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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评判当今中国的医患关系，参照标准不同，评估结果各异。医患之间情理法的和谐，医患之外的管理法制化，是缓解医患关系的出路。
关键词：医患关系；和谐；法制
一、中国医患关系现状
面对当今中国的医患关系，应在一个科学的参照系之中进行评估，参照标准不同，评估结果各异。
以医院承担的巨大的工作量为背景看医患关系的现状，总体上是比较好的。國内三甲医院一般日门诊诊疗人数已经达到几千甚至万人以上，病房拥有几千张床位，日手术量几十甚至百余台次以上，其中发生医患纠纷的是极少数，医患纠纷发生的相对数和发生率并不高。
以新中国成立以来医患关系的发展历程为背景看医患关系现状，处于历史“冰河时期”，医患纠纷发生的绝对数不低。特别是严重的医患纠纷频频发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医患关系最困难的阶段。
以国内不同地区不同级别医疗机构为背景看我国医患关系的现状，呈现出复杂的差异分布。分别与这些不同地区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所承担的医疗任务、所在地区的经济水平、不同地区卫生改革实施的力度以及具体的医院管理、处置医患纠纷的能力相关联。
以世界各国医患关系发展状况为背景看我国医患关系的现状，我国医患关系处于特殊状态。医疗体制存在弊端、医疗风险转移渠道壅塞、医患纠纷处置机制缺陷，使得我国医患关系状况与其他国家相比，呈现复杂状态。
二、医患之间的理解——情理法的和谐
医患关系紧张，医患矛盾尖锐，已非一日之寒。医疗投入的不足，医德水平的滑坡，医疗负担的沉重……诸如此类，都是导致医患关系持续恶化的原因。而政府部门的暧昧，对医疗纠纷的偏袒性报道社会，民众的非理性表达，也让舆论的天平愈加失衡。和谐，不是和稀泥。责任，要分清；道理，要讲明。以法治求和谐，则和谐存；以无条件的妥协求和谐，则和谐不存，而法治也将不存。
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场所，医生有治病救人的责任，但并不等于包治百病、手到病除。除去因为疏忽、误诊导致的死亡之外，由于病情发展导致的死亡总是不可避免的。对于医疗事故，医疗机构理当承担责任，但不能只要死了人，医院就成了罪人。将医护人员置于患者的对立面，其结局只能是两败俱伤。患者用戒心筑起壁垒，使医生心怀疑虑，被隔断的会是医生向顽症的冲击；舆论用关注构成压力，使医生瞻前顾后，失去的将是患者的生命和健康。
我们应该认识到，医生眼里的患者是一个完整的人，是有尊严、自由、情感和需要的人，而不是被分割的机体组织、送检物、病原体、数据和物品。患者不仅需要客观检查和技术操作，更需要倾诉内心感受和获得精神抚慰。医生当以患者为本，以生命为本，呵护生命，远离利欲，尊重患者权利，尊重患者人格。患者眼里的医生是一个友善的朋友，是有责任心、同情心、可以信赖的人，而不是无法接近或别有意图的人。医生的工作不仅需要专业知识和技术条件的支撑，更需要患者认同和鼓舞的目光。患者当配合医生，理解医生，放弃成见，善意度人；要支持医生，信任医生，尊重医学规律，尊重医生人格。
三、医患之外的管理——管理法制化
2010年8月，世界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发表文章《中国医生：威胁下的生存》称：“中国医生经常成为令人惊悚的暴力的受害者”，“医院已经成为战场，因此在中国当医生便是从事一种危险的职业”。
通常人们都知道高风险职业是司机、井下工、警察等，没有一个国家会认为医生是高风险职业。在中国医生为什么成了最危险的职业？
大家都习惯于从医患之间找原因，或者在医疗机构内部找原因：诸如医患之间缺乏沟通、医德医风滑坡、群众法律意识在提高、患者对医学的期望过高等等。出于这种认识，于是各大医院的“医患沟通办公室”应运而生，但是医患沟通办公室成立10年了，医患纠纷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在“近十年间，医患暴力冲突呈井喷式爆发”。尤其是在《侵权责任法》生效后医患纠纷和医患暴力冲突不仅未见减少，反呈增多趋势。这又是为什么？医患的症结究竟在哪里？
平心而论，若作横向的比较，医院的道德素质与服务态度并不比商业服务、公安、法院及公务员系统更差。但为什么停尸闹丧等砸打行为只发生在医院，而不会发生在法院？因为法院太强势了。相对于法院，医院实在是太弱势了。患者是弱势群体，但有一部分弱势群体的屠刀，在某种管理体制下，会杀向更弱势的群体的。近年来，连续报道了多起弱势人群，因权益得不到保障，并经多年上诉上访无效，最后他拿起屠刀杀向毫无防范能力的幼儿园的小朋友！可见，问题的症结并不在医患之间，也不在于法律是否作为或者怎么作为，而是在于深层的管理体制的原因。
