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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欧洲的经济情况并不好：整体GDP在第二季度就已经原地踏步了，截至目前，第三季度也未见好转。从第二季度开始，意大利又回到了全面衰落的状态，法国刚刚持平，唯一的救世主德国也遭遇了产出的大幅下滑。在第三季度，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可能让欧元区承受额外的损失。通胀率已经跌至危险的低点，市场担忧欧元区可能沦为通缩的牺牲品。
决心与信心双失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发达经济体无一幸免地遭到冲击，时过境迁，与正在享受经济回暖的美国相比，欧元区的停滞不前似乎维持了太长的时间。曾经被称为全球最健康经济体的德国正在衰退的边缘徘徊；法国再次深陷停滞；意大利的GDP勉强高于15年前欧元问世时的水平。意大利与德国、法国三个国家基本决定了欧元区的经济状况。鉴于这三个国家的GDP之和占欧元区GDP的三分之二，因此西班牙、爱尔兰、荷兰等小国的乐观情况根本无法力挽狂澜。
造成欧元区经济困境的原因并不陌生。首先，没有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敢于为了提高自身竞争力和促进经济增长进行撒切尔式的结构改革。两年前，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许下“不惜一切代价”救经济的承诺，提振市场信心，可缺乏行动力的欧洲国家浪费了这个机会。其次，公众也没有意识到改革的重要性。且不论结局怎样，欧洲可没有像日本一样把改革挂在嘴边。最后，尽管德拉吉一直在努力，但过紧的货币和财政框架抑制了经济增长，加大了结构性改革的难度。
在德国还是欧元区的救世主的时候，默克尔曾经数次强调，只有其他欧元区国家表示出改革的诚意，德国才愿意伸出援手，可至今未见哪个国家进行了壮士断腕一样的改革。法国和意大利这两个国家的现任领导人都承诺进行改革，结果怎样还不得而知。倘若法国和意大利真能在改革上多下功夫，加上德国的努力，或许欧洲经济会有所好转。
法国总统奥朗德在今年三月任命曼努埃尔·瓦尔斯（Manuel Valls）为总理，到目前，他至少接受了削减公共开支、降低税率和进行结构性改革等措施和建议。奥朗德计划三年内削减500亿欧元的财政开支，同时继续推行“责任公约”，用400亿欧元的税务减免，换取企业新增50万个就业岗位。如果奥朗德的计划能实现，则法国的未来还是值得期待的。但是，奥朗德能否保住自己的地位都成了问题。最近他被迫重组内阁，其支持率也下降到17%。媒体普遍认为，奥朗德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甚至有媒体开始猜测下一任总统会花落谁家。因此，广大选民会不会给奥朗德足够多的时间完成改革还是未知。
今年2月，马泰奥·伦齐（Matteo Renzi）宣誓就职成为意大利史上最年轻的总理。《时代》杂志对他的评价是，“年轻版的布莱尔，意大利的奥巴马。”《时代》杂志认为，“没经验”也是一种优势，在遇到困难是，“有经验”的老政客会考虑怎样避免犯错，而伦齐则与之相反，行事作风更犀利。伦齐不止一次强调意大利会尊重欧盟规定的政府赤字占GDP比重为3%的限制，并表示在2014年能达到目标。另外，伦齐的“千日改革计划”于2014年9月1日正式启动，他称，该计划将使意大利摆脱过度的官僚主义，最终实现长期承诺的变革。伦齐已经宣布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以促进意大利经济增长，其中包括修改简化民事司法制度以及加大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的投资等。民调显示，伦齐的支持率上升至51%，这是一个好兆头，或许他有足够长的在任时间能够把改革进行到底。
