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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美国智库数量众多，不仅影响美国政府的决策，而且影响国际政治经济关系。近年来，为了进一步提高在美国社会中的影响力，美国智库已不满足于仅为政府和企业提供知识与观点，还积极利用新媒体平台，形成从思想和知识的生产到传播再到转化利用的循环体系，从而为自身发展提供可持续的动力和更广阔的空间。美国智库的媒介化通过多种形式对话语权力的主张，使其话语权得以可视化，成为继媒体之后又一个能够影响世界的组织。然而，在走向媒介化的道路上，美国智库也面临知识市场过度竞争以及获得更多社会捐赠等需求，因而存在迎合利益集团的情况，从而对其独立性和客观性应保持警惕。
【关键词】美国智库;思想生产;媒介化;话语权;可视化
美国智库被称为“没有学生的大学”，其数量为世界之最。建立在唯一超级大国的基础上，美国智库作为集思想、知识生产与话语权于一身的学术机构，通过与媒体的互动而在全球产生重大影响。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加快了美国智库的媒介化速度。
一、问题的提出：美国智库为什么要实现媒介化
截至2018年，“全世界有8162家智库，其中美国有1871家，在华盛顿有408家” 1。一些影响力大的美国智库每年的资金收入数以亿计，支持了智库的研究活动。例如兰德公司（Rand Corp）、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城市研究所（The Urban Institution）、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影响力和资金捐赠数额在美国排名前四。例如2018—2019年，兰德公司募集到超过3.89亿美元，布鲁金斯学会收入超过1.02美元。2许多外国政府也向美国智库进行资金捐助，布鲁金斯学会、亚特兰大顾问委员会（Atlantic Council）、中东研究所（Middle East Institution）、斯廷森中心（Stimson Center）等均获得了外国政府的资金从事相关研究。一些影响力大的智库如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城市研究所、传统基金会等发布的研究报告，在国际上产生较大反响，甚至影响国际关系。
美国智库研究报告的影响力与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有密切关系——美国的军事实力、美元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位置和美国在全球话语体系中的地位，使美国智库的研究报告备受世界关注。然而，美国智库每天都会发表众多研究报告，在媒体上发表各种希望得到政府关注的观点，甚至免费为政府提供决策意见，如果公众对这些报告不屑一顾，没有媒体去报道，那么即使研究能力再强，研究报告再有水平，也无法体现其社会影响力，进而影响政府决策，提升智庫的社会地位，从而获得外界的巨额资金支持。
美国智库是思想与知识的生产者，但是如何影响政府决策这一环节非常关键。这需要智库通过各种方式提升研究报告和专家的曝光率，为政府提供决策意见。过去，在美国，智库专注于思想与知识生产，但由于媒体掌握在商业组织手中，只能依靠接受媒体的采访，或者举办各种形式的研讨会与报告吹风会，为政府接受研究报告进行舆论造势。随着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为智库增强话语权提供了新的渠道与机会。智库不再是过去那种单纯的学术精英形象，而是变成了学者与记者兼而有之的角色，从幕后站到了前台，逐渐抢夺媒体的话语权，通过专家访谈、图表呈现、互动点评等方式，传播研究成果和产品理念，集思想、知识生产与话语权打造于一身，不仅对美国国内、也对世界舆论也构成了影响。
二、媒介化理论溯源
随着媒介在社会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学者对媒介化理论的研究升温，大量论著讨论了个人、组织的媒介化及其对社会的影响，进而探究媒介化对舆论的生产和引导的路径与规律。
20世纪60年代，德国学者哈贝马斯提出了知识社会学的“沟通行动理论”，以改善人与社会的关系，促进人与社会的互动，实现社会结构的平衡。法兰克福学派从批评资本主义的角度入手，拉开了媒介化时代人与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反思的序幕。同时，一批笃信结构功能主义的学者从事物存在的合理性角度入手，探讨实证主义在社会运作中的功能与角色。受到结构功能主义的启发，著名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书中，对媒介的延伸提出了富有前瞻性的观点——“媒介即人的延伸”，也就是说，一切媒介（或者说技术）都是对人的某项功能的拓展和延伸。按照麦克卢汉的观点，传播技术延伸了人类沟通和传播的界限，帮助人们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并产生延时互动。然而，麦克卢汉的观点受到英国著名学者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强烈质疑。虽然雷蒙德·威廉斯认同技术的影响力，例如他认为，“当代社会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新科技与社会传统形态有机地组合在一起”3，但是他同时指出，麦克卢汉的观点过于放大了技术的决定性影响，无法反映社会其他因素在推动媒介化方面所起的作用。
