问题并没有涉猎。同时，卡斯特认为人的认同建构的形式分为合法性认同、抗拒性认同和规划性认同三种，但对于社会群体在网络社会中如何产生认同，或者是他提出的三种认同形态是共生包容还是此消彼长等问题，卡斯特在其系列著作中并没有很好的展开论述。此外，卡斯特在书中所描述的认同更多的是指集体认同，但一些学者提出认同涉及了自我认同、群体认同和社会认同等维度[2]，以上这些研究领域都有待深入探讨。
中国农民工是处于市民和农民之间的“第三群体”，往返纠缠于乡愁与城望之间，他们面对的不仅仅是标签意义上的市民化身份转变，更是现实意义上的城市社会的客观融入。更为重要的是，智能网络技术为社会公众获取信息、建构社会支持与话语表达提供了一种新生社会图景的同时，网络等新媒体是否能改变农民工等社会群体社会认同的意义生产，或者说，网络社会中媒介对农民工的社会认同产生一定的赋权增强的促进作用，还是仍旧存在着传统媒介时代的一些刻板印象，抑或带来了新的信息隔离和社会威胁。《中国长三角农民工网络使用与社会认同研究》一书的研究填补了这些空白，其运用传播学与社会学理论系统地研究了网络等媒介使用对中国长三角农民工自我认同、群体认同以及社会认同的作用与影响[3]。
1 个体生产：农民工媒介日常叙事与利益
表达
在传统媒体时代，农民工等社会弱势群体往往是被关注视被话语的对象，常常标签为对城市居民或都市文化的一种外来的威胁或是问题。网络等新媒体的发展给农民工带来一个新的解释性隐喻（interpretive metaphor），即农民工获得了“自我言说”的场域，让在现实生活中潜在失权（disempowerment）的农民工有机会通过各种网络平台进行社会交往与话语表达，也就是说，网络为农民工提供了摆脱现实生活的一些固有束缚，在网络空间获得重新自我表征与实现的张力，并从中找到自我和群体的主体具身和意义共景。有学者就认为身份认同的传递可以通过传媒来实现，网络等新媒体的使用改变了旧有的局面，人们获得更多元的信息来源，进入身份各异的网站，从而大大增强了网民对自我、对自身归属和对自身身份反省的空
间[4-5]。
该书运用媒介使用与满足、媒介效果等理论对长三角农民工的媒介表征、日常生活媒介卷入和媒介利益表达三个方面进行了细致考察，首先，该书认为农民工的媒介使用是一个自我构建和媒体化锚定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生产出鲜活的媒介意义。布迪厄在《文化与权力》中把生活方式的差異看作是“或许是阶级之间最强有力的屏障”，提出人们的服饰、饮食、语言等日常习性，艺术趣味、宗教、科学与哲学等文化符号都体现并强化一定的社会区隔。该书以布迪厄符号资本相关理论为视角，具体探讨了长三角农民工日常生活惯习和媒介卷入情况。结果显示，长三角农民工日常生活大多数被媒介所裹挟，传统听读、可视媒介以及网络等媒介资本对其日常生活起到一定的分层使用，其中，长三角农民工的网络媒介应用主要为玩手机、电脑上网与打游戏等低端应用为主，即使农民工在网购等高端应用中也主要是以日常生活消费品为主，从总体上看来，农民工的媒介资本获得与消费能力还不强。在媒介利益表达方面，农民工的主体性抗争与生存境遇是绕不开的话题，该书探讨了农民工的现实利益表达与媒介诉求的关联情况，传统媒介诉求与网络参与的转化情况，以及农民工的群体特征与媒介接触使用状况对其利益表达策略影响情况等问题[6]，结果显示，长三角农民工现实利益表达路径日益多元化，但他们网络发声与维权能力还比较弱，媒介求助与网络发贴两种利益表达方式中长三角农民工的网络表达策略有所不同。
2 群体认同：社会在场、网络赋权与数字鸿沟
罗兰·巴特认为，意义的产生是符号与使用者互动作用的结果，他试图在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寻找意义的产生机制[7]。在网络的流动空间里，虚拟社群往往保有真实社群的规范、共同的目标、认同感与归属感等特征，网络行动者可以通过网络惯例、仪式与表达模式等来达到群体认同[8]，同时，由于网络空间的技术精英与代码逻辑的符号门槛以及与现实社会的欠定容易形成极聚的社区与焦灼的媒介人，从而失去现实社会感和群体认同。尤其是，网络虚拟社群本身及其意义生产往往都具有一定的生成性、动态性与不确定性，因此，网络对于个体的群体认同生产来说必将是一个复杂交错的过程。现如今网络在对社会公共空间深度嵌入的同时，网络给人们带来空前的媒介图景，形成虚拟现实与客观现实交融的流动域，通过这种跨时空场域的延展与界面的动态切换，农民工群体具有了数字化集体具身和社会规范再生产的动能，并且在虚拟现实与客观现实交互过程中不断地反馈、评估与内化，从而形成网络移民社群（cyber diaspora）或者数字移民社群（digital diaspora）。