中国法学界普遍承认“医疗行为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行为”，究竟“特殊”在哪里？有人做过很形象的比喻，交通事故好比将花瓶打碎；而医疗事故好比别人送来了一个破碎的花瓶让你去修复，但你未能将其修复或未能完全修复。这两种责任显然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医疗赔偿，为什么必须要以构成事故为前提的原因。不仅中国的法律是这样，其实，世界各国的医疗赔偿法律规定，都必须是要以构成事故为前提的。如果法律对这两种责任的制裁不加区别，适用同一标准，这显然是有失公正的。
除中国外，美国的医疗政策也是相对糟糕的。最新的统计表明，全美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数为4 570万，另有2 700万靠临时保险苦苦支撑，随时有失去保障之虞。列在美国，失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同时失去医疗保险，这是目前许多美国民众的心声。45岁的乳腺癌患者约兰达·科尔曼病情严重，癌细胞已扩散至骨头，她原本可凭借医疗保险接受3轮化疗，但因无法工作而失去医疗保险后，现在基本上没有接受任何治疗。但美国的医患关系仍然牢固而且相互信赖，并没有出现过一起砸打医院或暴力伤害医生的事件。论维权意识，美国公民显然要高于中国公民，但美国的医疗纠纷的发生率并不高，医患冲突也并不激烈。究其原因，相对中国，美国的医疗制度和对医患纠纷的处理方式上有很大不同。
美国法学界对医疗行为的特殊性有清醒的认识。美国医界普遍认为，现代医学科学能够治愈的疾病仅占全部疾病的25%。法学界也充分注意到医学不是万能的，医学尚有其局限性，医学是把双刃剑，每个个体都有差异性，医疗合同不以结果为目的等特征。因此在处理医疗纠纷时，能严格按照医学科学规则和医疗行为的特点定案，而不会苛求于医学。在赔偿追责原则上只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不适用推定过错（即公平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这就大大减轻了医方的赔偿负担。
法，其实便是“自由天理”；法，就是“自由平等”。法起源于人类的“行为习惯”，而法的本质就是“公平正义”。因此，一切法律的故事，其实都应是关于“公平正义”的故事，而不是关于刑罚镇压、铁窗与镣铐的故事；一切法律的故事，其实都应是关于人类“自由平等”的故事，而不是关于人类的专制与压迫的故事。医学法学的价值是建构医患和谐的桥梁，而不是斩断医患纽带的冷剑。
关键词：医患关系；和谐；法制
一、中国医患关系现状
面对当今中国的医患关系，应在一个科学的参照系之中进行评估，参照标准不同，评估结果各异。
以医院承担的巨大的工作量为背景看医患关系的现状，总体上是比较好的。國内三甲医院一般日门诊诊疗人数已经达到几千甚至万人以上，病房拥有几千张床位，日手术量几十甚至百余台次以上，其中发生医患纠纷的是极少数，医患纠纷发生的相对数和发生率并不高。
以新中国成立以来医患关系的发展历程为背景看医患关系现状，处于历史“冰河时期”，医患纠纷发生的绝对数不低。特别是严重的医患纠纷频频发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医患关系最困难的阶段。
以国内不同地区不同级别医疗机构为背景看我国医患关系的现状，呈现出复杂的差异分布。分别与这些不同地区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所承担的医疗任务、所在地区的经济水平、不同地区卫生改革实施的力度以及具体的医院管理、处置医患纠纷的能力相关联。
以世界各国医患关系发展状况为背景看我国医患关系的现状，我国医患关系处于特殊状态。医疗体制存在弊端、医疗风险转移渠道壅塞、医患纠纷处置机制缺陷，使得我国医患关系状况与其他国家相比，呈现复杂状态。
二、医患之间的理解——情理法的和谐
医患关系紧张，医患矛盾尖锐，已非一日之寒。医疗投入的不足，医德水平的滑坡，医疗负担的沉重……诸如此类，都是导致医患关系持续恶化的原因。而政府部门的暧昧，对医疗纠纷的偏袒性报道社会，民众的非理性表达，也让舆论的天平愈加失衡。和谐，不是和稀泥。责任，要分清；道理，要讲明。以法治求和谐，则和谐存；以无条件的妥协求和谐，则和谐不存，而法治也将不存。
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场所，医生有治病救人的责任，但并不等于包治百病、手到病除。除去因为疏忽、误诊导致的死亡之外，由于病情发展导致的死亡总是不可避免的。对于医疗事故，医疗机构理当承担责任，但不能只要死了人，医院就成了罪人。将医护人员置于患者的对立面，其结局只能是两败俱伤。患者用戒心筑起壁垒，使医生心怀疑虑，被隔断的会是医生向顽症的冲击；舆论用关注构成压力，使医生瞻前顾后，失去的将是患者的生命和健康。