伴随媒体的快速发展，以及社会组织的不断发展壮大，一些组织不满足于通过媒体平台传播信息和思想，而通过多种渠道争取更多的话语表达空间，这实质上是一场围绕媒体的话语权和表达权的争夺。这场争夺在20世纪引起欧美社会学者的关注，例如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能够表现出来有知识是权力的一种来源，因为这样的话你可以有权威地说出别人是什么样的和他们为什么是这样的”，并认为话语权力通过符号、语言等方式展示出来，即话语权力是能够可视化的。正如丹麦学者施蒂格·夏瓦（Stig Hjarvard）所言：“媒介化表明了一种过程，在其作用下，社会或文化活动（工作、 休闲、游戏等）核心要素，最终以媒介形式的样貌呈现出来。”4
媒介发展与社会结构变迁的关系引发了许多学者的思考。例如德国社会学家恩斯特·曼海姆（Ernst Manheim）于20世纪30年代提出了“人类关系的媒介化”，用于描述和分析正在发生的与媒介相关的社会和文化变迁，后经由弗里德里奇·克罗兹（Friedrich Krotz）、温弗里德·舒尔茨（Winfried Schulz）和斯提阁·雅瓦德（Stig Hjarvard）等多位学者的概念阐述和运用而得以发展。媒介化的焦点集中在媒介形式如何“介入”当代生活的不同层面，特别是建制化的社会实践，如政治、文化、宗教和教育，并以一种可感知的方式让公众认识到事物的存在。对此，乔舒亚·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特别强调了媒介对社会带来的影响，不同的经验世界的视听促进了场景的融合，推动了人与组织的社会角色的变化。英国学者罗杰·西尔弗斯通（Roger Silverstone）认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变得非常依赖媒介。它们已经变成我们每日必不可少的东西。然而，离开日常生活的内容，不为个人或政治生活提供分析、判断和行动，媒介却是令人费解和微不足道的。”5 针对社会媒介化对社会的强大影响，特别是社交媒体介入人类的社会生活所造成的混乱与危险，2016年，德国布莱梅科学院主办了一场“媒介化批评研究”论坛，就媒介化时代的权力、不平等和社会变化为主题进行研究，探讨媒介化社会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与重构，从文化研究、社会交往理论和社会建构主义及实证理论探讨媒介化社会研究的局限，以多维视角分析了媒介化对社会存在的潜在危险，及其对社会分层的潜在撕裂作用。
然而，对于社会媒介化，一些北欧学者从正面看待其在社会结构的平衡与符号生产的意义。瑞典学者安吉·杰森（André Jansson）认为：“媒体可以使我们摆脱时间、空间和社会关系联结的制约。中介化意味着新的社会和技术依赖形式的出现，媒介化是一个辩证过程，它对促使媒体和服务在文化上更有意义和人性化有一定的润滑作用。”6新媒体的发展与赋权为社会关系的重组与延伸提供了多种可能性，有望缓解信息代沟的矛盾，在技术发展的时代为个人与组织创造更多的想象空间，促进信息的多元构成，为受众提供另一个有别于媒体的认知框架，建构一个崭新的社会真实。
此外，一些学者还从建构主义的视角研究社会媒介化，特别是知识生产机构与商业组织的媒介化对社会的影响，认为全球化、商业化和政治化在重新勾勒社会关系的轮廓时具有加工作用。德國学者安德烈亚斯·赫普（Andreas Hepp）从传播范式转变的视角出发，认为媒介化的定义与理论研究要具备更加宽阔的视野，“要从当今社会的全球化与资本介入的角度，结合其他的变量，例如政治、宗教和教育等，一起综合探讨在新媒体环境下社会关系的生产，实现更广泛的研究范式转变。”7
当前我国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也对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我国学者胡冀青、张晓锋、侯东阳、戴宇辰等人针对新媒体的符号生产与表达框架，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媒介化的效应及其对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构，认为中国社会的媒介化推进了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转型。在这个过程中，个人和社会组织开始利用新媒体平台，以信息的生产者、传播者的角色，加入社会信息生产、流通与消费的活动中，特别是当个人与组织在信息生产与生活的过程中获得大量的商业收益时，人们生产信息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网红经济、网络直播、红人带货等成为互联网经济的重要推动者，进一步彰显了商业资本对“万物皆媒体”的知识表达机制的促成作用，成为信息传播的节点，与其他世界各地的信息节点一起组建了全球化的信息网络。
