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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阿尔及利亚战争，法国，美国，英国
[中图分类号]K4 E19 [文献标识码]D [文章编号]0457-6241(2008)16-0109-04
1954-1962年的阿尔及利亚战争，使阿尔及利亚在经历了130多年的法国殖民统治之后最终获得独立。阿尔及利亚战争对战后非殖民化、民族主义和第三世界等世界当代史诸问题的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阿尔及利亚战争还未结束的时候，欧美学者就从不同的角度审视这场“无名战争”(The War without a Name)。近几年来，西方学者开始从冷战史及战后大国国际关系史的层面来重新定位阿尔及利亚战争，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本文拟对近50年来作为“局外人”的英国和美国学者对阿尔及利亚战争所进行的研究进行一个大略的总结。
一、阿尔及利亚战争的起因和性质
按照列宁的民族主义理论：“一切民族压迫都引起广大人民的反抗，而遭受民族压迫的居民的一切反抗趋势，都是民族起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方面进行的民族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毫无疑问这是帝国主义时代所有民族独立运动爆发的根源，但英美学者从不同角度对阿尔及利亚战争这一个案进行了分析研究，其中涉猎最多的问题是阿尔及利亚人为什么要掀起独立战争，以及战争的性质。
1、战争的起因：英美学者的“感情倾向”
大多数英美学者对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掀起武装独立运动持支持或至少是理解的态度。美国学者爱德华·布雷斯和琼·布雷斯夫妇合著的《阿尔及利亚的苦难》一书是“美国第一部被广泛阅读的关于阿尔及利亚问题的著作”。作者揭示了为什么大多数穆斯林领导人在战后初期并不寻求独立，而是力求使阿尔及利亚人获得完全的法国公民身份。但是，在他们的要求屡遭拒绝后，年轻气盛的民族主义者们便认为独立战争是解决阿尔及利亚未来出路的唯一方式。英国新闻作家贝尔的《阿尔及利亚问题》是英国学者所写的第一本介绍阿尔及利亚战争的著作。他认为“叛乱”发生是由于一小部分穆斯林精英对他们自身的政治地位的不满与大部分穆斯林对自身经济和社会地位的不满相结合，进而产生了一股爆发性的力量。也有少数学者对独立战争的爆发持否定态度。迈克尔·克拉克在1959年出版了《混乱中的阿尔及利亚：叛乱的历史》一书表达了他对阿尔及利亚的欧洲移民的同情。他认为战争的爆发是由于太多的阿拉伯人越过了他们和欧洲文明之间存在的自然边界，形成了一大批对现状不满的人。英国军事记者埃德加·奥巴兰斯在《阿尔及利亚暴乱 1954-1962》一书中认为发起暴乱的是一小部分权利欲极强、智商高、雄心勃勃而冷酷无情的人，他们与处于半饥饿状态下的阿尔及利亚农民截然不同。
2、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性质：对“民族解放阵线”和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的历史考察
英美学者对战争的性质见仁见智。大多数学者并没有直接提出类似于“阿尔及利亚战争是什么”这样的问题，而是通过对“民族解放阵线”和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的分析，体现出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
“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是领导民族解放运动的政治组织。赫布·格里尔的《散落的尘埃》一书是作者作为美国摄影记者在摩洛哥和突尼斯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进行接触之后，按照海明威式的叙述手法以见闻的形式写成的。作者在书中认为“民族解放阵线”的成员们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投身于圣战的战士，而是正在为建立一个更好的国家而战。格里尔推测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阶层对于如何在战后建立民族国家这一问题上缺乏一致性。阿尔及利亚战争后，学者们开始对“民族解放阵线”进行系统的分析。威廉·B.匡特在《革命与政治领导权：阿尔及利亚1954-1968》一书中把“民族解放阵线”看作是一个由若干个政治力量临时组成的联盟，来解释战争期间和战后“民族解放阵线”内部出现的冲突。他认为彼此互无好感的五支政治力量先后加入了民族解放阵线。这些政治力量在战后1962-1965年间都争取控制政府，但最终政权落在了军队手里。威廉·H.刘易斯在一篇文章中也作了大体相同的解释。这些观点实际上印证了格里尔的推测。