今年8月份，欧洲经济景气指数再次降低，为今年以来的最低点。根据9月14日的数据，Sentix欧洲投资者信心指数爆跌至-9.8，为2013年7月以来的最低值。该指数为负值则表示投资者对欧洲经济持悲观态度。法国国家统计局（INSEE）数据显示，8月法国家庭信心保持稳定，综合指数连续3个月维持于86，低于长期平均水平。调查指出，受访者对于家庭未来12个月的财务状况指数下跌2点至-20；对于过去12个月的财务状况指数维持稳定于-33；而购买意愿则下跌1点至-27。上述三项指标明显低于长期平均水平，这表示，法国的普通消费者对经济缺乏信心。
领导者的决心有待观察，公众的信心严重缺失，欧洲正陷于决心与信心双失的危险境遇。
适当的通胀也是良药
在Jackson Hole全球央行财长年会上，德拉吉发表讲话，承诺将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继续维持高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且指出，欧洲央行准备好进一步调整政策。他说：“现有的、规则之内的灵活性，可以用来提振疲弱的复苏，也能补充结构改革所需的成本。”此外，德拉吉敦促出台更灵活的财政政策，呼吁扩大支出并进行结构性改革。德拉吉这次的讲话可谓出乎意料，之前他一直坚定地站在财政紧缩的立场上。
2014年9月4日，欧洲央行决定将基准利率从0.15%下调至0.05%，并同时下调其他相应利率。欧洲央行在其政策会议上也表示，将在短期内重启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在为银行提供低成本信贷资金的同时收购资本担保证券（ABS）。德拉吉在9月12日财长会议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难以确定欧洲央行购买ABS的规模，但购买量会非常庞大。欧洲央行这一举措的目的是为银行业及实体经济注入更多的流动性，希望借此激活信贷与经济活动。业内人士对这一决定颇感意外。
欧洲央行曾在2011年提高利率，目的是应对根本不见踪影的通胀，结果却得到了长期的低通胀。欧洲在对通胀过度担心的同时，难免低估通缩的危害。
德拉吉的前任特里谢（Jean Claude Trichet）非常推崇财政紧缩策略，他认为，整顿财政的刺激效益非常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当市场看到政府有决心进行财政整顿时，投资者的信心也会大增。所谓的财政整顿在目前的意义等同于紧缩，在利率接近零的情况下，短期内削减开支或加税都将沉重打击需求，结果是增加通货紧缩的压力。
反过来也一样：低通货膨胀率使财政整顿变得更难。它会自动降低名义GDP的增长率并提高债务在GDP中所占的比例。如果名义利率与通胀率变化幅度相同，则债务的GDP占比也维持不变。当利率在零附近徘徊时，情况却有所不同。通胀率减少或者通缩，将导致真实利率提高，则更难降低债务比率。2012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于过去一百年间的六个财政整顿案例进行了研究，这六个案例中，政府债务达到了GDP的100%。得出的结论是，成功的关键在于宽松的货币政策。1920年，英国为了让经济恢复到战前的黄金水平，出台了财政和货币双紧缩的政策。结果适得其反，债务消减被物价与实际利率上涨重挫，政策结束后，英国的债务比率反而比之前高了很多。这个教训告诉欧洲，如果欧洲央行能把通胀率拉回2%，财政整顿执行起来会更容易些。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通胀可以帮助政府调节劳动力市场，降低失业率。高工资和低效率让德国之外的欧洲国家失去竞争力，导致了经常账户的严重赤字。要想恢复竞争力，需要这些国家至少把工资降低到与德国相当的水平。然而，涨上去容易降下来难，谁也不愿意看到工资单上的数字减少，所以大多数欧洲国家在减薪和裁员方面都举步难行。即使在美国这种劳动力市场灵活的国家，企业也不敢强行减薪或裁员。这时，通胀就可以发挥作用了，它能缓解工人不愿减薪与企业必须缩减开支之间的僵局：维持给工人的名义工资不变，通胀越严重，则企业支付的实际工资越低。企业也可以通过裁员来降低成本，但是这会增加失业率，有碍于社会稳定。以爱尔兰和西班牙对比，爱尔兰的做法是前者，而西班牙的做法是后者，结果显示，爱尔兰的就业情况好于西班牙。
