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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音乐教研员在我国比较特殊，既是研究者，又是管理者。因此，其对广大音乐教师的指导往往比理论家还权威，但其指导意见却缺乏检验。本文针对一个个案，指出音乐教研员指导首要任务应该依据新课标。
关键词：新课标;音乐教研员;教学指导
一年一度的央视第一课在中小学师生中影响很大，其中的一些教学理念、教法、教学形式等是老师关注的重点。因为每个老师都想进步，希望从中汲取有益经验。现实中，担任普通教师教学指导的大多是地区音乐教研员。但并不是每个教研员都有足够的理论素养。因此，有些指导意见便有失偏颇。但老师一般碍于面子，难以形成有益的交流。偶然的机会看到《音乐周报》刊发陈茴茴的《上好“第一课”着实不简单》（2017年9月15日），提到某市音樂教研员席建兵对“第一课”教学的“理想”的指导意见。但笔者觉得其并不“理想”。现不揣浅陋，谈几点看法与席君交流。
首先，席君说：“开学第一课，大部分老师都会选择说纪律、讲规章制度、提醒上课时间……这些问题该说，但绝对不是音乐第一课的主要内容。”笔者很难想象，我们现在“大部分”音乐教师的“第一课”的“主要内容”是用来“讲”纪律。如果真是这样，我们中小学音乐教学确实很糟糕，难怪说“80%的学生不喜欢音乐课”。但真是如此？是否有夸大之嫌暂不谈，席君认为“理想”的“讲纪律”应该是这样的：“要对孩子们的纪律坐姿提出要求……如‘唱歌要坐直’。”笔者纳闷了，身体“坐直”了是“纪律”吗？如果是的话，连唱歌时要张开嘴也是“纪律”，“哼鸣”算不算“违纪”？席君显然是混淆了一般行为准则跟音乐学习规则之间的区别。音乐课堂教学中总有一些跟音乐无关的行为需要规范。比如，循环教科书的使用，教师总得告诉学生，用完书放在哪，不能带走。如果每个学生都学着三毛那著名的“到此一游”留言也在书上写下“四毛借此一用”，这书恐怕也无法正常循环利用了。
再说，即使把这唱歌的姿态要求当成纪律，显然这纪律是以音乐学科的名义施行一种外在控制式纪律观，理想的讲纪律应该要研究如何引导学生内在养成的纪律观，即发自内心的自我约束。这才符合新课标提出的以人为本精神。其实这理想的纪律观也早在教育家蒙台梭利的理论中提过了，只不过我们国家在新世纪课程改革中才时兴。但席君似乎并不自知他提出的要求是一种落后的纪律观。
真正理想的纪律观，笔者在这里举一个鲜活的例子。《平民音乐教育家费承铿释传》[1]载我国国家级小学音乐教材主编费承铿先生于2002年为了验证新课标的科学性，无偿去小学执教一年的事。当年三年级的学生鲍梦楚十年后在接受作者的采访时回忆说：“刚开始上课时，许多同学把竖笛当玩具，这个也‘嘟’吹一下，那个也‘嘟’吹一下，整个教室乱哄哄的，根本也不把专家当专家，还有聊天的聊天，玩游戏的玩游戏，甚至有的同学在那大声喧哗。但费老师并没有生气，就在这时，一阵悠扬的笛声响起，抑扬顿挫，缠绵悱恻，大家立即被抓住了心神，都抬起头来循声望去，只见费老师正站在教室前方静静地吹奏着，手里拿着的正是那毫不起眼的竖笛。不知是哪个学过音乐的同学叫了一声：‘是《梁祝》！’那是我第一次听《梁祝》，虽然那时的我还不知道那笛声究竟诉说着怎样的故事，但也不禁沉醉其中。当费老师悠悠止住了最后一个音符时，教室里爆发出了同学们热烈的掌声。费老师笑着说：‘你们不要心急，慢慢来，总有一天也能吹出这样的曲子来。但首先还是要把基础打好才行，大家愿意跟我学吗？’同学们齐声答道：‘愿意’……他不需要拍桌子砸板凳，不需要大喊大叫，更没有长篇累牍的说教，就这样让我们这群泼猴安静了下来，也让我们重拾了对竖笛的信心和兴趣。我想，这就是一场名叫‘音乐’的魔法。”笔者认为，这才是新课标倡导的“纪律”精神。
