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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徐州市铜山区单集镇临头村基督教信徒的发展态势引起不少党政干部的担忧，因而临头村基督教成为上个世纪90年代宗教工作的一个反面典型。20年过去了，作者带着职业好奇，又来到临头村基督教会。经过走访，与信徒聊天、同基层干部座谈、问卷调查和亲身观察，感触颇深，引发对宗教认识和宗教工作的思索。
一、临头村基督教的前世今生
临头村的基督教是100多年前由美国基督教南长老会传入，不少老信徒或信众的长辈解放前就在单集镇灵光教堂受洗入教。由于政府一直要求信徒前往单集镇教堂活动，很长时间并未批准该村设立活动场所，活动处于非法状态。1988年，聚会人数达到近千人，影响也随着人数的激增而放大，引起了政府的关注，随之采取措施将其取缔，负责人因自封传道人被处以行政拘留，提供聚会场所的刘大妈也被行政处罚。之后，临头村聚会活动一度完全处于隐秘状态转入“地下活动”，人数并未因负责人被抓而减少。1995年7月，政府宗教部门考虑到临头村信徒的实际需求，批准了改刘大妈原住处为基督教活动点。自此，临头村信徒终于有了合法的场所，信徒人数仍保持在1260人左右；2007年9月，又升格为教堂。由于管理规范、活动有序，并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2011年，临头教堂被徐州市民宗局评为“五星级模范宗教场所”。
临头教堂从外观和整个布局看，并不像传统意义上的教堂，规划显得很不规整。尽管如此，教堂管理却井然有序。堂管小组成员分工、年度计划、季度安排、每周活动、财务制度一应俱全；每一位信徒为教堂付出均为义务帮忙，不收取任何酬劳，都把教堂当做自己的家。刘大妈、陈伯云、陈伯松等几位主要堂管也都在信徒中享有较高威望。
二、临头村基督教得以发展的原因
临头基督教得以发展并非偶然，既有村民的个人需求，也有基督教固有的特点，还有社会环境等多方面因素使然。
家庭环境影响。一个家庭里老一辈成员信教对于家族年轻成员，甚至是少年儿童产生很大影响，很多年轻人是被祖父母带到教堂参加宗教活动长大的。周日这天，大人带着五六岁的孩子一起参加礼拜活动的就不下100位。他们从小受到基督教文化的熏陶，对以后信教会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当问到为什么要把孩子带到教堂时，這些老信徒马上会告诉你，神要信徒“孝敬父母”、“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他人的妻女和财物”，这些道理对小孩学好都是有好处的。从村干部那里，也得到基本相同的口碑，说信神的人一般家庭邻里和睦、乐于奉献。由此不难看出，家庭因素对临头村基督教信徒增长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有66%的信徒在问卷调查表中的信教原因“受家庭影响”一栏上打了勾，而直接受传道人员影响而信教的只有18%。
为摆脱疾病走进教堂。问卷反映，62%的信徒因自己或家人生病无钱医治而信教，但这并不是说他们深信信教可以包治百病。其实，大部分信徒心里很清楚，生了病应首先上医院看医生。一般都是钱花得差不多了，病还没好；或者医院判了“死刑”，没法治了，才依托信教碰碰运气，也就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办法”。往往这“最后办法”给病人心理带来极大慰藉，减缓他们对病魔和死亡的恐惧，增添了生活的信心，加上药物治疗促使病情好转，甚至有可能奇迹般康复。类似见证在信徒中可谓不胜枚举，所以疾病困扰依然是促使村民们走进教堂的主要原因之一。
情感交流或精神寄托的需求。调研期间深深感受到，农村经济虽然有较大发展，农民基本吃穿不愁，但文化设施几乎没有。白天村民在地里干活，晚上漆黑一片、寂静无声，吃了晚饭的村民无处可去、无事可做。农民的文化生活枯燥乏味，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生活中的烦恼、苦闷、喜悦、幸福也没人倾诉。这时，教堂优势得以充分发挥，为信徒提供了一个释放内心积郁和交流情感的空间。信徒在上帝面前祈祷、忏悔、唱诗、聚会，通过宗教仪式尽情抒发情感，向教内“弟兄姊妹”倾诉宣泄内心烦恼或讲述喜悦，同时，让大家分担分享。久而久之，教堂成为趋之若鹜的信徒的精神家园。问卷表明，有近40%的信徒是想藉由信教获得心灵的寄托。