在欧洲目前的情况下，阻碍经济增长的财政紧缩政策及银行的脆弱性不能都归咎于欧洲央行，但是欧洲央行一直低估了通缩的危害，这是它做错的地方。低通胀率，甚至通缩能导致实际利率上升，迫使企业、家庭、政府减少开支以避免债务增加。
改革 无法避免的痛苦
作为一名“经济人”而不是“政治人”，德拉吉没有如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一样明确地把改革当做恢复经济的重要环节，但是他也提出了与之类似的主张，他说，欧洲的经济复苏必须在财政、金融和结构性政策的共同作用下，而这三个方面与安倍的三箭如出一辙。德拉吉承认欧洲央行有责任把通货膨胀从现在的0.3%提升至目标2%。但他也表示，欧洲央行不可能单枪匹马地拯救欧洲经济，它需要财政和结构改革的配合。
货币政策并不能直接调整财政或放宽产品和劳动力市场，而为了维持欧洲的长期健康，财政整顿与放宽市场这两方面是必不可少的。虽然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但欧洲央行仍然具备鉴别和帮助这两个举措的作用。如果欧洲央行做好了自己的本职工作，将非常有助于欧洲的政策制定者做好他们的本职工作。
德拉吉对于结构改革非常看重。他说：“如果没有雄心勃勃的、强有力的结构改革，任何财政或货币刺激政策都不会发挥作用。”结构改革是一个宏观词语，它可以包括的内容非常广泛，从简化司法程序到增加专业服务等等，凡是与经济相关的各方各面都可能出现在结构改革中。欧洲人民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一直过着好日子，改革带来的痛苦不是他们愿意看到和承担的。即使所有人都看得出改革对于提振欧洲经济的重要性，大幅度的结构性改革永远不会受到政客的欢迎，因为他们必须迎合选民的心态。
现在欧洲国家陷入了两难境地：它们需要降低实际工资来重获竞争力，但低工资降低了名义GDP，这使得财政整顿变得更困难。这就是为什么欧元区必须提高通胀的重要原因。可另一方面，即使欧洲央行通过量化宽松把通胀率提升到目标2%，谁也不能保证，各国政府就能做好自己的本分：实施长期财政和结构改革，毕竟，改革是政府的职责。
量化宽松是救命稻草？
学习美国和英国实行量化宽松就能使欧元区走出危机吗？日本银行的经验或许可以给出启示。日本在2001年和2010年采用量化宽松政策时都谨慎小心；2013年再次实行该政策时力度加大，规模空前，并给予必要的政治支持和改革承诺。这一举措破除了对日本通缩的担忧，起到了振奋人心的作用，业界对日本经济的预期逐渐好转。
在看到了美国和英国的量化宽松带来的喜人成果后，欧洲似乎也开始考虑量化宽松。无奈，中流砥柱德国的坚决反对大大增加了欧洲央行实行量化宽松的阻力。反对派称，欧洲的核心问题，比如税率高、监管过分严格、劳动力市场僵化等问题都不是货币政策能解决的。也有人担心，一旦欧洲央行开始实施量化宽松，财政紧缩解除了，法国和意大利的改革就会被搁置。不少德国业内人士认为，任何的量化宽松政策都取决于法国和意大利对改革的决心。如果没有改革作为辅助，欧洲央行只是一味地单方面作为，结果还是无功而返。欧洲央行执委默施（Yves Mersch）在讲话中表示，美联储和英国央行推行的量化宽松政策，欧元区在其经济和政策背景下无法照搬，另外，在欧元区各国国债收益率均已持稳在历史低位，此时进行量化宽松对于降低社会融资成本促进信贷和投资活动究竟有多大效果，也是一个疑问。
其实，德拉吉的位置颇为尴尬，如果把他当作一名“经济人”，那么政治上的结构改革就不是他能插手的事。而如果结构改革没有作用，那么他就可能永远无法实现其作为“经济人”的作用。结构性改革是必须的，也必然能使欧洲央行的工作事半功倍，但是政治家能否履行职责不能成为银行逃避自身责任的借口。参考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可以想象，政策出台效率低的欧洲要在结构改革上看到成效，势必需要很长的时间。
