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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后真相”时代下，人们被情绪所支配靠既有经验对事件进行主观评价，事实反而变得不再重要。然而，情绪化的受众在网络上打破区域限制，迅速聚集联合而实现快速便捷的交流，容易使非理性化的倾向走向极端，导致群体极化。文章根据“榆林产妇坠楼”事件，从传统媒体、社交媒体和受众所发生的变化三个角度，浅析“后真相”时代下网络群体极化的发生机制并提出反思。
关键词：“后真相”；网络群体极化；“榆林产妇坠楼”事件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8）05-0049-02
“后真相”（post-truth）是指“情绪的影响力超过事实”，其最早是出现在1992年美国《国家》杂志的一篇文章里[1]。《牛津词典》将其解释为“诉诸情感及个人信念，较陈述客观事实更能影响舆论的情况”。2016年，“后真相”被《牛津词典》选为年度词汇，这反映了过去一年的热点指标，更是预示着后真相时代的到来。
“网络群体极化”是指网民对某一议题评价的倾向性在加入网络群体讨论后会表现得更加明显，甚至走向网络暴力等极端。近年来，网络暴力现象在互联网平台上肆意蔓延，各类网络群体极化现象不断发生，这与“后真相”时代的“情绪先于事实”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如“上海女孩逃离江西”、“罗尔事件”、“榆林产妇坠楼”事件，都引起了网络一阵喧嚣。
一、“榆林产妇坠楼”事件中的网络群体极化
2017年8月31日，在陕西榆林某医院，一名产妇在等候生产期间从该院五楼坠楼身亡，事件一经曝出，便在网上引起巨大反响。医患关系、家庭问题、孕妇生育问题触动着网民的神经，网民的情绪被点燃，网络暴力等群体极化现象随之发生。最初，产妇坠楼事件被网友微博爆料，医院在第一时间发表声明占据舆论制高点，声称“产妇由于疼痛两次和家里说想要剖腹产，但家属坚持顺产，最终产妇从五楼跳下”，由于符合受众对婆媳关系的“刻板偏见”，情绪化的网民没有对信息加以核实便一边倒地批判家属，产妇的婆婆和丈夫被谩骂和人肉，成为网络暴力的承受者；随后，当舆论发酵到一定程度，当事人丈夫和家属发言澄清的声音才显露出来，披露是医院拒绝剖腹产而导致产妇坠楼，部分网民又根据医患关系的“刻板偏见”，直接相信家属的言辞转而对医院进行批判。
在将事实置于不太显要的位置的“后真相”时代下，受众往往只依据自身经验和认知，结合自身情绪对事件进行直接定义，进而给出自己的评价。这意味着受众在这个时代下更易被虚假信息、煽情性信息所利用，進而做出不合常理的行为。回顾整个事件，我们发现事件陷入了“罗生门”，医院和家属双方各执一词，真相一直都不明朗，只是由此所引申出的“医患关系”和“家庭关系”社会问题触动到网民神经，网络暴力便实实在在地发生了。这在一定程度显现出“情绪先于事实”的时代特征。
二、当下时代网络群体极化现象的成因
（一）社会问题的沉积与爆发
对于“榆林产妇坠楼”事件，我们不禁感叹为何这一事件能引起线上线下全民关注？反观以往备受关注的舆情事件，尤其是引爆全网的重大网络舆情事件，几乎都是社会关注的公共话题，有着强烈的情感要素。例如“婆媳关系”“性别歧视”“医患关系”“贫富差距”等。而“榆林产妇坠楼”事件中，我们不得不想到事件背后所隐含的社会问题：“紧张的医患关系”“产妇与家庭的关系”“产妇生命的自主决定权”等。
目前中国还在社会转型期，各方面还不够完善，这使得社会矛盾日益突出，群体之间的不满情绪也日益积累，而在网络媒体时代下，人人都是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使得各类信息铺天盖地袭来并聚集，具有共同情感的受众以社群的形式联结，对社会问题的不满情绪在群体中被放大，并在群体讨论下变得更为地极端化。
（二）社交媒体的助推
1.网络“意见领袖”的议程设置