基督教本土化。基督教作为西方文化在中国经过60多年的“自传、自养、自治”，基本实现了本土化、民族化，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不仅不再排斥它，而且越来越有好感，直至接受、信仰。在临头村也是如此，尽管有100多年前美国基督教背景，但现在从任何方面都看不到“洋教”的影子了，甚至在临头村教堂的院墙上还十分醒目地刻有基督教忌讳的“龙”的图腾。陈伯云长老说：中国人都是龙的传人，龙是强大、吉祥的象征，基督徒在中国如果容不下龙，怎么生存得下去？传道人士时常在讲道中引用许多民间传统文化故事，甚至用雷锋、黄继光、焦裕禄等英雄人物事迹阐释爱国爱教和做人做事的道理，增加了基督教教义本土化、民族化和区域性特色，对当地村民很有吸引力。
社会环境日趋宽容。近年来，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农村得以贯彻执行，政府基层组织与教堂的关系得到很大改善。不信教村民与信教村民没有排斥或歧视，和谐相处。教堂有困难，村委会愿意帮助协调解决；反过来，教堂也积极带头执行政府有关农业生产政策，镇、村修桥铺路等义务性出人出力的事教堂更是跑在前头。临头村村委会在村头为教堂立了两块功德碑，一块写着“要想致富必先修路，功在当今名传千秋”，另一块刻有“解群众路难之苦，感上帝慈爱之恩”，这似乎成了政教关系和谐的一个有力见证。关于“教会影响基层政权”的问题，得到镇、村领导和教堂负责人异口同声答复“不存在”。教会负责人对我们说：任何时候，信神的人都必须服从政府的领导，不会做干预政府的事，包括村干部选举等，教会从不过问，更不会在教堂里说这事。当陈氏兄弟被问：信徒都拥戴你们，想当村长吗？两位长老连忙回答：“从来没想过，也没那个能力。”村支部书记也反映，没有出现过教堂干预村务工作的事情。正是由于社会宽松的环境和和谐的政教关系，使得临头村基督教在一种自然状态下正常发展。
三、临头村基督教抚今追夕的启示 临头村基督教堂，一个曾经被取缔的私设聚会点，负责人被依法处理，信徒被遣散。今天，在同样的地点，还是那些人，也还是做的那些事，却成为徐州市600多处场所中为数不多的五星级模范宗教活动场所，如此巨大变化给我们的启示是深刻的。
对宗教的认识和理解不断在实践中得到深化。回顾一下不难发现，我们在不同时期对宗教的认识差别很大：新中国建立初期，宗教被当作愚昧落后的东西彻底改造；十年“文革”，宗教被视为封建残余予以清除，宗教界人士成了“牛鬼蛇神”被坚决打倒；改革开放后，全面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对宗教界人士“政治上能够团结合作、信仰上可以互相尊重”；新世纪以来，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信教群众成为党所依靠的“基本群众”，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力量”，同党的关系是“血肉联系”，宗教在经济建设、社会和谐、文化繁荣中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应当说，从鸦片论到适应论再到和谐论，从人治到法制再到法治，折射出我们对宗教的认识和管理宗教事务的方式不断转变、不断修正、不断深化的实践过程。临头村基督教这段不寻常的经历正好说明宗教工作在我国社会进步中不断前行。这其实也是我们党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发生重大转变的一个缩影。因此，在1988年的时代背景下发生的事情或许可以被接受，而今天如果仍然沿用过去简单粗暴的做法，就显然与进步了的社会不合时宜，一定不会再被容忍。对此，宗教工作者应当要有清醒的反思。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就是：与时俱进、落实政策，尊重规律、善于引导，依法管理、不再折腾。
