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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尽管美国方面多次声称要关闭关塔那摩等“黑色监狱”，但曾经的“黑色囚徒”默罕默德·艾哈迈德·苏哈德认为，美国的“虐囚计划”并不会结束。
“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时任总统布什签署命令，授权中央情报局在全球范围里抓捕涉嫌从事恐怖活动的人员。随后，中情局在世界各地开展“反恐行动”，只要认定一个人有涉恐嫌疑就实施抓捕，并进行秘密关押，地点遍及世界各地，而不受美国和当地国家法律的约束，如“囚犯”没有聘请律师为其辩护的权利，关押的时间也没有限制，其亲属无法从司法部门查到他们的信息。因此，这些“囚犯”被称为“黑色囚犯”。
关押期间，中情局为了获得情报，对这些来自20多个国家的100多名“黑色囚犯”使出各种手段，例如殴打、辱骂、不让睡觉、用巨响轰鸣、灌肠、水刑，以及其他一些羞辱和降低人格的事情。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黑色囚犯”的遭遇以前大多是其家属转述的，并没有他们的亲口讲述。最近，一些“黑色囚犯”首次接受记者的采访，披露了他们遭受中央情报局折磨的内幕。
男囚犯赤裸着被女情报官羞辱
“黑色囚徒”默罕默德·艾哈迈德·苏哈德是2003年4月被中情局特工在巴基斯坦西北城市白沙瓦家里被抓走的。与他在一起的哈里德·沙里夫也一同被抓走，两人都是利比亚人，曾是“利比亚伊斯兰战斗组织”的成员。该组织成立于上世纪90年代，宗旨是推翻当时执政的利比亚领导人卡扎非政权。2004年，美国国务院把该组织定性为“恐怖组织”。在被美国关押了大约16个月后，苏哈德被美国移交给利比亚政府，又被关了近7年时间，直到2011年才获释。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苏哈德说，“我第一次接受审讯时，身上衣服全被扒光，被带入一个房间里，站在中间。等到有人把我的头罩摘下来后，我才发现审讯我的是美国情报部门的一名女性官员，她使劲敲打着桌子，用尖刻的语言要我供认，‘你现在是美国的一名囚犯，没有申诉的权利，只有老实交代你的罪行。’”
在苏哈德的记忆里，他所在监狱就是堆放物品的仓库样子，屋顶很高，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作审讯室，另一部分用作关押室。不过，苏哈德看不到其他房间的情况。他说，关押室的大门上有个小孔，大小为10厘米乘于30厘米，供囚犯透气，上面还有焊死的铁条，也许担心囚犯会从那个小孔里钻出去逃跑。
关押室里并没有电灯，房间里漆黑一片。中情局审讯人员进来时，就带着头灯，或者手电筒。因此，苏哈德平时看不清楚房间具体是啥样，只能靠摸索感知周围的东西。同时，房间里还播放巨大的音响，令人难受。此外，房间里还有老鼠，到处乱窜。在头5个月里，他一直待在这个牢房里，一次也没让洗澡。除了受折磨时，他碰不到水，也不让理发，导致他的头发很长，他的指甲也长得吓人。
审讯室的房顶上有铁环，是用来吊犯人的，几个铁环位置不一样，使苏哈德等囚犯吃尽苦头。例如，中情局审讯人员会把囚犯吊很长时间，使他们精疲力竭。有一次，审讯人员把苏哈德的双手与右腿绑在一起，导致他左腿骨折，走起路来一瘸一拐。
昔日“盟友”遭受窒息式审讯
“黑色囚犯”古拉特·巴希尔是2002年10月在他位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的家中被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抓走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巴希尔曾在中央情报局的资助下，参加了一个武装组织，在邻国阿富汗抗击苏联军队的行动，因此是美国的一个“盟友”。在随后的10多年时间里，他一直是阿富汗政府的座上宾。“9·11”事件发生后，巴希尔反对美国对阿富汗的入侵和占领，变成了美国的“敌人”，被中央情报局抓走后关入了“黑色监狱”。13年后，53岁的巴希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了他的“黑囚”经历。
