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人们赋予了树各种颇具哲学意味的解读，但对于树的认识和思考也应当回归大自然的本真之中。常在各地野外进行调研、考察、标本采集的植物学教授顾有容称自己是“真·旅人”，这次我和他聊了聊植物学学者眼里的树的世界。
要聊树的话题，其实我有点意外，因为我是做草本植物研究的。不过之所以选择这个方向，和树有很大关系。我在读博士的时候，研究的基本上都是木本植物，其中有很多都是特别高大的乔木。我是做传粉的，需要在树上做一些操作，比如说授粉或者套个袋子，或者近距离观察昆虫活动。在大树上做传粉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我需要从地面开始搭一个手脚架，达到有花的枝条的高度，通常有十几、二十米高，然后在上面完成实验。有—次导师想看看我的实验进行碍怎么样，我就带他去了我的树底下，问他要不要上去看看。导师抬头看了一眼脚手架，说：“那还是算了吧。”半开玩笑地说，这事儿对我的影响相当大，结果就是后来再也不选乔木作为研究对象了。实在是太麻烦了。
关于什么是“树”，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说法：广义的话当然是包括了所有的木本植物，不管灌木还是乔木;但是如果较真的话，狭义的树就是指的乔木，就是有明显的主干和树冠，高度至少要超过6米，才被称作“树”。最有趣的是法律层面的树的定义，胸径（从地面到胸口的高度上的直径）达到5厘米的木本植物才能算树。按法律规定，砍树是要林业部门批准的，如果一棵植物胸径超过了5厘米，你下手砍它之前一定要三思。
我现在的研究区域很大一部分都是在青藏高原上面，在海拔3500米以上做高山植物的研究。这个区域本身的树就不是很多，我有时候跟人开玩笑说：“给你看我们这儿的森林。”——大概只有50厘米左右高，木本植物主要就是灌木，其他就是草本植物了。后来工作的范围渐渐变大，比如在大熊猫栖息地周边做生物多样性保护，或者城市生物多样性恢复之类的工作，会接触到很多树，所以我又开始跟树走得近了—点。
我们研究草本植物的一般是低着头走路的，和搞林学的抬头走路是不太一样，单棵的树可能不太容易让我产生特别的触动。当然也有极偶然的情况，比如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大草坪有一棵很高大的粉花山扁豆，花盛开时候的视觉效果很震撼，有一种二次元的感觉，让人想起新海诚的作品里的画面。
我在看到大片的森林的时候会比较有感触，尤其是在中国西南山地的高山峡谷地区旅行的时候，比如说云南的梅里雪山和四川的贡嘎山。这些地方的海拔落差很大，河谷地区可能只有1000多米，而山顶上有6000多甚至7000多米。最底下的谷地特别干燥，而且炎热，一般只有灌丛，没有乔木;3000米到4000米之间的区域是暗绿色的针叶林，主要是以冷杉和云杉为主，也会有些落叶松，这些树能长到三四十米高;再往上是高山灌丛，树有高有低，有时候杜鹃灌丛也可能长到两三米高;再高一点就是高山草甸和流石滩，因为高寒风大，这里的植物都长得很低矮，为了授粉就会开出特别鲜艳的花来吸引昆虫，五彩斑斓的一大片。只要爬得够高，视野就很开阔，你可以在同一个视野里面把各种植被都看全，颜色从低到高由黄色、浅绿、深绿、草绿再过渡到黑色和雪白。这个景观里的颜色基本上都是由各种不同类型的植物来赋予的，可以看到它们在不同生存条件下的群体面貌。
我在觀察一棵树的时候通常不会从哲学的角度来考虑，而是会想这里有什么科学问题。很多时候会更关注这棵树上的附生植物而不是树本身。其实一棵树也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尤其是在热带雨林，一棵树上可能依附着它生长的植物就是上百种，还有很多其它的生物，有时候说热带雨林的一棵树就是一个小的生态系统，这个话是不过分的，这跟在高山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大家想象中的热带雨林都是四季繁茂、鲜花盛开的样子，实际上热带雨林的林下是非常黯淡的一种环境，茂密的树冠会遮住阳光，在这种情况下生长的树在利用阳光的策略上会有些特殊一一那些能长成大树的小苗在它生命的前一段时间会拼命地细细地长高，不会去分枝或者长叶子，直到它能长到树冠层的高度。当然偶尔有大树被风刮倒或者被雷劈死，会在密林里开一个林窗，这个窗口里的不管什么植物都会开始疯狂生长，特别绿，直到新的大树重新把这个区域盖起来。
