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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处采访，与杂志老朋友、老读者交流，谈得最多的话题之一是杂志以往所做的策划报道，其中《副县长：行走在夹缝之间》是必聊的报道之一。
那是2009年4月杂志的封面策划。至今很多读者仍然记得，封面是三折电梯，上面站满了各种人偶，一步步慢慢向上，“像极了副县长面临的权力‘差序格局’”。《“差序格局”下的副县长生态》正是整个策划的第一篇。
在这前后，杂志还策划了一系列此类文章，比如2013年策划的《副秘书长们》、去年报道的《领导日程谁做主？》等等。除了这些封面策划，其他单篇报道也从未缺席。在这些报道中，我们既不污化、丑化体制，也不美化、神化这些岗位，只从观察者的角度记录他们的喜怒哀乐、成绩、困惑、问题乃至陨落，记录这些岗位的运行规则和逻辑。
由于种种原因，外界对体制内有一种充满各种奇幻想象的神秘感，比如“衙门里好修行”“吃饭要吃素，当官要当副”。在传统的省、市、县主干系统中，副职的数量在权力的职位体系中人数占到80%以上，副职真的如外界印象中那样吗？
一次偶然与一名副县长交流后，我们意识到“当官当副”这种认识的片面性，决定做一期非常委的“副县长”策划报道。
在历时数周的采访中，有“权弱责重，那滋味不好受啊”的尴尬，有“门前冷落车马稀”的感叹，还有“一边拼命地干，一边拼命地熬”的抱怨，更有“如果连一个副县长都要叫苦，那些还没脱贫的老百姓呢”的追问……
这些看似矛盾的表述与细节中，是这个岗位不为人知的隐秘一面。
在基层政权的权力谱系中，副县长处在多方权力矛盾相互作用力下的犄角。因此，当权力主体出现矛盾时，副县长在夹缝中处事的尴尬，是最令他们头疼的事。外界可能很难想象一个涉农部门的女局长在大会上，当着10多个局级正职顶撞分管农业的副县长，后来上升到人格侮辱，副县长却隐忍不发。
纵览中国的法律制度，很难找到对副职权力与义务的明确规定。这种时候，就会通过各方长久博弈形成自身的运行逻辑。这种逻辑不是“潜规则”，而是明规则，是体制现阶段运行的一种选择。
这种运行的明规则在体制内各种岗位上都存在。2013年，曾任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汪扬落马后，我们将观察的视角聚焦到副秘书长这个岗位。
采访中，一名市政府副秘书长用一个细节进行自我概括——签文件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不会签同意，只签拟同”，成为策划文章《签“拟同”的“有关领导”》的主要观点。
副秘书长首先是“有关领导”，承上启下，大量突发的、临时的、非既定的工作需要他们出面处理，部门间的推诿扯皮，也要他们出面协调。一个副秘书长戏称，“政府如果是辆车，他们就是润滑剂”，要在单位与单位、部门与部门之间寻找平衡点，寻找各方能够接受的办法。
但将副秘书长与贪腐直接画上等号显然是一种误读。在“副秘书长的权力某些方面明确、某些方面相对模糊”的运行逻辑中，有些副秘书长走向腐败，但正如相关专家向我们分析的一样，“从权力越大风险越大来说，副秘书长作为群体并不突出”，毕竟盯着一个岗位或某个人并非反腐长策，“管人是人治，管权才是法治嘛”。
对体制的这种观察，我个人将其视为一种培养，培养读者政治兴趣与政治能力。对于体制、政治，外界获得渠道无外乎两种：枯燥的政治宣传、抑或个人化的官场读物。我们希望通过对解析体制，以平等的视角记录这一切，让其中的人有血有肉、丰满起来，让政治变得妙趣横生。
我们记录、解析体制，我们不哗众取宠，我们不媚俗邀宠，我们希望它变得更好。
2014年，在反腐败形势高涨的情况下，我们注意到有些地方用检讨来替代处分的现象，将关注点聚焦到官场检讨上。整个策划并不是否认检讨这一做法，而是正视检讨现象带有浓厚的中国内圣之学的痕迹，干部自我剖析、自我反省与宋明新儒家的“格物致知”，尋求“天人合一”的路向几乎异曲同工。
通过整个策划，我们希望体制内外能抛开检讨的层层“政治”意象，将它视为政府管理中的一环：目标、计划、执行、检讨。如此，官员的检讨，才能真正成为一个痛苦、明智、清醒的过程。
十八大以来，国家部委、省市厅局里面的处长们屡有落马。处长的江湖有多大，总在挑战人的想象力。2015年，我们策划《裁量处长》一组报道，希望能正常看待处长这个岗位，“很多时候，处长的权力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他们是单位中具体干事的人，也通常是一个单位里的中流砥柱”。