巴希尔说，“10月29日凌晨2点，有人按响了我家的门铃。当时，我的大女儿正感冒发烧，我一直陪在她的床边，还没入睡。听到铃声，我便走了出去，打开大门。这时，30多人一下子涌进屋内，都带着枪，其中几个人把我的手脚捆绑起来，还在头上戴了个罩子，使我呼吸困难。他们还在我的脚镣和腰里拴了个铁链，使我走路十分困难。接下来，他们就推搡我，使我站立不稳。当时，我妻子、2个儿子和5个女儿都在家里。”
随后，巴希尔被押运到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一个地方。由于是晚上，那里漆黑一片，美国人用火炬来照明。他看到有三个大喇叭24小时在广播，音量巨大，好像是迈克尔·杰克逊等人的音乐，使人无法入睡。巴希尔估计，美国人每个月换一次磁带。而在这换磁带的仅仅三、四分钟里，囚犯们才能享受到难得的安静。
有许多次，巴希尔觉得他快要奔溃了。有一次，他发起高烧，肚子疼得厉害，而且几天没给东西吃，快要饿死了。他把病情告诉了一个美国看守，希望他带个医生来看看。然而，那个看守一棍子把他打晕了。
审讯对巴希尔来说是另外一种折磨。他说，“如果你不配合的话，他们就把你关进一个像棺材那样的木箱里，然后盖上盖子。由于木箱密封很好，箱子里的氧气很快就没了，你呼吁就会困难，感觉快要窒息而死。”
然而，巴希尔意外地获释了。有一天，他突然被从监狱带到总统府，竟然成了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的客人，因为两人10多年前曾在抗击苏联军队的过程中相识。一周后，他终于见到了他的家人，其中包括女儿蒂阿芭，不过，巴希尔开始时并没认出他的女儿，问，“蒂阿芭怎么没来？”站在他跟前的蒂阿芭说，“爸爸，我就是蒂阿芭啊！”巴希尔终于认出来了，紧紧地抱住了她。
“粗暴审讯”后被活活冻死
巴希尔并不是单独被抓走的。中央情报局在抓走他的同时，还带走了他的司机、两个警卫和一个名叫古尔·拉赫曼的前雇员。就这样，拉赫曼成了中情局的第24号囚犯，受到“粗暴审讯”：被剥光衣服，戴上头罩，先是被暴打一顿，接受被冷水浇，后来成为中情局唯一承认在拘押期间死亡的囚犯。 中央情报局的内部报告说，拉赫曼死于“低温”，他被紧紧地绑在墙上，手脚被捆绑在一起，几乎全身赤裸，而当时的气温只有零度左右。在被拘押了几周后，拉赫曼死了。但是，他的家人直到几年后，费劲周折才在美联社记者的一篇报道中得知他的死讯。
拉赫曼的弟弟哈比伯想知道，他的兄长为何要被中情局抓走？在哈比伯的印象里，拉赫曼为人和蔼，乐于助人，没人对他有意见，更不用说仇人了。拉赫曼被抓走后，哈比伯曾费了很多劲，试图与美国方面进行联系。有一次，他曾在喀布尔待了2、3个月，但谁也帮不了他。美国方面否认抓走了拉赫曼。因此，他一直以为拉赫曼在巴基斯坦，依然活着。
拉赫曼的长女哈吉拉说，“美国人总是讲人权。如果他们说话算数的话，现在就讲讲人权吧，那些罪犯有什么证据要抓我父亲？为何把他关在那么冷的地方？为何凶残地杀了他？即使到现在，他们也没把他的遗体归还给我们，以便他能按照伊斯兰文化入土为安。
“压力审讯”使囚犯疼得大叫
2002年，非洲某国人贾米尔·巴纳去冈比亚出差，处理一些商务事情，但被冈比亚特工绑架，然后被移交给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接着，他被手脚捆绑，押上了一架飞往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小飞机。在被抓前，巴纳对他妻子说，他在冈比亚会待2至3个星期。不过，他重新与她通话是在4年多后。
中情局的报告说，巴纳在监狱里只待过6、7天时间，但这种说法遭到巴纳的否认。他说，他在监狱了待了三周到一个月的时间，然后被转到喀布尔郊区的巴格拉姆美军监狱。3个半月后，他又被转到关塔那摩监狱。
