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现有70亿人口，分属2 000多个不同的民族。目前世界民族统计显示，人口数量的增长，而民族总体数目却呈下降趋势。在民族、文化融合渐趋加快的形势下，小民族人口数量骤减，大民族人口数量趋多。这种现象，在中国同样存在并不断蔓延。法国人类学教授于硕、人类学研究者赵式庆编写的《山上啊，山上！鄂伦春猎民口述史》为读者了解中国北方小民族鄂伦春族提供了一次不同意义的分享与田野体验。
　　目前学界口述史大多通过整理调查报告形成完整的文字，但读者通常会觉得枯燥、晦涩，而《山上啊，山上！鄂伦春猎民口述史》更像是在深山老林深处，点燃一堆熊熊篝火，大家依偎在一起取暖，为了不瞌睡讲述着一个又一个的故事。
　　一、每一个故事都要从山上讲起：山还在，但人都离开了山
　　新中国成立后，鄂伦春人下山定居，从过去的游猎生活转为农业生活状态，这种转变一方面受迫于当时自然环境的改变，大兴安岭地区的森林遭到大面积砍伐，山中猎物日趋匮乏，已严重威胁鄂伦春猎民的生存。另一方面则因为建国初期政府在民族政策方面管理手段的简单化，收回鄂伦春人的猎枪，让他们用汉族的农业生活替代传统游猎生活。对这种转变的不适，人们可从讲述者的故事中发现端倪。
　　过去的鄂伦春猎民依水草而居，一年中随猎物的迁移分布而有目的地迁徙，不同的营地就是不同的家，猎物的多寡直接决定猎民的生存状态。“这个据说从贝加尔湖冰川走了数万年进入东北森林的古老族群，最终失去了森林和猎枪，几十年前开始学习农耕。”
　　二、老人们眼中关于山的影子：虽然下了山，但山还在心中
　　在《山上啊，山上！鄂伦春猎民口述史》收集的37位口述者讲述的故事中，篇幅最多的是对山上生活的回忆。在山上，猎民们住桦树皮做的“斜仁柱”;在山下，住政府搭建的“板夹泥”……“我很怀念过去打猎的日子，老是想起冬天怎么看动物的脚印，怎么推断猎物走了多远，走了多久。我喜欢打猎、打鱼，自从不许打猎了，我心里总是有点难受，就只能借酒浇愁了。”
　　鄂伦春人虽然都在山下生活了，可长久以往形成的民族回忆还停留在云端中的山上闪闪发光。这些回忆让现在的鄂伦春人敏感觉察到自己与以往的不同，心中充满着怅然和忧愁。但在时代发展的洪流中，这些仿佛白马过隙，留下的只是回忆。同时，人们心中慢慢升腾出一个逐渐清晰的画像，那是雕刻了鄂伦春猎民族群特点的写真，表现了鄂伦春人在山林中孕育的勇敢和智慧，以及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对万物生灵的尊重。
　　三、鄂伦春猎民心中乐园愿景：人还在，山就在，下山是为了上山
　　通过口述者的故事，人们可以了解到山在鄂伦春猎民心中的位置。它是猎民生活的栖息地，更是獵民精神寄托的殿堂。山，已经在鄂伦春猎民心上打下深深的烙印;山，已经变成鄂伦春猎民的筋脉铁骨;山，已经成为鄂伦春猎民的性格象征。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思维一直体现着淳朴的辩证思维，如同鄂伦春猎民的生活一样。他们下了山，来到新环境，尝试开始新生活，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不适。但是，只要人还在，心中的山就在，眼前的不适不能阻断对诗和远方的期待。上山，保护和继承鄂伦春猎民的传统，把过去丢失的生活、消逝的风俗、遗忘的故事……统统重新装订，编纂成一部属于鄂伦春人独有的书。
　　“下山是为了上山”，就是在当前社会生活形态下，逐步找寻属于鄂伦春民族自身的性格，让这种性格继续鼓舞和支撑新一代鄂伦春人走下去，不忘记根本。间或人们可从鄂伦春硕士乡长孟刚的故事中发现一些端倪。“我自己很惭愧，一直在外面读书，鄂伦春语不会说了。但是我懂得保护我们民族文化的重要性……将鄂伦春族狩猎的特点展现给世人，来这里旅游就是要来体验鄂伦春文化。”此外，读者还看到，还有一些鄂伦春猎民的后代对“上山”也存在自己的疑问。比如白晓勇提到，“孩子们在统一考试的教育模式下，只能应付考试压力，加上没有民族文化传承重要性的意识，谁去传承民族文化？”“民族同化是不是必然的？鄂伦春最终是否会融入中国大社会，民族彻底消失？发展和保护能不能并存？”
