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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19年11月22日，第28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民族电影展映期间，我受电影展组委会之邀出席红色电影《青春之骏》的新闻发布会。
当我来到新闻发布会现场，大屏幕上正打出一个人的黑白头像相片，宽阔的额头，浓密的秀发，飘洒的长髯，平静而坚毅的眼神，气宇轩昂的气概。此时工作人员将一份海报递给我，封面一行红色大字令我双眼放光：回族英雄马骏。
马骏？马天安？是我知道的那位烈士吗？几十年前的记忆在大脑中如电影胶片似的快速回放……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北京，公园很少。我们这些住在胡同里的孩子去得最多的地方之一，就是日坛公园了。日坛，封建社会是皇家祭祀的五坛之一。所谓五坛即“天、地、日、月、先农”，它们以坐北朝南的紫禁城为中心，在一条南北走向的中轴线上呈对称分布。南方是天坛和先农坛，北为地坛，西有月坛，东方就是日坛了。
我家住在东城的贤孝牌胡同，离日坛公园很近，只隔着一条护城河（现在是二环路）。我儿时的日坛公园没有围墙，也没有栅栏，人们可以从任何位置进入公园。只要有时间，我们几位小伙伴就会到这里疯跑。有时就连“队日”活动我们也会选择在这里进行。日坛公园里树木很多，除了几座不高的小山包外，就是几条曲曲弯弯的小土路。那时我们经常去的“景点”就有两个，一个是少年之家，另一个就是马骏烈士墓。在每年清明节的时候，学校都会组织我们这些少先队员来到这座墓前敬献花圈，听老师讲述马骏的故事。在我的印象里马骏烈士墓被翠竹、青松簇拥着，其间还有一棵显眼的苹果树，墓碑上题写着“回族烈士马骏之墓”。
每个男孩都有英雄情结，对英雄的敬仰好像是源于骨子里的。所以那个躺在日坛公园里的墓就像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一样，在我的脑袋里有着重要的位置。
正当我还沉浸在美好的回忆中时，电影里的画外音响起了：马骏，回族，天津觉悟社创始人之一，著名的爱国学生运动领袖，中国革命的先驱者。1915年，他进入天津南开学校读书，初步受到爱国主义教育，并两任学校的演说会、学生讨论会及自治励学会会长，又任义塾服务团总董及教务长，后考入南开大学。
“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站在前列奔走呼号，发起并成立了学生联合会，并担任副会长兼执行会长，成为“五四”运动京津地区主要青年领袖之一。他与周翔宇、邓文淑等二十多名进步青年共同创立了革命进步团体“觉悟社”。
8月，山东发生济南惨案。天津派出代表赴京请愿，遭到北洋政府拘捕。随后，马骏率领同学进京声援，他被推选负责指挥整个请愿队伍。28日下午一点，马骏率领近万名学生，从天安门到达新华门，要求面见总统徐世昌。左等右等，总统没到，却来了大批京师警察厅的军警。军警将学生代表骗到天安门与午门之间，不准出入。
天渐渐黑了，学生们谢绝了北京爱国团体送来的饭菜，决定绝食！为了让学生屈服，军警们开始搜寻马骏。于是，大家开始为他改装。一位学生脱下自己的毛料西装，换上马骏的蓝布大褂，两人还换了皮靴。马骏须发浓密，同学们本来想剪短马骏的头发，却找不到剪刀，只好因陋就简。
一眨眼已是晚上九点多。北洋军警们点起大汽灯、拿着手电，还是没找到马骏。于是，他们换了新花招，把学生代表一一挟持到门口，逐一喝问，没问题的推出放走。最后只剩下几个男代表，面对喝问，马骏正气凛然地说：“我就是马骏！”
京师警察厅抓捕学生的事情，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迫于各方压力， 8月30日，大总统徐世昌只好下令释放了马骏等请愿学生。
据京师警察厅档案记载：“马骏回津后尤为狂妄，他说：‘入狱前的马骏是家人的马骏，出狱后的马骏就是国人的马骏了。’”
因为他带领学生大闹天安门，智斗徐世昌，表现出一副英雄气概，所以出狱后，同学们都管他叫“马天安”……
“马骏？马天安？怎么没有听说过？”
“1920年入党，1925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还是北京市委书记？这太牛了吧。”
“可能牺牲得太早了吧，所以咱们不知道。”
“哎，现在的人们崇尚娱乐至死，已经不崇拜英雄了……”
从我的座位前后左右方向传过来各种各样的议论，宣传片开始播放了，人们也渐渐地安靜了下来。
一个多小时的电影结束了，观影的人们还在唏嘘当中。“赵会长，我给您介绍一个人。”电影《青春之骏》的导演韩赤飞将我的目光引向他旁边的一位气质优雅的女士。制片人郝丽萍热情地说：“这是马天安烈士的孙女马丽颖。”在与她握手之际，我似乎看到了马丽颖眼里还有泪花。
“电影很感人，马天安烈士的事迹搬上银幕虽然晚了些，但是你们的努力和缅怀可以告慰马天安烈士了。”我说，接着我又对马丽颖说：“张作霖杀害李守常是众人皆知的，然而张作霖还枪杀了马天安却鲜为人知，这部电影还原了历史，彰显了英雄本色。”
此时观众已渐渐散去，我仍然沉浸在影片那壮怀激烈的画面情节中。马天安，从古至今以天安门命名者唯此一人;马天安，每到一处，他都高举革命的火把，点燃一片炽热的火海，把旧世界烧焦，化成新中国诞生的沃土。
想着、思着，便又热血沸腾起来，一曲《沁园春·咏天安》由心底流出——
生逢乱世，英雄底色，长髯飘飘。
南开求真理，马列入怀，五四先锋，气概如滔。
血溅商会，傲骨留丹，共讨国贼群情高。
觉悟社，传播信仰火，神州妖娆。
诛马良保国土，巴黎和会岂可折腰。
孤胆留美名，死谏总统，国士无双，天安独骚。
受命挽危局，步尘大钊，向死而生，傲视军阀 成死雕。
拯社稷，舍尽儿女情，笑迎新朝！
一
马天安和周翔宇在1920年8月初召集了一次觉悟社的年会，当时，出于各种原因只有十四个人参加。每一个社员都谈了一年多来的思想变化和感受。最后，马天安说，近百年来，我们经历了中国最艰难也是最伟大的时刻，同时，也是我个人最最艰难而最伟大的青春。现在国内形势不容乐观，所以我们要以更饱满的革命斗志去斗争。一、我们都还在青年时代，最长的只有二十五岁（谌志笃），年轻的只有十五岁（邓文淑），我们都缺乏革命的知识和经验，今后应该继续求学充实我们自己;二、我们应该团结各地的爱国团体，采取共同行动，才能挽救中国于危亡。马天安提议，赴北京请李守常先生给予具体的指示。 李守常得知后非常高兴，表示正欲在北京召开社团会议，希望觉悟社的同学们参加。这便是著名的“陶然亭五团体会议”始末。
“陶然亭五团体会议”为何选择了陶然亭的慈悲庵？陶然亭地区地处北京城南，在一百年前的那个年代，是反动当局统治薄弱地区，“蓬蒿长可蔽人，雉兔窜跃蓬蒿中”，“芦苇丛生，蔓草披径”，有“南下洼子”之称。由于当局疏于管理，地处比较隐蔽，“烟藏古寺无人到”，平素“人迹罕至”。另外，这里的自然风光怡人，亭台清幽，自然不会引起当局的警觉和注意。李守常等早期的革命者，当年都喜欢到此地开展活动。
1920年8月16日上午，李守常先生在陶然亭热情地接见了除了觉悟社，还有北京少年中国学会以及青年工读互助团、人道社、曙光社共五个团体的二十三位代表，在陶然亭慈悲庵召开联席会议。会议由刘清扬主持，李守常发表了重要讲话，会议讨论各团体“改造”“联合”问题。这就是史上著名的“陶然亭五团体会议”。会后，形成两份文件，即《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
“陶然亭五团体会议”发出“团结联合，共同行动，挽救中国危亡”的呐喊，不单体现出觉悟社召集会议的初衷，而且反映出五团体“改造旧中国”之志与决心。《改造联合宣言》提出：“到民间去做社会实况的调查，平民教育之普及，农工组织之运动，妇女独立之促进等项工作。”在当时，这些主张的提出，对于鼓舞青年参加社会实践，增强反帝反军阀斗争的勇气与决心，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李守常说：“今日世界之潮流，极其显然，凡为一个团体，必须有其明确的主义;如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一统全体的意志，对外也不便采取联合行动。所以，旗帜要举得更为鲜明……要到劳工群众中去，到农民中去，和他们同命运，共呼吸，了解他们，启发他们，依靠他们。因为，二十世纪的革命，必定是滔滔滚滚的群众运动。”
在李守常的启示和帮助下，不久，于方舟就到码头工人中去，安毓文到长辛店铁路工人中去，周翔宇、刘清扬、张若名、郭隆真等表示，要到法国勤工俭学，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马天安已经得到党组织的通知，要求他继续留在国内，回到民众中去，以教书为掩护，寻求救国救民之路。
这一期间，马天安和周翔宇住在天津学生联合会的小楼房里处理觉悟社的事情，新婚的妻子杨秀蓉来看丈夫，她和丈夫住在南屋，周翔宇住在北屋，有一次，警察厅的人来了，他们分别从后头的防火楼梯躲开了敌人的追捕。
刘崇佑发现年轻的马天安和周翔宇思维清晰而富有条理，思想进步，口才难得，是块难得的可造之材，于是建议他们出国深造。而此时的周翔宇，经过半年多的狱中斗争，已开始信仰共产主义，希望到国外去进一步探求救国真理，但苦于没有出国经费。后经南开学校创办人严修和刘崇佑的资助，周翔宇于11月7日乘船赴法，踏上了新的革命历程。此后一两年间，刘崇佑督促夫人每月去东方汇理银行汇款二十余银元给周翔宇和同时赴法勤工俭学的张若名二人作生活费，直至两人来信说已获得助学金，可另资助他人，才作罢。
三个月后，11月7日，周翔宇、张若名、刘清扬、郭隆真在上海乘法国邮船“波尔多斯”号开始了留法旅途。两个人谁也想不到，这是他们在人生中的最后一面。
1920年8月26日，北京正值秋天，马天安得到李守常先生的信，将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见面。
走进这所闻名遐迩的大学，立刻被她古典风貌的建筑、江南风光的景色所感染，生于东北的马天安只熟悉东北的秋色，还是第一次见到北京的秋色，特别是北京大学里的秋色，真是优雅得美不胜收。一株株壮美的松树跳入眼帘，山坡上，小路旁，处处是成片的树木，湖水中倒映着博雅塔和随风摇摆的树枝，衬托着古典、优雅的建筑，如画之美。映在湖中的一棵棵梧桐树，被绿水修饰得亭亭玉立如少女，三五只鱼儿在梧桐树的影子下，快活地并自由自在地游着。秋风微微抚摸着一丛丛的红叶，使得秋的景致更浓、更烈。而湖边的柿子树上，挂满了红灯笼般的果实，随着秋风的推送，那颗颗果实偶然竟会奋不顾身地跳入湖中，溅起一层涟漪，惊走无忧无虑的鱼儿，破了这静静的美。
马天安边走边赏，不时发出微笑，他此时的心情与这景色融为一体，因为1920年8月22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正式成立（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5年1月26日改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李守常介绍马天安加入了青年团，并按照李守常同志的指示，返回天津再回东北在家住上一段时间，孝敬父母，与妻子团聚。而这期间，他将在家乡完成播撒革命火种的任务，为日后再次回到东北做准备。
这段时光，也是马天安人生中最为快乐平静而又温馨的。9月28日，马天安从东北再次回到北京，并向李守常汇报了他在吉林的情况。正是因为这一次的交谈，李守常认为马天安越来越成熟，思想越来越进步，意志越来越坚定，是一位堪当大任、前途无量的优秀人才。他们彻夜长谈，李守常告诉马天安，中国要建立共产党，像十月革命一樣，推翻旧的社会，建立新的社会，只有共产党才能够救中国。这些道理对于马天安而言如醍醐灌顶，也正是这一天他坚定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信念。“此次上海之行，是绝密。将安排你面见陈独秀和共产国际的代表维经斯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刚刚初立，接下来在上海筹备建立共产党事宜，希望你发挥更大的作用。”
返回天津后不久，马天安立即启程又一次来到了上海。
坐在火车上，不禁又想起那日与李守常同志谈话的情景。“维经斯基是俄共（布）派来的红色使者，是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帮助我们创建中国共产党的。”
“中国共产党？”马天安显得异常兴奋，“我们要建立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吗？都有谁？”面对马天安的一系列的问题，李守常笑笑说：“北京的形势很严峻，上海方面相对安全些，那边有陈独秀同志，维经斯基就是去上海要面见他，在上海筹备建立共产党事宜。”
“你不去上海吗？”李守常看着马天安回答：“我不去，但组织决定你去。” “我去？”
“是的，你代表北京和天津坚定共产主义理念信念的师生们，这是我们讨论决定的，也是因为你这两年的表现，大家认为你在‘五四’运动中表现出了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和领导者才能，所以决定你去上海，与陈独秀、维经斯基会面，这是秘密行动，万不可泄露，表面上由学联派你去上海支持学运的。”
在1920年四五月间，几个俄国人悄然搬进了上海霞飞路七百十六号，领头的叫维经斯基。他们来自共产国际，他们的任务是了解中国国内情况，与中国的进步力量建立联系，考察是否有可能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执委会东亚书记处和筹建中国布尔什维克党。维经斯基一行人先来到北京见了李守常同志，后由李守常同志介绍去了上海与陈独秀见面。
初到中国，维经斯基等人对于中国的情形十分陌生，于是首先在北京大学拜访了两个俄籍教授柏烈伟和伊凡诺夫，寻求他们的帮助。柏烈伟说起了北京大学、《新青年》、“五四”运动，甚至还谈到了“南陈北李”（南陈为陈独秀，北李为李守常），这位货真价实的中国通，十分准确地勾画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简貌。这时，苏俄已宣布废除沙俄和中国所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和先进的知识分子对苏俄抱有好感。维经斯基一行在北京期间与以李守常为代表的进步人士举行了多次座谈，向他们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实际情况和苏俄的对外政策，使他们对苏俄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详细了解。以李守常为首的一批信仰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更加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决心。
为了加速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李守常介绍维经斯基前往上海会见陈独秀。接着，由陈独秀介绍，又与当时曾宣传过社会主义的上海《星期评论》主编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以及一度同情“五四”运动的研究系报纸《时事时报》负责人张东荪等人会谈。维经斯基向他们介绍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情况，并同他们一道座谈了十月革命后苏俄的情况和中国社会改造等问题。这一期间，维经斯基奔波于法租界的新渔阳里六号、老渔阳里二号（即《新青年》编辑部），还有白尔路三益里十七号（即《星期评论》杂志社）。
在上海期間，维经斯基向陈独秀等人介绍了共产国际和俄共（布）的情况，并就中国革命问题交换了意见，他们一致认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建条件已经成熟。
1920年7月，在维经斯基的亲自指导下，杨明斋在上海设立了中俄通讯社（从1921年1月起，改称华俄通讯社），通讯社设于上海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新渔阳里六号。该社由杨明斋负责，工作主要有两项：翻译和报道有关苏俄、共产国际方面的资料;把中国报刊上的重要消息译成俄文发往莫斯科。它在向中国人民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中共建党工作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共产党发起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早期组织。在这之后，陈独秀、李达等人主张再组建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后备军和共产主义预备学校。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组织便指派最年轻的成员俞秀松同志开始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在这个火热的季节，8月22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正式成立。俞秀松为首任青年团书记。
从马天安留下的极其有限的档案中了解到，他就是在这一年经由李守常同志的介绍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时，也是在这一年，由李守常同志介绍，他加入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早期党员，开始了他坚定而执着的、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短暂一生。
由于历史的原因，或是由于马天安同志的过早牺牲，关于他的某些档案资料似乎永远被封存在了历史的长河里。直到2014年，马天安的后人才从现在的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里启封了一部分有关他的历史资料，才使我们可以窥见一些当年的斑驳印记。过去认为马天安同志可能是在1921年由李守常同志介绍于北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启封的档案中明确写明，马天安是在1920年于上海加入了党组织，是我党最早一批入党的共产党员之一。他是否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筹建，或者他是否参与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壮大发展，档案中没有写明，我们也不得而知。但这一发现确实健全了中国共产党党史记载，对于中共党史的研究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马天安抬腿随着那开门的人进了院子。这是一幢坐北朝南双开间的老式两层石库门楼房，砖木结构。进门是个大天井，客堂后还有一个小天井，大约总共有一百四十平方米。在楼下客堂会客室里挂有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会客谈话以十五分钟为限”。
1919年“五四”运动后，陈独秀遭北洋政府搜捕。1920年2月19日，他由北京来沪，先在好友亚东图书馆的汪原放处住了一阵子，4月搬到了这里。这是一个神圣的地方，在1920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在这里诞生。