巴纳最近在首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监狱里的日子非常艰难，我想忘了，但做不到，那些恐怖的时刻、那些侮辱和伤害，我永世也忘不了。例如，我的手臂被绑在铁柱上，双脚基本够不到地面，这样，我既不能站，更不能坐，时间一长，非常难受，而我一点也动不了，身体僵硬。此外，墙壁上也有绑人的扣子。他们把你绑在墙上，一连就是几天。总之，他们会翻来覆去折磨我，没有让我有舒服的时候。因此，我的后背严重受伤。后来，他们又把我绑在地上，使我根本不能站起来。同时，我的手和腹部也被捆绑起来。这就是美军所说的‘压力审讯’。就这样，我被折磨了整整一个月。我疼得大声喊叫。那个时候，我真想死了拉倒，可以不用受罪了。”
以前，巴纳的记忆力很好。而在他侥幸走出美国人的监狱后，他不能集中精力记忆东西。他一放下电话，就想不起来刚才说了什么。晚上，他很难入睡，每天要吃安眠药，而且常做噩梦，经常大喊大叫。更使他伤心的是，在他关押期间，他的母亲和一个哥哥都去世了。他说，“我进入关塔那摩监狱时是40多岁，头发和胡子都是黑。但离开监狱时，我的头发全白了。我现在虽然出了监狱，但那些折磨对我身体和心理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则是长远的。”
虐囚计划恐难结束
迫于国内外的压力，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2014年12月公布了被世人俗称的“虐囚报告”，长达500多页，包含了大约6700项至今还处于保密状态的调查情况材料，其简缩版也应中央情报局的强烈要求至今仍是机密文件，尚未对外公开。知情人士透露，报告内容不仅比人们知道的要“残酷得多”，而且说明中情局效率低下，误导美国政府和民众。
就连美国司法部也看不下去，认为中央情报局“加强版审讯和关押方式”侵犯了人权。多年来一直为中情局说好话的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任戴安娜·范因斯坦也承认，“不管从哪个角度讲，中情局囚犯的确受到了虐待。”
尽管美国方面多次声称要关闭关塔那摩等“黑色监狱”，但曾经的“黑色囚徒”默罕默德·艾哈迈德·苏哈德认为，美国的“虐囚计划”并不会结束。他说，“这种事情过去发生在我们身上，今天没有停止，将来也会发生在别人身上。美国政府如果认为某个国家或族群的人员对其构成了威胁，就会以‘反恐’的名义去折磨他们。这是世人应该警惕的！”
“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时任总统布什签署命令，授权中央情报局在全球范围里抓捕涉嫌从事恐怖活动的人员。随后，中情局在世界各地开展“反恐行动”，只要认定一个人有涉恐嫌疑就实施抓捕，并进行秘密关押，地点遍及世界各地，而不受美国和当地国家法律的约束，如“囚犯”没有聘请律师为其辩护的权利，关押的时间也没有限制，其亲属无法从司法部门查到他们的信息。因此，这些“囚犯”被称为“黑色囚犯”。
关押期间，中情局为了获得情报，对这些来自20多个国家的100多名“黑色囚犯”使出各种手段，例如殴打、辱骂、不让睡觉、用巨响轰鸣、灌肠、水刑，以及其他一些羞辱和降低人格的事情。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黑色囚犯”的遭遇以前大多是其家属转述的，并没有他们的亲口讲述。最近，一些“黑色囚犯”首次接受记者的采访，披露了他们遭受中央情报局折磨的内幕。
男囚犯赤裸着被女情报官羞辱
“黑色囚徒”默罕默德·艾哈迈德·苏哈德是2003年4月被中情局特工在巴基斯坦西北城市白沙瓦家里被抓走的。与他在一起的哈里德·沙里夫也一同被抓走，两人都是利比亚人，曾是“利比亚伊斯兰战斗组织”的成员。该组织成立于上世纪90年代，宗旨是推翻当时执政的利比亚领导人卡扎非政权。2004年，美国国务院把该组织定性为“恐怖组织”。在被美国关押了大约16个月后，苏哈德被美国移交给利比亚政府，又被关了近7年时间，直到2011年才获释。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苏哈德说，“我第一次接受审讯时，身上衣服全被扒光，被带入一个房间里，站在中间。等到有人把我的头罩摘下来后，我才发现审讯我的是美国情报部门的一名女性官员，她使劲敲打着桌子，用尖刻的语言要我供认，‘你现在是美国的一名囚犯，没有申诉的权利，只有老实交代你的罪行。’”