三、致力于提升可视化的美国智库媒介化运作
全球化的媒体网络，特别是社交媒体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信息生产的繁荣。一些拥有较大影响力的社会组织通过新媒体平台分发信息，吸引大量的粉丝，赢得了高转发量、浏览量和点击量。作为思想和知识的生产者，美国智库利用多元的传播渠道，构建其信息传播网络，并在竞争激烈的思想市场与知识空间中展现其专业性、独立性以及影响社会议题和政策决策的能力。在上述背景下，美国学者詹姆斯·麦克加恩（James G.McGann）认为智库的功能与角色是：“担当学术机构与政策制定者、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沟通桥梁，通过使用通俗易懂、客观的话语修辞对公众感兴趣的话题发出独立的声音。”8
许多智库利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在深度的思想市场中引起公众的注意，并拥有大量粉丝（见表1）。
为了扩大智库在政治与公众中的影响，获得更多政府项目与社会捐赠，美国智库也开始走向“流量化”，希望借此提高传播力，进而提升对美国社会和国际政治的影响力。在追求流量的过程中，智库通过种种方式提高曝光度，增强可见性，加强在美国公众当中的形象构建。它们定期或不定期举办学术研讨会，邀请公众参与，并与公众进行对话。例如，布鲁金斯学会每年面向公众举办超过300场研讨会，几乎每天一场。美国智库还频频邀请高官发表演讲，就政府政策进行解释与说明，体现政府的透明度;同时，智库在自家网站和Facebook、Twitter、Instagram等社交平台现场直播演讲过程，担当了媒体的角色。一些智库为了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除了建设网站和手机客户端，在Facebook、Twitter和Instagram等设立账号外，还自办报纸、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实现全媒体平台推送信息，增强其影响社会议题的能力。
如表1所示，五家美国智库在Facebook的粉丝数量众多。例如布鲁金斯学会在Facebook上的粉丝超过40万，在YouTube上的粉丝接近10万。此外，布鲁金斯学会拥有自己的视频制作室，并出版杂志和著作等;每隔几天就会邀请研究人员在演播室进行访谈，既在官方网站播出，也在YouTube播放，或在电视台播出。
美国智库为加强媒介化，还通过融媒体手段对研究报告进行包装，每天在社交媒体上推送大量信息，传播其中的思想，影响公众的思考向度与价值取向。例如，2019年12月17日，传统基金会在YouTube推送17条专家访谈视频，关注美国大选的进展，并对特朗普被弹劾进行分析。2019年，“登陆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网站的网民数量达到1680万人次，在线评论量上升52.6%，网站浏览量上涨23%，35000名学生使用其外交决策模型，共220万人次观看了协会在YouTube推送的视频。协会出版了4部著作，在全美举办了18场的学术研讨会，平均一个研究者接到42个受邀出席各种场合的电话。”9
除了转变为兼具思想、知识生产与媒体功能的组织外，智库还打造知名研究员，向外界推荐著名学者，并利用一切机会和场合向政府进行游说，推动总统提拔智库的研究员进入政府内阁担任高官，践行智库所发表的思想和知识产品，提升智库的社会影响力与影响政府决策的号召力。如果某位候选人欣赏某一智库的学术观点，为充实竞选团队，增强竞选力量，就会采纳智库的观点，并且把智库的相关人员纳入团队，并且在竞选成功之后任命其担任重要官职。“旋转门”现象非常典型地反映了美国智库的角色转换。 四、智库跨界融合趋势重塑组织媒介化图谱
随着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个人或者组织创办了数量庞大的自媒体，对传统媒体构成挑战。虽然传统媒体仍然具有强大的品牌号召力，但不可否认的是，很多时候，公众更愿意在一台能够融合多种服务的平台上浏览信息，而减少信息获取的时间。这种状况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媒体内容的生产结构，促使越来越多的个人或组织通过创办网站、自媒体以及其他信息传播方式，来传播自身的声音，形成了一个新的传播空间。