树与树之间也不仅是相互争夺阳光和水分的竞争关系，也会通过根系和土壤中的微生物发生物质交换、传递信息，这样彼此之间就会建立起一种“树维网”。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现象，比如森林里面最顶层的树，它们的树冠之间会有“羞避现象”，树冠之间彼此会十分紧凑地挨在一起，但又会留出一条狭窄而清晰的缝隙，这是为了彼此能够互不侵害地享受阳光。所以我其实也更倾向于把森林里的树与树之间的关系，当成一个联系非常紧密的整体来看待。
我在写《奇妙的中国植物》（森林篇）这本书的时候，也在前言中提到过这样的观点，森林里的各种物种都不只是单单堆在一起的，所以我在介绍一个物种的时候，可能也倾向于通过这个物种和其他的生物的生活环境，或和人之间的关系，来故事性地讲述它。比如说红松，它是中国东北的一种大树，对人来说它是很重要的木材，松子也是一种食材，对于在当地生活的一些动物，比如松鼠或者星鸦就会去采食红松的种子，但是它们不会直接吃掉，而是找个地方把那个种子埋在土里，等着接下来什么时候再去把它挖出来吃，但是这些动物的记性很不好，埋了之后大概率会忘记，所以埋种子这个过程实际上起了一个播种的作用。松子很重，如果靠树自己传播，种子就会掉在这棵树附近，生长的时候又往往被成年的树挡住，小苗长不大，其实是不利于这个种群扩张和生长的。
最近几年，增强城市生物多样性的讨论才被提了出来，因为之前大家追求的都是绿化覆盖率，整个城市的绿化面积上来了，又在这个过程中间渐渐注意到有一个现象叫“绿而不活”，就是这个地方绿是绿了，但就是一片死绿，没什么小动物，生态功能也没那么好。对一般公众来说，可能看到有鸟、有小松鼠，有蝴蝶，就会觉得这是一个生态很好的地方，不管它是否真的和自然生态相像，但至少是能满足市民这方面的需求。要恢复这样的生态环境就需要考虑到很多因素：在高大的树下面种植一些灌木丛来作为小型陆生动物的栖息遮蔽，让它们能从附近获得足够的食物，还要考虑到城市居民的视觉性、安全性需求和野生动物需求之间的平衡等等。在这个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所以目前还停留一种理想化的状态和城市试点的阶段。
Q@A
CHIC：在你进行野外植物考察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让你特别有感触的故事？
顾有容：2008年我博士毕业刚开始工作，第一个野外工作就是去做地震灾区的植被破坏和恢复情况的调查。地震是五月份，我是七月份去的，刚刚过去两个月的时间，本以为会看到满目疮瘼的样子，但当时感觉到人们已经走出悲伤的回忆，大家都挺乐观的，自我调节恢复能力是很强的。而与此同时的植物的情形也是这样，很多植物在地震滑坡之后都死掉了，被埋在下面，但七月份的时候在水热条件好一点的地方，已经有很多先锋植物长起来了，到了九月份，很多地方都已经变得很绿了，恢复得很快，给我挺大的触动。
CHIC：你觉得树最突出的特质是什么？
顾有容：树对水的需求很大，只有在水分足够充足的地方才能长得出树来，而且这个水分越充足，树就长得越高。全世界有很多著名的特别高的树，比如北美红杉，生长在加州西海岸，能长到100多米高;还有中国藏东南的墨脱，也有特别高的树。只有这些水汽特别丰沛，降雨量特别大的区域，才能够支撑起足够高的树。
CHIC：生长在城市里的树和生长在野外的树有些什么不同？
顾有容：城市里面的树其实更强调的是它对人的功能，比如说遮荫或者是美观等等。因为城市里的树基本上不可能是自然存在的，都是人为种的嘛，所以种这些树的时候就要考虑到很多方面的选择：它是不是一个容易活的树，是不是一个长得快的树，遮荫效果是不是好，落叶是不是烦人。北京的杨树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北京的杨树很多，四五月份传播种子的时候飘杨絮也特别烦人。那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要种这么讨厌的一种树，其实就是因为这个树好活，会长得快。刚建国之后的那段时间，北京的森林覆盖率只有4%，那个时候需要快速地让这个城市覆盖上绿色植被，而且可以选择的树种非常有限，杨树这一类长得非常快，树叶又多，就成了首选。至于杨树种下去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当时可能是没有仔细考虑的，也没有别的选择，就把这个树给种下来了。