那人把马天安带进了一个书房。房间里已经有几人正在热烈地交谈着什么。他们看到马天安进来，立即停止了谈话都站起身来。这几人当中有一个是马天安熟悉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俞秀松，还有一个五短身材穿着条子西服的中年男人，这个人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宽大的书桌上放着一封内容简短的信，这是李守常同志为马天安写的入党介绍书。陈独秀一个跨步迎上前来，向马天安伸出右手，马天安马上也伸出了右手，两只手用力地握在了一起。陈独秀用欣赏的眼光上下打量着这个年轻人，久久地望着他。这眼光让马天安有点局促甚至有些羞涩，他感觉自己的脸微微地有些发烫。房间里其他几个人也围了过来，他们都十分热情地向马天安伸出手来。
简短的相互介绍和寒暄过后，便是那个神圣的时刻的到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成立初期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名称，也没有自己的标志和旗帜。后来，陈独秀、蔡和森、李守常等人曾对党的名称问题以书信的形式进行过讨论，最后决定采用“共产党”作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名称。那时，马天安的右手紧握着拳头，慢慢举到头侧，在他的面前可能是一面俄共（布）的旗帜和列宁的图像。在陈独秀的带领下，在维经斯基几位见证人的见证下，马天安庄严地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真正的革命战士。在这一刻，他将自己的生命、自己的灵魂交给了中国共产党，交给了中国这个伟大的国家，交给了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正如他在1919年“五四”运动中被捕出狱后所说的，“入狱前的马骏是家人的马骏，出狱后的马骏是国人的马骏了”，而现在的马天安则是党的马天安、国的马天安、人民的马天安。 二
1920年的东北，革命的火种尚未播撒到这里。
马天安这位革命的先驱者，自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便把自己的身心全部投入到了中国革命中去，他从1921年到1925年8月间，主要的工作是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发展党组织。
1921年年底，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派马天安到哈尔滨从事地下工作，成为吉林、黑龙江两省和当时整个东北地区最早从事革命活动的共产党员，开始了他在中国东北播撒革命火种的任务。为了开展革命活动，他常年奔走在宁安、吉林、哈尔滨、绥芬河、齐齐哈尔、白城、双城、长春、四平、牡丹江、海参崴等地。整个东北，差不多都留下了他奔走的足迹和矫健的身影。
其实早在1920年，马天安获释后便从天津来到了哈尔滨，在“五四”期间结识的好友邓洁民创办的东华学校里住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从那时他便开始向学生们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五四”爱国运动和国内外的形势。
那段日子里，为了掩人耳目邓洁民把东华校长办公室截出一间，外间办公，里间让马天安住了进去。根据邓洁民的女儿邓爽回忆，马天安留着一脸的大胡子，他们兄妹几人都唤他大胡子马大叔。这个马大叔总是神神秘秘的，白天大胡子马大叔不怎么出门，经常是入夜后才悄悄离开住所，不过对他们兄妹倒是特别好。那时邓爽的姨母还在父亲的东华学校里读书，学校正在进行一场演讲比赛，姨母为此一筹莫展，马大叔就帮姨母拟写了一篇比赛稿，题目是《妇女解放与社会之关系》。
哈尔滨的夏天不像北京那样的闷热，徐徐微风吹拂着马天安，他站在哈尔滨的夜幕下，回想着刚刚过去的那场轰轰烈烈的学潮，回想着与他并肩作战的同学们老师们，还有那些血淋淋的场面，高举着的标语，呐喊着的口号，都在他的耳边，他的眼前，马天安的心就会澎湃不已，热血就会沸腾汹涌。而眼前这个已经入夜的哈尔滨却是如此的宁静，夏风中还带有一丝丝的香甜，街上的路灯闪闪烁烁，一辆黄包车匆匆地从面前跑过去，车上的铜铃声伴随着车里一对男女的悄悄细语渐渐地远去了，似乎一切都归于了平静，似乎人们又进入到了一种自我麻痹的状态中，似乎身上的伤已经不痛了，身上的血已经不流了，似乎一只无形的黑手又一次慑住了这头东方古老的神兽……马天安就会有一种若有所失的感觉，他的心就会痛，痛得让他有些喘不上气来。
他好似一只离群的孤雁，形单影只，却又隐隐地感觉到了一股暗潮的涌动。他说不清这是什么，但觉得这股暗潮正在深处发出阵阵的巨吼，那声音可以震动整个天地，那声音可以翻江倒海，他似乎可以感觉到自己脚下的大地在震颤，他也要融入到那暗潮中去，用自己的生命撞击那黑色的礁石，击碎这黑暗的世界，哪怕飞溅起血色的浪花。
在哈尔滨的这段时间里，马天安很快调整好了自己的情绪，进入了新一轮的革命斗争。他借助邓洁民的关系在东华学校内向师生介绍“五四”运动的情况，宣讲马克思主义，播撒着共产主义的火种。
而此时的上海，陈独秀创立了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同期成立。在北京，李守常也正在组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1920年的10月8日，周翔宇和同学李福景同时获得了北京华法教育会开具的赴法证明。周翔宇被释放后便决定去资本主义的发源地法国留学考察，他得到了南开校长严修的推荐和资助。在取得赴法证明后就开始准备第二次的出国留学。出发前周翔宇特地去了一趟哈尔滨向他的好友邓洁民辞行。当时就住在东华学校对面的学生宿舍里。而此时，马天安应该已经离开了哈尔滨。因为在有限的关于马天安的资料里没有他与周翔宇在哈尔滨见面的蛛丝马迹。
10月，李守常在北京已经创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随后北京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在张太雷的组织下成功建立起来。之后，天津也成功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邓洁民与周翔宇、马天安同是南开学校的校友。他1909年去天津南开学校求学，和周翔宇志趣相投，成为莫逆之交。1915年东渡日本，在日本的三年中又结识了李守常。“五四”期间与马天安相识，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所以，周翔宇在赴法前特地从天津去了一趟东北，一是与叔伯作辞，一是看望邓洁民，并讨论怎样办好东华学校。邓洁民的东华学校于1918年4月1日在哈尔滨市道外十九道街正式成立，完全仿照南开的办学风格。学校成立初期聘请的教员就有五位是南开的校友。学校在教学要求、课程设置、课余活动、生活管理等各方面，皆以南开为楷模，建校宗旨是“培养社会中坚人才，兼重德智体三育，以养成爱国主义精神，陶冶济世能力”。东华学校在邓洁民的努力下，办得生气勃勃，学生学习成绩优异，誉满哈尔滨。
邓洁民思想比较进步，他赞成列宁的主张，觉得中国应该走俄国的道路。他精通俄文，每当报上刊登列宁的讲演，他总要认真地阅读并向身边的人宣讲。邓洁民认为旧的不破坏，新的就不能建立起来，他主張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反对封建礼教和旧习俗。甚至，他还与孙中山有过往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邓洁民这个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可谓功不可没。他创办的东华学校是中国共产党通往俄国的一条重要的“红色丝绸之路”。他曾掩护过三十多名中共党员从这里踏上苏俄的土地。第一个从他这里通过的就是张太雷。
张太雷是天津北洋学校的学生，在“五四”运动中与周翔宇、马天安等也结下了革命的友谊。1921年春，经李守常同志介绍，他来到哈尔滨的东华学校见到了邓洁民校长。邓洁民将张太雷安排住进东华学校，又利用中东铁路上的关系，很快为其办好了护照，在一个春寒料峭的清晨将张太雷顺利地送上了火车。
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因工作、学习、参加各种会议，通过东华学校这条“红色丝绸之路”去俄罗斯的共产党员，包括陈独秀、李守常、张国焘、刘仁静等著名领导人。
1922年2月马天安回宁安探亲，路过哈尔滨再次住进东华学校。而此时，邓洁民作为哈尔滨市代表，正准备去北平交涉中东路和地亩问题，同时，为东华学校募集经费。他还是将马天安安排在了自己办公室的隔间里。在这段时间里，马天安又结识了一个叫韩迭声的进步青年。他曾在天津南开施医处任过红十字队医长。与马天安相识后便经常来东华找马天安与他讨论时弊，听他那滔滔不绝的演讲。有时韩迭声会有些遗憾，为何在天津时未能结识这位朋友呢。 在邓洁民的安排下，马天安以东华学校代课教师的身份频繁地与一些进步青年接触，向他们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每到周末，学校组织讲演会、辩论会，马天安都积极参加。这段时间，马天安将自己安排得满满的，他不能浪费每一分每一秒，不能让自己的热血白白地流淌，他每每都会工作到深夜，当天边升起一道绚烂的彩霞时，他就会站在窗前望向它，感受它的气息变化，感受它的艳丽色彩，感受它那耀眼的光芒。他深深地吸足一口气，将自己的胸腔填满，然后慢慢地呼出，将身体中的污浊散尽。他不知道这条革命的道路还要走多久，更不知道在这条道路上将会有多少的艰难和险阻，但他知道，他是一定要沿着这条道路前行的，无论要他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他都不会回头，因为，只有这条路才能让他看到光明，也只有这条路才能给他希望，哪怕最后他只是化作了一颗石子、一粒尘埃，他也要成为这条道路上的石子和尘埃。
安排好马天安后不久，邓洁民便奔赴了北京。从此他再也没回到哈尔滨，在离别时，马天安似乎感到了一丝的不安。
邓洁民赴京后就被东北当局通缉，李守常等友人便劝他暂不要回哈，先去欧洲或是苏俄考察，并在《京报》刊登了一则消息，称其忧国投河自杀。在家乡全家白衣举丧，北京的友人们前去登门吊唁，以此来蒙蔽东北当局。而实际上邓洁民在1925年的5月通过苏联大使馆秘密地转道进了天津，并化名马天民隐居在法租界，直到1926年4月在天津病逝。
从1921年11月12日到1922年2月6日，美、英、法、意、日，比，荷、葡和中国北洋政府的代表团在华盛顿参加会议，史称“华盛顿会议”。会议最后签订了三份和约，其中一份是如何瓜分和奴役中国的《九国公约》。消息传到国内，一片抗议之声又起。马天安好像又感觉到了1919年“五四”运动的气息。但他很明白，现在的情况与“五四”时期已经大不一样了。那时是一种自发的无政府状态，要打破一切统治，要纯粹的自由;而现在，在他的面前已经有了一盏指路的明灯，那就是中国共产党，一切行动都要听党的指挥，而他马天安的生命乃至灵魂都已经与党捆绑在了一起，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应该代表着党。所以在马天安的指导下，于2月2日，韩迭声和张数平等社会各界人士，组织起了一支青年团体，名叫“哈尔滨救国唤醒团”，总部设在今道外税务局院内。有了党的领导，有了发起行动的组织，就在当天下午，“哈尔滨救国唤醒团”举行了一千余人的游行示威，抗议《九国公约》的签订。
接着在2月4日，“哈尔濱救国唤醒团”又深入到工厂、学校、街道，向工人、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进行宣讲，发表演讲，唤起民众的救国热情，唤起民众的国家情怀，唤起民众的民族自豪，唤起这头已经沉睡了千年的古老神兽。2月10日，“哈尔滨救国唤醒团”又冒着鹅毛大雪在道外滨江公园（今为道外公园）召开了全市反帝救国大会。雪花静静地从灰暗的苍穹飘落，落向了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大地，它所到之处变成一片的雪白，它将世间的所有黑暗全部掩盖了，好像那里或是这里从来都是雪白的一样，但它唯独无法将那一股股一团团革命的烈火掩盖，在蒸腾起的已经沸腾了的雪片中，马天安看到了一朵朵火焰般的花朵，那花朵上结着剔透的珍珠，在灰暗的苍穹下闪着夺目耀眼的光芒。
坚决反对华盛顿会议，誓死维护国家主权不受侵犯，要求社会各界同胞一起行动起来，坚决取消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大会以哈尔滨三十万市民的名义起草抗议书，向华盛顿会议发出电报，坚决抗议华盛顿会议强加给中国政府和人民的不平等条约。中国人再一次向世界发出了怒吼，这声音不再是软弱无力，这声音不再是卑躬屈膝，因为它已经有了一个强大的后盾，那就是中国共产党，那就是四万万的同胞。不到半年的时间，“哈尔滨救国唤醒团”由最初的二十几个分会发展成为六十多个分会。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在道外区，马天安和韩迭声等人又一起成立了“哈尔滨救国唤醒联合会”。当时，有十几个国家在哈尔滨设有领事馆，为了维护主权，马天安和韩迭声就带领“哈尔滨救国唤醒团”成员到各领事馆门前示威游行。领事馆见到游行示威的群众来了，都关上门窗不敢出来应对。在马天安的领导下，“哈尔滨救国唤醒团”在东北的影响越来越大，哈尔滨的反帝反封建运动正在广泛而深入地开展着。几乎，在每一个游行讲演的现场，人们都会看到那个美髯飘洒、长相帅气的青年。他那奔走疾呼的身影，深深地镶嵌在了哈尔滨人的心中。
转眼就到了1923年。在过去的一年中，马天安充分展现了他的组织才能和他的人格魅力。他以饱满的革命热情感染着和引导着身边的每一个人。他身上的那种旺盛的精力熊熊燃烧着，就像燎原的星火永远不会熄灭。这一年的2月，在滨江商会和粮食交易所的资助下，在马天安和韩迭声的直接领导和参与下，《哈尔滨晨光报》在哈尔滨道外北十四道街二八四号创刊了，从此“哈尔滨救国唤醒团”有了自己的喉咙，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起初，报纸只是以传单的形式出现，后来，变成对开，发行量也与日骤增，很快，在哈尔滨及周围的县区，都能见到这份报纸的影子。它就像一棵不起眼的钻出硬土的小草，很快，就长成了一棵郁郁葱葱的参天大树。马天安和韩迭声等以报社记者身份去各地组织开会，传播新闻，加强了反帝救国宣传活动。马天安曾多次在该报上发表文章，传播马列主义，促进了东北人民的早日觉醒。不久，受中共北京区委派遣到哈尔滨开展建党建团工作的陈为人和李震瀛，也相继加入报社。这两位共产党人的加入，使办报思想开始有了变化。韩迭声也逐步接触到了更多的马列书籍，更深地了解了什么是共产主义，对“为社会服务，谋福于人类”有了新的理解，在他此后所写的文章中，注入了为广大劳动群众说话的新意，并敢于进行直面斗争。韩迭声从单纯爱国逐渐变成自觉参加党领导下的革命活动的一分子。
马天安在东北期间，总是穿梭于哈尔滨、吉林还有家乡宁安之间。关于他的历史资料非常有限，只能从一些碎片中搜集整理。有资料显示，东北地区第一个党小组是马天安在1922年建立的宁安党小组。也就说明，1922年，马天安的活动不只局限于哈尔滨，而是还包括他的家乡宁安。 因为马天安在哈尔滨的革命活动过于强势，引起了当局的警觉和日本人的不满，经常有日本特务对他进行跟踪，有几次都是在群众的掩护下马天安才脱离了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马天安的生命安全，根据上级指示，马天安暂时回到家乡宁安开展工作。
1923年9月，《哈尔滨晨光报》因一篇抨击日本帝國主义对外侵略罪行的短评，报社内部产生严重分歧。有人反对介入政治，而韩迭声认为“不涉及政治怎能反帝救国？”。为坚持进行爱国图强运动，韩迭声和陈为人、李震瀛随即退出了晨光社，在马天安的指导下于当月创刊了《哈尔滨通讯社》。该社不仅是宣传阵地，更是建立和发展党团组织的一个重要据点。这一年的5月，马天安第二个儿子马德钟出生了。他怀抱着这个软绵绵的小家伙，心里乐滋滋的。这个世道无论怎样的黑暗，无论怎样的无奈，都无法阻止一个个新生命的诞生。
这一年，是他人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一家四口，其乐融融。杨秀蓉贤惠端秀，知道他是干大事的人，处处体贴和关爱他。她聪明果断，曾在天津学生联合会的小楼内跟他住过一段时间，掩护过他躲过警察的追捕。秀蓉，一个普通回民的女儿，以一个女性特有的柔情，来驱散丈夫身体上的疲惫，抚慰心头上的紧张。有时候，马天安看着妻儿，在想，这不就是他想要的生活吗？平静，安宁，幸福，是他想要的，也是所有人都想要的。为了所有人都能过上这样的生活，他要做的就是发挥一个共产党人应有的作用，哪怕是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
1924年，马天安经李守常同志的介绍加入了国民党。以国共两党合作为特征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
三
1923年9月，东北的高粱穗子已经是遍地红艳艳了，马天安穿梭在一人来高的高梁地里，鼻腔里充满了青涩的泥土的味道，不时地惊起片片偷食的麻雀。秋风煞是凉爽，在高梁秆子间像流水似的轻轻掠过，吹拂在马天安被汗微微溻湿的衣服上。马天安打了个激灵，抬头向远处望去，天边已火红的一片，好像整个世界都在燃烧着一样。为了躲开追捕，只好暂时离开家乡宁安，离开父母，离开妻儿。这次，他决意去吉林，寻找南开学校的校友、现任私立毓文中学校长的韩梓飏，以及当年吉林一中的同班同学、现任毓文中学学监（教导主任）的李光汉，还有南开校友、省教育厅任视学的张云责的帮助。
吉林毓文中学被称为“吉林小南开”，是吉林非常开放进步的学校。1916年冬，南开校长张伯苓和毓文首任校长韩梓飏、校董于慕忱等人前往吉林市迎恩门里官运胡同官钱局旧址，见其前临松花江，背依北山，依山傍水，风景秀丽，乃曰：“此地钟灵毓秀，必有孔子所云‘郁郁乎文’之势，或可名之为‘毓文’，以达文明之志。”建校之初，就将“达材成德”作为校训。马天安这次离开家乡，让他深感遗憾的是，没来得及回到家中和父母、妻儿告别。回来这两年，父母和妻子给了他莫大的支持和安慰，才使得他如此迅速地展开了工作。等稳定下来，再想办法报平安吧。
当马天安突然出现在韩梓飏和李光汉面前时，二人都吃了一惊。他们没有想到这位名声在外的“马天安”会出现在自己的面前。对于“马天安”这个名字他们早就如雷贯耳，也深为自己有这样的同窗校友而感到自豪。听说他已于几年前就回到了东北，但始终无缘相见。谁成想，他，马天安，此时此刻就站在了眼前，真好像做梦一样。他们相互热情而热烈地握手、拥抱，他们相互拍打着彼此的肩膀，眼睛中浸满了重逢的泪水。如同在东华学校一样，马天安被顺理成章地安排进了毓文中学担任英文和数学教师，同时，还兼任了毓文中学训育部主任和舍监。不过，他在毓文中学系义务任教，不领薪水，只领饭费。
马天安是一个天生的革命者，一有机会他就要进行革命工作。当他在毓文中学落下脚，立刻就开始了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他和学生同吃同住，一起在小舞台上演出话剧《一片爱国心》，一起在操场上打球，一起在教室里在宿舍里谈天说地，一起研究中国的现状、中国的未来、中国的革命道路……很快，就得到了师生们的尊敬，并有了很高的威望。他和徐云诺、于澄宇、金纲已等一些思想进步的教员也开始了密切的接触与往来。
不久，马天安见到了南开学长、时任省教育厅视学的张云责。张云责身材不高，清爽长衫，戴一副眼镜。
他名为清岱，字云责，1907年入天津南开中学学习，后又升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就读期间，与蔡元培、李守常等人交往，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15年，张云责毕业回到吉林市，因与教育厅厅长于幕忱有师生之谊，出任省教育厅视学，并与同为南开校友的韩梓飏、李光汉、王朴山等人商议筹办一所南开式的中学。毓文中学成立后，他指导学生创立了自己的校刊——《毓文周刊》。《大东日报》于1921年在长春创刊，张云责应聘担任社长。在他的主导下，《大东日报》成为公开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1924年列宁逝世，《大东日报》出版纪念专刊，张云责撰写《论出列宁专刊》《列宁之死》等文章，称颂列宁“其思想，其丰功，绝非一乡之善士、一国之伟人所可等量齐观”。马天安早对张云责钦佩已久，在南开同学的同学录中，他特别留意来自家乡的同学，早看到了有关他的介绍。“张君云责，又名清岱，曾就读于榆树种榆书院。光绪三十三年，入天津南开中学。品学兼优，沉着内敛。”