也就是说，现实中只能在有限的城市空间中在与城市居民反复磨合中塑造的农民工群体认同，网络却勾绘出不同的媒介表征、群体边界和实践场域的数字化叙事，并在此过程中他们可以获得更大范围的社会支持和资源动员，甚至达到不同社会群体利益的让渡与融合，农民工网络应用不仅能够延展农民工群体自身物理层面的流动，也能够满足他们心理精神层面的需求，因此，关注网络对农民工群体城市融入中的群体认同的重构与再造中的作用是非常必要的。 首先，在客观现实方面，该书主要对中国长三角农民工网络应用对其社会流动、社会地位获得和社会交往等进行了系统研究。其中，集中考察了农民工手机使用惯习、使用目的、使用功能与使用内容等媒介嵌入情况对他们社会流动和分层的作用，结果发现，上网流量与上网时间对长三角农民工城市分层与流动起到一定的作用，上网流量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刺激长三角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和回农村安居，而上网时间能够刺激他们回乡动力，上网目的中的宣泄代偿需求是长三角农民工社会流动中城乡转换的重要阀值，在此基础上，该书根据布迪厄习性与场域理论，描绘出中国长三角农民工社会分层与流动的网络作用图谱。在社会地位获得方面，长三角农民工的手机嵌入情况、使用功能与应用内容对他们的社会地位认知与城市人身份认知起到一定的催化作用，尤其是QQ、微博等社交媒介应用对长三角农民工的社会地位认知有一定的分层作用。此外，该书研究还发现长三角农民工网络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群际接触与群体认知。
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传统大众媒介时代媒介使用发展给人们带来的信息差序、媒介歧视与信息知沟等问题一直是学术长期关注的话题，那么，在网络信息时代，网络等新媒体给农民工带来的是信息知沟还是赋权增能;农民工通过网络是获得了实际的社会参与的能力，还是沉默的螺旋仍然存在，这些问题都必要进行深入考证。该书对这些焦点性问题进行了研究，其中，在信息知沟研究中发现，中国长三角农民工没有出现明显的数字知沟问题，更没出现身份鸿沟与数字知沟双脱嵌现象，而且可喜地发现，长三角农民工网络应用的普及与应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轻和缓冲城乡差别，能够在城市融合中起到桥梁作用。同时，在农民工群体内部虽然不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别，但存在着一定的代际鸿沟。此外，该书还对中国长三角农民工QQ社交应用中沉默的螺旋情况进行了深入研究，结果发现，网络虽然为长三角农民工底层抗争的意识提升与能量释放提供了平台与渠道，但在他们QQ群话语表达中仍然存在着一定的意见气候隔离，同时表现出“迎合式沉默的螺旋”与“回避式沉默的螺旋”两种主要形态[9]。
3 社会认同：镜像叙事中的准社会化交往与网络认同
不可否认的是，网络的蓬勃发展构建出一种新型的虚拟社会化场域，它已然成为人们交往交流的必不可少的中介，由于我国社会改革开放中农民工向上社会流动的动能与速度不足而相对地沉降为社会底层，但是网络发展让他们从中寻找和获得关于改善自身生存的资源，并在网络准社会拟态交往里获得了新的社会在场与社会表现，进而促进了农民工社会融入与社会认同的形成。该书运用戈夫曼的架构分析理论，以长三角农民工的社会认同范畴为中心将其与网络应用联系起来，研究网络媒介对他们社会认同的影响，阐释二者交互作用的生产机制，重点剖析了长三角农民工在媒介资源上是如何接收、处理媒介框架信息，接受、选择、互动以及形成群体共识和社会认同。该书研究发现在控制人口学变量的情况下，长三角农民工网络等新媒体使用对其社会认同存在一定的影响与作用，其中，对地位认同、群体认同来讲，长三角农民工上网流量与上网时间出现不同步、互相背反的现象。从整体上来看，在上网目的中，展示体验需求与社会认同及其构成五要素都呈显著性外，宣泄代偿需求、实用需求、休闲交往需求等长三角农民工上网目的分别能刺激社会认同及其构成要素的变化;在上网功能中，社交类、阅读类、娱乐类与商务交易类等上网功能对其社会认同的作用正负杂糅，上网信息需求中，服务类与交友情趣类上网信息需求对长三角农民工地位认同向群体认同过渡中存在着一定的信息区隔。
泰伏尔认为影响人们的社会认同的先决条件是社会比较的存在，但国内外学者对于社会区隔和社会认同之间关联的研究还比较匮乏，而对于网络社会中网络区隔与网络认同的研究更是空白。该书创新地对此进行了探讨，提出了网络社会认同的构成要素、范式框架与路径选择等问题进行系统性、前瞻性和科学性地阐释。