在苏哈德的记忆里，他所在监狱就是堆放物品的仓库样子，屋顶很高，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作审讯室，另一部分用作关押室。不过，苏哈德看不到其他房间的情况。他说，关押室的大门上有个小孔，大小为10厘米乘于30厘米，供囚犯透气，上面还有焊死的铁条，也许担心囚犯会从那个小孔里钻出去逃跑。
关押室里并没有电灯，房间里漆黑一片。中情局审讯人员进来时，就带着头灯，或者手电筒。因此，苏哈德平时看不清楚房间具体是啥样，只能靠摸索感知周围的东西。同时，房间里还播放巨大的音响，令人难受。此外，房间里还有老鼠，到处乱窜。在头5个月里，他一直待在这个牢房里，一次也没让洗澡。除了受折磨时，他碰不到水，也不让理发，导致他的头发很长，他的指甲也长得吓人。
审讯室的房顶上有铁环，是用来吊犯人的，几个铁环位置不一样，使苏哈德等囚犯吃尽苦头。例如，中情局审讯人员会把囚犯吊很长时间，使他们精疲力竭。有一次，审讯人员把苏哈德的双手与右腿绑在一起，导致他左腿骨折，走起路来一瘸一拐。
昔日“盟友”遭受窒息式审讯
“黑色囚犯”古拉特·巴希尔是2002年10月在他位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的家中被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抓走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巴希尔曾在中央情报局的资助下，参加了一个武装组织，在邻国阿富汗抗击苏联军队的行动，因此是美国的一个“盟友”。在随后的10多年时间里，他一直是阿富汗政府的座上宾。“9·11”事件发生后，巴希尔反对美国对阿富汗的入侵和占领，变成了美国的“敌人”，被中央情报局抓走后关入了“黑色监狱”。13年后，53岁的巴希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了他的“黑囚”经历。
巴希尔说，“10月29日凌晨2点，有人按响了我家的门铃。当时，我的大女儿正感冒发烧，我一直陪在她的床边，还没入睡。听到铃声，我便走了出去，打开大门。这时，30多人一下子涌进屋内，都带着枪，其中几个人把我的手脚捆绑起来，还在头上戴了个罩子，使我呼吸困难。他们还在我的脚镣和腰里拴了个铁链，使我走路十分困难。接下来，他们就推搡我，使我站立不稳。当时，我妻子、2个儿子和5个女儿都在家里。”
随后，巴希尔被押运到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一个地方。由于是晚上，那里漆黑一片，美国人用火炬来照明。他看到有三个大喇叭24小时在广播，音量巨大，好像是迈克尔·杰克逊等人的音乐，使人无法入睡。巴希尔估计，美国人每个月换一次磁带。而在这换磁带的仅仅三、四分钟里，囚犯们才能享受到难得的安静。
有许多次，巴希尔觉得他快要奔溃了。有一次，他发起高烧，肚子疼得厉害，而且几天没给东西吃，快要饿死了。他把病情告诉了一个美国看守，希望他带个医生来看看。然而，那个看守一棍子把他打晕了。
审讯对巴希尔来说是另外一种折磨。他说，“如果你不配合的话，他们就把你关进一个像棺材那样的木箱里，然后盖上盖子。由于木箱密封很好，箱子里的氧气很快就没了，你呼吁就会困难，感觉快要窒息而死。”
然而，巴希尔意外地获释了。有一天，他突然被从监狱带到总统府，竟然成了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的客人，因为两人10多年前曾在抗击苏联军队的过程中相识。一周后，他终于见到了他的家人，其中包括女儿蒂阿芭，不过，巴希尔开始时并没认出他的女儿，问，“蒂阿芭怎么没来？”站在他跟前的蒂阿芭说，“爸爸，我就是蒂阿芭啊！”巴希尔终于认出来了，紧紧地抱住了她。
“粗暴审讯”后被活活冻死
巴希尔并不是单独被抓走的。中央情报局在抓走他的同时，还带走了他的司机、两个警卫和一个名叫古尔·拉赫曼的前雇员。就这样，拉赫曼成了中情局的第24号囚犯，受到“粗暴审讯”：被剥光衣服，戴上头罩，先是被暴打一顿，接受被冷水浇，后来成为中情局唯一承认在拘押期间死亡的囚犯。 中央情报局的内部报告说，拉赫曼死于“低温”，他被紧紧地绑在墙上，手脚被捆绑在一起，几乎全身赤裸，而当时的气温只有零度左右。在被拘押了几周后，拉赫曼死了。但是，他的家人直到几年后，费劲周折才在美联社记者的一篇报道中得知他的死讯。