与智库相比，传统媒体虽然拥有完善的采编队伍以及悠久历史所形成的品牌，但在新媒体时代，传统媒体所拥有的内容生产优势已逐渐被淡化，智库作为思想与知识生产的重要学术机构，同样可以通过媒介化的手段，发挥其思想和知识生产的优势从而影响社会。过去，智库需要传统媒体为其传播政治主张与社会治理思想，甚至付钱购买媒体版面刊登研究报告;如今，它们却可以以微小的代价构建不同类型的传播平台，通过网站、自媒体或者举办公众对话会等形式，传播浓缩版或加长版的研究报告，实现自身的媒介化，迫使媒体购买其学术资源，甚至推动媒体朝智库方向转型。
在这种情势下，美国智库跨界运作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依托强大的思想与知识生产的能力以及在公众中的品牌效应，它们影响社会与政府的手段更多，效果更好。而传统媒体却因为缺乏深度的研究能力，而不得不与智库结盟，甚至不得不掏钱购买研究报告，对其进行新闻报道。智库与媒体在信息传播的空间中的地位发生了逆转，角色发生了更替，社会影响逐渐转移到智库身上。需要思考的是，以生产思想与知识为主的美国智库，通过媒介化实现跨界融合，在拥有强大的内容生产能力的同时，还将具备强大的传播能力，有可能会取代媒体的角色而成为影响社会的新的力量。
五、美国智库媒介化的启示
就影响力、服务能力等而言，美国智库不仅在本国政治生活中具有的强大影响力，而且对世界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集学术研究和社会服务于一体的研究机构，它具有不同于媒体、政府、公益组织的特点，它用学术来掩盖其价值倾向，用独立和公正来标榜其态度，因此，其在媒介化的道路上更能为公众所接受。而美国政府基于公众对智库的支持，适当地借鉴智库的研究观点进行施政，以回应公众对某一议题的关注，希望借此得到公众的可持续性支持，以便在竞选中能够得到选票。因此，美国的政治制度、媒介化所带来的影响力以及税收制度，为智库的存在与跨越时空的思想传播提供生存与发展的土壤。
早期美国智库接受政府委托，就某一社会议题进行研究。但随着传统媒体的发展，以及政府为解决社会问题而鼓励民间智库的设立与发展，智库的数量剧增，构成了强烈竞争关系，推动了智库为寻求提高社会影响力而出台各种举措，例如积极接受电视台邀请，就政府政策发表观点，阐述智库对此议题的研究进展与结论，从而影响政府决策;举办研究报告推介会，邀请媒体、政府高官、公众参加，提升研究报告的影响力;邀请政府高官进行政策解读或发表演讲，为智库增加信誉;自办媒体，邀请智库研究员就某一具体问题阐述观点，及时传播智库的研究成果。智库与媒体、智库与政府、智库与公众三者的互动，使智库的媒介化角色更加明显。在美国，智库的研究员不仅是学者、研究报告的撰写者，而且类似媒体从业者，只有具备与外界沟通的技能，才能在激烈的思想市场中赢得更多公众的支持与政府的青睐，也才能得到公众、基金会和政府的资金，推进智库的研究工作。利用新媒体的有利环境，加速自身的媒介化，使话语权通过符号、语言、影像等方式展现在公众面前，以增强其在公众当中的影响力，这将是美国智库发展的趋势。
媒介化的发展道路，使智库作为中间桥梁，促进了政府與公众的互动，增强了政府施政的科学性、可持续性，避免决策的失误，因此美国政府的政策延续性比较强。虽然政府换届可能导致对政策进行调整，但是总体不会偏离原有的轨道，保证了美国对内对外政策的延续性，进而维护了政治制度的稳定性。智库的生存与空间不以总统意志为转移，而是作为美国政治制度和政治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美国政治生活当中发挥重要的议题研究和决策参与等功能。
对于其他国家而言，美国智库的媒介化运行机制是否适用，取决于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现实情况。然而，智库的思想生产以及强大的舆论效应，是每一个国家政府必须依赖的智力资源，是推动国家发展的重要思想动力。美国智库的媒介化运作，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与现实原因，但是新媒体的发展以及传播技术的更新，为智库的媒介化趋势提供了可能，而且正以一种无法逆转的方式推动了智库的媒介化。智库的媒介化，不仅是美国政治结构的一部分，也是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智库利用其先进传播技术与网络环境自办媒体，加强与占据舆论高地的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平台等的互动，促使传统媒体不得不大量采取智库的观点，不仅影响美国国内的政治议程，而且对世界舆论产生重大影响。
把视角扩大到整个媒介的功能与角色的思考，探讨“万物皆为媒体”的社会效应，美国智库的媒介化为学术界从不同领域和角度进一步研究人与组织的媒介化提供了新视角。
在思想决定影响力的今天，由于其具备深度的思想生产能力，再通过媒介化，独家且颇有深度的学术思想也就是价值内容的生产，将持续性地释放其影响社会的能力，设置公众与政府的议程，其很有可能逐渐取代传统媒体的舆论生产能力，从而进一步提升舆论生产与影响政府决策的能力。可以预料的是，凭借生产优质内容的优势，美国智库的媒介化势必对当前的媒介生态造成重大影响，通过多种形式对话语权力的主张，使智库的话语权力得以可视化，成为继媒体之后又一个能够影响世界的组织，而且这种思想将持续性地重塑世界的国际关系，因此对美国智库的独立性与客观性应保持高度警惕。