此后，学者们从一个更为深刻的角度对“民族解放阵线”进行研究，即从阿尔及利亚战争之后阿尔及利亚在“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下成立的政府的政策及其所走的历史发展道路来思考战争的性质。约翰·P.恩特里斯的《阿尔及利亚：革命制度化》一书的主要目的是考察阿尔及利亚在独立后的发展道路。作者在书中指出，虽然有通货膨胀、失业、腐败和极权主义这些因素，但阿尔及利亚在独立后仍然得到了令人瞩目的发展。这表明了作者也同意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运动所具备的进步主义性质。一些人认为阿尔及利亚战争是一场农民革命。因为战后阿尔及利亚政府曾宣布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伊恩·克莱格尖锐地否定了这一观点。他在其著作《阿尔及利亚工人的自我管理》一书中指出，阿尔及利亚农民从来都不是一支革命的力量。他们与城市流氓无产阶级一起承担失业和痛苦，但对此却根本没有意识。战后民族解放阵线的政府是民族官僚资产阶级控制的政权，而非社会主义政权。
英美学者对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也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思考。戴维·戈登在《法属阿尔及利亚的终结》一书中提出了阿尔及利亚战争的两重属性。戈登认为，阿尔及利亚的民族主义是在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夹缝中产生的，因此这场“革命”既是为进入现代社会而进行的斗争，又是为重建伊斯兰教价值观而进行的斗争。但也有人从对民族主义的分析中得出了与戈登相反的结论。如奥巴兰斯就认为，挑起战争的穆斯林的目的是用公开叛乱的暴力手段控制国家政权。他们需要一种指导思想，于是便在伊斯兰主义和恐怖主义的辅助下，把“阿尔及利亚民族”这种不存在的东西强加给阿尔及利亚人。伊利·凯多尔是英国阿拉伯裔中东史专家。他认为西方的正统主义学者们只强调和信奉“自由”，而对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打着“自由”的旗号进行的那些恐怖和不公正的行为视而不见。他虽然承认欧洲人集团和穆斯林两大群体之间在政治和法律上的不公平地位是存在的，是错误的，但又认为叛乱者无情地利用了这种错误的不公正，采取了20年代列宁式的道路来展开所谓的革命。
二、阿尔及利亚战争与法国
对阿尔及利亚的民族独立运动，法国第四共和国历届政府采取的都是毫不妥协的强硬政策。英美学者对法国“坚持到底”的战争政策、戴高乐在结束阿尔及利亚战争以及法国人在战争中的表现等几个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
1、法国为什么要实行“坚持到底”的战争政策
阿利斯泰尔·霍恩把这种现象理解为法国人对国家荣誉的执着追求。他的《野蛮的和平之战——阿尔及利亚1954-1962》一书指出，从1940年败降于德国开始，法国不断在战争中经历失败。法国军队所受的这些屈辱 使法国人，特别是军人，把恢复往日的地位看作当务之急。这一背景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性质，以及法国在战争中采用的彻底进行的方式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同样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高级军官在这场战争中表现得非常积极。安东尼·克莱顿从法国政体的弱点这一角度分析了“坚持到底”的战争政策的成因。他的《法国非殖民化战争》一书所要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为什么法国的非殖民化进程会如此的痛苦。他指出，法兰西第四共和国长期的不稳定性和缺乏政治领导权威，使得第四共和国无法有效地应对殖民帝国的危机，而在决策过程中出现相当多的失误。克莱顿还从殖民帝国在法国维持其大国地位的作用的角度论述了法国决心“一战到底”的动机。托尼·史密斯的《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赌注，1945-1962》一书也提出类似的观点。史密斯认为，法国无法自如地进行非殖民化的原因，在于法国的政治精英们在殖民地问题上坚持一种共同的看法，即“殖民地观念”。法国在阿尔及利亚下这么大的赌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法国人对自己在世界格局中扮演的角色的看法。“殖民地观念”的核心是认为法国的衰落是失去海外殖民地的原因。1870年败于普鲁士之后，法国长期被失败主义的幽灵所困扰。法国必须保留殖民地，因为对殖民帝国的终结不管不问，特别是失去阿尔及利亚，势必会使这种悲观主义和失败主义发展到极限。
2、戴高乐与阿尔及利亚问题