培养合格教职人员是重中之重的任务。基督教与其他宗教一样对社会的作用具有积极和消极两面性，在调适人们心理的同时，也容易使信徒相信宿命论，逃避社会现实。特别是农村信徒文化素质低，在缺少合格教职人员的情况下，很容易接受一些偏激甚至异端的蛊惑，对新农村建设造成负面影响。俗话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合格的教会负责人对基层教会的面貌和信徒的行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临头村教堂有今天的发展，很大原因在于几位领头人用“关爱他人、适应社会”等正确的神学思想引导信徒，提出了“益人才能荣神”的信念。积极从事慈善公益活动是临头村基督教的一个最大特点。多年来，他们累计帮助特困户建房700余间，节省村民50%的建房支出；修桥补路131公里；帮助无劳力、无农机户收种粮食；为各种困难户捐款捐物更是难以统计，仅收到各类锦旗牌、匾就达156件。这些善举除了圣经的教导，还有负责人参加政府、“两会”组织的各种学习培训的影响。两位长老一直对省基督教两会上世纪80年代举办的培训班、徐州市组织的讲道人培训班念念不忘，多次提及。他们现在最揪心的就是如何培养好年轻传道人接过临头教堂的班。由此看来，教职人员队伍建设是保证宗教健康和谐发展的关键，有计划地组织基层场所负责人培训，提升他们的综合素质，应当成为宗教部门一项经常性的重要工作常抓不懈。
合理布局宗教活动场所是落实宗教政策的重要体现。宗教活动场所作为宗教教职人员履行教职、满足信教群众信仰需求的基本保障和重要平台，是信教群众最为关注的热点问题。临头村基督教的故事应当能够让我们丢掉许多不必要的担忧。也许有人会说临头只是一个特例，不能以点盖面。但对信教群众逐年增多，场所拥挤或路远不便的问题，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在另一项调查中反映，基督教私设点有近70%是因为路途远而自行设立。因此，合理布局宗教活动场所在一些地方确实成为客观需要，是信教群众的迫切期盼，当然，也是宗教部门的职责所在。我们应当按照《江苏省宗教事务条例》关于“把宗教活动场所建设纳入城乡建设规划”的规定，在充分利用现有场所的基础上，在信教群众较多、现有场所难以容纳、位置偏远交通不便的地方，适当增设新场所，切实解决场所用地与建设问题，满足信教群众对活动场所的基本需要。
鼓励宗教在社会和谐中发挥积极作用。应当看到，随着历史的发展，宗教在我国的政治属性逐渐淡化，社会属性日趋显著，不仅逐步成为一定人群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会逐步进入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400多万信教群众是我省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我们要“牢牢把握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这个创新社会管理的总要求，团结引导信教群众，为社会和谐作出更大贡献；引导宗教界开展文化思想建设，在弃恶扬善、诚实守信、慈悲济世等社会公共道德维护方面发挥应有作用；宗教的社会公益慈善功能具有相当大的协同参与潜力，应切实贯彻国家六部门2012年下发的《关于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意见》，大力推进宗教界规范有序开展社会公益慈善活动；发挥宗教在社会稳定、家庭和睦中的独特作用，通过为信教群众提供人文关怀、心理服务，调解群众纠纷，化解社会矛盾。