　　“下山是为了上山”，实际是从朴拙的角度回答哲学中的三大至理命题：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至于每个人的答案，都在每一位口述者自己心里。正如莎士比亚说的“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四、关于附录和《鄂伦春田野日记》
　　《山上啊，山上！鄂伦春猎民口述史》共有三个附录，第一个附录主要把鄂伦春族放在泛北极圈民族文化生态中，将其与分布在俄罗斯布里亚特哈巴罗夫斯克地区居住的北方通古斯民族集群的历史渊源、生活状态、文化保护一同介绍。第二个附录和第三个附录以及《鄂伦春田野日记》可以考究到鄂伦春族人的生活习惯、宗教信仰，以及当地的动植物资源，特别是一些鄂伦春常用词汇，读者们可以做一些了解。
　　五、本书的创作亮点和体现的教育遗憾
　　（一）“阈限空间”促使的“阈限自由”
　　于硕和赵式庆通过组织香港理工大学的大学生，以田野采风的方式，用两年时间走访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和扎兰屯市南木鄂伦春民族乡，共选取了37位口述者的故事。就方法创新意义来讲，对现有大学课程设置是一种突破，没有预先的理论设定，让学生成为“双主体”中的一方，与口述者共同编修历史的片段，通过引导、陪伴、提出问题等方式辅助口述者从没有自我历史意识到体验并突破“感觉阈限”。本书的田野调查大多由来自香港的大学生完成，他们对中国北方民族特别是鄂伦春族，从概念到印象都是模糊的，甚至是空白的。所以，这群外来者和口述者相逢在“阈限空间”，口述者或因他们地域间隔遥远，或因他们属于大陆结构外的短暂考察者的特殊身份，没有芥蒂，打破沉默，把心底的回忆和愿景向这些远方的人们倾诉。
　　（二）口述史令读者真切感受历史的存在
　　《山上啊，山上！鄂伦春猎民口述史》通过口述的方式还原新中国成立后鄂伦春猎民生活形态、意识形态、宗教形态、教育形态等方面的变化，在现实中践行“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这一观点，将一个个当事人鲜活的故事进行加工，通过思考、解释、重新建构、调整沟通，把生动的故事架构在当期历史阶段中，使其更加丰满生动。同时突显这些鄂伦春猎民口述者作为以往当之无愧的大兴安岭王者在当期历史中的话语权。读者通过形形色色的故事，被带入第一角色，真实性、浸入感是其他历史记录方式所不能提供的。
　　（三）教育遗憾
　　笔者本人感知的遗憾并非源于《山上啊，山上！鄂伦春猎民口述史》，而是附录《鄂伦春田野日记》中香港大学生的记录。在香港鄂伦春基金会资助下，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课程跨越5000公里，从东方明珠回溯到北极圈南端，香港理工大学学生全程参与，这对每一位参与调研的学生而言本身就是一种馈赠，同时是对他们心智的一项挑战。
　　读过《鄂伦春田野日记》，人们可以感受到大多数学生都出色地完成了这个项目。但个别学生些许字里行间也流露出娇生惯养的习气、对文化的不认同、对历史的戏说，甚至还有颐指气使的无名来源的优越感。笔者联想到最近在香港发生的暴恐事件，不禁让人重新审视香港教育存在的问题：对中华民族的共识教育的缺失，一味强调自我认知、言论自由，用个体的自由来覆盖集体主义。
　　（内蒙古大学）
　　作者简介：郭亚楠（1981-），女，内蒙古呼和浩特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澳大利亚研究、中外民族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