其次，席君认为，上不好第一课是因为“高等师范人才培养模式有缺失”“多是向音乐专业院校靠拢”。要照这么说，席君自己就是典型的学院派产物。证据如下：席君说要让学生坐直唱，因为“坐不直肚子歪了，气就不通畅，唱歌就不好听”。且不问那些又弯腰又扭屁股的流行歌手唱得还真不错，把唱不好歌归为“肚子歪了”笔者还是第一次听说，其实说脖子歪了也比这合适。为什么说肚子歪了呢？因为席君的概念是美声唱法的那一套，美声唱法要求能气沉丹田，所以肚子歪了势必影响丹田之气到声带的畅通。且不论真正的气是否能沉到丹田，坐不直才是唱歌的常态。奥尔夫的原本性音乐教学法，就是针对19世纪的那些过于人工的学院派的做法而提出的批判性做法，目的是让音乐回归原始，即在最自然的状态下实践音乐，这才符合儿童好动的特性。笔者读书时，老师带我们去听北京某小学一节音乐课，课上一个外国女老师弓着腰几乎要趴在地上模仿狗熊边动作边歌唱，之后现场嘉宾曹理先生还给予很高的评价。电影《音乐之声》中的《哆来咪》这首歌，孩子都是在又蹦又跳中唱的。席君却要求坐直唱，显然这话暴露了其潜意识中的学院派意识结构。席君对奥尔夫可以不理会，但音乐课程标准对唱歌的基本要求是要学生能做到自然、自信、有表情地歌唱就行了。这“自然”何解？笔者认为，奥尔夫的做法就是较好的解释。如按照歌唱家蒋大为的说法是“唱歌就是在音符上说话”，即在说话的基础上唱。词曲作家付林也用这方法，他还在80年代初培养出13岁的小歌星程琳，其成名曲《小螺号》后还被收入小学课本。
音乐教研员不同于一般研究者，首要任务是推进新课标的有效落实，对教学的指导须以新课标为依据。可惜，席君的理想似乎都不在弦上。
参考文献：
[1] 吴跃华.平民音乐教育家费承铿释传[M].北京燕山出版社，2016.
作者简介：左言宝（1969—），男，安徽枞阳人，本科，南京晓庄学院音乐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音乐教育专业声乐。
吴跃华（1970—），男，江苏涟水人，硕士，江苏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硕导，研究方向：音乐教育。
关键词：新课标;音乐教研员;教学指导
一年一度的央视第一课在中小学师生中影响很大，其中的一些教学理念、教法、教学形式等是老师关注的重点。因为每个老师都想进步，希望从中汲取有益经验。现实中，担任普通教师教学指导的大多是地区音乐教研员。但并不是每个教研员都有足够的理论素养。因此，有些指导意见便有失偏颇。但老师一般碍于面子，难以形成有益的交流。偶然的机会看到《音乐周报》刊发陈茴茴的《上好“第一课”着实不简单》（2017年9月15日），提到某市音樂教研员席建兵对“第一课”教学的“理想”的指导意见。但笔者觉得其并不“理想”。现不揣浅陋，谈几点看法与席君交流。
首先，席君说：“开学第一课，大部分老师都会选择说纪律、讲规章制度、提醒上课时间……这些问题该说，但绝对不是音乐第一课的主要内容。”笔者很难想象，我们现在“大部分”音乐教师的“第一课”的“主要内容”是用来“讲”纪律。如果真是这样，我们中小学音乐教学确实很糟糕，难怪说“80%的学生不喜欢音乐课”。但真是如此？是否有夸大之嫌暂不谈，席君认为“理想”的“讲纪律”应该是这样的：“要对孩子们的纪律坐姿提出要求……如‘唱歌要坐直’。”笔者纳闷了，身体“坐直”了是“纪律”吗？如果是的话，连唱歌时要张开嘴也是“纪律”，“哼鸣”算不算“违纪”？席君显然是混淆了一般行为准则跟音乐学习规则之间的区别。音乐课堂教学中总有一些跟音乐无关的行为需要规范。比如，循环教科书的使用，教师总得告诉学生，用完书放在哪，不能带走。如果每个学生都学着三毛那著名的“到此一游”留言也在书上写下“四毛借此一用”，这书恐怕也无法正常循环利用了。