“意见领袖”即“舆论领袖”，在自媒体上一般是指具有较多粉丝的、影响力较大的人，他们可以通过议程设置，设置网民的舆论话题。从案例事件中可以发现，事件一经曝出，真相还不明确的情况下，一众自媒体大V便陆续登场，这些“意见领袖”制造出抓住网民情绪的推文巧妙设置了受众的议程，通过传播诸如“孕妇下跪求家属”等内容，激起网民情绪，促进了部分群体的极化。
2.网络信息的“协同过滤”
“协同过滤”由凯斯·桑斯坦针对网络空间的信息传播而提出的，指网络平台通过同类信息搜集和网址链接，在提供信息的同时也造成了“信息窄化”[2]。根据受众对信息的选择性接触，受众更加倾向于接触与自身固有倾向保持一致的信息，而网络的“协同过滤”无疑是加剧了这一现象。兴趣相投的受众将会形成了虚拟团体，这些团体由于长期接受相似的信息而变得更为靠拢，而固有倾向在长期的信息渲染下也会变得更为极端。不仅如此，“协同过滤”也在很大程度阻止了“不同意见”信息的渗透。
（三）受众自身特点
1.网络群体“狂欢”
研究表明，网民“群体极化”倾向更为突出，网民在网上因趣味相投而组成虚拟团体，并形成较强的群体认同感，这种情况容易使某些观点产生极化。而社交媒体具有匿名性的特点，匿名化的网民利用符号进行互动交流，缺乏责任的约束，冲动、非理性的行为更容易被激发，对于生活中不敢或不愿表露出的意见，在网络空间中更加容易被表现出来，例如对社会表达不满和挑战权威，并走向群体“狂欢”。
在真假难辨的网络信息中，受众不再那么介意所获得的是否是事实，而更在意自身的情感情绪是否在事件中获得代入感。“后真相”时代，受众的个人理性迷失，仅依靠已有经验和认知表达观点。舆论从产生、发酵到消亡的整个过程，“狂欢”的受众大量聚集，却鲜有人真正地去挖掘事情背后的真相，舆情事件开始演化为受众发泄情绪的一个出口。
2.受众的刻板偏见
“刻板偏见”是指人们对某一类人或事物产生的比较固定、概括而笼统的看法，它会让我们在认知某个群体时忽视个体的差异，对个体做出不够客观的评价。“后真相”时代下的网络群体极化现象与受众的刻板偏见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即使是错漏百出的一个谣言，只要切合网民的刻板印象，便能引起舆论爆炸。 例如在“榆林产妇坠楼”事件中，最初网民群体仅根据医院提供的单方面声明——家属反对剖腹产，网民脑海中预存的“家庭矛盾”“夫妻矛盾”“产妇没地位”等刻板印象便立刻浮现出来，部分女性群体纷纷将自己与坠楼产妇的身份置换，认为产妇的遭遇即是自身的一个缩影，然后将当事人家属作为不满情绪的宣泄口。随后亦此，在“医患关系”刻板偏见作用下，以曾经在医院经历不公待遇的“遭遇者”为主的人群开始对医院进行了新的讨伐。
（四）传统媒体的缺位
“后真相”时代下，社交媒体上充斥着煽情性、鼓动性的信息，网络受众的情绪化意味着受众有时刻面临被摆控的风险，而传统媒体作为舆论的引导者，它具有的权威性是社交媒体所不能比拟的，如果此时传统媒体缺位，将造成网络群体极化现象的加剧。
从“榆林产妇坠楼”事件中，我们发现，产妇于8月31日坠楼身亡，事件从9月3日在微博爆出并在社交媒体上引发舆论高峰，而直至9月5日才陆续有媒体跟进报道。相比而言，传统媒体的报道相对滞后，事实真相无处探寻、网络媒体的众说纷纭导致人们随意对事件作出评判，在群体感染机制的作用下，网络群体更易产生群体极化。
三、“网络群体极化”现象的反思
“网络群体极化”现象背后隐含的社会问题不容忽视，否则有可能从网络虚拟聚集，发展到真实的社会运动中来。因此，有效减少网络群体极化现象的发生，除了需要解决背后隐含的社会问题，还需传统媒体、网络空间和受众同时发力。
（一）传统媒体应发揮舆论引导作用
网络空间是群体极化现象发生的土壤，整齐划一的舆论倾向导致一些不明真相的网民盲目站队、跟风，促进了群体极化。而传统媒体是舆论的引导者，虽然在时效性上与社交媒体有一定的差距，但它依然是传播的主力，特别是在突发性事件中，传统媒体所扮演的角色更是不可替代，它所积累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使之占据话语权。因此，在舆情事件发生后，传统媒体应该及时调查事实真相，对事件进行议程设置掌握话语权，并在“两微一端”及时公布真实消息，缓解网络受众的不满情绪，引导网络舆论向理性的方向发展。