张云责除了教育厅视学外，还兼任毓文中学国文教师。有了他的携手和教育厅视学的这层关系，马天安的工作很快就铺展开了。
由于马天安积极的革命活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使学生的革命思想逐步发展，好似一股急流，快速地奔腾着。在此基础上，马天安便开始着手组织成立了“毓文中学学生会”，并为学生会的工作指明方向，规定了两项任务：一为学生互助;二为反帝反军阀的堡垒。不久，马天安以毓文中学学生会为骨干，改组了“吉林全省学生联合会”，从而使新的“学联”成为领导吉林学生运动的核心。
马天安在学校组织了一个读书会，经常在一起学习《新青年》《向导》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他想到天津南开剧社在宣传革命中的作用，于是，在毓文中学组织了一个剧社。他把自己和周翔宇等人在天津监狱和敌人作斗争的故事写成了话剧《出狱之后》上演，宣传“五四”精神。他还创作了话剧《闺月里》，把汉朝和匈奴打仗，百姓遭殃的故事编成戏剧，引起人们对军阀混战的痛恨。马天安一如在天津南开剧社一样，以热情而饱满的情绪演绎着每一个剧中的人物。他将自己在天津南开演剧的经验手把手地传授给了他的学生们，他要让这些年轻的孩子们成为下一个马天安，他要把自己手中的这把革命的火炬传递下去。 除了在学校里做革命宣传的工作外，马天安还经常深入社会，利用一切机会宣传革命。在吉林开展工作，情况比在家乡宁安更为有利。吉林进步的知识分子多，而毓文中学本身就是进步知识分子聚集最多的地方。因为它是一所私立学校，反动当局对它的控制也比较松。马天安利用这些有利条件，以一个共产党人应有的能力和节操，将工作一点点蓬勃开展起来了。
马天安知道，要想让群众行动起来，推翻反动统治，首先要武装起群众的头脑。他深入到铁路车站，召集那里的进步青年，向他们讲述日本人如何利用铁路来掠夺我国的资源。他还深入到回族同胞中去，号召回族和汉族等所有民族团结起来一起为国家而努力。他经常到吉林清真寺去看望德高望众的阿訇沙海轩老人，和他们一起谈论国共合作、南北统一、抵制日货、废除“二十一条”等。
就在马天安刚到吉林不久，1923年9月9日，他的好友、吉林著名的留日华人领袖王希天被日本人杀害，令他心痛得好似刀割一般。1915年王希天东渡日本留学。1918年初，中国留日学生组织了声势很大的“爱国拒约”运动。王希天随同请愿团回国，陆续在北京、天津各校宣传讲演。5月21日，北大、高师、高工、法高等校两千多学生，赴总统府请愿。王希天同北京的学生组成了“留日学生救国团支部”，他们在天津再次相见。1918年下半年，王希天再度返回日本。他听说王希天他们在日本拟办了一个“共会”，帮助在日的华工解决困难。1923年9月1日上午十一时五十五分，一场罕见的大地震在日本东京、横滨一带发生。就在这混乱之中，日本反动当局开始屠杀革命志士和旅日华工，白色恐怖笼罩了东京。王希天不顾个人安危，联合公使馆、留日学生总会、教会、青年会等团体，组织了“对日震灾救济会”，以帮助遭受震灾的华工。他于9月9日上午八时，骑车前往京郊大岛町慰问华工，途中被日本宪兵逮捕。12日凌晨，宪兵将捆绑的王希天带出警察署，在押往军营的途中，用刺刀将王希天挑死，扔进了火堆。王希天遇难的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各界人士纷纷抗议日本当局的罪行。上海各报及吉林省的《大东日报》等，都以显著位置报道了王希天遇害情况。
马天安在报纸上看到这则消息的时候，禁不住潸然泪落。他记得周翔宇曾不止一次对他说过：“王希天是东北人中的一条好汉。”
几乎在同一时间，为了纪念王希天，抗议日本政府的暴行，留日中华劳动同胞共济会决定在吉林开办纪念医院，并责成王希天的好友孙宗尧回吉林具体办理。孙宗尧回国后住进毓文中学，将王希天牺牲的情况和开办纪念医院的事情向马天安做了汇报。马天安同孙宗尧商议，以吉林教育界为中心，以青年学生为主要对象，积极筹备和开展纪念王希天，抗议日本特务暴行的活动。
经过了一番紧张的沟通和筹备，马天安在吉林组织召开了追悼王希天的大会。11月4日那天，房檐上的冰溜子在太阳的照射下发出利剑般清冷的光，天冷得将地上的石头都快冻裂了。这么冷的天，福绥门外顺城街上的丹桂茶园剧场内外，楼上楼下，黑压压的，人们正在聚精会神地听着一个人的演讲。演讲的就是马天安，他时而抑扬顿挫，时而沉声缓速。他正在给人们讲王希天的故事，他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远在日本还有一个在为国人疾呼的中华儿女，还有一个不畏生死、一心报国的中华英雄。会后，在马天安的组织和安排下，一场声势浩大的有两千人参加的大游行开始了。游行队伍高喊着口号，从福绥门外顺城街一直走到了吉林省公署门前。这一活动，在吉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给反动当局造成了不小的压力，也为以后的革命斗争打下了深深的群众基础。那天的天比往常还要冷，风很大，游行队伍在呼啸的西北风中，在浓云翻滚的天穹下，大踏步地向前进发着。人们高举着冻得发紫的拳头，在寒风中高昂着头，从身体中发出一声声愤怒的呼喊，那声音穿云裂石、惊天动地。
1925年5月30日，在上海爆发了举世瞩目的“五卅”运动。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它标志着国民革命高潮的到来。
马天安得到党中央的指示，要在吉林发起群众运动，有力地声援上海“五卅”运动。马天安四处奔走联系，利用他的身份和社会影响力组织发动各界群众声援上海“五卅”运动。6月7日，马天安以“吉林爱国六人团”的名义发出革命宣言，强烈谴责帝国主义暴行，指出：“吉林父老兄弟姐妹万急鉴：沪上同胞，惨遭杀戮。凡我同胞，奔走呼号，以求公理之战胜，查英日两国，号以文明自居，其实外假文明面具，内具蛇蝎之心……杀戮我同胞七十余人，伤者百人，血流成河惨不忍睹。”8日，在他的领导下毓文中学学生开始罢课。9日，吉林各校推举代表在江南衣事试验场开会，研究各校参加反帝爱国运动事宜。马天安以省教育会的名义电邀外地各校教职员代表来省集会，决议成立“吉林沪案后援会”，马天安、张乃仁分别为正副会长。会议起草了会章、宣言。决定10日各校一律下半旗、停止娱乐及宴会，以向上海殉难者致意。14日，吉林青年学生和各界爱国群众在丹桂茶园召开“追悼五卅死难同胞大会”，会后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
游行的白色传单上写着“英日惨无人道”“弱国人民无外交，强权世界无公理”“打倒帝国主义”“同胞起来反抗啊”！队前由数十辆自行车先导，沿途高呼口号，群情激愤，气势雄壮。当时山东人刘肇亿创办的大连《泰东日报》曾详细地报道了这次游行的盛况：“气概雄壮，秩序不紊，誠数十年来未有如此之大规模示威运动也。”
除此之外，在马天安的领导下，各界开始了大规模的募捐活动，学生们在街头进行演讲。报刊还编发了“沪案专刊”和特刊。继上海、北京、武汉之后，吉林省首先在吉林和长春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抗议和声援活动，接着各县镇的学生、工人、工商业组织联合一体，也展开了6月初及中旬的反对日英帝国主义的爱国斗争运动。并且，在马天安的积极倡导下，各校校刊还发行了专刊，长春《大东日报》副刊《曙光》也编印了“沪案专号”。
反动政府迫于群众及舆论压力，并且此次事件严重，没有机会再次制造流血事件。当游行队伍路过日本领事馆的时候，群众高呼口号，吓得日本领事馆的那些平日里耀武扬威、欺压中国人的“黑帽子”（日本领事馆的武装特务）紧闭大门，把黑帽子藏起来，数日不敢露面。 当局无法对此次活动进行过分的干涉，更不可能实行血腥的镇压，只得要求学校提前放假。于是，1925年6月25日吉林声援上海的運动宣告结束。
这场由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由马天安开展的群众性的反帝斗争，如燎原之火，起初，星星点点，没用多久，就汇成了熊熊燃烧的大火，教育机关亦不得不表明态度。6月27日，吉林县教育局发布公函和传单，指出：“查此等事件（指五卅惨案）为外人欺负我最难忍事件，必须设法对付，但大多数国民对兹尚有未尽悉明者，亟应将肈原委力为传播，以便人人振奋，合力御侮。兹同传单一纸除分行外，相应函递。查照谨为讲述，俾人心团结，藉厚声援。”由于马天安在吉林的斗争震惊了全国，“东北王”——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非常恐慌，为镇压轰轰烈烈的反帝运动，当即电函他的把兄弟——吉林省长公署张作相：“本帅三千皮鞘，二千健儿，治关内则不足，打吉林有余，不知马（马天安）、李（李毅，学联副会长）、韩（韩幽桐，学联副会长）、傅（傅哲，学联副会长）、张（张乃仁，学联副会长），何许人也？速将首级解奉！”又令时任吉林保安司令的何丰林缉拿马天安等人。
张作霖要杀马天安，在反动军阀的白色恐怖下，他抽出时间，将募捐来的地方官贴带回吉林，经银号兑成银元，再以《大东日报》社的名义汇寄上海。
马天安带着同志们穿梭在城乡传播革命思想的时候，反动军警乔装改扮，四处追捕马天安。因为马天安有着雄厚的群众基础，每一次，都化险为夷，绝处逢生。
一天傍晚，马天安回到了阔别数月的家，妻子秀蓉又惊又喜。此时，秀蓉身怀有孕。看着妻子微隆的肚腹，马天安心里一热，将头贴在妻子的腹部听起了胎音。秀蓉为他生下了德铸和德钟两个儿子，现在，他们正盼着能有个女儿呢！夫妻俩正沉浸在久违的幸福里，突然，院子里闯进十几个人来，为首的是警队队长关大锛子。透过窗户，马天安知道被人追捕跟踪了，和妻子对视了一眼，从后门走了，潜藏在树林里。
过了一段时间，马天安再次回家。这次，杨秀蓉留了个心眼，她没让丈夫住在家中，而是将他安顿在村子外边一个靠得住的远房表叔的看瓜窝棚里。这里平时鲜有人来，五十米外就是水草丰美的蛤蟆河，有一只小船掩在苇丛中，比较安全。马天安一边当着瓜农，一边和党小组的同志秘密开展着工作。瓜棚，成为临时党支部。在这里，马天安写了大量的文章，投寄给了省内外各大报刊，化作一只只投枪和匕首，刺向反动政府和旧势力。在反动当局眼里，马天安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只见其形，不见其身。
当时，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在海参崴设有秘密联络处，为了不引起敌人的觉察，马天安将材料乘父亲到海参崴进货的机会带到联络处。父亲马喜贵成了地下交通员。当初，马天安在天津被捕的时候，马喜贵去探望，马喜贵就给他们传递消息，使他们完全掌握了外面的动向。马喜贵虽然不知道儿子的真实身份，讲不出大道理来，却在心底支持儿子。他知道，儿子现在干的是为国为民的大事，非常愉快地接受了儿子的委托，往返在宁安和海参崴之间。
然而，狡猾的反动当局找不到马天安，采取了非常低劣的办法，他们化装成土匪，在马喜贵去海参崴的路上，将他绑了票。他们让马喜贵给家里写信，被老人拒绝了。最后，恼羞成怒的反动当局，居然采取了更为下流的手法。这天，马家人收到一个写给马天安的邮包，打开一看，里面竟然包着一只耳朵。马喜贵老人被杀害了。那个送信的人告诉马家人，马喜贵老人拒绝给家里写信，以死相抗，他们就丧心病狂，杀了老人，并割下了老人的一只耳朵。想起父亲的谆谆教诲，想起到南开送他上学，到天津的监狱探视他的情形，马天安心如刀绞，很长时间缓不过劲来。
这时候，马天安接到李守常先生的亲笔信，经北方党组织研究决定，派他和弟弟马骅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马天安怀着丧亲之痛，离开祖国，前往苏联。
临行前，马天安和妻子告别，他一遍遍摩挲着妻子隆起的肚腹，哽咽着。离别了妻子，马天安又跪别了母亲，和马骅一起，久久地伫立在父亲的墓前。正是九月天，天空湛蓝如洗，在微风的吹拂下，墓旁的高粱地和田垄上那一排腰高三楼的老杨树发出了沙沙沙的声响，似乎是父亲在为他们兄弟俩送行。
四
几天后，马天安和弟弟马骅赶到了北京，见到了李守常先生。李守常先生向他们详细地介绍了当今国内外的情况，并再次介绍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建立始末，以及党派遣他和一些同志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意义，马天安更加坚定了革命必胜的信念。自1920年秋冬之际经先生介绍入党后，已经整整五年的时光没有见面了。这些年，守常先生没少写信鼓舞他，关心他，指导他的工作。正是因为有了守常先生的关爱，他才一步步从一个爱国青年，蜕变而成了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共产党员;也因为守常先生的指导，他才将家乡的革命运动搞得轰轰烈烈。
马天安一时被李守常的话感动得热泪盈眶，此时的李守常先生，和五年前一样慈祥而平和，镜片后那双眼睛仍是那样炯炯有神，透着坚毅。只不过，如今他的面色看起来有些发暗，身材也比几年前瘦削了许多。
在李守常先生的介绍下，马天安对莫斯科中山大学有了更深刻的认识。1925年8月莫斯科中山大学开始筹建，当时鲍罗廷在讲话中对建立中山大学的主要原则进行了阐述，会议对建校的具体工作进行了安排。师资主要从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及红色教授学院的教师与毕业生中引进。校长是卡尔·拉狄克，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家。学校的主要目标，是有效地训练高度熟练的政治工作人员，使其毕业后立即回国从事革命斗争。学制为两年。因为前来学习的中国学员身份特殊，所以学校不对外公开，所有相应的档案都严密封存。当晚，马天安兄弟俩同前来会合的其他几名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员住进了地处南河沿的欧美同学会。国民党中央执行部在北京的委员丁惟芬和于树德（共产党员）公布了留苏成员名单，计四十人，这些人，多为党团员，有后来成为中共领导人的张闻天、王稼祥、伍修权等人。
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抵达莫斯科的中国学生们，在中山大学办理了入学手续，并依次领到了饭票、洗澡票、洗衣票、戏票、乘车票等。考虑到中国学生将来回国后都要从事革命斗争和地下工作，所以为了安全，校方给每个学生都起了好听的俄文名字。马天安也不例外，他的俄文名字是“马尔赫列夫斯基”。在办理好各种手续后，马天安兄弟俩和其他的同学被带到了餐厅。 中山大学在筹建时就对中国学生在莫斯科的生活做了非常周到的安排。除了来苏联的路费由学校提供外，所有的学生在校期间的学费也是全免的。每周还有两次改善伙食，星期六加蛋炒饭、火腿肠，每人每月还补助二十五卢布的津贴。并且在寒冷的莫斯科冬季，学校也是尽一切力量来保障学校的供暖和学生的取暖问题。马天安在这里充分地感受到了一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也让他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什么时候在自己的祖国也能实现这一切呢，实现人人平等、自由，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是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祖国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人要分出三六九等，高低贵贱，支撑整个社会的劳动人民生活得最为痛苦，而那些不劳动的老爷太太们却花天酒地，任性妄为。
餐厅里俄罗斯金发碧眼的少女们带着迷人的微笑穿梭在学生们中间，她们的手里托着香喷喷的各色的俄罗斯食品。对于这些，马天安并不十分陌生，因为在小的时候，父亲一从外边回来就会从行李中拿出些产自俄罗斯的特产，其中不乏眼前的这些食品。只是看到这些熟悉的东西，未免又让马天安触景生情。父亲的离世实在是太突然了，此时，他的心在一绞一绞地疼痛，眼睛中充满着泪水。近一个来月的辛苦奔波，一下子让他觉得非常地疲劳，好像身子上坠着一块千斤重的巨石，坠得他有些站立不稳了。但他明白，自己一定要坚强，一定要坚定，因为身边还有他的弟弟马骅和他的有着共同理想和抱负的同学们。他来此的目的不是为了抚平伤痛的，而是为变革这个世界的。
一顿美餐过后，马天安和马骅还有其他同学回到了宿舍。在宿舍里他看到床上铺着又厚又软的干净的被褥，壁炉里燃着红红的火苗，劈柴在火里噼噼啪啪地响着。整个房间被烧得暖烘烘的，完全感觉不到屋外的严寒。学校根据他们各自尺寸分别裁剪了厚实的冬衣，现在它们整整齐齐地叠放在了书桌上。这一切都让马天安感到无比的温暖。
在这里他可以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还可以自由地讨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问题，没有拘束地开展党团活动。
1925年的11月中旬，在所有的中国学生分批抵达莫斯科中山大学后，学校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
典礼是在工会大厦举行的，大厅被披上了盛装，列宁与孙中山先生的画像分别挂在大厅两侧墙上，在画像的上面是国民党党旗和苏联国旗。典礼很是隆重，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也都出席了开学典礼。
苏联共产党中央派政治局委员托洛斯基专程致辞，他说：“从现在起，任何一个俄国人，如果他用轻蔑的态度来对待中国学生，见面时双肩一耸，那他就绝不配当俄国的共产党人和苏联公民……”托洛斯基幽默真诚的发言，让身处异国他乡的中国学子们颇为感动，情绪十分高昂。那一天的开学典礼搞得热闹非常，完全不像是国内学校的开学典礼那样的沉闷和肃穆。
中山大学名义上由中苏双方共管，实际上初期主要由苏方管理。其实，中山大学第一批学员的招收并非令人满意，在半年以后的1926年7月，第一任校长拉狄克在给联共（布）中央组织部的信中写道：“1925 年的学生选拔工作是委托共产国际东方部中央委员会进行的，但他们对招生费用中八千卢布的花费没有任何说明，且几乎将所有希望来俄的学员都派来，事实上在广东没有进行正式的选拔工作，他们将资产阶级阶层中的学生派来，结果他们成为学校的负担，此外还有十人因病而不得不遣返。”在校长拉狄克的坚持下，此后的学生选拔工作有了基本的原则。相对此前，生源质量有了很大提高，并开始扩大在中国中部地区的招生。
首批招收的学员中，中共方面多以党内与团内推荐的形式进行，此外还选拔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团体的进步青年入学。这批学员都是有一定的革命斗争经验，并且有着积极的革命热情。这些基本符合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培养目标。马天安刚入学不久便以他那敏感的触觉感知到了这一切。他对弟弟马骅说，我们这些同学中，人员成分复杂，虽然多是学生，但既有投机分子，也有不坚定的人，我们虽然入了国民党，但那是党组织要求我們加入的，我们在心底里一定要时刻记住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的理想与信念是实现共产主义，是实现普天之下的人民的自由与平等。马天安的这番话，对弟弟马骅触动很大，他没有想到哥哥想得如此之深、如此之远，这也确定了马骅日后义无反顾地投身中国革命并且牺牲了年轻生命的伟大轨迹。
学校先后开设了政治经济学、现代世界观、历史课、俄国革命理论与实践等课程。特别是各门历史课程，都有一个共同指导的原则：教育学生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和世界革命的观点。同时，为了学员们回国后从事革命斗争的需要，还开设了军事课，讲授军事理论，进行军事训练，组织学员到军事院校参观，到兵营打靶。联共和共产国际的领导同志也经常来校讲演，传授俄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和经验。
