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与苏格兰启蒙运动是重叠在一起的.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个西方现代科学发现世界与发现人的过程,18世纪则是将发现的人进一步唤醒,而启蒙运动成为这一进程的加速器.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论,在一定程度上蕴含着对以斯密为代表的一批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以经济学为基点的“人的科学”的认可与发展,这是对亚当·斯密政治经济学的继承、批判与超越,再以政治经济学的方式对人类社会进行哲学思考的进路.在马克思方法论得以不断反复求证和验证深化中,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渗透其中的启蒙运
【机 构】
：
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苏州,215000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与苏格兰启蒙运动是重叠在一起的.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个西方现代科学发现世界与发现人的过程,18世纪则是将发现的人进一步唤醒,而启蒙运动成为这一进程的加速器.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论,在一定程度上蕴含着对以斯密为代表的一批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以经济学为基点的“人的科学”的认可与发展,这是对亚当·斯密政治经济学的继承、批判与超越,再以政治经济学的方式对人类社会进行哲学思考的进路.在马克思方法论得以不断反复求证和验证深化中,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渗透其中的启蒙运动的各种主张就自然地成为预设,这为马克思的研究提供了内在的思想资源,也为其研究视域的转向带来实践启蒙.从整体上看,启蒙运动构成了斯密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科学文化情境,尤其是苏格兰启蒙运动构成了直接的理论思想来源,伴随着经济学的范式出现转换,特别是转向文化、实践和生态的跃升,马克思以思想家的姿态通过唯物史观构建了人类的可能彼岸,批判性地找寻从此岸到彼岸的可能进路.
其他文献
当前,资本与数字技术联姻使得资本主义呈现出新变化和新特征,也就是数字资本主义成为资本主义的当代在场样态.数字资本主义在改变且形塑人的生存方式的同时,创造了压榨、控制和规训人的新形式,致使人遭受到生存之痛.但是,人们冲破数字资本主义的宰制,创建理想生存方式是可能的.以社会主义制度为依托,否定资本对数字技术的统摄,在此之上,把数字技术转换成为创造美好生活的手段,是人们挣脱数字资本主义捆绑的根本出路.
“清明时节雨纷纷”的杜牧《清明》,由于精准描述了中国大部分地区清明时节的天气特征,以及“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的江南情景而万口传诵.晚近以来,本诗逐渐被怀疑是出于宋人之手的“伪唐诗”.本文引入友邻学科的学术资源,构拟新的辨伪观念和标准,揭示以往学界步入此诗辨伪歧路的误判原因;借鉴李商隐“高楼风雨感斯文,短翼差池不及群.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惟有杜司勋”的描述,探索“杜牧式江南话语”的内涵、风格,确证《清明》为杜牧“杏花时节在江南”的“伤春”之作;通过侦探式的学术追踪,利用以往讨论中较少涉及甚至没有
把握马克思自然观的深刻内涵,仅仅超越苏联教科书回到马克思的思想文本是不够的.康德通过“哥白尼式的革命”和“物自身”观念所确立的主体性原则,才是通向理解马克思自然观的真正桥梁.马克思的关系自然观,从其在康德的思想逻辑中而言,是对康德应有自然观的实现:从其建立于实践哲学的基础上而言,又是对康德自然观的超越.
专利的地域性和时效性以及专利诉讼中的巨额利益导致的禁诉令、禁执令被英美法系国家的诉讼当事人频繁使用,成为国际专利诉讼中的重要战术工具,其中针对我国签发的禁诉令也越来越多.英美法系国家在专利诉讼中签发禁诉令优先考量的是“公正地解决私人争议”,更重视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考量的因素包括当事人之间是否有管辖权协议或仲裁协议、能否实现实体正义、外国的诉讼是否为无理缠讼等.而大陆法系国家优先考量的是“公共司法权威”而不是私人正义,更加奉行各国法院应当互相尊重彼此的管辖权与裁判权.我国没有禁诉令制度,可以先利用行为保
去年此时,佛图关的美人梅盛开,轨道交通2号线列车从花海驶过的画面被许多人留存,成为那个春天最生动美丽的象征之一.春风有信,当美人梅再次开成花海,人们来到佛图关,惊喜地发现,“开往春天的列车”景观已经更新升级.不仅美人梅的数量增加了,而且还增添了樱花、紫薇、紫叶李、红叶桃、红枫等苗木花卉,令花海更加缤纷.
将新《预算法》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DID)和空间双重差分(SDID)方法实证检验了财政透明度、预算软约束对纵向财政不平衡的直接和间接作用机制.结果发现:财政透明度对纵向财政不平衡影响的总效应、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均显著为负,且与直接效应相比,间接效应的动态影响更加持久.从空间特征来看,其他省份财政透明度对本省份纵向财政不平衡和预算软约束的影响也显著为负,新《预算法》的实施效果在地理距离相近及经济距离相近的省份间都存在溢出.因此,应当多维度推进财政信息公开,不断提升财政透明度,理顺纵向财政关系,
斯蒂格勒为我们揭示了在数字化技术时代社会心灵无产阶级化的现实.剧场艺术一方面让数字化技术大量进入自身,另一方面并没有以自身形式对于数字化技术导致的这种社会问题作出回应.这使得当代剧场有在记忆工业中沦为审美调节工具的风险.以技术视角重新观察中日古典演剧,会发现它们是一种以演员肉身为介质的第三持留.这种可能性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使得剧场艺术能够反转自身作为技术-药的毒性,并为反转数字化技术在社会层面的毒性提供治疗的引导.
作为政治经济学基本范畴的财富,是《资本论》的重要概念,也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重要范畴.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对财富做了四重区分:其一,实物财富,以使用价值为其基本内容,对于生命存在与建构具有基础性的意义;其二,观念财富,是藏在货币的积累和资本流通中的交换价值,其实质是权力的支配性与剥削的必然性,具有历史的阶段性;其三,时间财富,表现为个体的自由时间,是人个性生成与人性建构的劳动空间;其四,能力财富,表现为社会的生产能力,是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历史根基.在这四重区分中,前两重是社会生产力的落实与
辛亥革命爆发前后,大量在华传教士对这一重大历史变革相当关注,留下了大量记录.身处首义之地的汉口伦敦会传教士们加入红十字会、组织丧葬队,积极投身于伤兵难民救助活动,对革命前途较为乐观.传教士们出于自身背景、差会立场以及地域差异等原因,对这场革命运动的认知自起义之初就有所不同.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与信息传播,武汉之外传教士的态度也随之转变.伦敦会档案为还原辛亥革命的多维面相提供了相关史料,对扩展辛亥革命研究、了解地方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特殊标志用于识别和区分特定的公益活动、宣传特定公益活动的价值和精神理念,以促进和提高国家和政府的声望和软实力.特殊标志需要大量公共财政投入,兼具公益性和财产权属性.当前,我国特殊标志的权利性质不清晰,《特殊标志管理条例》内容粗糙、过时、缺乏可操作性,实践中违法使用特殊标志的“搭便车”行为层出不穷.将特殊标志与商标、官方标志进行对比以明晰其法律属性,在此基础上通过借鉴其他国家经验,为我国特殊标志保护提供思路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