要聊树的话题，其实我有点意外，因为我是做草本植物研究的。不过之所以选择这个方向，和树有很大关系。我在读博士的时候，研究的基本上都是木本植物，其中有很多都是特别高大的乔木。我是做传粉的，需要在树上做一些操作，比如说授粉或者套个袋子，或者近距离观察昆虫活动。在大树上做传粉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我需要从地面开始搭一个手脚架，达到有花的枝条的高度，通常有十几、二十米高，然后在上面完成实验。有—次导师想看看我的实验进行碍怎么样，我就带他去了我的树底下，问他要不要上去看看。导师抬头看了一眼脚手架，说：“那还是算了吧。”半开玩笑地说，这事儿对我的影响相当大，结果就是后来再也不选乔木作为研究对象了。实在是太麻烦了。
关于什么是“树”，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说法：广义的话当然是包括了所有的木本植物，不管灌木还是乔木;但是如果较真的话，狭义的树就是指的乔木，就是有明显的主干和树冠，高度至少要超过6米，才被称作“树”。最有趣的是法律层面的树的定义，胸径（从地面到胸口的高度上的直径）达到5厘米的木本植物才能算树。按法律规定，砍树是要林业部门批准的，如果一棵植物胸径超过了5厘米，你下手砍它之前一定要三思。
我现在的研究区域很大一部分都是在青藏高原上面，在海拔3500米以上做高山植物的研究。这个区域本身的树就不是很多，我有时候跟人开玩笑说：“给你看我们这儿的森林。”——大概只有50厘米左右高，木本植物主要就是灌木，其他就是草本植物了。后来工作的范围渐渐变大，比如在大熊猫栖息地周边做生物多样性保护，或者城市生物多样性恢复之类的工作，会接触到很多树，所以我又开始跟树走得近了—点。
我们研究草本植物的一般是低着头走路的，和搞林学的抬头走路是不太一样，单棵的树可能不太容易让我产生特别的触动。当然也有极偶然的情况，比如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大草坪有一棵很高大的粉花山扁豆，花盛开时候的视觉效果很震撼，有一种二次元的感觉，让人想起新海诚的作品里的画面。
我在看到大片的森林的时候会比较有感触，尤其是在中国西南山地的高山峡谷地区旅行的时候，比如说云南的梅里雪山和四川的贡嘎山。这些地方的海拔落差很大，河谷地区可能只有1000多米，而山顶上有6000多甚至7000多米。最底下的谷地特别干燥，而且炎热，一般只有灌丛，没有乔木;3000米到4000米之间的区域是暗绿色的针叶林，主要是以冷杉和云杉为主，也会有些落叶松，这些树能长到三四十米高;再往上是高山灌丛，树有高有低，有时候杜鹃灌丛也可能长到两三米高;再高一点就是高山草甸和流石滩，因为高寒风大，这里的植物都长得很低矮，为了授粉就会开出特别鲜艳的花来吸引昆虫，五彩斑斓的一大片。只要爬得够高，视野就很开阔，你可以在同一个视野里面把各种植被都看全，颜色从低到高由黄色、浅绿、深绿、草绿再过渡到黑色和雪白。这个景观里的颜色基本上都是由各种不同类型的植物来赋予的，可以看到它们在不同生存条件下的群体面貌。
我在觀察一棵树的时候通常不会从哲学的角度来考虑，而是会想这里有什么科学问题。很多时候会更关注这棵树上的附生植物而不是树本身。其实一棵树也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尤其是在热带雨林，一棵树上可能依附着它生长的植物就是上百种，还有很多其它的生物，有时候说热带雨林的一棵树就是一个小的生态系统，这个话是不过分的，这跟在高山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大家想象中的热带雨林都是四季繁茂、鲜花盛开的样子，实际上热带雨林的林下是非常黯淡的一种环境，茂密的树冠会遮住阳光，在这种情况下生长的树在利用阳光的策略上会有些特殊一一那些能长成大树的小苗在它生命的前一段时间会拼命地细细地长高，不会去分枝或者长叶子，直到它能长到树冠层的高度。当然偶尔有大树被风刮倒或者被雷劈死，会在密林里开一个林窗，这个窗口里的不管什么植物都会开始疯狂生长，特别绿，直到新的大树重新把这个区域盖起来。