为了保证学员的身份不被泄露，学校对学生档案严格管理，从建校初期就对各种资料皆盖有“绝密”的字样。并且，学校的各项活动也都没有过任何的报道，就连学员们的照片也鲜有之。在中山大学，马天安的学员证号码是六十号，弟弟马骅是一一三号。学校根据学员的文化程度等不同情况，将他们分为十一个班，每班三十到四十人不等。张闻天被编入第一班，左权在七班;马骅与朱瑞、蒋经国在十一班。马天安的英语较好，被分配到第八班——英语班，用英语上课，全班有二十多人，课程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联共党史、西方革命史，他的同学有后来成为著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伍修权，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奠基人的朱瑞等。开学后，他们便投入到紧张的学习当中。同时，国共两党的学员们也开始了各自党团组织的活动。
在这里，马天安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理论，提高了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认识。他运用学到的革命理论，结合自己走过的革命道路进行了认真地分析与思考，不断地总结自己在实际工作当中的不足与错误。在认真的学习中，马天安更加坚定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更加坚定了对中国革命的信心。 课堂上老师会经常组织学员对革命的问题进行讨论或是辩论，马天安总是一马当先地发表自己的观点。他每次的发言也总是会赢得老师和同学们的热烈掌声。课堂上的气氛更会随着他的发言而变得热烈起来。
马天安的思维十分活跃，把一个问题抛给他，他便会举一反三，从每一个可能的方面进行剖析。有时就连老师也从他那儿得到启发。每天晚上，课余之后，马天安都会一头扎进学校的图书馆里，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理论的书籍，还有世界各国的发展史、经济史和各种理论实践的书籍，从中汲取养分，扩充自己的见识，丰富自己的知识。他要抓紧每一分每一秒的时间去学习。马天安总能给他的同学们在异国他乡的学习生活带来许多的温馨和欢乐，他就像是所有同学的兄长一样，在各个方面关心着他们。也就在这个时候，马天安收到了妻子秀蓉辗转写给他的信。秀蓉在信中告诉他，他们有了一个女儿，母女平安，让他不要惦挂。寥寥数语却寄托了妻子无限的思念。马天安的心在此刻也像是用针刺了一下，痛得他泪水差点儿流了下来。他微笑着，满眼含着泪站在初春涅格林纳河边，一遍一遍地看着妻子娟秀的字体，一股幸福一股辛酸涌在心间，泪水不自主地涌了出来。巨蟒般沉睡了整个严冬的涅格林纳河不时传来冰面开化发出的咔咔的炸裂的声响。他在心底喃喃地说：“辛苦了秀蓉，可我现在还不能回到你的身边，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要变革我们古老的祖国，就像这冰面下涅格林纳河的滚滚激流，终会击碎那厚重的寒冰，奔涌而出，滔滔远去。中国的革命也终究会胜利的！替我多亲亲咱们的女儿吧！”他回了一封信，给女儿起名德芳。
1925年末，中国共产党在学校成立了“旅莫中共支部”。1926年夏，“旅莫中共支部”解散，全体中共党员都转为联共（布）党员，归联共（布）支部局（相当党委）领导。支部局的书记由苏联人担任，委员大多由中国人担任。学校安排党、团员每周召开小组会，每组二十到二十五人，会议由担任指导员的苏联人主持，每位到会人员都要针对讨论的问题发言，不发言者会受到批评并被指名发言。学校对学员在政治思想方面的要求极为严格，不但要求学员参加各种活动，还要如实填写《党员批评计划案》《履历表》、自传等表格资料，但这些全部属于“绝密”的档案被封存起来，直到二十一世纪才部分解封。关于马天安的许多历史，我们也只能從被解封的档案中窥见一些斑驳印记。
能够来到日夜向往的“红色圣地”，寻求共产主义的真理，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是马天安多年的愿望。他十分珍惜这次学习的机会，非常刻苦地钻研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中山大学，马天安和四弟马骅都非常活跃，兄弟俩不仅学习认真，而且经常组织大家开展各种文体活动。马天安还参与发起组织了“莫斯科中山大学俱乐部”，带领同学们打篮球、滑冰、举办舞会等，活跃大学的业余生活。马天安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吹拉弹唱无一不精，只要他出现，那里就会一片的欢声笑语。在同学们的眼里，马天安就是他们中的核心人物。当时，中山大学各派学生之间经常为一些国内的问题展开讨论，马天安常常代表共产党员学员发言，为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做了大量的工作，深得同学们尊敬。
这天，马天安他们得到校方通知，学校请了现代舞的先驱邓肯女士来校表演，借以“悼孙中山先生之死”。马天安看到了邓肯的真容，这位年近五十的国际舞蹈家仍然光采照人，她的舞姿曼妙而又严肃。随同邓肯来的，还有许多艺术界的教授。让这些洋教授和邓肯没想到的是，中山大学学生公社的中国留学生表演了一出中国戏剧《四郎探母》作为答谢。
扮成杨四郎的马天安用中、英、俄三国语言报幕，声音铿锵有力，音色洪亮而庄严。接到校方的通知后，马天安便组织同学们利用课后时间，精心排演了这场《四郎探母》。这场戏人物不少，行当配置相当整齐，唱念安排得当，唱腔也丰富而优美。
1926年5月，中山大学将马天安等学员送到莫斯科郊区休养所。这里的伙食很好，每天都有教员给大家读报，其他时间休息、散步和体育活动。休养所的生活，使学员们更进一步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时这一年5月冯玉祥将军到苏联访问，于5月11日访问了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留学生们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大会。冯玉祥还做了简短的讲话，他表示：我们要团结起来，共同为实现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而奋斗。5月13日又与中山大学的校长拉狄克做了一次长谈，长谈过后决定将自己准备去法国留学的儿子冯洪国、女儿冯弗能送进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9月，中山大学学生公社（学生会）改选，马天安当选书记、陈绍禹（王明）当选主席。学生公社是中山大学的学生组织，公社书记相当于现在的学生会主席。马天安以自己出色的组织才能和优秀的品德认真负责地做学生公社的工作，受到校方和同学们的一致赞扬。
中山大学为了让学生们吃好学习好，每天安排五顿饭。在马天安的提议下，一天五顿饭太过浪费，而且中国人也不习惯一日五餐，改为一日三餐。
在莫斯科大学教学楼正对面，有一座列宁山（又称麻雀山）位于莫斯科西南，莫斯科河从山脚流过。列宁山上有著名的观景台，由此可俯瞰莫斯科河与莫斯科市区的美丽景色。另一首为我们所熟知的、诞生于1956年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其背景也是在这里。这里，是马天安和党内同志聚集开会探讨交流的绝佳去处。
列宁山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高，只是一个长长的海拔两百米的土堆而已，但它却是莫斯科的制高点，可以远眺和俯瞰莫斯科全城。
1927年4月中旬的列宁山的春天似乎刚刚到来，浓郁的黄昏，加上雪雾，灰蒙蒙的，城中的景观不太清楚，克林姆林宫和建于十八世纪的枢密院大厦也只是一些写意的轮廓，像一幅充满诗意的淡淡的水墨画。而此时，中国的上海已是风云突变。
1926年7月9日，广东国民政府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十万人正式出师北伐。9月17日，冯玉祥率部在绥远五原，北伐军首先向军阀吴佩孚部队盘踞的湖南、湖北进军。共产党人叶挺领导的、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组成的第四军独立团是北伐先锋。北伐军主力于7月11日进入长沙，又分三路攻取湖北。8月19日，中路军发起总攻，先后攻占平江、岳阳，切断粤汉路，接着进入湖北境内作战。进入湖北后，吴佩孚企图凭借汀泗桥、贺胜桥的险要地势阻止北伐军的进攻。经过浴血奋战，至8月，北伐军先后攻克武长铁路线上的军事要隘汀泗桥、咸宁、贺胜桥，击溃吴佩孚主力并在10月10日攻占武昌。接着，北伐军连下汉阳、汉口、武昌。至此，吴佩孚的主力基本被消灭，北伐军取得了两湖战役的决定性胜利。与此同时，北伐军向江西进军。10月上旬以前，北伐军两次进攻南昌，均付出重大伤亡，被迫撤除南昌之围。11月初，北伐军对江西孙传芳部各据点发动总攻，11月8日占领九江，接着，北伐军出兵福建，于1926年12月间占领福建全省并乘胜追击，向浙江挺进，福建、浙江等省的军阀也纷纷倒向北伐军。国民革命军冯玉祥部也控制了西北地区，并准备东出潼关，响应北伐军。1927年2月下旬，蒋介石指挥中路军东进，于24日攻占南京。2月底，何应钦、白崇禧指挥东路军占领了杭州及浙江全省，3月21日占领松江和龙华。这期间，周翔宇、罗亦农、赵世炎等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解放了上海。至此，长江下游全由北伐军占领。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仅半年时间，就取得了惊人的进展，控制了南方大部分省区。北伐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输送、救护、宣传、联络等工作，为北伐胜利进军提供了有力保障。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迅猛发展，严重威胁着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民族资产阶级也因惧怕工农运动而动摇起来。 然而，革命者的欢笑还未落下，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居然在上海发动反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武装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4月12日凌晨，停泊在上海高昌庙的军舰上空升起了信号，早已准备好的全副武装的青红帮、特务约数百人，身着蓝色短裤，臂缠白布黑“工”字袖标，从法租界乘多辆汽车分散四出。从一时到五时，先后在闸北、南市、沪西、吴淞、虹口等区，袭击工人纠察队。工人纠察队仓猝抵抗，双方发生激战。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开来，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强行收缴枪械。上海两千七百多名武装工人纠察队被解除武装。工人纠察队牺牲一百二十余人，受伤一百八十人。当天上午，上海总工会会所和各区工人纠察队驻所均被占领。在租界和华界内，外国军警搜捕共产党员和工人一千余人，交给蒋介石的军警。
4月13日上午，上海烟厂、电车厂、丝厂和市政、邮务、海员及各业工人举行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达二十万人。上海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有十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
大会通过决议，要求：一、收回工人的武装;二、严办破坏工会的长官;三、抚恤死难烈士的家属;四、向租界帝国主义者提出严重的抗议;五、通电中央政府及全国全世界起而援助;六、军事当局负责保护上海总工会。
会后，群众冒雨游行，赴宝山路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工人，交还纠察队枪械。游行队伍长达一公里，行至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埋伏在里弄内的第二师士兵突然奔出，向群众开枪扫射，当场打死一百多人，伤者不计其数。宝山路上一时血流成河。
当天下午，反动军队占领上海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接着，查封或解散革命组织和进步团体，进行疯狂的搜捕和屠杀。在事变后三天中，上海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者三百多人，共产党员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等光荣牺牲。4月15日，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发动反革命政变，当日捕去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两千多人，封闭工会和团体两百多个，共产党员萧楚女、熊雄、李启汉等被害。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等省也以清党名义，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4月20日，中共中央为蒋介石屠杀民众发表宣言，揭露“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号召革命人民为“推翻新军阀” “打倒军事专政”而奋斗。4月22日，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谭平山、吴玉章、林祖涵、毛泽东等三十九人，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和候补执监委员等名义，联名发表讨蒋通电，指出：“凡我民众及我同志，尤其武装同志，如不认革命垂成之功，隳于蒋中正之手，惟有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各国民革命军涤此厚辱。” 而在北京奉系军阀也开始了疯狂地捕杀共产党员，并于4月28日，公开处决了李守常和其他十九名革命者。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标志着中国阶级关系和革命形势的重大变化。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从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完全转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从此，蒋介石和他的追随者完全从革命统一战线中分裂出去。革命在部分地区遭到重大失败。1927年4月18日，蔣介石在南京建立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与保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在北京，还存在奉系军阀张作霖政权。此时的全国，出现三个政权互相对峙的局面。
当李守常先生遇难的消息传到莫斯科中山大学时，马天安和师生们无不感到震惊和愤怒。守常先生的音容笑貌犹在马天安的眼前。两年前李守常先生还拍着他的肩膀说，等从苏联学成归来之时为他接风洗尘。前几天还和守常先生通过信函，现在，却生死相离，阴阳相隔了。他再也听不到守常同志的教诲了，他失去了一位敬爱的师长，也失去了一个坚定的战友。革命的大好形势一夜之间由巅峰坠落到了谷底，给国共两党的许多党员当头一棒。莫斯科的市民们想到几天前还在为中国革命胜利而欢呼庆祝，觉得受到了愚弄，纷纷投来疑惑的目光，见到中国留学生的时候，甚至远远地躲开。中山大学的学生们更是陷入了痛苦之中，突如其来的变故，搞得他们猝不及防，本来亲密无间的国共双方党员之间像横亘了一座看不见的大山，原来无话不谈的朋友也变得含糊其辞，若即若离。为此，马天安夜不能寐，辗转反侧，不止一次以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的双重身份在双方之间展开交流，但收效甚微。现在，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打开学生公社中的共产党员们心结，将他们凝聚在一起。
马天安说：“现在，蒋介石公开判变了革命，放弃了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内的革命遇到了重大的挫折，我们党必将面临重大的考验。同志们一定要坚定共产主义的信念，不怕挫折和牺牲。现在，李守常先生牺牲了，我们要继承他的遗志，将革命斗争进行到底！”
五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指挥的国民革命军在上海开始捕杀共产党人，实行“清党”。
中华大地一片腥风血雨，整个中国处在白色恐怖之中，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都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各地的党组织更是遭受了重大的损失。因此国内急需大批有着坚定信心的共产党员干部来重新开始党的工作。于是，中共中央决定，将马天安等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部分共产党员秘调回国，投入到国内的革命斗争中来。1927年夏，正在看书的马天安接到了党中央的调令，要他秘密回国，先到武汉报到。马天安注意到，此次离开是“绝密”。不得向任何人、任何组织告别，悄悄离开。
临行前的夜晚，马天安一个人在校园里徘徊良久，后来，他又来到莫斯科河边，看着天上的明月，听着哗哗的流水声，回想着这将近两年的时光，生活、学习中的点点滴滴，让他感慨万千。这两年，他结识了许多朋友，他们都有各自的梦想与追求，都在为了自己心中的目标而努力奋斗着。在这里，他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真正了解了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和民主，更加夯实和坚定了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立场。
为了躲避国民党反动派和反动军阀的注意，马天安乔装改扮，从苏联借路蒙古人民共和国进入中国国境内，奔向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所在地武汉。马天安在赶往武汉的时候，听说了震惊中外的“八一”南昌起义，中国共产党领导左派中国国民革命军在江西省南昌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紧接着8月7日在汉口，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和党内同志的要求，中共中央在原俄租界三教街四十一号秘密召开紧急会议，会议确定以土地革命和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为党在新时期的总方针，就国共两党关系、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党在当时的最主要任务。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南方局和长江局。