戴高乐最终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的努力在琼·吉莱斯皮看来是值得肯定的。她的《阿尔及利亚：叛乱与革命》一书写于1960年。当时阿尔及利亚战争还未结束，但吉莱斯皮看到了戴高乐为了避免发生屠杀，避免大量的欧洲殖民者的出走和国家的分裂，以及确保阿尔及利亚与法国和西方阵营保持一种友好和稳固的关系，而期望找到一种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方法。但除此之外，英美学者似乎并不认为这可以称得上是戴高乐的“功勋”。在谈到戴高乐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中的历史作用的时候，大多数学者采用的是一种近乎苛刻的态度。
托尼·史密斯从“殖民地观念”的角度深入研究了第四共和国崩溃的“戴高乐因素”。前面已经提到过，史密斯将法国执著于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根源归结于法国政治精英们的“殖民地观念”，而他把戴高乐看作是“殖民地观念”的提倡者和传播者。作者认为，如果说戴高乐在1958年确实挽救了法国的共和制度，使法国免遭一场军事政变，那么也必须看到戴高乐及其支持者们对于使法兰西第四共和国走上了一条危险的道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有学者认为戴高乐没有当机立断地结束这场战争，应该对战争在他上台后又拖了近4年而负责。在战争还在进行之时，一些学者就开始怀疑戴高乐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能否有所建树。布雷斯夫妇根据当时局势的发展趋势，预测戴高乐无法找到一种与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进行谈判的方式，而且无法继续控制军队。多萝西·皮克尔斯在其著作《阿尔及利亚与法国：从殖民主义到合作》中指出，戴高乐在1958年上台伊始并没有明确说明他本人对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态度，而是表现出一种模棱两可。正因为如此，他失去了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的大好时机。还有一些学者甚至对戴高乐放弃阿尔及利亚持否定态度。凯多尔在否定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的基础上，认为戴高乐同意阿尔及利亚独立，是牺牲了“欧洲”阿尔及利亚人和那些可怜的与法国人并肩抵抗游击队的阿尔及利亚人的利益。
3、法国人对战争的回忆：口述史料的整理和解读
形形色色的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的所思所为也引起了英美学者们的兴趣。这里介绍两部具有代表意义的口述史料汇编。第一部书是关于法国军队的一个特殊组织——“秘密军事组织”(Organisation de I’Arm e e se-cr e te，OAS)的著作。秘密军队组织在阿尔及利亚战争后期试图用叛乱和恐怖主义的方式阻止阿尔及利亚独立。在《挑战戴高乐：秘密军队组织与阿尔及利亚的反革命行动，1954-1962》一书中，作者亚历山大·哈里森采访了为前秘密军队组织的60名成员，从他们的口中了解该组织在当时所进行的一系列阻挠戴高乐结束阿尔及利亚战争的行动。作者对这些被采访者们提供的资料进行了甄别。在甄别的过程中，作者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观点。因此，这也就是为什么这部书不是学术著作而带有学术“意义”的原因。作者认为，这些曾经参加秘密军队组织的人们在阿尔及利亚使用非常的暴力手段的原因是为了保住阿尔及利亚。他们对“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和对法国荣誉的热爱是深切的和诚挚的。第二部书是关于国内反战运动的著作。马丁·伊文思的《抵抗的回忆：法国人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反对行动，1954-1962》一书也是一本利用口述史料写成的回忆录汇编。1989年，作者在采访了48位参加过反战组织的法国人。作者将这48位反战人士按照他们参加反战运动的不同动机分为四组，每一章收录一组人士的回忆录。作者打破了对回忆材料的罗曼蒂克式的使用，而是强调精确考证的必要性。作者考察了国内反战抵抗运动是怎样出现的，前面提到的“四种动机”实际上就是作者对这一问题的总结。
三、国际视野下的阿尔及利亚战争
应当说，“国际视野下的阿尔及利亚战争”这一研究视角目前仍处在初始阶段，完全可以成为未来的研究热点。2000年之前出版的许多研究阿尔及利亚战争的著作都或多或少地提到过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国际因素”。如洛娜·哈恩在《北非：从民族主义到国家》中指出，为了不使阿尔及利亚落入苏联之手，而将其变为美国在非洲影响力的桥头堡，支持阿尔及利亚从法国独立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人赢得了漠不关心政治的穆斯林民众的支持，把他们转变为一个民族，这显示了他们极大的组织能力。认为美国可以和他们建立起一种互利的关系。这些美国学者的著作都是写于阿尔及利亚战争尚未结束之时，因此都有一些政策建议的意味。
