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文化程度与社区交融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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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文章以西宁市K社区为例,在说明样本基本信息的基础上,重点分析生活在该社区的各民族居民的受教育水平,目的是探究居民受教育现状与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这两个层面的交往交流交融的互动关系。
  关键词:多民族社区;受教育水平;民族团结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民族关系进入一个更加强调团结的历史时期,“推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成为构建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重要实践路径。总结各地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经验,离不开观察各民族共同生活的社区,离不开分析影响各民族交往的各种因素,很多学者对影响民族关系的不同因素做了探究。如徐黎丽认为影响民族关系的因素分别是民族意识、民族心理、体质因素、民族语言与民族服饰;徐苗、张莘指出信任对民族关系的影响;高永久、张杰指出西北地区城乡社区的民族关系受到民族、宗教、地域等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影响。在2018年7月至12月对西宁市K社区进行调研的过程中,笔者注意到在这个多民族社区中居民的受教育水平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互动关系,因此在本文中,笔者将从多民族社区中居民受教育水平对交往交流交融的影响进行探究。
  一、K社区及样本概况
  (一)K社区概况
  K社区是西宁市城东区十二个社区中具有民族混居型社区形态的社区之一,位于城东区八一路街道,辖区面积约为1.97平方公里,其范围东至青海民族大学东墙及其延长线,西至湟中路,南至果洛路延伸段及昆仑东路,北至湟水河。辖区有9064户约3.1万人(包括青海民族大学在校学生10000人,流动人口700人),在此生活着汉族、藏族、回族、蒙古族、土族、撒拉族等15个民族,其中汉族人口约为27 000人,约占总人口的89%,少数民族有3 476人,约占11%。K社区是一个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状况良好的多民族社区,辖区内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藏族文化与伊斯兰文化以及汉族文化相互交织相互吸引,社区内生活的各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的基础上和谐共处。
  (二)样本概况
  文章的调查数据来源于2018年7月到12月份,由笔者对K社区十多个居民小区发放调查问卷,进行访谈整理所得,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95份,有效率为98%。在问卷中就居民风俗文化、社会结构、居住格局、交往意愿等设计了相关问题,还包含了对受访者的性别、民族、年龄等个人基本信息的统计。
  样本性别结构中,女性受访者77人,男性受访者118人;民族结构中,64%的受访者是汉族,藏族、回族、蒙古族、撒拉族、土族这五个青海世居少数民族的比例共达到33 %,此外还有少量(3%)的其他民族;受教育程度上,具有大专或本科学历的受访者占比57%,具有高中或中专学历的占比25%,具有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占比19%,具有初中学历的占比8%,只接受过小学教育和文盲群体分别有6人、5人,共占比6%;受访者的职业种类多样,大致有学生样本100人、退休职工18人、待业人群10人和其他不便分类的职业11人。
  二、居民受教育程度与交往交流交融的互动关系
  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既是对中国民族团结工作的理论创新,也可视为推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具体措施。“民族互嵌型社会建构的条件应包括,民族互嵌型社会结构的宏观基础和民族互嵌型社区环境的现实支撑”,通过对K社区的调研,笔者发现了居民受教育水平与交往交流交融在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层面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奠定了K社区这个多民族共同生活的社区构建互嵌型社会的宏观基础和社区环境,展现着各民族在生产生活各领域的交往交流。
  (一)社会结构
  社会结构一词的内涵丰富,涵盖了民族结构、人口结构、阶级阶层结构、城乡结构、分工结构等方面。一般来说,在社会结构的诸多领域中,与民族关系联系最为直接的是从业结构、人口分布结构和教育结构。因为,这几种结构与民族结构是否重合,是民族关系是否有隔阂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否有障碍的具体表现形式。
  “民族间文化教育水平发展不平衡导致的从业结构上的问题不但表现在经济领域,也会波及到其他方面。”根据K社区各民族居民受教育程度的调查结果显示:在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包括中专)、本科(包括大专)、研究生及以上六个类别中,汉族分别有1人、5人、8人、14人、69人、28人,少数民族分别有4人、1人、7人、8人、42人、8人,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同时各少数民族间在受教育程度上亦没有表现出差异。各民族在教育结构上没有表现出明显差异,不但说明国家教育政策落实到位,也说明该社区生活的各民族在教育投入和教育观念上的基本一致性,更保证了社区居民以教育水平而分化的从业结构。