无论怎样，德拉吉最近的态度表明，他已经有此想法。维持货币稳定和压低通胀一直是欧洲央行的使命，实施量化宽松需要很大勇气，且看德拉吉有没有足够的决心。短期来看，欧洲央行必须正确认识到自己的作用：把通胀率恢复到目标值，从而让结构性改革进行得更加容易。
决心与信心双失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发达经济体无一幸免地遭到冲击，时过境迁，与正在享受经济回暖的美国相比，欧元区的停滞不前似乎维持了太长的时间。曾经被称为全球最健康经济体的德国正在衰退的边缘徘徊；法国再次深陷停滞；意大利的GDP勉强高于15年前欧元问世时的水平。意大利与德国、法国三个国家基本决定了欧元区的经济状况。鉴于这三个国家的GDP之和占欧元区GDP的三分之二，因此西班牙、爱尔兰、荷兰等小国的乐观情况根本无法力挽狂澜。
造成欧元区经济困境的原因并不陌生。首先，没有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敢于为了提高自身竞争力和促进经济增长进行撒切尔式的结构改革。两年前，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许下“不惜一切代价”救经济的承诺，提振市场信心，可缺乏行动力的欧洲国家浪费了这个机会。其次，公众也没有意识到改革的重要性。且不论结局怎样，欧洲可没有像日本一样把改革挂在嘴边。最后，尽管德拉吉一直在努力，但过紧的货币和财政框架抑制了经济增长，加大了结构性改革的难度。
在德国还是欧元区的救世主的时候，默克尔曾经数次强调，只有其他欧元区国家表示出改革的诚意，德国才愿意伸出援手，可至今未见哪个国家进行了壮士断腕一样的改革。法国和意大利这两个国家的现任领导人都承诺进行改革，结果怎样还不得而知。倘若法国和意大利真能在改革上多下功夫，加上德国的努力，或许欧洲经济会有所好转。
法国总统奥朗德在今年三月任命曼努埃尔·瓦尔斯（Manuel Valls）为总理，到目前，他至少接受了削减公共开支、降低税率和进行结构性改革等措施和建议。奥朗德计划三年内削减500亿欧元的财政开支，同时继续推行“责任公约”，用400亿欧元的税务减免，换取企业新增50万个就业岗位。如果奥朗德的计划能实现，则法国的未来还是值得期待的。但是，奥朗德能否保住自己的地位都成了问题。最近他被迫重组内阁，其支持率也下降到17%。媒体普遍认为，奥朗德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甚至有媒体开始猜测下一任总统会花落谁家。因此，广大选民会不会给奥朗德足够多的时间完成改革还是未知。
今年2月，马泰奥·伦齐（Matteo Renzi）宣誓就职成为意大利史上最年轻的总理。《时代》杂志对他的评价是，“年轻版的布莱尔，意大利的奥巴马。”《时代》杂志认为，“没经验”也是一种优势，在遇到困难是，“有经验”的老政客会考虑怎样避免犯错，而伦齐则与之相反，行事作风更犀利。伦齐不止一次强调意大利会尊重欧盟规定的政府赤字占GDP比重为3%的限制，并表示在2014年能达到目标。另外，伦齐的“千日改革计划”于2014年9月1日正式启动，他称，该计划将使意大利摆脱过度的官僚主义，最终实现长期承诺的变革。伦齐已经宣布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以促进意大利经济增长，其中包括修改简化民事司法制度以及加大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的投资等。民调显示，伦齐的支持率上升至51%，这是一个好兆头，或许他有足够长的在任时间能够把改革进行到底。
今年8月份，欧洲经济景气指数再次降低，为今年以来的最低点。根据9月14日的数据，Sentix欧洲投资者信心指数爆跌至-9.8，为2013年7月以来的最低值。该指数为负值则表示投资者对欧洲经济持悲观态度。法国国家统计局（INSEE）数据显示，8月法国家庭信心保持稳定，综合指数连续3个月维持于86，低于长期平均水平。调查指出，受访者对于家庭未来12个月的财务状况指数下跌2点至-20；对于过去12个月的财务状况指数维持稳定于-33；而购买意愿则下跌1点至-27。上述三项指标明显低于长期平均水平，这表示，法国的普通消费者对经济缺乏信心。