（二）加强网络空间的治理
目前网络相关建设还不够完善，各种信息在社交媒体上畅通无阻，即使是事后删除，其扩散造成的影响也是无可挽回。因此，对于一些缺乏社会责任感的网络营销账号捕风捉影、煽情化传递信息的现象，相关部门和平台运营商应该给予相应的处理，不仅如此，国家相关部门还需要加快网络实名制制度的建设，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扫除网络雾霾，净化网络空间，让谣言无处遁身。
（三）提升受众的媒介素养
在“后真相”时代，提高受众的媒介素养是减少群体极化现象发生的重要途径。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作出努力：一是提高受众辨别信息的能力。对于一些明显的虚假消息，网民要有辨别是非的能力，避免被一些营销账号“带动情绪”而做出不理智的行为。二是提高受众传播信息的能力。不盲目跟风、转载，在输出符号的同时，要判断内容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作者简介：周卫忠，男，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当代文体学研究；简梦芝，女，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新闻传播学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新闻理论与实务研究。]
参考文献：
[1]维基百科.Post-truth politics[EB/OL].（2017-02-23）[2017-02-24].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ost-truth_politics.
[2]（美）凯斯-桑斯坦著.黄维明译.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思涵]
关键词：“后真相”；网络群体极化；“榆林产妇坠楼”事件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8）05-0049-02
“后真相”（post-truth）是指“情绪的影响力超过事实”，其最早是出现在1992年美国《国家》杂志的一篇文章里[1]。《牛津词典》将其解释为“诉诸情感及个人信念，较陈述客观事实更能影响舆论的情况”。2016年，“后真相”被《牛津词典》选为年度词汇，这反映了过去一年的热点指标，更是预示着后真相时代的到来。
“网络群体极化”是指网民对某一议题评价的倾向性在加入网络群体讨论后会表现得更加明显，甚至走向网络暴力等极端。近年来，网络暴力现象在互联网平台上肆意蔓延，各类网络群体极化现象不断发生，这与“后真相”时代的“情绪先于事实”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如“上海女孩逃离江西”、“罗尔事件”、“榆林产妇坠楼”事件，都引起了网络一阵喧嚣。
一、“榆林产妇坠楼”事件中的网络群体极化
2017年8月31日，在陕西榆林某医院，一名产妇在等候生产期间从该院五楼坠楼身亡，事件一经曝出，便在网上引起巨大反响。医患关系、家庭问题、孕妇生育问题触动着网民的神经，网民的情绪被点燃，网络暴力等群体极化现象随之发生。最初，产妇坠楼事件被网友微博爆料，医院在第一时间发表声明占据舆论制高点，声称“产妇由于疼痛两次和家里说想要剖腹产，但家属坚持顺产，最终产妇从五楼跳下”，由于符合受众对婆媳关系的“刻板偏见”，情绪化的网民没有对信息加以核实便一边倒地批判家属，产妇的婆婆和丈夫被谩骂和人肉，成为网络暴力的承受者；随后，当舆论发酵到一定程度，当事人丈夫和家属发言澄清的声音才显露出来，披露是医院拒绝剖腹产而导致产妇坠楼，部分网民又根据医患关系的“刻板偏见”，直接相信家属的言辞转而对医院进行批判。