首先，该书通过文献梳理提出网络区隔和网络认同的概念与测量指标体系，其中，网络区隔主要包括网络焦虑、网络具身与网络刻板三个维度，研究结果显示，长三角农民工的网络区隔的三个维度都显著，他们的网络焦虑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其网络具身与网络刻板印象，网络具身也会增强其网络刻板印象。
同时，该书从网络认知、网络评价和网络参与三个层面研究了長三角农民工网络嵌入情况时发现，长三角农民工的网络评价与实际网络参与处于脱节状态。
最后，该书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长三角农民工网络区隔与网络认同的关联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长三角农民工网络区隔很显著，但其网络嵌入相对较缺乏，同时长三角农民工网络区隔在一定程度上又催化了其网络嵌入的养成，从而形成负向循环。
此外，该书还有长三农民工的网络认同及其与社会认同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从整体上看，网络认同分别同长三角农民工社会认同中的职业认同、群体认同、文化认同以及社会认同整体呈强显著性，说明平时对网络认同越高的长三角农民工对职业认同、群体认同、文化认同以及社会认同也越高。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建设目标，农民工作为我国深化改革和经济建设中重要的力量，他们社会融入与社会认同的程度关乎着我国社会发展的质量。网络等新媒体不仅在技术层面上再构了人们社会交往的范畴与方式，在道义伦理上也重塑了社会正义实现的可能性，该书研究发现，长三角地区农民工手机网络在赋予了他们技术赋权与话语叙事场域的同时，其自身网络话语赋权的主体意识与能力还没有充分地建立与发挥出来，他们网络意义赋能与现实增权之间的应然与实然也存在不对等甚至出现脱欠现象[10]。针对研究中发现的问题，该书最后部分从网络参与技术性增权、农民工网络主体性赋能与网络道义的彰显等维度提出长三角农民工网络社会认同的提升路径。
参考文献
[1]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M].2版.曹荣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5-9.
[2]迈克尔·A·豪格，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社会认同过程[M].高明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3]宋红岩.中国长三角农民工网络使用与社会认同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4]阿尔弗雷德·格罗塞.身份认同的困境[M].王鲲，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7.
[5]何亭.身份认同的建构：网络媒介生态下艺术社会关系探析[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7）：106-111.
[6]宋红岩.长三角地区农民工利益表达与媒介诉求研究[J].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8（1）：83-89.
[7]张卫东.意指：意义及意义的产生机制——罗兰·巴特语言哲学思想述评[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3（1）：31-34.
[8]丹尼斯·麦奎尔.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M].崔保国，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112.
[9]宋红岩，曾静平.新媒体视域下“沉默的螺旋”理论的检视与研究——以长三角农民工的QQ表达为例[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4）：46-60.
[10]宋红岩.长三角地区农民工手机媒介赋能与话语意义研究[J].新闻世界，2018（11）：39-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