2000年以来，一些学者正式在国际关系史的角度下思考阿尔及利亚战争。马丁·托马斯在2001年出版了《法属北非危机：殖民地的崩溃与英法关系，1945-1962》，欧文·M.沃尔在同年出版了《法国、美国和阿尔及利亚战争》，这两部著作是“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国际关系史”的开山之作。第一部书的核心目的是揭示阿尔及利亚战争对英国产生的影响。笔者认为，这部书的意义并不仅在于其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而且在于作者用事实证明了阿尔及利亚战争在英法关系史乃至整个国际关系史上并非无足轻重，而是具有相当深远的意义。《法国、美国和阿尔及利亚战争》一书把阿尔及利亚战争的进程、法国的决策过程和美国对阿尔及利亚战争所采取的政策的演变过程这三个问题糅合在一起。作者把阿尔及利亚战争看作是一场不断发展的国际外交危机，其起因和结果与美法关系的不断变化息息相关。这本书最为精彩的部分是对于美法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的“钩心斗角”的描述与分析。而马修·康奈利的《外交革命：阿尔及利亚独立斗争与后冷战时代的起源》一书则详细论述了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在战争时期的外交策略。作者认为阿尔及利亚为独立而进行的斗争是一场外交革命。阿尔及利亚的民族主义者们知道他们不能期望获得军事上的胜利，便早在1954年战争一开始就计划使阿尔及利亚战争国际化，决定利用国际危机和冷战来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采取策略在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孤立法国、尤其是阻挠美国对法国的支持。阿尔及利亚战争不仅为“民族解放阵线”提供了在美法两国之间左右逢源的机会，而且提供了利用两大阵营内部的矛盾的机会。
限于笔者的能力和条件，本文所提到这些研究成果只是冰山一角，仅能大体反映出半个世纪以来英美学者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研究情况。笔者希望这篇短文能够引起国内学界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研究的重视，早日填补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
责任编辑：倪金荣
[中图分类号]K4 E19 [文献标识码]D [文章编号]0457-6241(2008)16-0109-04
1954-1962年的阿尔及利亚战争，使阿尔及利亚在经历了130多年的法国殖民统治之后最终获得独立。阿尔及利亚战争对战后非殖民化、民族主义和第三世界等世界当代史诸问题的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阿尔及利亚战争还未结束的时候，欧美学者就从不同的角度审视这场“无名战争”(The War without a Name)。近几年来，西方学者开始从冷战史及战后大国国际关系史的层面来重新定位阿尔及利亚战争，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本文拟对近50年来作为“局外人”的英国和美国学者对阿尔及利亚战争所进行的研究进行一个大略的总结。
一、阿尔及利亚战争的起因和性质
按照列宁的民族主义理论：“一切民族压迫都引起广大人民的反抗，而遭受民族压迫的居民的一切反抗趋势，都是民族起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方面进行的民族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毫无疑问这是帝国主义时代所有民族独立运动爆发的根源，但英美学者从不同角度对阿尔及利亚战争这一个案进行了分析研究，其中涉猎最多的问题是阿尔及利亚人为什么要掀起独立战争，以及战争的性质。
1、战争的起因：英美学者的“感情倾向”
大多数英美学者对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掀起武装独立运动持支持或至少是理解的态度。美国学者爱德华·布雷斯和琼·布雷斯夫妇合著的《阿尔及利亚的苦难》一书是“美国第一部被广泛阅读的关于阿尔及利亚问题的著作”。作者揭示了为什么大多数穆斯林领导人在战后初期并不寻求独立，而是力求使阿尔及利亚人获得完全的法国公民身份。但是，在他们的要求屡遭拒绝后，年轻气盛的民族主义者们便认为独立战争是解决阿尔及利亚未来出路的唯一方式。英国新闻作家贝尔的《阿尔及利亚问题》是英国学者所写的第一本介绍阿尔及利亚战争的著作。他认为“叛乱”发生是由于一小部分穆斯林精英对他们自身的政治地位的不满与大部分穆斯林对自身经济和社会地位的不满相结合，进而产生了一股爆发性的力量。也有少数学者对独立战争的爆发持否定态度。迈克尔·克拉克在1959年出版了《混乱中的阿尔及利亚：叛乱的历史》一书表达了他对阿尔及利亚的欧洲移民的同情。他认为战争的爆发是由于太多的阿拉伯人越过了他们和欧洲文明之间存在的自然边界，形成了一大批对现状不满的人。英国军事记者埃德加·奥巴兰斯在《阿尔及利亚暴乱 1954-1962》一书中认为发起暴乱的是一小部分权利欲极强、智商高、雄心勃勃而冷酷无情的人，他们与处于半饥饿状态下的阿尔及利亚农民截然不同。