2019年11月22日，第28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民族电影展映期间，我受电影展组委会之邀出席红色电影《青春之骏》的新闻发布会。
当我来到新闻发布会现场，大屏幕上正打出一个人的黑白头像相片，宽阔的额头，浓密的秀发，飘洒的长髯，平静而坚毅的眼神，气宇轩昂的气概。此时工作人员将一份海报递给我，封面一行红色大字令我双眼放光：回族英雄马骏。
马骏？马天安？是我知道的那位烈士吗？几十年前的记忆在大脑中如电影胶片似的快速回放……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北京，公园很少。我们这些住在胡同里的孩子去得最多的地方之一，就是日坛公园了。日坛，封建社会是皇家祭祀的五坛之一。所谓五坛即“天、地、日、月、先农”，它们以坐北朝南的紫禁城为中心，在一条南北走向的中轴线上呈对称分布。南方是天坛和先农坛，北为地坛，西有月坛，东方就是日坛了。
我家住在东城的贤孝牌胡同，离日坛公园很近，只隔着一条护城河（现在是二环路）。我儿时的日坛公园没有围墙，也没有栅栏，人们可以从任何位置进入公园。只要有时间，我们几位小伙伴就会到这里疯跑。有时就连“队日”活动我们也会选择在这里进行。日坛公园里树木很多，除了几座不高的小山包外，就是几条曲曲弯弯的小土路。那时我们经常去的“景点”就有两个，一个是少年之家，另一个就是马骏烈士墓。在每年清明节的时候，学校都会组织我们这些少先队员来到这座墓前敬献花圈，听老师讲述马骏的故事。在我的印象里马骏烈士墓被翠竹、青松簇拥着，其间还有一棵显眼的苹果树，墓碑上题写着“回族烈士马骏之墓”。
每个男孩都有英雄情结，对英雄的敬仰好像是源于骨子里的。所以那个躺在日坛公园里的墓就像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一样，在我的脑袋里有着重要的位置。
正当我还沉浸在美好的回忆中时，电影里的画外音响起了：马骏，回族，天津觉悟社创始人之一，著名的爱国学生运动领袖，中国革命的先驱者。1915年，他进入天津南开学校读书，初步受到爱国主义教育，并两任学校的演说会、学生讨论会及自治励学会会长，又任义塾服务团总董及教务长，后考入南开大学。
“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站在前列奔走呼号，发起并成立了学生联合会，并担任副会长兼执行会长，成为“五四”运动京津地区主要青年领袖之一。他与周翔宇、邓文淑等二十多名进步青年共同创立了革命进步团体“觉悟社”。
8月，山东发生济南惨案。天津派出代表赴京请愿，遭到北洋政府拘捕。随后，马骏率领同学进京声援，他被推选负责指挥整个请愿队伍。28日下午一点，马骏率领近万名学生，从天安门到达新华门，要求面见总统徐世昌。左等右等，总统没到，却来了大批京师警察厅的军警。军警将学生代表骗到天安门与午门之间，不准出入。
天渐渐黑了，学生们谢绝了北京爱国团体送来的饭菜，决定绝食！为了让学生屈服，军警们开始搜寻马骏。于是，大家开始为他改装。一位学生脱下自己的毛料西装，换上马骏的蓝布大褂，两人还换了皮靴。马骏须发浓密，同学们本来想剪短马骏的头发，却找不到剪刀，只好因陋就简。
一眨眼已是晚上九点多。北洋军警们点起大汽灯、拿着手电，还是没找到马骏。于是，他们换了新花招，把学生代表一一挟持到门口，逐一喝问，没问题的推出放走。最后只剩下几个男代表，面对喝问，马骏正气凛然地说：“我就是马骏！”
京师警察厅抓捕学生的事情，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迫于各方压力， 8月30日，大总统徐世昌只好下令释放了马骏等请愿学生。
据京师警察厅档案记载：“马骏回津后尤为狂妄，他说：‘入狱前的马骏是家人的马骏，出狱后的马骏就是国人的马骏了。’”
因为他带领学生大闹天安门，智斗徐世昌，表现出一副英雄气概，所以出狱后，同学们都管他叫“马天安”……
“马骏？马天安？怎么没有听说过？”
“1920年入党，1925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还是北京市委书记？这太牛了吧。”
“可能牺牲得太早了吧，所以咱们不知道。”
“哎，现在的人们崇尚娱乐至死，已经不崇拜英雄了……”
从我的座位前后左右方向传过来各种各样的议论，宣传片开始播放了，人们也渐渐地安靜了下来。
一个多小时的电影结束了，观影的人们还在唏嘘当中。“赵会长，我给您介绍一个人。”电影《青春之骏》的导演韩赤飞将我的目光引向他旁边的一位气质优雅的女士。制片人郝丽萍热情地说：“这是马天安烈士的孙女马丽颖。”在与她握手之际，我似乎看到了马丽颖眼里还有泪花。
“电影很感人，马天安烈士的事迹搬上银幕虽然晚了些，但是你们的努力和缅怀可以告慰马天安烈士了。”我说，接着我又对马丽颖说：“张作霖杀害李守常是众人皆知的，然而张作霖还枪杀了马天安却鲜为人知，这部电影还原了历史，彰显了英雄本色。”
此时观众已渐渐散去，我仍然沉浸在影片那壮怀激烈的画面情节中。马天安，从古至今以天安门命名者唯此一人;马天安，每到一处，他都高举革命的火把，点燃一片炽热的火海，把旧世界烧焦，化成新中国诞生的沃土。
想着、思着，便又热血沸腾起来，一曲《沁园春·咏天安》由心底流出——
生逢乱世，英雄底色，长髯飘飘。
南开求真理，马列入怀，五四先锋，气概如滔。
血溅商会，傲骨留丹，共讨国贼群情高。
觉悟社，传播信仰火，神州妖娆。
诛马良保国土，巴黎和会岂可折腰。
孤胆留美名，死谏总统，国士无双，天安独骚。
受命挽危局，步尘大钊，向死而生，傲视军阀 成死雕。
拯社稷，舍尽儿女情，笑迎新朝！
一
马天安和周翔宇在1920年8月初召集了一次觉悟社的年会，当时，出于各种原因只有十四个人参加。每一个社员都谈了一年多来的思想变化和感受。最后，马天安说，近百年来，我们经历了中国最艰难也是最伟大的时刻，同时，也是我个人最最艰难而最伟大的青春。现在国内形势不容乐观，所以我们要以更饱满的革命斗志去斗争。一、我们都还在青年时代，最长的只有二十五岁（谌志笃），年轻的只有十五岁（邓文淑），我们都缺乏革命的知识和经验，今后应该继续求学充实我们自己;二、我们应该团结各地的爱国团体，采取共同行动，才能挽救中国于危亡。马天安提议，赴北京请李守常先生给予具体的指示。 李守常得知后非常高兴，表示正欲在北京召开社团会议，希望觉悟社的同学们参加。这便是著名的“陶然亭五团体会议”始末。
“陶然亭五团体会议”为何选择了陶然亭的慈悲庵？陶然亭地区地处北京城南，在一百年前的那个年代，是反动当局统治薄弱地区，“蓬蒿长可蔽人，雉兔窜跃蓬蒿中”，“芦苇丛生，蔓草披径”，有“南下洼子”之称。由于当局疏于管理，地处比较隐蔽，“烟藏古寺无人到”，平素“人迹罕至”。另外，这里的自然风光怡人，亭台清幽，自然不会引起当局的警觉和注意。李守常等早期的革命者，当年都喜欢到此地开展活动。
1920年8月16日上午，李守常先生在陶然亭热情地接见了除了觉悟社，还有北京少年中国学会以及青年工读互助团、人道社、曙光社共五个团体的二十三位代表，在陶然亭慈悲庵召开联席会议。会议由刘清扬主持，李守常发表了重要讲话，会议讨论各团体“改造”“联合”问题。这就是史上著名的“陶然亭五团体会议”。会后，形成两份文件，即《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
“陶然亭五团体会议”发出“团结联合，共同行动，挽救中国危亡”的呐喊，不单体现出觉悟社召集会议的初衷，而且反映出五团体“改造旧中国”之志与决心。《改造联合宣言》提出：“到民间去做社会实况的调查，平民教育之普及，农工组织之运动，妇女独立之促进等项工作。”在当时，这些主张的提出，对于鼓舞青年参加社会实践，增强反帝反军阀斗争的勇气与决心，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李守常说：“今日世界之潮流，极其显然，凡为一个团体，必须有其明确的主义;如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一统全体的意志，对外也不便采取联合行动。所以，旗帜要举得更为鲜明……要到劳工群众中去，到农民中去，和他们同命运，共呼吸，了解他们，启发他们，依靠他们。因为，二十世纪的革命，必定是滔滔滚滚的群众运动。”
在李守常的启示和帮助下，不久，于方舟就到码头工人中去，安毓文到长辛店铁路工人中去，周翔宇、刘清扬、张若名、郭隆真等表示，要到法国勤工俭学，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马天安已经得到党组织的通知，要求他继续留在国内，回到民众中去，以教书为掩护，寻求救国救民之路。
这一期间，马天安和周翔宇住在天津学生联合会的小楼房里处理觉悟社的事情，新婚的妻子杨秀蓉来看丈夫，她和丈夫住在南屋，周翔宇住在北屋，有一次，警察厅的人来了，他们分别从后头的防火楼梯躲开了敌人的追捕。
刘崇佑发现年轻的马天安和周翔宇思维清晰而富有条理，思想进步，口才难得，是块难得的可造之材，于是建议他们出国深造。而此时的周翔宇，经过半年多的狱中斗争，已开始信仰共产主义，希望到国外去进一步探求救国真理，但苦于没有出国经费。后经南开学校创办人严修和刘崇佑的资助，周翔宇于11月7日乘船赴法，踏上了新的革命历程。此后一两年间，刘崇佑督促夫人每月去东方汇理银行汇款二十余银元给周翔宇和同时赴法勤工俭学的张若名二人作生活费，直至两人来信说已获得助学金，可另资助他人，才作罢。
三个月后，11月7日，周翔宇、张若名、刘清扬、郭隆真在上海乘法国邮船“波尔多斯”号开始了留法旅途。两个人谁也想不到，这是他们在人生中的最后一面。
1920年8月26日，北京正值秋天，马天安得到李守常先生的信，将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见面。
走进这所闻名遐迩的大学，立刻被她古典风貌的建筑、江南风光的景色所感染，生于东北的马天安只熟悉东北的秋色，还是第一次见到北京的秋色，特别是北京大学里的秋色，真是优雅得美不胜收。一株株壮美的松树跳入眼帘，山坡上，小路旁，处处是成片的树木，湖水中倒映着博雅塔和随风摇摆的树枝，衬托着古典、优雅的建筑，如画之美。映在湖中的一棵棵梧桐树，被绿水修饰得亭亭玉立如少女，三五只鱼儿在梧桐树的影子下，快活地并自由自在地游着。秋风微微抚摸着一丛丛的红叶，使得秋的景致更浓、更烈。而湖边的柿子树上，挂满了红灯笼般的果实，随着秋风的推送，那颗颗果实偶然竟会奋不顾身地跳入湖中，溅起一层涟漪，惊走无忧无虑的鱼儿，破了这静静的美。
马天安边走边赏，不时发出微笑，他此时的心情与这景色融为一体，因为1920年8月22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正式成立（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5年1月26日改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李守常介绍马天安加入了青年团，并按照李守常同志的指示，返回天津再回东北在家住上一段时间，孝敬父母，与妻子团聚。而这期间，他将在家乡完成播撒革命火种的任务，为日后再次回到东北做准备。
这段时光，也是马天安人生中最为快乐平静而又温馨的。9月28日，马天安从东北再次回到北京，并向李守常汇报了他在吉林的情况。正是因为这一次的交谈，李守常认为马天安越来越成熟，思想越来越进步，意志越来越坚定，是一位堪当大任、前途无量的优秀人才。他们彻夜长谈，李守常告诉马天安，中国要建立共产党，像十月革命一樣，推翻旧的社会，建立新的社会，只有共产党才能够救中国。这些道理对于马天安而言如醍醐灌顶，也正是这一天他坚定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信念。“此次上海之行，是绝密。将安排你面见陈独秀和共产国际的代表维经斯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刚刚初立，接下来在上海筹备建立共产党事宜，希望你发挥更大的作用。”
返回天津后不久，马天安立即启程又一次来到了上海。
坐在火车上，不禁又想起那日与李守常同志谈话的情景。“维经斯基是俄共（布）派来的红色使者，是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帮助我们创建中国共产党的。”
“中国共产党？”马天安显得异常兴奋，“我们要建立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吗？都有谁？”面对马天安的一系列的问题，李守常笑笑说：“北京的形势很严峻，上海方面相对安全些，那边有陈独秀同志，维经斯基就是去上海要面见他，在上海筹备建立共产党事宜。”
“你不去上海吗？”李守常看着马天安回答：“我不去，但组织决定你去。” “我去？”
“是的，你代表北京和天津坚定共产主义理念信念的师生们，这是我们讨论决定的，也是因为你这两年的表现，大家认为你在‘五四’运动中表现出了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和领导者才能，所以决定你去上海，与陈独秀、维经斯基会面，这是秘密行动，万不可泄露，表面上由学联派你去上海支持学运的。”
在1920年四五月间，几个俄国人悄然搬进了上海霞飞路七百十六号，领头的叫维经斯基。他们来自共产国际，他们的任务是了解中国国内情况，与中国的进步力量建立联系，考察是否有可能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执委会东亚书记处和筹建中国布尔什维克党。维经斯基一行人先来到北京见了李守常同志，后由李守常同志介绍去了上海与陈独秀见面。
初到中国，维经斯基等人对于中国的情形十分陌生，于是首先在北京大学拜访了两个俄籍教授柏烈伟和伊凡诺夫，寻求他们的帮助。柏烈伟说起了北京大学、《新青年》、“五四”运动，甚至还谈到了“南陈北李”（南陈为陈独秀，北李为李守常），这位货真价实的中国通，十分准确地勾画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简貌。这时，苏俄已宣布废除沙俄和中国所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和先进的知识分子对苏俄抱有好感。维经斯基一行在北京期间与以李守常为代表的进步人士举行了多次座谈，向他们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实际情况和苏俄的对外政策，使他们对苏俄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详细了解。以李守常为首的一批信仰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更加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决心。
为了加速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李守常介绍维经斯基前往上海会见陈独秀。接着，由陈独秀介绍，又与当时曾宣传过社会主义的上海《星期评论》主编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以及一度同情“五四”运动的研究系报纸《时事时报》负责人张东荪等人会谈。维经斯基向他们介绍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情况，并同他们一道座谈了十月革命后苏俄的情况和中国社会改造等问题。这一期间，维经斯基奔波于法租界的新渔阳里六号、老渔阳里二号（即《新青年》编辑部），还有白尔路三益里十七号（即《星期评论》杂志社）。
在上海期間，维经斯基向陈独秀等人介绍了共产国际和俄共（布）的情况，并就中国革命问题交换了意见，他们一致认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建条件已经成熟。
1920年7月，在维经斯基的亲自指导下，杨明斋在上海设立了中俄通讯社（从1921年1月起，改称华俄通讯社），通讯社设于上海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新渔阳里六号。该社由杨明斋负责，工作主要有两项：翻译和报道有关苏俄、共产国际方面的资料;把中国报刊上的重要消息译成俄文发往莫斯科。它在向中国人民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中共建党工作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共产党发起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早期组织。在这之后，陈独秀、李达等人主张再组建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后备军和共产主义预备学校。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组织便指派最年轻的成员俞秀松同志开始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在这个火热的季节，8月22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正式成立。俞秀松为首任青年团书记。
从马天安留下的极其有限的档案中了解到，他就是在这一年经由李守常同志的介绍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时，也是在这一年，由李守常同志介绍，他加入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早期党员，开始了他坚定而执着的、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短暂一生。
由于历史的原因，或是由于马天安同志的过早牺牲，关于他的某些档案资料似乎永远被封存在了历史的长河里。直到2014年，马天安的后人才从现在的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里启封了一部分有关他的历史资料，才使我们可以窥见一些当年的斑驳印记。过去认为马天安同志可能是在1921年由李守常同志介绍于北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启封的档案中明确写明，马天安是在1920年于上海加入了党组织，是我党最早一批入党的共产党员之一。他是否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筹建，或者他是否参与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壮大发展，档案中没有写明，我们也不得而知。但这一发现确实健全了中国共产党党史记载，对于中共党史的研究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马天安抬腿随着那开门的人进了院子。这是一幢坐北朝南双开间的老式两层石库门楼房，砖木结构。进门是个大天井，客堂后还有一个小天井，大约总共有一百四十平方米。在楼下客堂会客室里挂有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会客谈话以十五分钟为限”。
1919年“五四”运动后，陈独秀遭北洋政府搜捕。1920年2月19日，他由北京来沪，先在好友亚东图书馆的汪原放处住了一阵子，4月搬到了这里。这是一个神圣的地方，在1920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在这里诞生。
那人把马天安带进了一个书房。房间里已经有几人正在热烈地交谈着什么。他们看到马天安进来，立即停止了谈话都站起身来。这几人当中有一个是马天安熟悉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俞秀松，还有一个五短身材穿着条子西服的中年男人，这个人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宽大的书桌上放着一封内容简短的信，这是李守常同志为马天安写的入党介绍书。陈独秀一个跨步迎上前来，向马天安伸出右手，马天安马上也伸出了右手，两只手用力地握在了一起。陈独秀用欣赏的眼光上下打量着这个年轻人，久久地望着他。这眼光让马天安有点局促甚至有些羞涩，他感觉自己的脸微微地有些发烫。房间里其他几个人也围了过来，他们都十分热情地向马天安伸出手来。