树与树之间也不仅是相互争夺阳光和水分的竞争关系，也会通过根系和土壤中的微生物发生物质交换、传递信息，这样彼此之间就会建立起一种“树维网”。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现象，比如森林里面最顶层的树，它们的树冠之间会有“羞避现象”，树冠之间彼此会十分紧凑地挨在一起，但又会留出一条狭窄而清晰的缝隙，这是为了彼此能够互不侵害地享受阳光。所以我其实也更倾向于把森林里的树与树之间的关系，当成一个联系非常紧密的整体来看待。
我在写《奇妙的中国植物》（森林篇）这本书的时候，也在前言中提到过这样的观点，森林里的各种物种都不只是单单堆在一起的，所以我在介绍一个物种的时候，可能也倾向于通过这个物种和其他的生物的生活环境，或和人之间的关系，来故事性地讲述它。比如说红松，它是中国东北的一种大树，对人来说它是很重要的木材，松子也是一种食材，对于在当地生活的一些动物，比如松鼠或者星鸦就会去采食红松的种子，但是它们不会直接吃掉，而是找个地方把那个种子埋在土里，等着接下来什么时候再去把它挖出来吃，但是这些动物的记性很不好，埋了之后大概率会忘记，所以埋种子这个过程实际上起了一个播种的作用。松子很重，如果靠树自己传播，种子就会掉在这棵树附近，生长的时候又往往被成年的树挡住，小苗长不大，其实是不利于这个种群扩张和生长的。
最近几年，增强城市生物多样性的讨论才被提了出来，因为之前大家追求的都是绿化覆盖率，整个城市的绿化面积上来了，又在这个过程中间渐渐注意到有一个现象叫“绿而不活”，就是这个地方绿是绿了，但就是一片死绿，没什么小动物，生态功能也没那么好。对一般公众来说，可能看到有鸟、有小松鼠，有蝴蝶，就会觉得这是一个生态很好的地方，不管它是否真的和自然生态相像，但至少是能满足市民这方面的需求。要恢复这样的生态环境就需要考虑到很多因素：在高大的树下面种植一些灌木丛来作为小型陆生动物的栖息遮蔽，让它们能从附近获得足够的食物，还要考虑到城市居民的视觉性、安全性需求和野生动物需求之间的平衡等等。在这个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所以目前还停留一种理想化的状态和城市试点的阶段。
Q@A
CHIC：在你进行野外植物考察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让你特别有感触的故事？
顾有容：2008年我博士毕业刚开始工作，第一个野外工作就是去做地震灾区的植被破坏和恢复情况的调查。地震是五月份，我是七月份去的，刚刚过去两个月的时间，本以为会看到满目疮瘼的样子，但当时感觉到人们已经走出悲伤的回忆，大家都挺乐观的，自我调节恢复能力是很强的。而与此同时的植物的情形也是这样，很多植物在地震滑坡之后都死掉了，被埋在下面，但七月份的时候在水热条件好一点的地方，已经有很多先锋植物长起来了，到了九月份，很多地方都已经变得很绿了，恢复得很快，给我挺大的触动。
CHIC：你觉得树最突出的特质是什么？
顾有容：树对水的需求很大，只有在水分足够充足的地方才能长得出树来，而且这个水分越充足，树就长得越高。全世界有很多著名的特别高的树，比如北美红杉，生长在加州西海岸，能长到100多米高;还有中国藏东南的墨脱，也有特别高的树。只有这些水汽特别丰沛，降雨量特别大的区域，才能够支撑起足够高的树。
CHIC：生长在城市里的树和生长在野外的树有些什么不同？
顾有容：城市里面的树其实更强调的是它对人的功能，比如说遮荫或者是美观等等。因为城市里的树基本上不可能是自然存在的，都是人为种的嘛，所以种这些树的时候就要考虑到很多方面的选择：它是不是一个容易活的树，是不是一个长得快的树，遮荫效果是不是好，落叶是不是烦人。北京的杨树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北京的杨树很多，四五月份传播种子的时候飘杨絮也特别烦人。那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要种这么讨厌的一种树，其实就是因为这个树好活，会长得快。刚建国之后的那段时间，北京的森林覆盖率只有4%，那个时候需要快速地让这个城市覆盖上绿色植被，而且可以选择的树种非常有限，杨树这一类长得非常快，树叶又多，就成了首选。至于杨树种下去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当时可能是没有仔细考虑的，也没有别的选择，就把这个树给种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