2、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性质：对“民族解放阵线”和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的历史考察
英美学者对战争的性质见仁见智。大多数学者并没有直接提出类似于“阿尔及利亚战争是什么”这样的问题，而是通过对“民族解放阵线”和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的分析，体现出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
“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是领导民族解放运动的政治组织。赫布·格里尔的《散落的尘埃》一书是作者作为美国摄影记者在摩洛哥和突尼斯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进行接触之后，按照海明威式的叙述手法以见闻的形式写成的。作者在书中认为“民族解放阵线”的成员们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投身于圣战的战士，而是正在为建立一个更好的国家而战。格里尔推测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阶层对于如何在战后建立民族国家这一问题上缺乏一致性。阿尔及利亚战争后，学者们开始对“民族解放阵线”进行系统的分析。威廉·B.匡特在《革命与政治领导权：阿尔及利亚1954-1968》一书中把“民族解放阵线”看作是一个由若干个政治力量临时组成的联盟，来解释战争期间和战后“民族解放阵线”内部出现的冲突。他认为彼此互无好感的五支政治力量先后加入了民族解放阵线。这些政治力量在战后1962-1965年间都争取控制政府，但最终政权落在了军队手里。威廉·H.刘易斯在一篇文章中也作了大体相同的解释。这些观点实际上印证了格里尔的推测。此后，学者们从一个更为深刻的角度对“民族解放阵线”进行研究，即从阿尔及利亚战争之后阿尔及利亚在“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下成立的政府的政策及其所走的历史发展道路来思考战争的性质。约翰·P.恩特里斯的《阿尔及利亚：革命制度化》一书的主要目的是考察阿尔及利亚在独立后的发展道路。作者在书中指出，虽然有通货膨胀、失业、腐败和极权主义这些因素，但阿尔及利亚在独立后仍然得到了令人瞩目的发展。这表明了作者也同意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运动所具备的进步主义性质。一些人认为阿尔及利亚战争是一场农民革命。因为战后阿尔及利亚政府曾宣布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伊恩·克莱格尖锐地否定了这一观点。他在其著作《阿尔及利亚工人的自我管理》一书中指出，阿尔及利亚农民从来都不是一支革命的力量。他们与城市流氓无产阶级一起承担失业和痛苦，但对此却根本没有意识。战后民族解放阵线的政府是民族官僚资产阶级控制的政权，而非社会主义政权。
英美学者对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也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思考。戴维·戈登在《法属阿尔及利亚的终结》一书中提出了阿尔及利亚战争的两重属性。戈登认为，阿尔及利亚的民族主义是在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夹缝中产生的，因此这场“革命”既是为进入现代社会而进行的斗争，又是为重建伊斯兰教价值观而进行的斗争。但也有人从对民族主义的分析中得出了与戈登相反的结论。如奥巴兰斯就认为，挑起战争的穆斯林的目的是用公开叛乱的暴力手段控制国家政权。他们需要一种指导思想，于是便在伊斯兰主义和恐怖主义的辅助下，把“阿尔及利亚民族”这种不存在的东西强加给阿尔及利亚人。伊利·凯多尔是英国阿拉伯裔中东史专家。他认为西方的正统主义学者们只强调和信奉“自由”，而对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打着“自由”的旗号进行的那些恐怖和不公正的行为视而不见。他虽然承认欧洲人集团和穆斯林两大群体之间在政治和法律上的不公平地位是存在的，是错误的，但又认为叛乱者无情地利用了这种错误的不公正，采取了20年代列宁式的道路来展开所谓的革命。
二、阿尔及利亚战争与法国
对阿尔及利亚的民族独立运动，法国第四共和国历届政府采取的都是毫不妥协的强硬政策。英美学者对法国“坚持到底”的战争政策、戴高乐在结束阿尔及利亚战争以及法国人在战争中的表现等几个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