对于县委书记这个群体，我们同样希望能正常看待。在《县委书记：光鲜背后》的策划报道中，我们写到：一方面是县委书记“白加黑”“五加二”，一方面是质疑他们权力过大;一方面是县委书记责任重大，高度紧张像惊弓之鸟，一方面是质疑他们权力失控，成为腐败的“重灾区”。无论如何，他们都为一个县的发展打上了自己的烙印。
县委书记有权，也有责;有少数人腐败，但主流还是奉献。这个群体是中国治理的基石，他们和整个体制内所有的岗位一样，处在社会经济转型大潮中。对这个岗位，需要理性、客观地看待。
当然，这些体制内的运行规则都需要制度化。虽然不可能将所有的明规则都制度化，但是明规则也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应该是不断适应体制运行需求的。
基于此，2013年《向领导人学做地方官》的策划成型，梳理了数位国家领导人在此前的从政经历，清晰地告诉我们，想要在中国的地方行政体系里做好领导者角色，要过哪些关卡，怎么突破这些关卡。
当然，时代在变，对地方官员的要求也在变。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优秀干部的代表是焦裕禄，这样的干部特点是实事求是、踏踏实实、艰苦奋斗地工作。现在这样的干部仍然是好干部，但是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就需要增加新内容：有改革精神。
2009年，我们曾关注过体制内人身依附的现象。其中提到贪官张二江在任时，曾与人合作堂而皇之出版过一本《下级学》。此书专授下级如何溜须拍马，如何吹捧上级，实为传播封建专制之奴性流毒，因此被媒体称为“奴才学”。
十八大后，中央明确提出“不允许搞团团伙伙、帮帮派派”“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在反腐败实践中，这种“拔出萝卜带出泥”、清理流毒的地方也越来越多。
我们关注纪检系统，但我们也是一本关注官场的杂志，一本关注时政的杂志。时政、官场、体制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我们用平等的视角去观察体制，既不羞于列举成绩，也不回避现有的问题，希望以此推动体制的进化。
那是2009年4月杂志的封面策划。至今很多读者仍然记得，封面是三折电梯，上面站满了各种人偶，一步步慢慢向上，“像极了副县长面临的权力‘差序格局’”。《“差序格局”下的副县长生态》正是整个策划的第一篇。
在这前后，杂志还策划了一系列此类文章，比如2013年策划的《副秘书长们》、去年报道的《领导日程谁做主？》等等。除了这些封面策划，其他单篇报道也从未缺席。在这些报道中，我们既不污化、丑化体制，也不美化、神化这些岗位，只从观察者的角度记录他们的喜怒哀乐、成绩、困惑、问题乃至陨落，记录这些岗位的运行规则和逻辑。
运行的明规则
由于种种原因，外界对体制内有一种充满各种奇幻想象的神秘感，比如“衙门里好修行”“吃饭要吃素，当官要当副”。在传统的省、市、县主干系统中，副职的数量在权力的职位体系中人数占到80%以上，副职真的如外界印象中那样吗？
一次偶然与一名副县长交流后，我们意识到“当官当副”这种认识的片面性，决定做一期非常委的“副县长”策划报道。
在历时数周的采访中，有“权弱责重，那滋味不好受啊”的尴尬，有“门前冷落车马稀”的感叹，还有“一边拼命地干，一边拼命地熬”的抱怨，更有“如果连一个副县长都要叫苦，那些还没脱贫的老百姓呢”的追问……
这些看似矛盾的表述与细节中，是这个岗位不为人知的隐秘一面。
在基层政权的权力谱系中，副县长处在多方权力矛盾相互作用力下的犄角。因此，当权力主体出现矛盾时，副县长在夹缝中处事的尴尬，是最令他们头疼的事。外界可能很难想象一个涉农部门的女局长在大会上，当着10多个局级正职顶撞分管农业的副县长，后来上升到人格侮辱，副县长却隐忍不发。
纵览中国的法律制度，很难找到对副职权力与义务的明确规定。这种时候，就会通过各方长久博弈形成自身的运行逻辑。这种逻辑不是“潜规则”，而是明规则，是体制现阶段运行的一种选择。
这种运行的明规则在体制内各种岗位上都存在。2013年，曾任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汪扬落马后，我们将观察的视角聚焦到副秘书长这个岗位。