领导者的决心有待观察，公众的信心严重缺失，欧洲正陷于决心与信心双失的危险境遇。
适当的通胀也是良药
在Jackson Hole全球央行财长年会上，德拉吉发表讲话，承诺将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继续维持高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且指出，欧洲央行准备好进一步调整政策。他说：“现有的、规则之内的灵活性，可以用来提振疲弱的复苏，也能补充结构改革所需的成本。”此外，德拉吉敦促出台更灵活的财政政策，呼吁扩大支出并进行结构性改革。德拉吉这次的讲话可谓出乎意料，之前他一直坚定地站在财政紧缩的立场上。
2014年9月4日，欧洲央行决定将基准利率从0.15%下调至0.05%，并同时下调其他相应利率。欧洲央行在其政策会议上也表示，将在短期内重启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在为银行提供低成本信贷资金的同时收购资本担保证券（ABS）。德拉吉在9月12日财长会议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难以确定欧洲央行购买ABS的规模，但购买量会非常庞大。欧洲央行这一举措的目的是为银行业及实体经济注入更多的流动性，希望借此激活信贷与经济活动。业内人士对这一决定颇感意外。
欧洲央行曾在2011年提高利率，目的是应对根本不见踪影的通胀，结果却得到了长期的低通胀。欧洲在对通胀过度担心的同时，难免低估通缩的危害。
德拉吉的前任特里谢（Jean Claude Trichet）非常推崇财政紧缩策略，他认为，整顿财政的刺激效益非常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当市场看到政府有决心进行财政整顿时，投资者的信心也会大增。所谓的财政整顿在目前的意义等同于紧缩，在利率接近零的情况下，短期内削减开支或加税都将沉重打击需求，结果是增加通货紧缩的压力。
反过来也一样：低通货膨胀率使财政整顿变得更难。它会自动降低名义GDP的增长率并提高债务在GDP中所占的比例。如果名义利率与通胀率变化幅度相同，则债务的GDP占比也维持不变。当利率在零附近徘徊时，情况却有所不同。通胀率减少或者通缩，将导致真实利率提高，则更难降低债务比率。2012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于过去一百年间的六个财政整顿案例进行了研究，这六个案例中，政府债务达到了GDP的100%。得出的结论是，成功的关键在于宽松的货币政策。1920年，英国为了让经济恢复到战前的黄金水平，出台了财政和货币双紧缩的政策。结果适得其反，债务消减被物价与实际利率上涨重挫，政策结束后，英国的债务比率反而比之前高了很多。这个教训告诉欧洲，如果欧洲央行能把通胀率拉回2%，财政整顿执行起来会更容易些。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通胀可以帮助政府调节劳动力市场，降低失业率。高工资和低效率让德国之外的欧洲国家失去竞争力，导致了经常账户的严重赤字。要想恢复竞争力，需要这些国家至少把工资降低到与德国相当的水平。然而，涨上去容易降下来难，谁也不愿意看到工资单上的数字减少，所以大多数欧洲国家在减薪和裁员方面都举步难行。即使在美国这种劳动力市场灵活的国家，企业也不敢强行减薪或裁员。这时，通胀就可以发挥作用了，它能缓解工人不愿减薪与企业必须缩减开支之间的僵局：维持给工人的名义工资不变，通胀越严重，则企业支付的实际工资越低。企业也可以通过裁员来降低成本，但是这会增加失业率，有碍于社会稳定。以爱尔兰和西班牙对比，爱尔兰的做法是前者，而西班牙的做法是后者，结果显示，爱尔兰的就业情况好于西班牙。
在欧洲目前的情况下，阻碍经济增长的财政紧缩政策及银行的脆弱性不能都归咎于欧洲央行，但是欧洲央行一直低估了通缩的危害，这是它做错的地方。低通胀率，甚至通缩能导致实际利率上升，迫使企业、家庭、政府减少开支以避免债务增加。