1、法国为什么要实行“坚持到底”的战争政策
阿利斯泰尔·霍恩把这种现象理解为法国人对国家荣誉的执着追求。他的《野蛮的和平之战——阿尔及利亚1954-1962》一书指出，从1940年败降于德国开始，法国不断在战争中经历失败。法国军队所受的这些屈辱 使法国人，特别是军人，把恢复往日的地位看作当务之急。这一背景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性质，以及法国在战争中采用的彻底进行的方式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同样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高级军官在这场战争中表现得非常积极。安东尼·克莱顿从法国政体的弱点这一角度分析了“坚持到底”的战争政策的成因。他的《法国非殖民化战争》一书所要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为什么法国的非殖民化进程会如此的痛苦。他指出，法兰西第四共和国长期的不稳定性和缺乏政治领导权威，使得第四共和国无法有效地应对殖民帝国的危机，而在决策过程中出现相当多的失误。克莱顿还从殖民帝国在法国维持其大国地位的作用的角度论述了法国决心“一战到底”的动机。托尼·史密斯的《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赌注，1945-1962》一书也提出类似的观点。史密斯认为，法国无法自如地进行非殖民化的原因，在于法国的政治精英们在殖民地问题上坚持一种共同的看法，即“殖民地观念”。法国在阿尔及利亚下这么大的赌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法国人对自己在世界格局中扮演的角色的看法。“殖民地观念”的核心是认为法国的衰落是失去海外殖民地的原因。1870年败于普鲁士之后，法国长期被失败主义的幽灵所困扰。法国必须保留殖民地，因为对殖民帝国的终结不管不问，特别是失去阿尔及利亚，势必会使这种悲观主义和失败主义发展到极限。
2、戴高乐与阿尔及利亚问题
戴高乐最终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的努力在琼·吉莱斯皮看来是值得肯定的。她的《阿尔及利亚：叛乱与革命》一书写于1960年。当时阿尔及利亚战争还未结束，但吉莱斯皮看到了戴高乐为了避免发生屠杀，避免大量的欧洲殖民者的出走和国家的分裂，以及确保阿尔及利亚与法国和西方阵营保持一种友好和稳固的关系，而期望找到一种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方法。但除此之外，英美学者似乎并不认为这可以称得上是戴高乐的“功勋”。在谈到戴高乐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中的历史作用的时候，大多数学者采用的是一种近乎苛刻的态度。
托尼·史密斯从“殖民地观念”的角度深入研究了第四共和国崩溃的“戴高乐因素”。前面已经提到过，史密斯将法国执著于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根源归结于法国政治精英们的“殖民地观念”，而他把戴高乐看作是“殖民地观念”的提倡者和传播者。作者认为，如果说戴高乐在1958年确实挽救了法国的共和制度，使法国免遭一场军事政变，那么也必须看到戴高乐及其支持者们对于使法兰西第四共和国走上了一条危险的道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有学者认为戴高乐没有当机立断地结束这场战争，应该对战争在他上台后又拖了近4年而负责。在战争还在进行之时，一些学者就开始怀疑戴高乐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能否有所建树。布雷斯夫妇根据当时局势的发展趋势，预测戴高乐无法找到一种与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进行谈判的方式，而且无法继续控制军队。多萝西·皮克尔斯在其著作《阿尔及利亚与法国：从殖民主义到合作》中指出，戴高乐在1958年上台伊始并没有明确说明他本人对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态度，而是表现出一种模棱两可。正因为如此，他失去了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的大好时机。还有一些学者甚至对戴高乐放弃阿尔及利亚持否定态度。凯多尔在否定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的基础上，认为戴高乐同意阿尔及利亚独立，是牺牲了“欧洲”阿尔及利亚人和那些可怜的与法国人并肩抵抗游击队的阿尔及利亚人的利益。
3、法国人对战争的回忆：口述史料的整理和解读