简短的相互介绍和寒暄过后，便是那个神圣的时刻的到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成立初期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名称，也没有自己的标志和旗帜。后来，陈独秀、蔡和森、李守常等人曾对党的名称问题以书信的形式进行过讨论，最后决定采用“共产党”作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名称。那时，马天安的右手紧握着拳头，慢慢举到头侧，在他的面前可能是一面俄共（布）的旗帜和列宁的图像。在陈独秀的带领下，在维经斯基几位见证人的见证下，马天安庄严地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真正的革命战士。在这一刻，他将自己的生命、自己的灵魂交给了中国共产党，交给了中国这个伟大的国家，交给了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正如他在1919年“五四”运动中被捕出狱后所说的，“入狱前的马骏是家人的马骏，出狱后的马骏是国人的马骏了”，而现在的马天安则是党的马天安、国的马天安、人民的马天安。 二
1920年的东北，革命的火种尚未播撒到这里。
马天安这位革命的先驱者，自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便把自己的身心全部投入到了中国革命中去，他从1921年到1925年8月间，主要的工作是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发展党组织。
1921年年底，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派马天安到哈尔滨从事地下工作，成为吉林、黑龙江两省和当时整个东北地区最早从事革命活动的共产党员，开始了他在中国东北播撒革命火种的任务。为了开展革命活动，他常年奔走在宁安、吉林、哈尔滨、绥芬河、齐齐哈尔、白城、双城、长春、四平、牡丹江、海参崴等地。整个东北，差不多都留下了他奔走的足迹和矫健的身影。
其实早在1920年，马天安获释后便从天津来到了哈尔滨，在“五四”期间结识的好友邓洁民创办的东华学校里住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从那时他便开始向学生们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五四”爱国运动和国内外的形势。
那段日子里，为了掩人耳目邓洁民把东华校长办公室截出一间，外间办公，里间让马天安住了进去。根据邓洁民的女儿邓爽回忆，马天安留着一脸的大胡子，他们兄妹几人都唤他大胡子马大叔。这个马大叔总是神神秘秘的，白天大胡子马大叔不怎么出门，经常是入夜后才悄悄离开住所，不过对他们兄妹倒是特别好。那时邓爽的姨母还在父亲的东华学校里读书，学校正在进行一场演讲比赛，姨母为此一筹莫展，马大叔就帮姨母拟写了一篇比赛稿，题目是《妇女解放与社会之关系》。
哈尔滨的夏天不像北京那样的闷热，徐徐微风吹拂着马天安，他站在哈尔滨的夜幕下，回想着刚刚过去的那场轰轰烈烈的学潮，回想着与他并肩作战的同学们老师们，还有那些血淋淋的场面，高举着的标语，呐喊着的口号，都在他的耳边，他的眼前，马天安的心就会澎湃不已，热血就会沸腾汹涌。而眼前这个已经入夜的哈尔滨却是如此的宁静，夏风中还带有一丝丝的香甜，街上的路灯闪闪烁烁，一辆黄包车匆匆地从面前跑过去，车上的铜铃声伴随着车里一对男女的悄悄细语渐渐地远去了，似乎一切都归于了平静，似乎人们又进入到了一种自我麻痹的状态中，似乎身上的伤已经不痛了，身上的血已经不流了，似乎一只无形的黑手又一次慑住了这头东方古老的神兽……马天安就会有一种若有所失的感觉，他的心就会痛，痛得让他有些喘不上气来。
他好似一只离群的孤雁，形单影只，却又隐隐地感觉到了一股暗潮的涌动。他说不清这是什么，但觉得这股暗潮正在深处发出阵阵的巨吼，那声音可以震动整个天地，那声音可以翻江倒海，他似乎可以感觉到自己脚下的大地在震颤，他也要融入到那暗潮中去，用自己的生命撞击那黑色的礁石，击碎这黑暗的世界，哪怕飞溅起血色的浪花。
在哈尔滨的这段时间里，马天安很快调整好了自己的情绪，进入了新一轮的革命斗争。他借助邓洁民的关系在东华学校内向师生介绍“五四”运动的情况，宣讲马克思主义，播撒着共产主义的火种。
而此时的上海，陈独秀创立了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同期成立。在北京，李守常也正在组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1920年的10月8日，周翔宇和同学李福景同时获得了北京华法教育会开具的赴法证明。周翔宇被释放后便决定去资本主义的发源地法国留学考察，他得到了南开校长严修的推荐和资助。在取得赴法证明后就开始准备第二次的出国留学。出发前周翔宇特地去了一趟哈尔滨向他的好友邓洁民辞行。当时就住在东华学校对面的学生宿舍里。而此时，马天安应该已经离开了哈尔滨。因为在有限的关于马天安的资料里没有他与周翔宇在哈尔滨见面的蛛丝马迹。
10月，李守常在北京已经创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随后北京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在张太雷的组织下成功建立起来。之后，天津也成功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邓洁民与周翔宇、马天安同是南开学校的校友。他1909年去天津南开学校求学，和周翔宇志趣相投，成为莫逆之交。1915年东渡日本，在日本的三年中又结识了李守常。“五四”期间与马天安相识，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所以，周翔宇在赴法前特地从天津去了一趟东北，一是与叔伯作辞，一是看望邓洁民，并讨论怎样办好东华学校。邓洁民的东华学校于1918年4月1日在哈尔滨市道外十九道街正式成立，完全仿照南开的办学风格。学校成立初期聘请的教员就有五位是南开的校友。学校在教学要求、课程设置、课余活动、生活管理等各方面，皆以南开为楷模，建校宗旨是“培养社会中坚人才，兼重德智体三育，以养成爱国主义精神，陶冶济世能力”。东华学校在邓洁民的努力下，办得生气勃勃，学生学习成绩优异，誉满哈尔滨。
邓洁民思想比较进步，他赞成列宁的主张，觉得中国应该走俄国的道路。他精通俄文，每当报上刊登列宁的讲演，他总要认真地阅读并向身边的人宣讲。邓洁民认为旧的不破坏，新的就不能建立起来，他主張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反对封建礼教和旧习俗。甚至，他还与孙中山有过往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邓洁民这个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可谓功不可没。他创办的东华学校是中国共产党通往俄国的一条重要的“红色丝绸之路”。他曾掩护过三十多名中共党员从这里踏上苏俄的土地。第一个从他这里通过的就是张太雷。
张太雷是天津北洋学校的学生，在“五四”运动中与周翔宇、马天安等也结下了革命的友谊。1921年春，经李守常同志介绍，他来到哈尔滨的东华学校见到了邓洁民校长。邓洁民将张太雷安排住进东华学校，又利用中东铁路上的关系，很快为其办好了护照，在一个春寒料峭的清晨将张太雷顺利地送上了火车。
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因工作、学习、参加各种会议，通过东华学校这条“红色丝绸之路”去俄罗斯的共产党员，包括陈独秀、李守常、张国焘、刘仁静等著名领导人。
1922年2月马天安回宁安探亲，路过哈尔滨再次住进东华学校。而此时，邓洁民作为哈尔滨市代表，正准备去北平交涉中东路和地亩问题，同时，为东华学校募集经费。他还是将马天安安排在了自己办公室的隔间里。在这段时间里，马天安又结识了一个叫韩迭声的进步青年。他曾在天津南开施医处任过红十字队医长。与马天安相识后便经常来东华找马天安与他讨论时弊，听他那滔滔不绝的演讲。有时韩迭声会有些遗憾，为何在天津时未能结识这位朋友呢。 在邓洁民的安排下，马天安以东华学校代课教师的身份频繁地与一些进步青年接触，向他们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每到周末，学校组织讲演会、辩论会，马天安都积极参加。这段时间，马天安将自己安排得满满的，他不能浪费每一分每一秒，不能让自己的热血白白地流淌，他每每都会工作到深夜，当天边升起一道绚烂的彩霞时，他就会站在窗前望向它，感受它的气息变化，感受它的艳丽色彩，感受它那耀眼的光芒。他深深地吸足一口气，将自己的胸腔填满，然后慢慢地呼出，将身体中的污浊散尽。他不知道这条革命的道路还要走多久，更不知道在这条道路上将会有多少的艰难和险阻，但他知道，他是一定要沿着这条道路前行的，无论要他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他都不会回头，因为，只有这条路才能让他看到光明，也只有这条路才能给他希望，哪怕最后他只是化作了一颗石子、一粒尘埃，他也要成为这条道路上的石子和尘埃。
安排好马天安后不久，邓洁民便奔赴了北京。从此他再也没回到哈尔滨，在离别时，马天安似乎感到了一丝的不安。
邓洁民赴京后就被东北当局通缉，李守常等友人便劝他暂不要回哈，先去欧洲或是苏俄考察，并在《京报》刊登了一则消息，称其忧国投河自杀。在家乡全家白衣举丧，北京的友人们前去登门吊唁，以此来蒙蔽东北当局。而实际上邓洁民在1925年的5月通过苏联大使馆秘密地转道进了天津，并化名马天民隐居在法租界，直到1926年4月在天津病逝。
从1921年11月12日到1922年2月6日，美、英、法、意、日，比，荷、葡和中国北洋政府的代表团在华盛顿参加会议，史称“华盛顿会议”。会议最后签订了三份和约，其中一份是如何瓜分和奴役中国的《九国公约》。消息传到国内，一片抗议之声又起。马天安好像又感觉到了1919年“五四”运动的气息。但他很明白，现在的情况与“五四”时期已经大不一样了。那时是一种自发的无政府状态，要打破一切统治，要纯粹的自由;而现在，在他的面前已经有了一盏指路的明灯，那就是中国共产党，一切行动都要听党的指挥，而他马天安的生命乃至灵魂都已经与党捆绑在了一起，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应该代表着党。所以在马天安的指导下，于2月2日，韩迭声和张数平等社会各界人士，组织起了一支青年团体，名叫“哈尔滨救国唤醒团”，总部设在今道外税务局院内。有了党的领导，有了发起行动的组织，就在当天下午，“哈尔滨救国唤醒团”举行了一千余人的游行示威，抗议《九国公约》的签订。
接着在2月4日，“哈尔濱救国唤醒团”又深入到工厂、学校、街道，向工人、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进行宣讲，发表演讲，唤起民众的救国热情，唤起民众的国家情怀，唤起民众的民族自豪，唤起这头已经沉睡了千年的古老神兽。2月10日，“哈尔滨救国唤醒团”又冒着鹅毛大雪在道外滨江公园（今为道外公园）召开了全市反帝救国大会。雪花静静地从灰暗的苍穹飘落，落向了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大地，它所到之处变成一片的雪白，它将世间的所有黑暗全部掩盖了，好像那里或是这里从来都是雪白的一样，但它唯独无法将那一股股一团团革命的烈火掩盖，在蒸腾起的已经沸腾了的雪片中，马天安看到了一朵朵火焰般的花朵，那花朵上结着剔透的珍珠，在灰暗的苍穹下闪着夺目耀眼的光芒。
坚决反对华盛顿会议，誓死维护国家主权不受侵犯，要求社会各界同胞一起行动起来，坚决取消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大会以哈尔滨三十万市民的名义起草抗议书，向华盛顿会议发出电报，坚决抗议华盛顿会议强加给中国政府和人民的不平等条约。中国人再一次向世界发出了怒吼，这声音不再是软弱无力，这声音不再是卑躬屈膝，因为它已经有了一个强大的后盾，那就是中国共产党，那就是四万万的同胞。不到半年的时间，“哈尔滨救国唤醒团”由最初的二十几个分会发展成为六十多个分会。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在道外区，马天安和韩迭声等人又一起成立了“哈尔滨救国唤醒联合会”。当时，有十几个国家在哈尔滨设有领事馆，为了维护主权，马天安和韩迭声就带领“哈尔滨救国唤醒团”成员到各领事馆门前示威游行。领事馆见到游行示威的群众来了，都关上门窗不敢出来应对。在马天安的领导下，“哈尔滨救国唤醒团”在东北的影响越来越大，哈尔滨的反帝反封建运动正在广泛而深入地开展着。几乎，在每一个游行讲演的现场，人们都会看到那个美髯飘洒、长相帅气的青年。他那奔走疾呼的身影，深深地镶嵌在了哈尔滨人的心中。
转眼就到了1923年。在过去的一年中，马天安充分展现了他的组织才能和他的人格魅力。他以饱满的革命热情感染着和引导着身边的每一个人。他身上的那种旺盛的精力熊熊燃烧着，就像燎原的星火永远不会熄灭。这一年的2月，在滨江商会和粮食交易所的资助下，在马天安和韩迭声的直接领导和参与下，《哈尔滨晨光报》在哈尔滨道外北十四道街二八四号创刊了，从此“哈尔滨救国唤醒团”有了自己的喉咙，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起初，报纸只是以传单的形式出现，后来，变成对开，发行量也与日骤增，很快，在哈尔滨及周围的县区，都能见到这份报纸的影子。它就像一棵不起眼的钻出硬土的小草，很快，就长成了一棵郁郁葱葱的参天大树。马天安和韩迭声等以报社记者身份去各地组织开会，传播新闻，加强了反帝救国宣传活动。马天安曾多次在该报上发表文章，传播马列主义，促进了东北人民的早日觉醒。不久，受中共北京区委派遣到哈尔滨开展建党建团工作的陈为人和李震瀛，也相继加入报社。这两位共产党人的加入，使办报思想开始有了变化。韩迭声也逐步接触到了更多的马列书籍，更深地了解了什么是共产主义，对“为社会服务，谋福于人类”有了新的理解，在他此后所写的文章中，注入了为广大劳动群众说话的新意，并敢于进行直面斗争。韩迭声从单纯爱国逐渐变成自觉参加党领导下的革命活动的一分子。
马天安在东北期间，总是穿梭于哈尔滨、吉林还有家乡宁安之间。关于他的历史资料非常有限，只能从一些碎片中搜集整理。有资料显示，东北地区第一个党小组是马天安在1922年建立的宁安党小组。也就说明，1922年，马天安的活动不只局限于哈尔滨，而是还包括他的家乡宁安。 因为马天安在哈尔滨的革命活动过于强势，引起了当局的警觉和日本人的不满，经常有日本特务对他进行跟踪，有几次都是在群众的掩护下马天安才脱离了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马天安的生命安全，根据上级指示，马天安暂时回到家乡宁安开展工作。
1923年9月，《哈尔滨晨光报》因一篇抨击日本帝國主义对外侵略罪行的短评，报社内部产生严重分歧。有人反对介入政治，而韩迭声认为“不涉及政治怎能反帝救国？”。为坚持进行爱国图强运动，韩迭声和陈为人、李震瀛随即退出了晨光社，在马天安的指导下于当月创刊了《哈尔滨通讯社》。该社不仅是宣传阵地，更是建立和发展党团组织的一个重要据点。这一年的5月，马天安第二个儿子马德钟出生了。他怀抱着这个软绵绵的小家伙，心里乐滋滋的。这个世道无论怎样的黑暗，无论怎样的无奈，都无法阻止一个个新生命的诞生。
这一年，是他人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一家四口，其乐融融。杨秀蓉贤惠端秀，知道他是干大事的人，处处体贴和关爱他。她聪明果断，曾在天津学生联合会的小楼内跟他住过一段时间，掩护过他躲过警察的追捕。秀蓉，一个普通回民的女儿，以一个女性特有的柔情，来驱散丈夫身体上的疲惫，抚慰心头上的紧张。有时候，马天安看着妻儿，在想，这不就是他想要的生活吗？平静，安宁，幸福，是他想要的，也是所有人都想要的。为了所有人都能过上这样的生活，他要做的就是发挥一个共产党人应有的作用，哪怕是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
1924年，马天安经李守常同志的介绍加入了国民党。以国共两党合作为特征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
三
1923年9月，东北的高粱穗子已经是遍地红艳艳了，马天安穿梭在一人来高的高梁地里，鼻腔里充满了青涩的泥土的味道，不时地惊起片片偷食的麻雀。秋风煞是凉爽，在高梁秆子间像流水似的轻轻掠过，吹拂在马天安被汗微微溻湿的衣服上。马天安打了个激灵，抬头向远处望去，天边已火红的一片，好像整个世界都在燃烧着一样。为了躲开追捕，只好暂时离开家乡宁安，离开父母，离开妻儿。这次，他决意去吉林，寻找南开学校的校友、现任私立毓文中学校长的韩梓飏，以及当年吉林一中的同班同学、现任毓文中学学监（教导主任）的李光汉，还有南开校友、省教育厅任视学的张云责的帮助。
吉林毓文中学被称为“吉林小南开”，是吉林非常开放进步的学校。1916年冬，南开校长张伯苓和毓文首任校长韩梓飏、校董于慕忱等人前往吉林市迎恩门里官运胡同官钱局旧址，见其前临松花江，背依北山，依山傍水，风景秀丽，乃曰：“此地钟灵毓秀，必有孔子所云‘郁郁乎文’之势，或可名之为‘毓文’，以达文明之志。”建校之初，就将“达材成德”作为校训。马天安这次离开家乡，让他深感遗憾的是，没来得及回到家中和父母、妻儿告别。回来这两年，父母和妻子给了他莫大的支持和安慰，才使得他如此迅速地展开了工作。等稳定下来，再想办法报平安吧。
当马天安突然出现在韩梓飏和李光汉面前时，二人都吃了一惊。他们没有想到这位名声在外的“马天安”会出现在自己的面前。对于“马天安”这个名字他们早就如雷贯耳，也深为自己有这样的同窗校友而感到自豪。听说他已于几年前就回到了东北，但始终无缘相见。谁成想，他，马天安，此时此刻就站在了眼前，真好像做梦一样。他们相互热情而热烈地握手、拥抱，他们相互拍打着彼此的肩膀，眼睛中浸满了重逢的泪水。如同在东华学校一样，马天安被顺理成章地安排进了毓文中学担任英文和数学教师，同时，还兼任了毓文中学训育部主任和舍监。不过，他在毓文中学系义务任教，不领薪水，只领饭费。
马天安是一个天生的革命者，一有机会他就要进行革命工作。当他在毓文中学落下脚，立刻就开始了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他和学生同吃同住，一起在小舞台上演出话剧《一片爱国心》，一起在操场上打球，一起在教室里在宿舍里谈天说地，一起研究中国的现状、中国的未来、中国的革命道路……很快，就得到了师生们的尊敬，并有了很高的威望。他和徐云诺、于澄宇、金纲已等一些思想进步的教员也开始了密切的接触与往来。
不久，马天安见到了南开学长、时任省教育厅视学的张云责。张云责身材不高，清爽长衫，戴一副眼镜。
他名为清岱，字云责，1907年入天津南开中学学习，后又升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就读期间，与蔡元培、李守常等人交往，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15年，张云责毕业回到吉林市，因与教育厅厅长于幕忱有师生之谊，出任省教育厅视学，并与同为南开校友的韩梓飏、李光汉、王朴山等人商议筹办一所南开式的中学。毓文中学成立后，他指导学生创立了自己的校刊——《毓文周刊》。《大东日报》于1921年在长春创刊，张云责应聘担任社长。在他的主导下，《大东日报》成为公开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1924年列宁逝世，《大东日报》出版纪念专刊，张云责撰写《论出列宁专刊》《列宁之死》等文章，称颂列宁“其思想，其丰功，绝非一乡之善士、一国之伟人所可等量齐观”。马天安早对张云责钦佩已久，在南开同学的同学录中，他特别留意来自家乡的同学，早看到了有关他的介绍。“张君云责，又名清岱，曾就读于榆树种榆书院。光绪三十三年，入天津南开中学。品学兼优，沉着内敛。”