在将事实置于不太显要的位置的“后真相”时代下，受众往往只依据自身经验和认知，结合自身情绪对事件进行直接定义，进而给出自己的评价。这意味着受众在这个时代下更易被虚假信息、煽情性信息所利用，進而做出不合常理的行为。回顾整个事件，我们发现事件陷入了“罗生门”，医院和家属双方各执一词，真相一直都不明朗，只是由此所引申出的“医患关系”和“家庭关系”社会问题触动到网民神经，网络暴力便实实在在地发生了。这在一定程度显现出“情绪先于事实”的时代特征。
二、当下时代网络群体极化现象的成因
（一）社会问题的沉积与爆发
对于“榆林产妇坠楼”事件，我们不禁感叹为何这一事件能引起线上线下全民关注？反观以往备受关注的舆情事件，尤其是引爆全网的重大网络舆情事件，几乎都是社会关注的公共话题，有着强烈的情感要素。例如“婆媳关系”“性别歧视”“医患关系”“贫富差距”等。而“榆林产妇坠楼”事件中，我们不得不想到事件背后所隐含的社会问题：“紧张的医患关系”“产妇与家庭的关系”“产妇生命的自主决定权”等。
目前中国还在社会转型期，各方面还不够完善，这使得社会矛盾日益突出，群体之间的不满情绪也日益积累，而在网络媒体时代下，人人都是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使得各类信息铺天盖地袭来并聚集，具有共同情感的受众以社群的形式联结，对社会问题的不满情绪在群体中被放大，并在群体讨论下变得更为地极端化。
（二）社交媒体的助推
1.网络“意见领袖”的议程设置
“意见领袖”即“舆论领袖”，在自媒体上一般是指具有较多粉丝的、影响力较大的人，他们可以通过议程设置，设置网民的舆论话题。从案例事件中可以发现，事件一经曝出，真相还不明确的情况下，一众自媒体大V便陆续登场，这些“意见领袖”制造出抓住网民情绪的推文巧妙设置了受众的议程，通过传播诸如“孕妇下跪求家属”等内容，激起网民情绪，促进了部分群体的极化。
2.网络信息的“协同过滤”
“协同过滤”由凯斯·桑斯坦针对网络空间的信息传播而提出的，指网络平台通过同类信息搜集和网址链接，在提供信息的同时也造成了“信息窄化”[2]。根据受众对信息的选择性接触，受众更加倾向于接触与自身固有倾向保持一致的信息，而网络的“协同过滤”无疑是加剧了这一现象。兴趣相投的受众将会形成了虚拟团体，这些团体由于长期接受相似的信息而变得更为靠拢，而固有倾向在长期的信息渲染下也会变得更为极端。不仅如此，“协同过滤”也在很大程度阻止了“不同意见”信息的渗透。
（三）受众自身特点
1.网络群体“狂欢”
研究表明，网民“群体极化”倾向更为突出，网民在网上因趣味相投而组成虚拟团体，并形成较强的群体认同感，这种情况容易使某些观点产生极化。而社交媒体具有匿名性的特点，匿名化的网民利用符号进行互动交流，缺乏责任的约束，冲动、非理性的行为更容易被激发，对于生活中不敢或不愿表露出的意见，在网络空间中更加容易被表现出来，例如对社会表达不满和挑战权威，并走向群体“狂欢”。
在真假难辨的网络信息中，受众不再那么介意所获得的是否是事实，而更在意自身的情感情绪是否在事件中获得代入感。“后真相”时代，受众的个人理性迷失，仅依靠已有经验和认知表达观点。舆论从产生、发酵到消亡的整个过程，“狂欢”的受众大量聚集，却鲜有人真正地去挖掘事情背后的真相，舆情事件开始演化为受众发泄情绪的一个出口。
2.受众的刻板偏见
“刻板偏见”是指人们对某一类人或事物产生的比较固定、概括而笼统的看法，它会让我们在认知某个群体时忽视个体的差异，对个体做出不够客观的评价。“后真相”时代下的网络群体极化现象与受众的刻板偏见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即使是错漏百出的一个谣言，只要切合网民的刻板印象，便能引起舆论爆炸。 例如在“榆林产妇坠楼”事件中，最初网民群体仅根据医院提供的单方面声明——家属反对剖腹产，网民脑海中预存的“家庭矛盾”“夫妻矛盾”“产妇没地位”等刻板印象便立刻浮现出来，部分女性群体纷纷将自己与坠楼产妇的身份置换，认为产妇的遭遇即是自身的一个缩影，然后将当事人家属作为不满情绪的宣泄口。随后亦此，在“医患关系”刻板偏见作用下，以曾经在医院经历不公待遇的“遭遇者”为主的人群开始对医院进行了新的讨伐。