就我国而言，美国智库作为知识与思想生产的学术机构，其媒介化过程可以为我国开展人与组织媒介化的理论研究，推动人与组织在媒介化过程中实现中国化，丰富媒介化理论研究。另外，美国智库从外界寻求资金支持，从事独立性的研究活动，为个人、企业和政府提供决策参考，可以为我国的民间智库提供一些借鉴，从而从官方、学界、民间多途径出发，解决资金与人才等问题。再比如，提高媒介化水平，对于扩大智库的国际影响力，提升我国的软实力，反击西方媒体对我国各个领域的污名化操作，增强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声音，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責任编辑：林凌）
作者简介;彭伟步，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后疫情期间海外华文媒体铸牢华侨华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项目编号：20VMZ003）的阶段性成果。
1 James G.McGann，“2018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TTCSP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s，pp.35-36，https：//repository.upenn.edu/think_tanks/16，2019-12-20.
2 RAND Financial Statements Fiscal Year Ended September 30，2018，p.2;Brookings Institution 2019 Annual Report，p.46.
3 Roger Silverstone，Eric Hirsch，Consuming Technologies Media and Information in Domestic Spaces，Routledge，1994，p.1.
4【丹麦】施蒂格·夏瓦：刘君、李鑫、漆俊邑译，《文化与社会的媒介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28页。
5【英】泰尔希·兰塔宁：《从国际传播到全球媒介化》，章宏、龚瑶译，《传媒》2010年第6期。
6André Jansson，“Mediatization and Social Design：A Critical Approach”，2019-12-16.http：//www.nordcode.net/.
7 Hepp，A.，Hjarvard，S.，Lundby，K.，“Mediatization：Theorizing the Interplay Between Media，Culture，and Society”，Media， Culture & Society，Vol.37，No.2，2015，pp.314-324.
8 James G.McGann，“2018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TTCSP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s，p.12，https：//repository.upenn.edu/think_tanks/16，2019-12-20.
9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2019 Annual Report，July 1，2018–June 30，2019，p13.
【关键词】美国智库;思想生产;媒介化;话语权;可视化
美国智库被称为“没有学生的大学”，其数量为世界之最。建立在唯一超级大国的基础上，美国智库作为集思想、知识生产与话语权于一身的学术机构，通过与媒体的互动而在全球产生重大影响。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加快了美国智库的媒介化速度。
一、问题的提出：美国智库为什么要实现媒介化
截至2018年，“全世界有8162家智库，其中美国有1871家，在华盛顿有408家” 1。一些影响力大的美国智库每年的资金收入数以亿计，支持了智库的研究活动。例如兰德公司（Rand Corp）、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城市研究所（The Urban Institution）、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影响力和资金捐赠数额在美国排名前四。例如2018—2019年，兰德公司募集到超过3.89亿美元，布鲁金斯学会收入超过1.02美元。2许多外国政府也向美国智库进行资金捐助，布鲁金斯学会、亚特兰大顾问委员会（Atlantic Council）、中东研究所（Middle East Institution）、斯廷森中心（Stimson Center）等均获得了外国政府的资金从事相关研究。一些影响力大的智库如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城市研究所、传统基金会等发布的研究报告，在国际上产生较大反响，甚至影响国际关系。