拉赫曼的弟弟哈比伯想知道，他的兄长为何要被中情局抓走？在哈比伯的印象里，拉赫曼为人和蔼，乐于助人，没人对他有意见，更不用说仇人了。拉赫曼被抓走后，哈比伯曾费了很多劲，试图与美国方面进行联系。有一次，他曾在喀布尔待了2、3个月，但谁也帮不了他。美国方面否认抓走了拉赫曼。因此，他一直以为拉赫曼在巴基斯坦，依然活着。
拉赫曼的长女哈吉拉说，“美国人总是讲人权。如果他们说话算数的话，现在就讲讲人权吧，那些罪犯有什么证据要抓我父亲？为何把他关在那么冷的地方？为何凶残地杀了他？即使到现在，他们也没把他的遗体归还给我们，以便他能按照伊斯兰文化入土为安。
“压力审讯”使囚犯疼得大叫
2002年，非洲某国人贾米尔·巴纳去冈比亚出差，处理一些商务事情，但被冈比亚特工绑架，然后被移交给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接着，他被手脚捆绑，押上了一架飞往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小飞机。在被抓前，巴纳对他妻子说，他在冈比亚会待2至3个星期。不过，他重新与她通话是在4年多后。
中情局的报告说，巴纳在监狱里只待过6、7天时间，但这种说法遭到巴纳的否认。他说，他在监狱了待了三周到一个月的时间，然后被转到喀布尔郊区的巴格拉姆美军监狱。3个半月后，他又被转到关塔那摩监狱。
巴纳最近在首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监狱里的日子非常艰难，我想忘了，但做不到，那些恐怖的时刻、那些侮辱和伤害，我永世也忘不了。例如，我的手臂被绑在铁柱上，双脚基本够不到地面，这样，我既不能站，更不能坐，时间一长，非常难受，而我一点也动不了，身体僵硬。此外，墙壁上也有绑人的扣子。他们把你绑在墙上，一连就是几天。总之，他们会翻来覆去折磨我，没有让我有舒服的时候。因此，我的后背严重受伤。后来，他们又把我绑在地上，使我根本不能站起来。同时，我的手和腹部也被捆绑起来。这就是美军所说的‘压力审讯’。就这样，我被折磨了整整一个月。我疼得大声喊叫。那个时候，我真想死了拉倒，可以不用受罪了。”
以前，巴纳的记忆力很好。而在他侥幸走出美国人的监狱后，他不能集中精力记忆东西。他一放下电话，就想不起来刚才说了什么。晚上，他很难入睡，每天要吃安眠药，而且常做噩梦，经常大喊大叫。更使他伤心的是，在他关押期间，他的母亲和一个哥哥都去世了。他说，“我进入关塔那摩监狱时是40多岁，头发和胡子都是黑。但离开监狱时，我的头发全白了。我现在虽然出了监狱，但那些折磨对我身体和心理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则是长远的。”
虐囚计划恐难结束
迫于国内外的压力，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2014年12月公布了被世人俗称的“虐囚报告”，长达500多页，包含了大约6700项至今还处于保密状态的调查情况材料，其简缩版也应中央情报局的强烈要求至今仍是机密文件，尚未对外公开。知情人士透露，报告内容不仅比人们知道的要“残酷得多”，而且说明中情局效率低下，误导美国政府和民众。
就连美国司法部也看不下去，认为中央情报局“加强版审讯和关押方式”侵犯了人权。多年来一直为中情局说好话的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任戴安娜·范因斯坦也承认，“不管从哪个角度讲，中情局囚犯的确受到了虐待。”
尽管美国方面多次声称要关闭关塔那摩等“黑色监狱”，但曾经的“黑色囚徒”默罕默德·艾哈迈德·苏哈德认为，美国的“虐囚计划”并不会结束。他说，“这种事情过去发生在我们身上，今天没有停止，将来也会发生在别人身上。美国政府如果认为某个国家或族群的人员对其构成了威胁，就会以‘反恐’的名义去折磨他们。这是世人应该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