政府必须做得更好才不被“抢风头”。伴随各项改革的不断进行，农村经济得到发展，农民生活得到较大改善。特别是农村税费改革废除了几千年的农业税，种田不再纳粮，政府还给补贴，农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按照乡村干部的话说，再也不需要为“收税扒粮”得罪村民了。这客观上为改善干群关系创造了条件。在临头村老百姓的心目中，无论信教的还是不信教的，都觉得共产党好、政府靠得住。这种情感朴实而发自内心。乡村基层组织并没有因为基督教信徒人多势众而失去权威和信赖，基督教所做的好事善举只是一时抢了村委会的“风头”而已。我們党是执政党，政府掌握着各种社会资源，必须更多地为老百姓谋福祉，改变农村贫困落后面貌，改善医疗卫生条件，丰富健康文化娱乐活动，逐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同时，干部应更多地深入到信教群众中，指导他们进行健康、正常、有序的宗教生活，保证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在基层全面准确地贯彻执行。这是做好新形势下宗教工作的根本要求，否则，还会被“抢风头”。
把信教群众当作亲人。在临头村与信教群众相处的日子尽管很短，可当分手的那天，许多信徒过来千叮呤万嘱咐：别忘了他们，不要嫌弃吃住条件差，多来看他们。对过去受到的不公没有丝毫抱怨，对今天得到的尊重万分感恩。信教群众真的把政府的“官“当作了亲人，把宗教干部当作了他们的娘家人。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把这么朴实可敬的信教群众当作亲人呢？只有把信教群众当作亲人，信教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作亲人。作为党的宗教工作干部，更要从思想上尊重信教群众，更要从感情上贴近信教群众，更要从工作上依靠信教群众，更要从作风上密切联系信教群众，更要从措施上维护信教群众的合法利益。多与信教群众面对面地交流，倾听他们的愿望与声音，对认识上的分歧善于求大同、存小异，再也不能将信教群众冠以愚昧落后的帽子，而是要把信教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宗教工作好坏的标准。这样才能团结引导信教群众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信教群众在情感上疏离，既不利于调动信教群众的积极性，也影响了党群、政群关系，“做好信教群众工作是宗教工作的根本任务”。
苏北五市农村基督教信徒达140多万人，占全省信仰基督教人数的70%，是我省宗教工作的重点区域。通过对徐州铜山临头村基督教的调研与思考所得到的启发，不仅对苏北基督教工作有新认识，而且对我们更好地认识宗教、做好新形势下宗教工作大有裨益。
（作者系江苏省民族宗教事务局副局长）
责任编辑：戴群英
一、临头村基督教的前世今生
临头村的基督教是100多年前由美国基督教南长老会传入，不少老信徒或信众的长辈解放前就在单集镇灵光教堂受洗入教。由于政府一直要求信徒前往单集镇教堂活动，很长时间并未批准该村设立活动场所，活动处于非法状态。1988年，聚会人数达到近千人，影响也随着人数的激增而放大，引起了政府的关注，随之采取措施将其取缔，负责人因自封传道人被处以行政拘留，提供聚会场所的刘大妈也被行政处罚。之后，临头村聚会活动一度完全处于隐秘状态转入“地下活动”，人数并未因负责人被抓而减少。1995年7月，政府宗教部门考虑到临头村信徒的实际需求，批准了改刘大妈原住处为基督教活动点。自此，临头村信徒终于有了合法的场所，信徒人数仍保持在1260人左右；2007年9月，又升格为教堂。由于管理规范、活动有序，并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2011年，临头教堂被徐州市民宗局评为“五星级模范宗教场所”。
临头教堂从外观和整个布局看，并不像传统意义上的教堂，规划显得很不规整。尽管如此，教堂管理却井然有序。堂管小组成员分工、年度计划、季度安排、每周活动、财务制度一应俱全；每一位信徒为教堂付出均为义务帮忙，不收取任何酬劳，都把教堂当做自己的家。刘大妈、陈伯云、陈伯松等几位主要堂管也都在信徒中享有较高威望。
二、临头村基督教得以发展的原因
临头基督教得以发展并非偶然，既有村民的个人需求，也有基督教固有的特点，还有社会环境等多方面因素使然。