再说，即使把这唱歌的姿态要求当成纪律，显然这纪律是以音乐学科的名义施行一种外在控制式纪律观，理想的讲纪律应该要研究如何引导学生内在养成的纪律观，即发自内心的自我约束。这才符合新课标提出的以人为本精神。其实这理想的纪律观也早在教育家蒙台梭利的理论中提过了，只不过我们国家在新世纪课程改革中才时兴。但席君似乎并不自知他提出的要求是一种落后的纪律观。
真正理想的纪律观，笔者在这里举一个鲜活的例子。《平民音乐教育家费承铿释传》[1]载我国国家级小学音乐教材主编费承铿先生于2002年为了验证新课标的科学性，无偿去小学执教一年的事。当年三年级的学生鲍梦楚十年后在接受作者的采访时回忆说：“刚开始上课时，许多同学把竖笛当玩具，这个也‘嘟’吹一下，那个也‘嘟’吹一下，整个教室乱哄哄的，根本也不把专家当专家，还有聊天的聊天，玩游戏的玩游戏，甚至有的同学在那大声喧哗。但费老师并没有生气，就在这时，一阵悠扬的笛声响起，抑扬顿挫，缠绵悱恻，大家立即被抓住了心神，都抬起头来循声望去，只见费老师正站在教室前方静静地吹奏着，手里拿着的正是那毫不起眼的竖笛。不知是哪个学过音乐的同学叫了一声：‘是《梁祝》！’那是我第一次听《梁祝》，虽然那时的我还不知道那笛声究竟诉说着怎样的故事，但也不禁沉醉其中。当费老师悠悠止住了最后一个音符时，教室里爆发出了同学们热烈的掌声。费老师笑着说：‘你们不要心急，慢慢来，总有一天也能吹出这样的曲子来。但首先还是要把基础打好才行，大家愿意跟我学吗？’同学们齐声答道：‘愿意’……他不需要拍桌子砸板凳，不需要大喊大叫，更没有长篇累牍的说教，就这样让我们这群泼猴安静了下来，也让我们重拾了对竖笛的信心和兴趣。我想，这就是一场名叫‘音乐’的魔法。”笔者认为，这才是新课标倡导的“纪律”精神。
其次，席君认为，上不好第一课是因为“高等师范人才培养模式有缺失”“多是向音乐专业院校靠拢”。要照这么说，席君自己就是典型的学院派产物。证据如下：席君说要让学生坐直唱，因为“坐不直肚子歪了，气就不通畅，唱歌就不好听”。且不问那些又弯腰又扭屁股的流行歌手唱得还真不错，把唱不好歌归为“肚子歪了”笔者还是第一次听说，其实说脖子歪了也比这合适。为什么说肚子歪了呢？因为席君的概念是美声唱法的那一套，美声唱法要求能气沉丹田，所以肚子歪了势必影响丹田之气到声带的畅通。且不论真正的气是否能沉到丹田，坐不直才是唱歌的常态。奥尔夫的原本性音乐教学法，就是针对19世纪的那些过于人工的学院派的做法而提出的批判性做法，目的是让音乐回归原始，即在最自然的状态下实践音乐，这才符合儿童好动的特性。笔者读书时，老师带我们去听北京某小学一节音乐课，课上一个外国女老师弓着腰几乎要趴在地上模仿狗熊边动作边歌唱，之后现场嘉宾曹理先生还给予很高的评价。电影《音乐之声》中的《哆来咪》这首歌，孩子都是在又蹦又跳中唱的。席君却要求坐直唱，显然这话暴露了其潜意识中的学院派意识结构。席君对奥尔夫可以不理会，但音乐课程标准对唱歌的基本要求是要学生能做到自然、自信、有表情地歌唱就行了。这“自然”何解？笔者认为，奥尔夫的做法就是较好的解释。如按照歌唱家蒋大为的说法是“唱歌就是在音符上说话”，即在说话的基础上唱。词曲作家付林也用这方法，他还在80年代初培养出13岁的小歌星程琳，其成名曲《小螺号》后还被收入小学课本。
音乐教研员不同于一般研究者，首要任务是推进新课标的有效落实，对教学的指导须以新课标为依据。可惜，席君的理想似乎都不在弦上。
参考文献：
[1] 吴跃华.平民音乐教育家费承铿释传[M].北京燕山出版社，2016.
作者简介：左言宝（1969—），男，安徽枞阳人，本科，南京晓庄学院音乐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音乐教育专业声乐。
吴跃华（1970—），男，江苏涟水人，硕士，江苏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硕导，研究方向：音乐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