采访中，一名市政府副秘书长用一个细节进行自我概括——签文件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不会签同意，只签拟同”，成为策划文章《签“拟同”的“有关领导”》的主要观点。
副秘书长首先是“有关领导”，承上启下，大量突发的、临时的、非既定的工作需要他们出面处理，部门间的推诿扯皮，也要他们出面协调。一个副秘书长戏称，“政府如果是辆车，他们就是润滑剂”，要在单位与单位、部门与部门之间寻找平衡点，寻找各方能够接受的办法。
但将副秘书长与贪腐直接画上等号显然是一种误读。在“副秘书长的权力某些方面明确、某些方面相对模糊”的运行逻辑中，有些副秘书长走向腐败，但正如相关专家向我们分析的一样，“从权力越大风险越大来说，副秘书长作为群体并不突出”，毕竟盯着一个岗位或某个人并非反腐长策，“管人是人治，管权才是法治嘛”。
对体制的这种观察，我个人将其视为一种培养，培养读者政治兴趣与政治能力。对于体制、政治，外界获得渠道无外乎两种：枯燥的政治宣传、抑或个人化的官场读物。我们希望通过对解析体制，以平等的视角记录这一切，让其中的人有血有肉、丰满起来，让政治变得妙趣横生。
规则在不断进化
我们记录、解析体制，我们不哗众取宠，我们不媚俗邀宠，我们希望它变得更好。
2014年，在反腐败形势高涨的情况下，我们注意到有些地方用检讨来替代处分的现象，将关注点聚焦到官场检讨上。整个策划并不是否认检讨这一做法，而是正视检讨现象带有浓厚的中国内圣之学的痕迹，干部自我剖析、自我反省与宋明新儒家的“格物致知”，尋求“天人合一”的路向几乎异曲同工。
通过整个策划，我们希望体制内外能抛开检讨的层层“政治”意象，将它视为政府管理中的一环：目标、计划、执行、检讨。如此，官员的检讨，才能真正成为一个痛苦、明智、清醒的过程。
十八大以来，国家部委、省市厅局里面的处长们屡有落马。处长的江湖有多大，总在挑战人的想象力。2015年，我们策划《裁量处长》一组报道，希望能正常看待处长这个岗位，“很多时候，处长的权力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他们是单位中具体干事的人，也通常是一个单位里的中流砥柱”。
对于县委书记这个群体，我们同样希望能正常看待。在《县委书记：光鲜背后》的策划报道中，我们写到：一方面是县委书记“白加黑”“五加二”，一方面是质疑他们权力过大;一方面是县委书记责任重大，高度紧张像惊弓之鸟，一方面是质疑他们权力失控，成为腐败的“重灾区”。无论如何，他们都为一个县的发展打上了自己的烙印。
县委书记有权，也有责;有少数人腐败，但主流还是奉献。这个群体是中国治理的基石，他们和整个体制内所有的岗位一样，处在社会经济转型大潮中。对这个岗位，需要理性、客观地看待。
当然，这些体制内的运行规则都需要制度化。虽然不可能将所有的明规则都制度化，但是明规则也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应该是不断适应体制运行需求的。
基于此，2013年《向领导人学做地方官》的策划成型，梳理了数位国家领导人在此前的从政经历，清晰地告诉我们，想要在中国的地方行政体系里做好领导者角色，要过哪些关卡，怎么突破这些关卡。
当然，时代在变，对地方官员的要求也在变。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优秀干部的代表是焦裕禄，这样的干部特点是实事求是、踏踏实实、艰苦奋斗地工作。现在这样的干部仍然是好干部，但是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就需要增加新内容：有改革精神。
2009年，我们曾关注过体制内人身依附的现象。其中提到贪官张二江在任时，曾与人合作堂而皇之出版过一本《下级学》。此书专授下级如何溜须拍马，如何吹捧上级，实为传播封建专制之奴性流毒，因此被媒体称为“奴才学”。
十八大后，中央明确提出“不允许搞团团伙伙、帮帮派派”“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在反腐败实践中，这种“拔出萝卜带出泥”、清理流毒的地方也越来越多。
我们关注纪检系统，但我们也是一本关注官场的杂志，一本关注时政的杂志。时政、官场、体制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我们用平等的视角去观察体制，既不羞于列举成绩，也不回避现有的问题，希望以此推动体制的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