家庭环境影响。一个家庭里老一辈成员信教对于家族年轻成员，甚至是少年儿童产生很大影响，很多年轻人是被祖父母带到教堂参加宗教活动长大的。周日这天，大人带着五六岁的孩子一起参加礼拜活动的就不下100位。他们从小受到基督教文化的熏陶，对以后信教会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当问到为什么要把孩子带到教堂时，這些老信徒马上会告诉你，神要信徒“孝敬父母”、“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他人的妻女和财物”，这些道理对小孩学好都是有好处的。从村干部那里，也得到基本相同的口碑，说信神的人一般家庭邻里和睦、乐于奉献。由此不难看出，家庭因素对临头村基督教信徒增长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有66%的信徒在问卷调查表中的信教原因“受家庭影响”一栏上打了勾，而直接受传道人员影响而信教的只有18%。
为摆脱疾病走进教堂。问卷反映，62%的信徒因自己或家人生病无钱医治而信教，但这并不是说他们深信信教可以包治百病。其实，大部分信徒心里很清楚，生了病应首先上医院看医生。一般都是钱花得差不多了，病还没好；或者医院判了“死刑”，没法治了，才依托信教碰碰运气，也就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办法”。往往这“最后办法”给病人心理带来极大慰藉，减缓他们对病魔和死亡的恐惧，增添了生活的信心，加上药物治疗促使病情好转，甚至有可能奇迹般康复。类似见证在信徒中可谓不胜枚举，所以疾病困扰依然是促使村民们走进教堂的主要原因之一。
情感交流或精神寄托的需求。调研期间深深感受到，农村经济虽然有较大发展，农民基本吃穿不愁，但文化设施几乎没有。白天村民在地里干活，晚上漆黑一片、寂静无声，吃了晚饭的村民无处可去、无事可做。农民的文化生活枯燥乏味，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生活中的烦恼、苦闷、喜悦、幸福也没人倾诉。这时，教堂优势得以充分发挥，为信徒提供了一个释放内心积郁和交流情感的空间。信徒在上帝面前祈祷、忏悔、唱诗、聚会，通过宗教仪式尽情抒发情感，向教内“弟兄姊妹”倾诉宣泄内心烦恼或讲述喜悦，同时，让大家分担分享。久而久之，教堂成为趋之若鹜的信徒的精神家园。问卷表明，有近40%的信徒是想藉由信教获得心灵的寄托。
基督教本土化。基督教作为西方文化在中国经过60多年的“自传、自养、自治”，基本实现了本土化、民族化，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不仅不再排斥它，而且越来越有好感，直至接受、信仰。在临头村也是如此，尽管有100多年前美国基督教背景，但现在从任何方面都看不到“洋教”的影子了，甚至在临头村教堂的院墙上还十分醒目地刻有基督教忌讳的“龙”的图腾。陈伯云长老说：中国人都是龙的传人，龙是强大、吉祥的象征，基督徒在中国如果容不下龙，怎么生存得下去？传道人士时常在讲道中引用许多民间传统文化故事，甚至用雷锋、黄继光、焦裕禄等英雄人物事迹阐释爱国爱教和做人做事的道理，增加了基督教教义本土化、民族化和区域性特色，对当地村民很有吸引力。
社会环境日趋宽容。近年来，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农村得以贯彻执行，政府基层组织与教堂的关系得到很大改善。不信教村民与信教村民没有排斥或歧视，和谐相处。教堂有困难，村委会愿意帮助协调解决；反过来，教堂也积极带头执行政府有关农业生产政策，镇、村修桥铺路等义务性出人出力的事教堂更是跑在前头。临头村村委会在村头为教堂立了两块功德碑，一块写着“要想致富必先修路，功在当今名传千秋”，另一块刻有“解群众路难之苦，感上帝慈爱之恩”，这似乎成了政教关系和谐的一个有力见证。关于“教会影响基层政权”的问题，得到镇、村领导和教堂负责人异口同声答复“不存在”。教会负责人对我们说：任何时候，信神的人都必须服从政府的领导，不会做干预政府的事，包括村干部选举等，教会从不过问，更不会在教堂里说这事。当陈氏兄弟被问：信徒都拥戴你们，想当村长吗？两位长老连忙回答：“从来没想过，也没那个能力。”村支部书记也反映，没有出现过教堂干预村务工作的事情。正是由于社会宽松的环境和和谐的政教关系，使得临头村基督教在一种自然状态下正常发展。
三、临头村基督教抚今追夕的启示 临头村基督教堂，一个曾经被取缔的私设聚会点，负责人被依法处理，信徒被遣散。今天，在同样的地点，还是那些人，也还是做的那些事，却成为徐州市600多处场所中为数不多的五星级模范宗教活动场所，如此巨大变化给我们的启示是深刻的。