美国智库研究报告的影响力与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有密切关系——美国的军事实力、美元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位置和美国在全球话语体系中的地位，使美国智库的研究报告备受世界关注。然而，美国智库每天都会发表众多研究报告，在媒体上发表各种希望得到政府关注的观点，甚至免费为政府提供决策意见，如果公众对这些报告不屑一顾，没有媒体去报道，那么即使研究能力再强，研究报告再有水平，也无法体现其社会影响力，进而影响政府决策，提升智庫的社会地位，从而获得外界的巨额资金支持。
美国智库是思想与知识的生产者，但是如何影响政府决策这一环节非常关键。这需要智库通过各种方式提升研究报告和专家的曝光率，为政府提供决策意见。过去，在美国，智库专注于思想与知识生产，但由于媒体掌握在商业组织手中，只能依靠接受媒体的采访，或者举办各种形式的研讨会与报告吹风会，为政府接受研究报告进行舆论造势。随着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为智库增强话语权提供了新的渠道与机会。智库不再是过去那种单纯的学术精英形象，而是变成了学者与记者兼而有之的角色，从幕后站到了前台，逐渐抢夺媒体的话语权，通过专家访谈、图表呈现、互动点评等方式，传播研究成果和产品理念，集思想、知识生产与话语权打造于一身，不仅对美国国内、也对世界舆论也构成了影响。
二、媒介化理论溯源
随着媒介在社会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学者对媒介化理论的研究升温，大量论著讨论了个人、组织的媒介化及其对社会的影响，进而探究媒介化对舆论的生产和引导的路径与规律。
20世纪60年代，德国学者哈贝马斯提出了知识社会学的“沟通行动理论”，以改善人与社会的关系，促进人与社会的互动，实现社会结构的平衡。法兰克福学派从批评资本主义的角度入手，拉开了媒介化时代人与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反思的序幕。同时，一批笃信结构功能主义的学者从事物存在的合理性角度入手，探讨实证主义在社会运作中的功能与角色。受到结构功能主义的启发，著名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书中，对媒介的延伸提出了富有前瞻性的观点——“媒介即人的延伸”，也就是说，一切媒介（或者说技术）都是对人的某项功能的拓展和延伸。按照麦克卢汉的观点，传播技术延伸了人类沟通和传播的界限，帮助人们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并产生延时互动。然而，麦克卢汉的观点受到英国著名学者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强烈质疑。虽然雷蒙德·威廉斯认同技术的影响力，例如他认为，“当代社会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新科技与社会传统形态有机地组合在一起”3，但是他同时指出，麦克卢汉的观点过于放大了技术的决定性影响，无法反映社会其他因素在推动媒介化方面所起的作用。
伴随媒体的快速发展，以及社会组织的不断发展壮大，一些组织不满足于通过媒体平台传播信息和思想，而通过多种渠道争取更多的话语表达空间，这实质上是一场围绕媒体的话语权和表达权的争夺。这场争夺在20世纪引起欧美社会学者的关注，例如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能够表现出来有知识是权力的一种来源，因为这样的话你可以有权威地说出别人是什么样的和他们为什么是这样的”，并认为话语权力通过符号、语言等方式展示出来，即话语权力是能够可视化的。正如丹麦学者施蒂格·夏瓦（Stig Hjarvard）所言：“媒介化表明了一种过程，在其作用下，社会或文化活动（工作、 休闲、游戏等）核心要素，最终以媒介形式的样貌呈现出来。”4
