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随着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蔡荣生涉嫌腐败接受调查，大学“招生腐败”随之浮出水面。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自主招生、补录及调换专业三个环节成为腐败的“重灾区”，东部某院校工作人员坦承“‘点招’也是随行就市，由于今年点招指标下降，一个名额已经由去年二三十万元涨到了100万元。”
　　当前教育的弊端人人都有强烈的感受。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我陆续发表系列文章，在文章中，我反复提醒，“教改”呼声、建议总体而言是“激情”远大于“理性”，“谴责”远大于“分析”，结果很可能“更坏”。
　　很明显，教育的根本症结不在教育本身，而在社会结构、体制，因为教育体制与社会结构紧密相联，所以不能就教育谈教育。“教改”实际是一项综合的社会工程，教育体制的重大改革需要社会结构的巨变与之相配。没有社会结构的根本变化，教育很难进行根本性变革，在这样的情况下强调教育的“单兵突进”，后果一定不会好。
　　要求变“统考”“统招”为大学自主考试、招生的一个重要的论据是，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实行的是大学自主考试招生制，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也是大学自主考试招生制。针对这种流行观点，我曾经撰文指出：从理论上说，这种观点自然很有“道理”，是“应当”实行的，但揆诸中国当下的实际情况，此种制度却难以实行，倘硬要全面实行，只会造成更多、更严重的弊病。
　　现行的教育体制下，教育资源完全由政府掌握，民间力量在高等教育方面基本不起作用。大学实际成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下属“行政单位”，校领导都是有行政级别的。因此，才会有各校（甚至最著名的大学）竞相聘请高级官员到学校任教、兼职，因为所请官员级别越高，学校能得到的各种优惠资源越多（包括声望也是一种资源）；才会有各高校竞相给各级官员滥发滥卖文凭之举。在这种大学没有独立性的权力架构中，如果大学有自主考试招生的权力，校方实际很难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即便在现在实行严格的统一考试招生制，每到招生时有关人员已为来自各方的电话、“条子”所苦，感到难以招架，已经发生种种腐败行为，如果再扩大校方的招生权限，其后果可想而知。所以，不能简单类比，以“他人”可以，“从前”可以，就认为“现在”也可以。
　　大学自主考试招生的前提是大学要真正具有独立性，要有强大的民间社会的存在。如果大学没有独立性而“自主”招生，这只能是美好但不切实际的一厢情愿。在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之前，在教育权力结构、行政体制没有较大改变之前，这些措施不仅不能补考试之弊，而只会使腐败更加严重。
　　最近，教育部首批批准了中国人民大学等6所高校的章程，据教育部消息，按照计划，包括北大清华在内的所有985高校，需于明年6月前完成章程制定，全国高校要在2015年底前完成。此举被认为是大学“自主办学，去行政化”。有“章程”确比无“章程”好，然而，此章程的核心是扩大“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校长权力，并非如有的评论认为这即是“去行政化”。
　　包括大学体制在内的教育体制是社会结构、政治体制的一部分，如果没有实质性的社会结构和相应体制的改革，大学根本不可能有“去行政化”。再者这些新的大学章程，对大学校长、党委书记的任命，未做出新的规定。如果书记、校长的权力来源仍是上级行政部门，在这种情况下扩大校长权力，其结果如何有待观察。
　　当然，“应试”“统考”“一考定终生”的弊端确实严重，已到不改不行的地步，所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对此提出改革方案，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决议》又明确提出，“加快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建立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推进有条件的事业单位转为企业或社会组织。”我认为，这一点说明真正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是“教改”的前提。而真正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将是社会治理体制重大变革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一环，若以此为突破口逐步进行政治体制、社会治理的根本性改革，当是正确的“线路图”。
　　这种根本性变革必将触犯一些既得利益，但“问题倒逼改革”，正在成为人们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