对宗教的认识和理解不断在实践中得到深化。回顾一下不难发现，我们在不同时期对宗教的认识差别很大：新中国建立初期，宗教被当作愚昧落后的东西彻底改造；十年“文革”，宗教被视为封建残余予以清除，宗教界人士成了“牛鬼蛇神”被坚决打倒；改革开放后，全面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对宗教界人士“政治上能够团结合作、信仰上可以互相尊重”；新世纪以来，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信教群众成为党所依靠的“基本群众”，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力量”，同党的关系是“血肉联系”，宗教在经济建设、社会和谐、文化繁荣中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应当说，从鸦片论到适应论再到和谐论，从人治到法制再到法治，折射出我们对宗教的认识和管理宗教事务的方式不断转变、不断修正、不断深化的实践过程。临头村基督教这段不寻常的经历正好说明宗教工作在我国社会进步中不断前行。这其实也是我们党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发生重大转变的一个缩影。因此，在1988年的时代背景下发生的事情或许可以被接受，而今天如果仍然沿用过去简单粗暴的做法，就显然与进步了的社会不合时宜，一定不会再被容忍。对此，宗教工作者应当要有清醒的反思。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就是：与时俱进、落实政策，尊重规律、善于引导，依法管理、不再折腾。
培养合格教职人员是重中之重的任务。基督教与其他宗教一样对社会的作用具有积极和消极两面性，在调适人们心理的同时，也容易使信徒相信宿命论，逃避社会现实。特别是农村信徒文化素质低，在缺少合格教职人员的情况下，很容易接受一些偏激甚至异端的蛊惑，对新农村建设造成负面影响。俗话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合格的教会负责人对基层教会的面貌和信徒的行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临头村教堂有今天的发展，很大原因在于几位领头人用“关爱他人、适应社会”等正确的神学思想引导信徒，提出了“益人才能荣神”的信念。积极从事慈善公益活动是临头村基督教的一个最大特点。多年来，他们累计帮助特困户建房700余间，节省村民50%的建房支出；修桥补路131公里；帮助无劳力、无农机户收种粮食；为各种困难户捐款捐物更是难以统计，仅收到各类锦旗牌、匾就达156件。这些善举除了圣经的教导，还有负责人参加政府、“两会”组织的各种学习培训的影响。两位长老一直对省基督教两会上世纪80年代举办的培训班、徐州市组织的讲道人培训班念念不忘，多次提及。他们现在最揪心的就是如何培养好年轻传道人接过临头教堂的班。由此看来，教职人员队伍建设是保证宗教健康和谐发展的关键，有计划地组织基层场所负责人培训，提升他们的综合素质，应当成为宗教部门一项经常性的重要工作常抓不懈。
合理布局宗教活动场所是落实宗教政策的重要体现。宗教活动场所作为宗教教职人员履行教职、满足信教群众信仰需求的基本保障和重要平台，是信教群众最为关注的热点问题。临头村基督教的故事应当能够让我们丢掉许多不必要的担忧。也许有人会说临头只是一个特例，不能以点盖面。但对信教群众逐年增多，场所拥挤或路远不便的问题，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在另一项调查中反映，基督教私设点有近70%是因为路途远而自行设立。因此，合理布局宗教活动场所在一些地方确实成为客观需要，是信教群众的迫切期盼，当然，也是宗教部门的职责所在。我们应当按照《江苏省宗教事务条例》关于“把宗教活动场所建设纳入城乡建设规划”的规定，在充分利用现有场所的基础上，在信教群众较多、现有场所难以容纳、位置偏远交通不便的地方，适当增设新场所，切实解决场所用地与建设问题，满足信教群众对活动场所的基本需要。