（四）传统媒体的缺位
“后真相”时代下，社交媒体上充斥着煽情性、鼓动性的信息，网络受众的情绪化意味着受众有时刻面临被摆控的风险，而传统媒体作为舆论的引导者，它具有的权威性是社交媒体所不能比拟的，如果此时传统媒体缺位，将造成网络群体极化现象的加剧。
从“榆林产妇坠楼”事件中，我们发现，产妇于8月31日坠楼身亡，事件从9月3日在微博爆出并在社交媒体上引发舆论高峰，而直至9月5日才陆续有媒体跟进报道。相比而言，传统媒体的报道相对滞后，事实真相无处探寻、网络媒体的众说纷纭导致人们随意对事件作出评判，在群体感染机制的作用下，网络群体更易产生群体极化。
三、“网络群体极化”现象的反思
“网络群体极化”现象背后隐含的社会问题不容忽视，否则有可能从网络虚拟聚集，发展到真实的社会运动中来。因此，有效减少网络群体极化现象的发生，除了需要解决背后隐含的社会问题，还需传统媒体、网络空间和受众同时发力。
（一）传统媒体应发揮舆论引导作用
网络空间是群体极化现象发生的土壤，整齐划一的舆论倾向导致一些不明真相的网民盲目站队、跟风，促进了群体极化。而传统媒体是舆论的引导者，虽然在时效性上与社交媒体有一定的差距，但它依然是传播的主力，特别是在突发性事件中，传统媒体所扮演的角色更是不可替代，它所积累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使之占据话语权。因此，在舆情事件发生后，传统媒体应该及时调查事实真相，对事件进行议程设置掌握话语权，并在“两微一端”及时公布真实消息，缓解网络受众的不满情绪，引导网络舆论向理性的方向发展。
（二）加强网络空间的治理
目前网络相关建设还不够完善，各种信息在社交媒体上畅通无阻，即使是事后删除，其扩散造成的影响也是无可挽回。因此，对于一些缺乏社会责任感的网络营销账号捕风捉影、煽情化传递信息的现象，相关部门和平台运营商应该给予相应的处理，不仅如此，国家相关部门还需要加快网络实名制制度的建设，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扫除网络雾霾，净化网络空间，让谣言无处遁身。
（三）提升受众的媒介素养
在“后真相”时代，提高受众的媒介素养是减少群体极化现象发生的重要途径。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作出努力：一是提高受众辨别信息的能力。对于一些明显的虚假消息，网民要有辨别是非的能力，避免被一些营销账号“带动情绪”而做出不理智的行为。二是提高受众传播信息的能力。不盲目跟风、转载，在输出符号的同时，要判断内容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作者简介：周卫忠，男，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当代文体学研究；简梦芝，女，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新闻传播学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新闻理论与实务研究。]
参考文献：
[1]维基百科.Post-truth politics[EB/OL].（2017-02-23）[2017-02-24].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ost-truth_politics.
[2]（美）凯斯-桑斯坦著.黄维明译.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思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