  K社区各民族间相对平衡的教育发展水平,同时也体现在从业结构的平衡上。职业情况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学生(大学生群体)、餐饮服务、商品销售、个体经商、公务员、技工人员、待业、退休和其他九个类别的职业分布中195名受访者中汉族分别有71人、1人、3人、7人、19人、0人、12人、7人、5人;少数民族分别有29人、2人、0人、4人、17人、 3人、6人、3人、6人,沒有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描述“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社会地位分成多种多样的层次”,然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生活在 K社区各民族在共同奋斗的时代背景和党的优惠政策的关怀下,没有阶级划分,在教育结构与就业结构上没有表现出明显差异,而是平等地生活在互助团结的民族大家庭中。
  (二)社区环境
  “相比分层和从业结构中的互嵌,居住互嵌最为深入、最为直观、最能反映民族关系的性状”,社区环境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民族互嵌,是否利于各族居民的交往,可以通过社区内各民族居民的居住格局、居住意愿、交往意愿、交往频率等因素反映出来。社区环境或居住格局的互嵌,总体上属于社会结构中的人口分布结构,从民族分布角度讲就是散居或混居。   当问及“您的邻居或舍友是否和你为同一民族”时,113名受访者选择“不同民族”,占比58%,82名受访者人回答为“同一民族”,占比42%。可以看出K社区的各民族在居住格局上整体呈现出无序混杂的特点,也就是居住格局互嵌。各民族在居住格局上的互嵌虽然只是“互嵌式社会”的浅层条件,但却是打破各民族隔离状态的重要一步,民族互嵌式的居住格局给不同民族的居民们提供了基础性的交往交流交融的空间环境。
  在回答“您选择现居住地的原因”时,选择“离单位近”、“房租便宜”、“离市场近”和“其他”(这里的“其他”是指单位房和拆迁入住)占到了总受访者的86%,而选择“离清真寺近”和“少数民族分布多”的仅7人,占比4%。可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是操控各民族群众选择居住地的因素,而不再是过去的血缘、地缘关系。K社区真正在居住上实现了民族互嵌的正是已经消除了分层和从业结构差距的各民族的“单位人”社会精英。这些消除了分层和差距的个体在一个单位工作,从事同一个行业,也总是在同一个家属区生活,他们有各自的民族身份,却从不或极少以此来作为社会交往的条件,而是以日常往来或情感需要来交往。
  在回答“您是否愿意和其他民族同住一栋楼或一个寝室”时,表示不介意和其他民族共居共处的(包括很愿意、比较愿意和无所谓)占比92%,几乎占到了样本的全部,回答“非常不愿意”的只占比2%。通过分析问卷可以看出K社区各族居民对于与其他民族毗邻而居也大都秉持着开放随意的态度,这正是K社区和谐的社区环境使得各民族安居乐业、和睦相处的结果。
  在回答“您对小区或寝室中不同民族相处关系感到满意吗”问题时,表示满意的(包括很满意和比较满意)有164名,占比84%,表示不满意的(包括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仅有9人,占比不足5%。通过问卷可以看出K社区各民族间邻里关系和睦的事实。
  三、结语
  “城市化的推进是中国社区民族关系演化的新的影响力量,使社区民族关系表现出新的状态”, 正是由于K社区各民族在受教育水平上没有表现出明显差异,各民族在选择居住地时也会因此避免出现住房市场的“阶层过滤”机制,缓和了各民族在城市空间上的分化。 除了日益弥合的民族社会结构外,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社区环境为促进K社区民族团结,维护地区稳定注入强大正能量。K社区各民族成员和谐相处,在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层面上形成民族互嵌具体而生动的实际内容,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
  参考文献:
  [1]徐黎丽.论民族关系与民族关系问题[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
  [2]徐苗,张莘.中国新疆维汉间内隐信任态度研究[J].西北民族研究,2015(1).
  [3]高永久,张杰.西北地区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社区及社区民族关系研究[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4(2).
  [4]郝亚明.民族互嵌性社區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理论分析[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2).
  [5]王希恩.民族的融合、交融和互嵌[J].学术界,2016(4).
  [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刘庸.城市化进程中社区民族关系演化的特征与类型分析[J].青海民族研究,2016(2).
  作者单位:
  青海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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