鼓励宗教在社会和谐中发挥积极作用。应当看到，随着历史的发展，宗教在我国的政治属性逐渐淡化，社会属性日趋显著，不仅逐步成为一定人群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会逐步进入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400多万信教群众是我省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我们要“牢牢把握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这个创新社会管理的总要求，团结引导信教群众，为社会和谐作出更大贡献；引导宗教界开展文化思想建设，在弃恶扬善、诚实守信、慈悲济世等社会公共道德维护方面发挥应有作用；宗教的社会公益慈善功能具有相当大的协同参与潜力，应切实贯彻国家六部门2012年下发的《关于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意见》，大力推进宗教界规范有序开展社会公益慈善活动；发挥宗教在社会稳定、家庭和睦中的独特作用，通过为信教群众提供人文关怀、心理服务，调解群众纠纷，化解社会矛盾。
政府必须做得更好才不被“抢风头”。伴随各项改革的不断进行，农村经济得到发展，农民生活得到较大改善。特别是农村税费改革废除了几千年的农业税，种田不再纳粮，政府还给补贴，农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按照乡村干部的话说，再也不需要为“收税扒粮”得罪村民了。这客观上为改善干群关系创造了条件。在临头村老百姓的心目中，无论信教的还是不信教的，都觉得共产党好、政府靠得住。这种情感朴实而发自内心。乡村基层组织并没有因为基督教信徒人多势众而失去权威和信赖，基督教所做的好事善举只是一时抢了村委会的“风头”而已。我們党是执政党，政府掌握着各种社会资源，必须更多地为老百姓谋福祉，改变农村贫困落后面貌，改善医疗卫生条件，丰富健康文化娱乐活动，逐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同时，干部应更多地深入到信教群众中，指导他们进行健康、正常、有序的宗教生活，保证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在基层全面准确地贯彻执行。这是做好新形势下宗教工作的根本要求，否则，还会被“抢风头”。
把信教群众当作亲人。在临头村与信教群众相处的日子尽管很短，可当分手的那天，许多信徒过来千叮呤万嘱咐：别忘了他们，不要嫌弃吃住条件差，多来看他们。对过去受到的不公没有丝毫抱怨，对今天得到的尊重万分感恩。信教群众真的把政府的“官“当作了亲人，把宗教干部当作了他们的娘家人。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把这么朴实可敬的信教群众当作亲人呢？只有把信教群众当作亲人，信教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作亲人。作为党的宗教工作干部，更要从思想上尊重信教群众，更要从感情上贴近信教群众，更要从工作上依靠信教群众，更要从作风上密切联系信教群众，更要从措施上维护信教群众的合法利益。多与信教群众面对面地交流，倾听他们的愿望与声音，对认识上的分歧善于求大同、存小异，再也不能将信教群众冠以愚昧落后的帽子，而是要把信教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宗教工作好坏的标准。这样才能团结引导信教群众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信教群众在情感上疏离，既不利于调动信教群众的积极性，也影响了党群、政群关系，“做好信教群众工作是宗教工作的根本任务”。
苏北五市农村基督教信徒达140多万人，占全省信仰基督教人数的70%，是我省宗教工作的重点区域。通过对徐州铜山临头村基督教的调研与思考所得到的启发，不仅对苏北基督教工作有新认识，而且对我们更好地认识宗教、做好新形势下宗教工作大有裨益。
（作者系江苏省民族宗教事务局副局长）
责任编辑：戴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