张云责除了教育厅视学外，还兼任毓文中学国文教师。有了他的携手和教育厅视学的这层关系，马天安的工作很快就铺展开了。
由于马天安积极的革命活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使学生的革命思想逐步发展，好似一股急流，快速地奔腾着。在此基础上，马天安便开始着手组织成立了“毓文中学学生会”，并为学生会的工作指明方向，规定了两项任务：一为学生互助;二为反帝反军阀的堡垒。不久，马天安以毓文中学学生会为骨干，改组了“吉林全省学生联合会”，从而使新的“学联”成为领导吉林学生运动的核心。
马天安在学校组织了一个读书会，经常在一起学习《新青年》《向导》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他想到天津南开剧社在宣传革命中的作用，于是，在毓文中学组织了一个剧社。他把自己和周翔宇等人在天津监狱和敌人作斗争的故事写成了话剧《出狱之后》上演，宣传“五四”精神。他还创作了话剧《闺月里》，把汉朝和匈奴打仗，百姓遭殃的故事编成戏剧，引起人们对军阀混战的痛恨。马天安一如在天津南开剧社一样，以热情而饱满的情绪演绎着每一个剧中的人物。他将自己在天津南开演剧的经验手把手地传授给了他的学生们，他要让这些年轻的孩子们成为下一个马天安，他要把自己手中的这把革命的火炬传递下去。 除了在学校里做革命宣传的工作外，马天安还经常深入社会，利用一切机会宣传革命。在吉林开展工作，情况比在家乡宁安更为有利。吉林进步的知识分子多，而毓文中学本身就是进步知识分子聚集最多的地方。因为它是一所私立学校，反动当局对它的控制也比较松。马天安利用这些有利条件，以一个共产党人应有的能力和节操，将工作一点点蓬勃开展起来了。
马天安知道，要想让群众行动起来，推翻反动统治，首先要武装起群众的头脑。他深入到铁路车站，召集那里的进步青年，向他们讲述日本人如何利用铁路来掠夺我国的资源。他还深入到回族同胞中去，号召回族和汉族等所有民族团结起来一起为国家而努力。他经常到吉林清真寺去看望德高望众的阿訇沙海轩老人，和他们一起谈论国共合作、南北统一、抵制日货、废除“二十一条”等。
就在马天安刚到吉林不久，1923年9月9日，他的好友、吉林著名的留日华人领袖王希天被日本人杀害，令他心痛得好似刀割一般。1915年王希天东渡日本留学。1918年初，中国留日学生组织了声势很大的“爱国拒约”运动。王希天随同请愿团回国，陆续在北京、天津各校宣传讲演。5月21日，北大、高师、高工、法高等校两千多学生，赴总统府请愿。王希天同北京的学生组成了“留日学生救国团支部”，他们在天津再次相见。1918年下半年，王希天再度返回日本。他听说王希天他们在日本拟办了一个“共会”，帮助在日的华工解决困难。1923年9月1日上午十一时五十五分，一场罕见的大地震在日本东京、横滨一带发生。就在这混乱之中，日本反动当局开始屠杀革命志士和旅日华工，白色恐怖笼罩了东京。王希天不顾个人安危，联合公使馆、留日学生总会、教会、青年会等团体，组织了“对日震灾救济会”，以帮助遭受震灾的华工。他于9月9日上午八时，骑车前往京郊大岛町慰问华工，途中被日本宪兵逮捕。12日凌晨，宪兵将捆绑的王希天带出警察署，在押往军营的途中，用刺刀将王希天挑死，扔进了火堆。王希天遇难的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各界人士纷纷抗议日本当局的罪行。上海各报及吉林省的《大东日报》等，都以显著位置报道了王希天遇害情况。
马天安在报纸上看到这则消息的时候，禁不住潸然泪落。他记得周翔宇曾不止一次对他说过：“王希天是东北人中的一条好汉。”
几乎在同一时间，为了纪念王希天，抗议日本政府的暴行，留日中华劳动同胞共济会决定在吉林开办纪念医院，并责成王希天的好友孙宗尧回吉林具体办理。孙宗尧回国后住进毓文中学，将王希天牺牲的情况和开办纪念医院的事情向马天安做了汇报。马天安同孙宗尧商议，以吉林教育界为中心，以青年学生为主要对象，积极筹备和开展纪念王希天，抗议日本特务暴行的活动。
经过了一番紧张的沟通和筹备，马天安在吉林组织召开了追悼王希天的大会。11月4日那天，房檐上的冰溜子在太阳的照射下发出利剑般清冷的光，天冷得将地上的石头都快冻裂了。这么冷的天，福绥门外顺城街上的丹桂茶园剧场内外，楼上楼下，黑压压的，人们正在聚精会神地听着一个人的演讲。演讲的就是马天安，他时而抑扬顿挫，时而沉声缓速。他正在给人们讲王希天的故事，他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远在日本还有一个在为国人疾呼的中华儿女，还有一个不畏生死、一心报国的中华英雄。会后，在马天安的组织和安排下，一场声势浩大的有两千人参加的大游行开始了。游行队伍高喊着口号，从福绥门外顺城街一直走到了吉林省公署门前。这一活动，在吉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给反动当局造成了不小的压力，也为以后的革命斗争打下了深深的群众基础。那天的天比往常还要冷，风很大，游行队伍在呼啸的西北风中，在浓云翻滚的天穹下，大踏步地向前进发着。人们高举着冻得发紫的拳头，在寒风中高昂着头，从身体中发出一声声愤怒的呼喊，那声音穿云裂石、惊天动地。
1925年5月30日，在上海爆发了举世瞩目的“五卅”运动。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它标志着国民革命高潮的到来。
马天安得到党中央的指示，要在吉林发起群众运动，有力地声援上海“五卅”运动。马天安四处奔走联系，利用他的身份和社会影响力组织发动各界群众声援上海“五卅”运动。6月7日，马天安以“吉林爱国六人团”的名义发出革命宣言，强烈谴责帝国主义暴行，指出：“吉林父老兄弟姐妹万急鉴：沪上同胞，惨遭杀戮。凡我同胞，奔走呼号，以求公理之战胜，查英日两国，号以文明自居，其实外假文明面具，内具蛇蝎之心……杀戮我同胞七十余人，伤者百人，血流成河惨不忍睹。”8日，在他的领导下毓文中学学生开始罢课。9日，吉林各校推举代表在江南衣事试验场开会，研究各校参加反帝爱国运动事宜。马天安以省教育会的名义电邀外地各校教职员代表来省集会，决议成立“吉林沪案后援会”，马天安、张乃仁分别为正副会长。会议起草了会章、宣言。决定10日各校一律下半旗、停止娱乐及宴会，以向上海殉难者致意。14日，吉林青年学生和各界爱国群众在丹桂茶园召开“追悼五卅死难同胞大会”，会后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
游行的白色传单上写着“英日惨无人道”“弱国人民无外交，强权世界无公理”“打倒帝国主义”“同胞起来反抗啊”！队前由数十辆自行车先导，沿途高呼口号，群情激愤，气势雄壮。当时山东人刘肇亿创办的大连《泰东日报》曾详细地报道了这次游行的盛况：“气概雄壮，秩序不紊，誠数十年来未有如此之大规模示威运动也。”
除此之外，在马天安的领导下，各界开始了大规模的募捐活动，学生们在街头进行演讲。报刊还编发了“沪案专刊”和特刊。继上海、北京、武汉之后，吉林省首先在吉林和长春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抗议和声援活动，接着各县镇的学生、工人、工商业组织联合一体，也展开了6月初及中旬的反对日英帝国主义的爱国斗争运动。并且，在马天安的积极倡导下，各校校刊还发行了专刊，长春《大东日报》副刊《曙光》也编印了“沪案专号”。
反动政府迫于群众及舆论压力，并且此次事件严重，没有机会再次制造流血事件。当游行队伍路过日本领事馆的时候，群众高呼口号，吓得日本领事馆的那些平日里耀武扬威、欺压中国人的“黑帽子”（日本领事馆的武装特务）紧闭大门，把黑帽子藏起来，数日不敢露面。 当局无法对此次活动进行过分的干涉，更不可能实行血腥的镇压，只得要求学校提前放假。于是，1925年6月25日吉林声援上海的運动宣告结束。
这场由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由马天安开展的群众性的反帝斗争，如燎原之火，起初，星星点点，没用多久，就汇成了熊熊燃烧的大火，教育机关亦不得不表明态度。6月27日，吉林县教育局发布公函和传单，指出：“查此等事件（指五卅惨案）为外人欺负我最难忍事件，必须设法对付，但大多数国民对兹尚有未尽悉明者，亟应将肈原委力为传播，以便人人振奋，合力御侮。兹同传单一纸除分行外，相应函递。查照谨为讲述，俾人心团结，藉厚声援。”由于马天安在吉林的斗争震惊了全国，“东北王”——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非常恐慌，为镇压轰轰烈烈的反帝运动，当即电函他的把兄弟——吉林省长公署张作相：“本帅三千皮鞘，二千健儿，治关内则不足，打吉林有余，不知马（马天安）、李（李毅，学联副会长）、韩（韩幽桐，学联副会长）、傅（傅哲，学联副会长）、张（张乃仁，学联副会长），何许人也？速将首级解奉！”又令时任吉林保安司令的何丰林缉拿马天安等人。
张作霖要杀马天安，在反动军阀的白色恐怖下，他抽出时间，将募捐来的地方官贴带回吉林，经银号兑成银元，再以《大东日报》社的名义汇寄上海。
马天安带着同志们穿梭在城乡传播革命思想的时候，反动军警乔装改扮，四处追捕马天安。因为马天安有着雄厚的群众基础，每一次，都化险为夷，绝处逢生。
一天傍晚，马天安回到了阔别数月的家，妻子秀蓉又惊又喜。此时，秀蓉身怀有孕。看着妻子微隆的肚腹，马天安心里一热，将头贴在妻子的腹部听起了胎音。秀蓉为他生下了德铸和德钟两个儿子，现在，他们正盼着能有个女儿呢！夫妻俩正沉浸在久违的幸福里，突然，院子里闯进十几个人来，为首的是警队队长关大锛子。透过窗户，马天安知道被人追捕跟踪了，和妻子对视了一眼，从后门走了，潜藏在树林里。
过了一段时间，马天安再次回家。这次，杨秀蓉留了个心眼，她没让丈夫住在家中，而是将他安顿在村子外边一个靠得住的远房表叔的看瓜窝棚里。这里平时鲜有人来，五十米外就是水草丰美的蛤蟆河，有一只小船掩在苇丛中，比较安全。马天安一边当着瓜农，一边和党小组的同志秘密开展着工作。瓜棚，成为临时党支部。在这里，马天安写了大量的文章，投寄给了省内外各大报刊，化作一只只投枪和匕首，刺向反动政府和旧势力。在反动当局眼里，马天安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只见其形，不见其身。
当时，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在海参崴设有秘密联络处，为了不引起敌人的觉察，马天安将材料乘父亲到海参崴进货的机会带到联络处。父亲马喜贵成了地下交通员。当初，马天安在天津被捕的时候，马喜贵去探望，马喜贵就给他们传递消息，使他们完全掌握了外面的动向。马喜贵虽然不知道儿子的真实身份，讲不出大道理来，却在心底支持儿子。他知道，儿子现在干的是为国为民的大事，非常愉快地接受了儿子的委托，往返在宁安和海参崴之间。
然而，狡猾的反动当局找不到马天安，采取了非常低劣的办法，他们化装成土匪，在马喜贵去海参崴的路上，将他绑了票。他们让马喜贵给家里写信，被老人拒绝了。最后，恼羞成怒的反动当局，居然采取了更为下流的手法。这天，马家人收到一个写给马天安的邮包，打开一看，里面竟然包着一只耳朵。马喜贵老人被杀害了。那个送信的人告诉马家人，马喜贵老人拒绝给家里写信，以死相抗，他们就丧心病狂，杀了老人，并割下了老人的一只耳朵。想起父亲的谆谆教诲，想起到南开送他上学，到天津的监狱探视他的情形，马天安心如刀绞，很长时间缓不过劲来。
这时候，马天安接到李守常先生的亲笔信，经北方党组织研究决定，派他和弟弟马骅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马天安怀着丧亲之痛，离开祖国，前往苏联。
临行前，马天安和妻子告别，他一遍遍摩挲着妻子隆起的肚腹，哽咽着。离别了妻子，马天安又跪别了母亲，和马骅一起，久久地伫立在父亲的墓前。正是九月天，天空湛蓝如洗，在微风的吹拂下，墓旁的高粱地和田垄上那一排腰高三楼的老杨树发出了沙沙沙的声响，似乎是父亲在为他们兄弟俩送行。
四
几天后，马天安和弟弟马骅赶到了北京，见到了李守常先生。李守常先生向他们详细地介绍了当今国内外的情况，并再次介绍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建立始末，以及党派遣他和一些同志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意义，马天安更加坚定了革命必胜的信念。自1920年秋冬之际经先生介绍入党后，已经整整五年的时光没有见面了。这些年，守常先生没少写信鼓舞他，关心他，指导他的工作。正是因为有了守常先生的关爱，他才一步步从一个爱国青年，蜕变而成了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共产党员;也因为守常先生的指导，他才将家乡的革命运动搞得轰轰烈烈。
马天安一时被李守常的话感动得热泪盈眶，此时的李守常先生，和五年前一样慈祥而平和，镜片后那双眼睛仍是那样炯炯有神，透着坚毅。只不过，如今他的面色看起来有些发暗，身材也比几年前瘦削了许多。
在李守常先生的介绍下，马天安对莫斯科中山大学有了更深刻的认识。1925年8月莫斯科中山大学开始筹建，当时鲍罗廷在讲话中对建立中山大学的主要原则进行了阐述，会议对建校的具体工作进行了安排。师资主要从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及红色教授学院的教师与毕业生中引进。校长是卡尔·拉狄克，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家。学校的主要目标，是有效地训练高度熟练的政治工作人员，使其毕业后立即回国从事革命斗争。学制为两年。因为前来学习的中国学员身份特殊，所以学校不对外公开，所有相应的档案都严密封存。当晚，马天安兄弟俩同前来会合的其他几名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员住进了地处南河沿的欧美同学会。国民党中央执行部在北京的委员丁惟芬和于树德（共产党员）公布了留苏成员名单，计四十人，这些人，多为党团员，有后来成为中共领导人的张闻天、王稼祥、伍修权等人。
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抵达莫斯科的中国学生们，在中山大学办理了入学手续，并依次领到了饭票、洗澡票、洗衣票、戏票、乘车票等。考虑到中国学生将来回国后都要从事革命斗争和地下工作，所以为了安全，校方给每个学生都起了好听的俄文名字。马天安也不例外，他的俄文名字是“马尔赫列夫斯基”。在办理好各种手续后，马天安兄弟俩和其他的同学被带到了餐厅。 中山大学在筹建时就对中国学生在莫斯科的生活做了非常周到的安排。除了来苏联的路费由学校提供外，所有的学生在校期间的学费也是全免的。每周还有两次改善伙食，星期六加蛋炒饭、火腿肠，每人每月还补助二十五卢布的津贴。并且在寒冷的莫斯科冬季，学校也是尽一切力量来保障学校的供暖和学生的取暖问题。马天安在这里充分地感受到了一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也让他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什么时候在自己的祖国也能实现这一切呢，实现人人平等、自由，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是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祖国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人要分出三六九等，高低贵贱，支撑整个社会的劳动人民生活得最为痛苦，而那些不劳动的老爷太太们却花天酒地，任性妄为。
餐厅里俄罗斯金发碧眼的少女们带着迷人的微笑穿梭在学生们中间，她们的手里托着香喷喷的各色的俄罗斯食品。对于这些，马天安并不十分陌生，因为在小的时候，父亲一从外边回来就会从行李中拿出些产自俄罗斯的特产，其中不乏眼前的这些食品。只是看到这些熟悉的东西，未免又让马天安触景生情。父亲的离世实在是太突然了，此时，他的心在一绞一绞地疼痛，眼睛中充满着泪水。近一个来月的辛苦奔波，一下子让他觉得非常地疲劳，好像身子上坠着一块千斤重的巨石，坠得他有些站立不稳了。但他明白，自己一定要坚强，一定要坚定，因为身边还有他的弟弟马骅和他的有着共同理想和抱负的同学们。他来此的目的不是为了抚平伤痛的，而是为变革这个世界的。
一顿美餐过后，马天安和马骅还有其他同学回到了宿舍。在宿舍里他看到床上铺着又厚又软的干净的被褥，壁炉里燃着红红的火苗，劈柴在火里噼噼啪啪地响着。整个房间被烧得暖烘烘的，完全感觉不到屋外的严寒。学校根据他们各自尺寸分别裁剪了厚实的冬衣，现在它们整整齐齐地叠放在了书桌上。这一切都让马天安感到无比的温暖。
在这里他可以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还可以自由地讨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问题，没有拘束地开展党团活动。
1925年的11月中旬，在所有的中国学生分批抵达莫斯科中山大学后，学校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
典礼是在工会大厦举行的，大厅被披上了盛装，列宁与孙中山先生的画像分别挂在大厅两侧墙上，在画像的上面是国民党党旗和苏联国旗。典礼很是隆重，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也都出席了开学典礼。
苏联共产党中央派政治局委员托洛斯基专程致辞，他说：“从现在起，任何一个俄国人，如果他用轻蔑的态度来对待中国学生，见面时双肩一耸，那他就绝不配当俄国的共产党人和苏联公民……”托洛斯基幽默真诚的发言，让身处异国他乡的中国学子们颇为感动，情绪十分高昂。那一天的开学典礼搞得热闹非常，完全不像是国内学校的开学典礼那样的沉闷和肃穆。
中山大学名义上由中苏双方共管，实际上初期主要由苏方管理。其实，中山大学第一批学员的招收并非令人满意，在半年以后的1926年7月，第一任校长拉狄克在给联共（布）中央组织部的信中写道：“1925 年的学生选拔工作是委托共产国际东方部中央委员会进行的，但他们对招生费用中八千卢布的花费没有任何说明，且几乎将所有希望来俄的学员都派来，事实上在广东没有进行正式的选拔工作，他们将资产阶级阶层中的学生派来，结果他们成为学校的负担，此外还有十人因病而不得不遣返。”在校长拉狄克的坚持下，此后的学生选拔工作有了基本的原则。相对此前，生源质量有了很大提高，并开始扩大在中国中部地区的招生。
首批招收的学员中，中共方面多以党内与团内推荐的形式进行，此外还选拔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团体的进步青年入学。这批学员都是有一定的革命斗争经验，并且有着积极的革命热情。这些基本符合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培养目标。马天安刚入学不久便以他那敏感的触觉感知到了这一切。他对弟弟马骅说，我们这些同学中，人员成分复杂，虽然多是学生，但既有投机分子，也有不坚定的人，我们虽然入了国民党，但那是党组织要求我們加入的，我们在心底里一定要时刻记住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的理想与信念是实现共产主义，是实现普天之下的人民的自由与平等。马天安的这番话，对弟弟马骅触动很大，他没有想到哥哥想得如此之深、如此之远，这也确定了马骅日后义无反顾地投身中国革命并且牺牲了年轻生命的伟大轨迹。
学校先后开设了政治经济学、现代世界观、历史课、俄国革命理论与实践等课程。特别是各门历史课程，都有一个共同指导的原则：教育学生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和世界革命的观点。同时，为了学员们回国后从事革命斗争的需要，还开设了军事课，讲授军事理论，进行军事训练，组织学员到军事院校参观，到兵营打靶。联共和共产国际的领导同志也经常来校讲演，传授俄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和经验。