我们应该认识到，医生眼里的患者是一个完整的人，是有尊严、自由、情感和需要的人，而不是被分割的机体组织、送检物、病原体、数据和物品。患者不仅需要客观检查和技术操作，更需要倾诉内心感受和获得精神抚慰。医生当以患者为本，以生命为本，呵护生命，远离利欲，尊重患者权利，尊重患者人格。患者眼里的医生是一个友善的朋友，是有责任心、同情心、可以信赖的人，而不是无法接近或别有意图的人。医生的工作不仅需要专业知识和技术条件的支撑，更需要患者认同和鼓舞的目光。患者当配合医生，理解医生，放弃成见，善意度人；要支持医生，信任医生，尊重医学规律，尊重医生人格。
三、医患之外的管理——管理法制化
2010年8月，世界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发表文章《中国医生：威胁下的生存》称：“中国医生经常成为令人惊悚的暴力的受害者”，“医院已经成为战场，因此在中国当医生便是从事一种危险的职业”。
通常人们都知道高风险职业是司机、井下工、警察等，没有一个国家会认为医生是高风险职业。在中国医生为什么成了最危险的职业？
大家都习惯于从医患之间找原因，或者在医疗机构内部找原因：诸如医患之间缺乏沟通、医德医风滑坡、群众法律意识在提高、患者对医学的期望过高等等。出于这种认识，于是各大医院的“医患沟通办公室”应运而生，但是医患沟通办公室成立10年了，医患纠纷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在“近十年间，医患暴力冲突呈井喷式爆发”。尤其是在《侵权责任法》生效后医患纠纷和医患暴力冲突不仅未见减少，反呈增多趋势。这又是为什么？医患的症结究竟在哪里？
平心而论，若作横向的比较，医院的道德素质与服务态度并不比商业服务、公安、法院及公务员系统更差。但为什么停尸闹丧等砸打行为只发生在医院，而不会发生在法院？因为法院太强势了。相对于法院，医院实在是太弱势了。患者是弱势群体，但有一部分弱势群体的屠刀，在某种管理体制下，会杀向更弱势的群体的。近年来，连续报道了多起弱势人群，因权益得不到保障，并经多年上诉上访无效，最后他拿起屠刀杀向毫无防范能力的幼儿园的小朋友！可见，问题的症结并不在医患之间，也不在于法律是否作为或者怎么作为，而是在于深层的管理体制的原因。
中国法学界普遍承认“医疗行为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行为”，究竟“特殊”在哪里？有人做过很形象的比喻，交通事故好比将花瓶打碎；而医疗事故好比别人送来了一个破碎的花瓶让你去修复，但你未能将其修复或未能完全修复。这两种责任显然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医疗赔偿，为什么必须要以构成事故为前提的原因。不仅中国的法律是这样，其实，世界各国的医疗赔偿法律规定，都必须是要以构成事故为前提的。如果法律对这两种责任的制裁不加区别，适用同一标准，这显然是有失公正的。
除中国外，美国的医疗政策也是相对糟糕的。最新的统计表明，全美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数为4 570万，另有2 700万靠临时保险苦苦支撑，随时有失去保障之虞。列在美国，失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同时失去医疗保险，这是目前许多美国民众的心声。45岁的乳腺癌患者约兰达·科尔曼病情严重，癌细胞已扩散至骨头，她原本可凭借医疗保险接受3轮化疗，但因无法工作而失去医疗保险后，现在基本上没有接受任何治疗。但美国的医患关系仍然牢固而且相互信赖，并没有出现过一起砸打医院或暴力伤害医生的事件。论维权意识，美国公民显然要高于中国公民，但美国的医疗纠纷的发生率并不高，医患冲突也并不激烈。究其原因，相对中国，美国的医疗制度和对医患纠纷的处理方式上有很大不同。
美国法学界对医疗行为的特殊性有清醒的认识。美国医界普遍认为，现代医学科学能够治愈的疾病仅占全部疾病的25%。法学界也充分注意到医学不是万能的，医学尚有其局限性，医学是把双刃剑，每个个体都有差异性，医疗合同不以结果为目的等特征。因此在处理医疗纠纷时，能严格按照医学科学规则和医疗行为的特点定案，而不会苛求于医学。在赔偿追责原则上只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不适用推定过错（即公平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这就大大减轻了医方的赔偿负担。
法，其实便是“自由天理”；法，就是“自由平等”。法起源于人类的“行为习惯”，而法的本质就是“公平正义”。因此，一切法律的故事，其实都应是关于“公平正义”的故事，而不是关于刑罚镇压、铁窗与镣铐的故事；一切法律的故事，其实都应是关于人类“自由平等”的故事，而不是关于人类的专制与压迫的故事。医学法学的价值是建构医患和谐的桥梁，而不是斩断医患纽带的冷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