改革 无法避免的痛苦
作为一名“经济人”而不是“政治人”，德拉吉没有如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一样明确地把改革当做恢复经济的重要环节，但是他也提出了与之类似的主张，他说，欧洲的经济复苏必须在财政、金融和结构性政策的共同作用下，而这三个方面与安倍的三箭如出一辙。德拉吉承认欧洲央行有责任把通货膨胀从现在的0.3%提升至目标2%。但他也表示，欧洲央行不可能单枪匹马地拯救欧洲经济，它需要财政和结构改革的配合。
货币政策并不能直接调整财政或放宽产品和劳动力市场，而为了维持欧洲的长期健康，财政整顿与放宽市场这两方面是必不可少的。虽然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但欧洲央行仍然具备鉴别和帮助这两个举措的作用。如果欧洲央行做好了自己的本职工作，将非常有助于欧洲的政策制定者做好他们的本职工作。
德拉吉对于结构改革非常看重。他说：“如果没有雄心勃勃的、强有力的结构改革，任何财政或货币刺激政策都不会发挥作用。”结构改革是一个宏观词语，它可以包括的内容非常广泛，从简化司法程序到增加专业服务等等，凡是与经济相关的各方各面都可能出现在结构改革中。欧洲人民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一直过着好日子，改革带来的痛苦不是他们愿意看到和承担的。即使所有人都看得出改革对于提振欧洲经济的重要性，大幅度的结构性改革永远不会受到政客的欢迎，因为他们必须迎合选民的心态。
现在欧洲国家陷入了两难境地：它们需要降低实际工资来重获竞争力，但低工资降低了名义GDP，这使得财政整顿变得更困难。这就是为什么欧元区必须提高通胀的重要原因。可另一方面，即使欧洲央行通过量化宽松把通胀率提升到目标2%，谁也不能保证，各国政府就能做好自己的本分：实施长期财政和结构改革，毕竟，改革是政府的职责。
量化宽松是救命稻草？
学习美国和英国实行量化宽松就能使欧元区走出危机吗？日本银行的经验或许可以给出启示。日本在2001年和2010年采用量化宽松政策时都谨慎小心；2013年再次实行该政策时力度加大，规模空前，并给予必要的政治支持和改革承诺。这一举措破除了对日本通缩的担忧，起到了振奋人心的作用，业界对日本经济的预期逐渐好转。
在看到了美国和英国的量化宽松带来的喜人成果后，欧洲似乎也开始考虑量化宽松。无奈，中流砥柱德国的坚决反对大大增加了欧洲央行实行量化宽松的阻力。反对派称，欧洲的核心问题，比如税率高、监管过分严格、劳动力市场僵化等问题都不是货币政策能解决的。也有人担心，一旦欧洲央行开始实施量化宽松，财政紧缩解除了，法国和意大利的改革就会被搁置。不少德国业内人士认为，任何的量化宽松政策都取决于法国和意大利对改革的决心。如果没有改革作为辅助，欧洲央行只是一味地单方面作为，结果还是无功而返。欧洲央行执委默施（Yves Mersch）在讲话中表示，美联储和英国央行推行的量化宽松政策，欧元区在其经济和政策背景下无法照搬，另外，在欧元区各国国债收益率均已持稳在历史低位，此时进行量化宽松对于降低社会融资成本促进信贷和投资活动究竟有多大效果，也是一个疑问。
其实，德拉吉的位置颇为尴尬，如果把他当作一名“经济人”，那么政治上的结构改革就不是他能插手的事。而如果结构改革没有作用，那么他就可能永远无法实现其作为“经济人”的作用。结构性改革是必须的，也必然能使欧洲央行的工作事半功倍，但是政治家能否履行职责不能成为银行逃避自身责任的借口。参考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可以想象，政策出台效率低的欧洲要在结构改革上看到成效，势必需要很长的时间。
无论怎样，德拉吉最近的态度表明，他已经有此想法。维持货币稳定和压低通胀一直是欧洲央行的使命，实施量化宽松需要很大勇气，且看德拉吉有没有足够的决心。短期来看，欧洲央行必须正确认识到自己的作用：把通胀率恢复到目标值，从而让结构性改革进行得更加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