媒介发展与社会结构变迁的关系引发了许多学者的思考。例如德国社会学家恩斯特·曼海姆（Ernst Manheim）于20世纪30年代提出了“人类关系的媒介化”，用于描述和分析正在发生的与媒介相关的社会和文化变迁，后经由弗里德里奇·克罗兹（Friedrich Krotz）、温弗里德·舒尔茨（Winfried Schulz）和斯提阁·雅瓦德（Stig Hjarvard）等多位学者的概念阐述和运用而得以发展。媒介化的焦点集中在媒介形式如何“介入”当代生活的不同层面，特别是建制化的社会实践，如政治、文化、宗教和教育，并以一种可感知的方式让公众认识到事物的存在。对此，乔舒亚·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特别强调了媒介对社会带来的影响，不同的经验世界的视听促进了场景的融合，推动了人与组织的社会角色的变化。英国学者罗杰·西尔弗斯通（Roger Silverstone）认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变得非常依赖媒介。它们已经变成我们每日必不可少的东西。然而，离开日常生活的内容，不为个人或政治生活提供分析、判断和行动，媒介却是令人费解和微不足道的。”5 针对社会媒介化对社会的强大影响，特别是社交媒体介入人类的社会生活所造成的混乱与危险，2016年，德国布莱梅科学院主办了一场“媒介化批评研究”论坛，就媒介化时代的权力、不平等和社会变化为主题进行研究，探讨媒介化社会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与重构，从文化研究、社会交往理论和社会建构主义及实证理论探讨媒介化社会研究的局限，以多维视角分析了媒介化对社会存在的潜在危险，及其对社会分层的潜在撕裂作用。
然而，对于社会媒介化，一些北欧学者从正面看待其在社会结构的平衡与符号生产的意义。瑞典学者安吉·杰森（André Jansson）认为：“媒体可以使我们摆脱时间、空间和社会关系联结的制约。中介化意味着新的社会和技术依赖形式的出现，媒介化是一个辩证过程，它对促使媒体和服务在文化上更有意义和人性化有一定的润滑作用。”6新媒体的发展与赋权为社会关系的重组与延伸提供了多种可能性，有望缓解信息代沟的矛盾，在技术发展的时代为个人与组织创造更多的想象空间，促进信息的多元构成，为受众提供另一个有别于媒体的认知框架，建构一个崭新的社会真实。
此外，一些学者还从建构主义的视角研究社会媒介化，特别是知识生产机构与商业组织的媒介化对社会的影响，认为全球化、商业化和政治化在重新勾勒社会关系的轮廓时具有加工作用。德國学者安德烈亚斯·赫普（Andreas Hepp）从传播范式转变的视角出发，认为媒介化的定义与理论研究要具备更加宽阔的视野，“要从当今社会的全球化与资本介入的角度，结合其他的变量，例如政治、宗教和教育等，一起综合探讨在新媒体环境下社会关系的生产，实现更广泛的研究范式转变。”7
当前我国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也对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我国学者胡冀青、张晓锋、侯东阳、戴宇辰等人针对新媒体的符号生产与表达框架，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媒介化的效应及其对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构，认为中国社会的媒介化推进了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转型。在这个过程中，个人和社会组织开始利用新媒体平台，以信息的生产者、传播者的角色，加入社会信息生产、流通与消费的活动中，特别是当个人与组织在信息生产与生活的过程中获得大量的商业收益时，人们生产信息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网红经济、网络直播、红人带货等成为互联网经济的重要推动者，进一步彰显了商业资本对“万物皆媒体”的知识表达机制的促成作用，成为信息传播的节点，与其他世界各地的信息节点一起组建了全球化的信息网络。
三、致力于提升可视化的美国智库媒介化运作
全球化的媒体网络，特别是社交媒体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信息生产的繁荣。一些拥有较大影响力的社会组织通过新媒体平台分发信息，吸引大量的粉丝，赢得了高转发量、浏览量和点击量。作为思想和知识的生产者，美国智库利用多元的传播渠道，构建其信息传播网络，并在竞争激烈的思想市场与知识空间中展现其专业性、独立性以及影响社会议题和政策决策的能力。在上述背景下，美国学者詹姆斯·麦克加恩（James G.McGann）认为智库的功能与角色是：“担当学术机构与政策制定者、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沟通桥梁，通过使用通俗易懂、客观的话语修辞对公众感兴趣的话题发出独立的声音。”8
许多智库利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在深度的思想市场中引起公众的注意，并拥有大量粉丝（见表1）。