为了保证学员的身份不被泄露，学校对学生档案严格管理，从建校初期就对各种资料皆盖有“绝密”的字样。并且，学校的各项活动也都没有过任何的报道，就连学员们的照片也鲜有之。在中山大学，马天安的学员证号码是六十号，弟弟马骅是一一三号。学校根据学员的文化程度等不同情况，将他们分为十一个班，每班三十到四十人不等。张闻天被编入第一班，左权在七班;马骅与朱瑞、蒋经国在十一班。马天安的英语较好，被分配到第八班——英语班，用英语上课，全班有二十多人，课程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联共党史、西方革命史，他的同学有后来成为著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伍修权，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奠基人的朱瑞等。开学后，他们便投入到紧张的学习当中。同时，国共两党的学员们也开始了各自党团组织的活动。
在这里，马天安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理论，提高了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认识。他运用学到的革命理论，结合自己走过的革命道路进行了认真地分析与思考，不断地总结自己在实际工作当中的不足与错误。在认真的学习中，马天安更加坚定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更加坚定了对中国革命的信心。 课堂上老师会经常组织学员对革命的问题进行讨论或是辩论，马天安总是一马当先地发表自己的观点。他每次的发言也总是会赢得老师和同学们的热烈掌声。课堂上的气氛更会随着他的发言而变得热烈起来。
马天安的思维十分活跃，把一个问题抛给他，他便会举一反三，从每一个可能的方面进行剖析。有时就连老师也从他那儿得到启发。每天晚上，课余之后，马天安都会一头扎进学校的图书馆里，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理论的书籍，还有世界各国的发展史、经济史和各种理论实践的书籍，从中汲取养分，扩充自己的见识，丰富自己的知识。他要抓紧每一分每一秒的时间去学习。马天安总能给他的同学们在异国他乡的学习生活带来许多的温馨和欢乐，他就像是所有同学的兄长一样，在各个方面关心着他们。也就在这个时候，马天安收到了妻子秀蓉辗转写给他的信。秀蓉在信中告诉他，他们有了一个女儿，母女平安，让他不要惦挂。寥寥数语却寄托了妻子无限的思念。马天安的心在此刻也像是用针刺了一下，痛得他泪水差点儿流了下来。他微笑着，满眼含着泪站在初春涅格林纳河边，一遍一遍地看着妻子娟秀的字体，一股幸福一股辛酸涌在心间，泪水不自主地涌了出来。巨蟒般沉睡了整个严冬的涅格林纳河不时传来冰面开化发出的咔咔的炸裂的声响。他在心底喃喃地说：“辛苦了秀蓉，可我现在还不能回到你的身边，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要变革我们古老的祖国，就像这冰面下涅格林纳河的滚滚激流，终会击碎那厚重的寒冰，奔涌而出，滔滔远去。中国的革命也终究会胜利的！替我多亲亲咱们的女儿吧！”他回了一封信，给女儿起名德芳。
1925年末，中国共产党在学校成立了“旅莫中共支部”。1926年夏，“旅莫中共支部”解散，全体中共党员都转为联共（布）党员，归联共（布）支部局（相当党委）领导。支部局的书记由苏联人担任，委员大多由中国人担任。学校安排党、团员每周召开小组会，每组二十到二十五人，会议由担任指导员的苏联人主持，每位到会人员都要针对讨论的问题发言，不发言者会受到批评并被指名发言。学校对学员在政治思想方面的要求极为严格，不但要求学员参加各种活动，还要如实填写《党员批评计划案》《履历表》、自传等表格资料，但这些全部属于“绝密”的档案被封存起来，直到二十一世纪才部分解封。关于马天安的许多历史，我们也只能從被解封的档案中窥见一些斑驳印记。
能够来到日夜向往的“红色圣地”，寻求共产主义的真理，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是马天安多年的愿望。他十分珍惜这次学习的机会，非常刻苦地钻研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中山大学，马天安和四弟马骅都非常活跃，兄弟俩不仅学习认真，而且经常组织大家开展各种文体活动。马天安还参与发起组织了“莫斯科中山大学俱乐部”，带领同学们打篮球、滑冰、举办舞会等，活跃大学的业余生活。马天安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吹拉弹唱无一不精，只要他出现，那里就会一片的欢声笑语。在同学们的眼里，马天安就是他们中的核心人物。当时，中山大学各派学生之间经常为一些国内的问题展开讨论，马天安常常代表共产党员学员发言，为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做了大量的工作，深得同学们尊敬。
这天，马天安他们得到校方通知，学校请了现代舞的先驱邓肯女士来校表演，借以“悼孙中山先生之死”。马天安看到了邓肯的真容，这位年近五十的国际舞蹈家仍然光采照人，她的舞姿曼妙而又严肃。随同邓肯来的，还有许多艺术界的教授。让这些洋教授和邓肯没想到的是，中山大学学生公社的中国留学生表演了一出中国戏剧《四郎探母》作为答谢。
扮成杨四郎的马天安用中、英、俄三国语言报幕，声音铿锵有力，音色洪亮而庄严。接到校方的通知后，马天安便组织同学们利用课后时间，精心排演了这场《四郎探母》。这场戏人物不少，行当配置相当整齐，唱念安排得当，唱腔也丰富而优美。
1926年5月，中山大学将马天安等学员送到莫斯科郊区休养所。这里的伙食很好，每天都有教员给大家读报，其他时间休息、散步和体育活动。休养所的生活，使学员们更进一步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时这一年5月冯玉祥将军到苏联访问，于5月11日访问了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留学生们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大会。冯玉祥还做了简短的讲话，他表示：我们要团结起来，共同为实现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而奋斗。5月13日又与中山大学的校长拉狄克做了一次长谈，长谈过后决定将自己准备去法国留学的儿子冯洪国、女儿冯弗能送进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9月，中山大学学生公社（学生会）改选，马天安当选书记、陈绍禹（王明）当选主席。学生公社是中山大学的学生组织，公社书记相当于现在的学生会主席。马天安以自己出色的组织才能和优秀的品德认真负责地做学生公社的工作，受到校方和同学们的一致赞扬。
中山大学为了让学生们吃好学习好，每天安排五顿饭。在马天安的提议下，一天五顿饭太过浪费，而且中国人也不习惯一日五餐，改为一日三餐。
在莫斯科大学教学楼正对面，有一座列宁山（又称麻雀山）位于莫斯科西南，莫斯科河从山脚流过。列宁山上有著名的观景台，由此可俯瞰莫斯科河与莫斯科市区的美丽景色。另一首为我们所熟知的、诞生于1956年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其背景也是在这里。这里，是马天安和党内同志聚集开会探讨交流的绝佳去处。
列宁山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高，只是一个长长的海拔两百米的土堆而已，但它却是莫斯科的制高点，可以远眺和俯瞰莫斯科全城。
1927年4月中旬的列宁山的春天似乎刚刚到来，浓郁的黄昏，加上雪雾，灰蒙蒙的，城中的景观不太清楚，克林姆林宫和建于十八世纪的枢密院大厦也只是一些写意的轮廓，像一幅充满诗意的淡淡的水墨画。而此时，中国的上海已是风云突变。
1926年7月9日，广东国民政府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十万人正式出师北伐。9月17日，冯玉祥率部在绥远五原，北伐军首先向军阀吴佩孚部队盘踞的湖南、湖北进军。共产党人叶挺领导的、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组成的第四军独立团是北伐先锋。北伐军主力于7月11日进入长沙，又分三路攻取湖北。8月19日，中路军发起总攻，先后攻占平江、岳阳，切断粤汉路，接着进入湖北境内作战。进入湖北后，吴佩孚企图凭借汀泗桥、贺胜桥的险要地势阻止北伐军的进攻。经过浴血奋战，至8月，北伐军先后攻克武长铁路线上的军事要隘汀泗桥、咸宁、贺胜桥，击溃吴佩孚主力并在10月10日攻占武昌。接着，北伐军连下汉阳、汉口、武昌。至此，吴佩孚的主力基本被消灭，北伐军取得了两湖战役的决定性胜利。与此同时，北伐军向江西进军。10月上旬以前，北伐军两次进攻南昌，均付出重大伤亡，被迫撤除南昌之围。11月初，北伐军对江西孙传芳部各据点发动总攻，11月8日占领九江，接着，北伐军出兵福建，于1926年12月间占领福建全省并乘胜追击，向浙江挺进，福建、浙江等省的军阀也纷纷倒向北伐军。国民革命军冯玉祥部也控制了西北地区，并准备东出潼关，响应北伐军。1927年2月下旬，蒋介石指挥中路军东进，于24日攻占南京。2月底，何应钦、白崇禧指挥东路军占领了杭州及浙江全省，3月21日占领松江和龙华。这期间，周翔宇、罗亦农、赵世炎等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解放了上海。至此，长江下游全由北伐军占领。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仅半年时间，就取得了惊人的进展，控制了南方大部分省区。北伐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输送、救护、宣传、联络等工作，为北伐胜利进军提供了有力保障。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迅猛发展，严重威胁着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民族资产阶级也因惧怕工农运动而动摇起来。 然而，革命者的欢笑还未落下，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居然在上海发动反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武装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4月12日凌晨，停泊在上海高昌庙的军舰上空升起了信号，早已准备好的全副武装的青红帮、特务约数百人，身着蓝色短裤，臂缠白布黑“工”字袖标，从法租界乘多辆汽车分散四出。从一时到五时，先后在闸北、南市、沪西、吴淞、虹口等区，袭击工人纠察队。工人纠察队仓猝抵抗，双方发生激战。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开来，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强行收缴枪械。上海两千七百多名武装工人纠察队被解除武装。工人纠察队牺牲一百二十余人，受伤一百八十人。当天上午，上海总工会会所和各区工人纠察队驻所均被占领。在租界和华界内，外国军警搜捕共产党员和工人一千余人，交给蒋介石的军警。
4月13日上午，上海烟厂、电车厂、丝厂和市政、邮务、海员及各业工人举行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达二十万人。上海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有十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
大会通过决议，要求：一、收回工人的武装;二、严办破坏工会的长官;三、抚恤死难烈士的家属;四、向租界帝国主义者提出严重的抗议;五、通电中央政府及全国全世界起而援助;六、军事当局负责保护上海总工会。
会后，群众冒雨游行，赴宝山路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工人，交还纠察队枪械。游行队伍长达一公里，行至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埋伏在里弄内的第二师士兵突然奔出，向群众开枪扫射，当场打死一百多人，伤者不计其数。宝山路上一时血流成河。
当天下午，反动军队占领上海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接着，查封或解散革命组织和进步团体，进行疯狂的搜捕和屠杀。在事变后三天中，上海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者三百多人，共产党员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等光荣牺牲。4月15日，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发动反革命政变，当日捕去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两千多人，封闭工会和团体两百多个，共产党员萧楚女、熊雄、李启汉等被害。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等省也以清党名义，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4月20日，中共中央为蒋介石屠杀民众发表宣言，揭露“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号召革命人民为“推翻新军阀” “打倒军事专政”而奋斗。4月22日，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谭平山、吴玉章、林祖涵、毛泽东等三十九人，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和候补执监委员等名义，联名发表讨蒋通电，指出：“凡我民众及我同志，尤其武装同志，如不认革命垂成之功，隳于蒋中正之手，惟有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各国民革命军涤此厚辱。” 而在北京奉系军阀也开始了疯狂地捕杀共产党员，并于4月28日，公开处决了李守常和其他十九名革命者。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标志着中国阶级关系和革命形势的重大变化。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从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完全转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从此，蒋介石和他的追随者完全从革命统一战线中分裂出去。革命在部分地区遭到重大失败。1927年4月18日，蔣介石在南京建立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与保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在北京，还存在奉系军阀张作霖政权。此时的全国，出现三个政权互相对峙的局面。
当李守常先生遇难的消息传到莫斯科中山大学时，马天安和师生们无不感到震惊和愤怒。守常先生的音容笑貌犹在马天安的眼前。两年前李守常先生还拍着他的肩膀说，等从苏联学成归来之时为他接风洗尘。前几天还和守常先生通过信函，现在，却生死相离，阴阳相隔了。他再也听不到守常同志的教诲了，他失去了一位敬爱的师长，也失去了一个坚定的战友。革命的大好形势一夜之间由巅峰坠落到了谷底，给国共两党的许多党员当头一棒。莫斯科的市民们想到几天前还在为中国革命胜利而欢呼庆祝，觉得受到了愚弄，纷纷投来疑惑的目光，见到中国留学生的时候，甚至远远地躲开。中山大学的学生们更是陷入了痛苦之中，突如其来的变故，搞得他们猝不及防，本来亲密无间的国共双方党员之间像横亘了一座看不见的大山，原来无话不谈的朋友也变得含糊其辞，若即若离。为此，马天安夜不能寐，辗转反侧，不止一次以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的双重身份在双方之间展开交流，但收效甚微。现在，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打开学生公社中的共产党员们心结，将他们凝聚在一起。
马天安说：“现在，蒋介石公开判变了革命，放弃了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内的革命遇到了重大的挫折，我们党必将面临重大的考验。同志们一定要坚定共产主义的信念，不怕挫折和牺牲。现在，李守常先生牺牲了，我们要继承他的遗志，将革命斗争进行到底！”
五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指挥的国民革命军在上海开始捕杀共产党人，实行“清党”。
中华大地一片腥风血雨，整个中国处在白色恐怖之中，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都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各地的党组织更是遭受了重大的损失。因此国内急需大批有着坚定信心的共产党员干部来重新开始党的工作。于是，中共中央决定，将马天安等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部分共产党员秘调回国，投入到国内的革命斗争中来。1927年夏，正在看书的马天安接到了党中央的调令，要他秘密回国，先到武汉报到。马天安注意到，此次离开是“绝密”。不得向任何人、任何组织告别，悄悄离开。
临行前的夜晚，马天安一个人在校园里徘徊良久，后来，他又来到莫斯科河边，看着天上的明月，听着哗哗的流水声，回想着这将近两年的时光，生活、学习中的点点滴滴，让他感慨万千。这两年，他结识了许多朋友，他们都有各自的梦想与追求，都在为了自己心中的目标而努力奋斗着。在这里，他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真正了解了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和民主，更加夯实和坚定了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立场。
为了躲避国民党反动派和反动军阀的注意，马天安乔装改扮，从苏联借路蒙古人民共和国进入中国国境内，奔向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所在地武汉。马天安在赶往武汉的时候，听说了震惊中外的“八一”南昌起义，中国共产党领导左派中国国民革命军在江西省南昌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紧接着8月7日在汉口，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和党内同志的要求，中共中央在原俄租界三教街四十一号秘密召开紧急会议，会议确定以土地革命和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为党在新时期的总方针，就国共两党关系、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党在当时的最主要任务。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南方局和长江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