形形色色的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的所思所为也引起了英美学者们的兴趣。这里介绍两部具有代表意义的口述史料汇编。第一部书是关于法国军队的一个特殊组织——“秘密军事组织”(Organisation de I’Arm e e se-cr e te，OAS)的著作。秘密军队组织在阿尔及利亚战争后期试图用叛乱和恐怖主义的方式阻止阿尔及利亚独立。在《挑战戴高乐：秘密军队组织与阿尔及利亚的反革命行动，1954-1962》一书中，作者亚历山大·哈里森采访了为前秘密军队组织的60名成员，从他们的口中了解该组织在当时所进行的一系列阻挠戴高乐结束阿尔及利亚战争的行动。作者对这些被采访者们提供的资料进行了甄别。在甄别的过程中，作者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观点。因此，这也就是为什么这部书不是学术著作而带有学术“意义”的原因。作者认为，这些曾经参加秘密军队组织的人们在阿尔及利亚使用非常的暴力手段的原因是为了保住阿尔及利亚。他们对“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和对法国荣誉的热爱是深切的和诚挚的。第二部书是关于国内反战运动的著作。马丁·伊文思的《抵抗的回忆：法国人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反对行动，1954-1962》一书也是一本利用口述史料写成的回忆录汇编。1989年，作者在采访了48位参加过反战组织的法国人。作者将这48位反战人士按照他们参加反战运动的不同动机分为四组，每一章收录一组人士的回忆录。作者打破了对回忆材料的罗曼蒂克式的使用，而是强调精确考证的必要性。作者考察了国内反战抵抗运动是怎样出现的，前面提到的“四种动机”实际上就是作者对这一问题的总结。
三、国际视野下的阿尔及利亚战争
应当说，“国际视野下的阿尔及利亚战争”这一研究视角目前仍处在初始阶段，完全可以成为未来的研究热点。2000年之前出版的许多研究阿尔及利亚战争的著作都或多或少地提到过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国际因素”。如洛娜·哈恩在《北非：从民族主义到国家》中指出，为了不使阿尔及利亚落入苏联之手，而将其变为美国在非洲影响力的桥头堡，支持阿尔及利亚从法国独立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人赢得了漠不关心政治的穆斯林民众的支持，把他们转变为一个民族，这显示了他们极大的组织能力。认为美国可以和他们建立起一种互利的关系。这些美国学者的著作都是写于阿尔及利亚战争尚未结束之时，因此都有一些政策建议的意味。
2000年以来，一些学者正式在国际关系史的角度下思考阿尔及利亚战争。马丁·托马斯在2001年出版了《法属北非危机：殖民地的崩溃与英法关系，1945-1962》，欧文·M.沃尔在同年出版了《法国、美国和阿尔及利亚战争》，这两部著作是“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国际关系史”的开山之作。第一部书的核心目的是揭示阿尔及利亚战争对英国产生的影响。笔者认为，这部书的意义并不仅在于其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而且在于作者用事实证明了阿尔及利亚战争在英法关系史乃至整个国际关系史上并非无足轻重，而是具有相当深远的意义。《法国、美国和阿尔及利亚战争》一书把阿尔及利亚战争的进程、法国的决策过程和美国对阿尔及利亚战争所采取的政策的演变过程这三个问题糅合在一起。作者把阿尔及利亚战争看作是一场不断发展的国际外交危机，其起因和结果与美法关系的不断变化息息相关。这本书最为精彩的部分是对于美法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的“钩心斗角”的描述与分析。而马修·康奈利的《外交革命：阿尔及利亚独立斗争与后冷战时代的起源》一书则详细论述了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在战争时期的外交策略。作者认为阿尔及利亚为独立而进行的斗争是一场外交革命。阿尔及利亚的民族主义者们知道他们不能期望获得军事上的胜利，便早在1954年战争一开始就计划使阿尔及利亚战争国际化，决定利用国际危机和冷战来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采取策略在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孤立法国、尤其是阻挠美国对法国的支持。阿尔及利亚战争不仅为“民族解放阵线”提供了在美法两国之间左右逢源的机会，而且提供了利用两大阵营内部的矛盾的机会。
限于笔者的能力和条件，本文所提到这些研究成果只是冰山一角，仅能大体反映出半个世纪以来英美学者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研究情况。笔者希望这篇短文能够引起国内学界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研究的重视，早日填补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
责任编辑：倪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