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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探讨大学生生存理由与其压力性生活事件和自杀意念的关系，以及生存理由在大学生压力性生活事件与自杀意念之间是否具有补偿、中介和调节效应。方法：采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 ASLEC ）、中文版贝克自杀意念量表（ BSI－CV）和中文版生存理由量表（ RFL－C）对湖南6所高校的2679名大学生匿名施测。结果：大学生生存理由总分（r＝－0．046，P＜0．001）及生存信念（r＝－0．096，P＜0．001）、对亲友的责任心（r ＝－0．080，P＜0．001）、对未来子女的考虑（r＝－0．054，P＜0．01）分量表与负性生活事件总分呈显著负相关，对自杀的恐惧（r＝0．098，P＜0．001）、对社会排斥的恐惧（r＝0．043，P＜0．05）、道德反对（r＝0．043，P＜0．05）分量表与负性生活事件总分呈正相关；生存理由除“对自杀的恐惧”分量表与自杀意念呈显著正相关外（r＝0．053，P＜0．01），其总分及其他分量表与自杀意念均呈显著负相关（ r＝－0．039～－0．330，P＜0．05）；大学生的生存理由在其压力性生活事件与自杀意念关系之间同时具有补偿效应（β＝－0．044～－0．321，P＜0．001）、中介效应（β＝0．093～0．119，P＜0．001）和调节效应（B＝－0．002～－0．016，P＝0．000～0．026）。结论：生存理由是抑制大学生自杀意念的重要个体资源，它可以补偿和缓冲压力性生活事件对自杀意念的促进作用，同时这一重要资源也会受到压力性生活事件的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