为了扩大智库在政治与公众中的影响，获得更多政府项目与社会捐赠，美国智库也开始走向“流量化”，希望借此提高传播力，进而提升对美国社会和国际政治的影响力。在追求流量的过程中，智库通过种种方式提高曝光度，增强可见性，加强在美国公众当中的形象构建。它们定期或不定期举办学术研讨会，邀请公众参与，并与公众进行对话。例如，布鲁金斯学会每年面向公众举办超过300场研讨会，几乎每天一场。美国智库还频频邀请高官发表演讲，就政府政策进行解释与说明，体现政府的透明度;同时，智库在自家网站和Facebook、Twitter、Instagram等社交平台现场直播演讲过程，担当了媒体的角色。一些智库为了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除了建设网站和手机客户端，在Facebook、Twitter和Instagram等设立账号外，还自办报纸、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实现全媒体平台推送信息，增强其影响社会议题的能力。
如表1所示，五家美国智库在Facebook的粉丝数量众多。例如布鲁金斯学会在Facebook上的粉丝超过40万，在YouTube上的粉丝接近10万。此外，布鲁金斯学会拥有自己的视频制作室，并出版杂志和著作等;每隔几天就会邀请研究人员在演播室进行访谈，既在官方网站播出，也在YouTube播放，或在电视台播出。
美国智库为加强媒介化，还通过融媒体手段对研究报告进行包装，每天在社交媒体上推送大量信息，传播其中的思想，影响公众的思考向度与价值取向。例如，2019年12月17日，传统基金会在YouTube推送17条专家访谈视频，关注美国大选的进展，并对特朗普被弹劾进行分析。2019年，“登陆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网站的网民数量达到1680万人次，在线评论量上升52.6%，网站浏览量上涨23%，35000名学生使用其外交决策模型，共220万人次观看了协会在YouTube推送的视频。协会出版了4部著作，在全美举办了18场的学术研讨会，平均一个研究者接到42个受邀出席各种场合的电话。”9
除了转变为兼具思想、知识生产与媒体功能的组织外，智库还打造知名研究员，向外界推荐著名学者，并利用一切机会和场合向政府进行游说，推动总统提拔智库的研究员进入政府内阁担任高官，践行智库所发表的思想和知识产品，提升智库的社会影响力与影响政府决策的号召力。如果某位候选人欣赏某一智库的学术观点，为充实竞选团队，增强竞选力量，就会采纳智库的观点，并且把智库的相关人员纳入团队，并且在竞选成功之后任命其担任重要官职。“旋转门”现象非常典型地反映了美国智库的角色转换。 四、智库跨界融合趋势重塑组织媒介化图谱
随着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个人或者组织创办了数量庞大的自媒体，对传统媒体构成挑战。虽然传统媒体仍然具有强大的品牌号召力，但不可否认的是，很多时候，公众更愿意在一台能够融合多种服务的平台上浏览信息，而减少信息获取的时间。这种状况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媒体内容的生产结构，促使越来越多的个人或组织通过创办网站、自媒体以及其他信息传播方式，来传播自身的声音，形成了一个新的传播空间。
与智库相比，传统媒体虽然拥有完善的采编队伍以及悠久历史所形成的品牌，但在新媒体时代，传统媒体所拥有的内容生产优势已逐渐被淡化，智库作为思想与知识生产的重要学术机构，同样可以通过媒介化的手段，发挥其思想和知识生产的优势从而影响社会。过去，智库需要传统媒体为其传播政治主张与社会治理思想，甚至付钱购买媒体版面刊登研究报告;如今，它们却可以以微小的代价构建不同类型的传播平台，通过网站、自媒体或者举办公众对话会等形式，传播浓缩版或加长版的研究报告，实现自身的媒介化，迫使媒体购买其学术资源，甚至推动媒体朝智库方向转型。
在这种情势下，美国智库跨界运作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依托强大的思想与知识生产的能力以及在公众中的品牌效应，它们影响社会与政府的手段更多，效果更好。而传统媒体却因为缺乏深度的研究能力，而不得不与智库结盟，甚至不得不掏钱购买研究报告，对其进行新闻报道。智库与媒体在信息传播的空间中的地位发生了逆转，角色发生了更替，社会影响逐渐转移到智库身上。需要思考的是，以生产思想与知识为主的美国智库，通过媒介化实现跨界融合，在拥有强大的内容生产能力的同时，还将具备强大的传播能力，有可能会取代媒体的角色而成为影响社会的新的力量。
五、美国智库媒介化的启示
就影响力、服务能力等而言，美国智库不仅在本国政治生活中具有的强大影响力，而且对世界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集学术研究和社会服务于一体的研究机构，它具有不同于媒体、政府、公益组织的特点，它用学术来掩盖其价值倾向，用独立和公正来标榜其态度，因此，其在媒介化的道路上更能为公众所接受。而美国政府基于公众对智库的支持，适当地借鉴智库的研究观点进行施政，以回应公众对某一议题的关注，希望借此得到公众的可持续性支持，以便在竞选中能够得到选票。因此，美国的政治制度、媒介化所带来的影响力以及税收制度，为智库的存在与跨越时空的思想传播提供生存与发展的土壤。
早期美国智库接受政府委托，就某一社会议题进行研究。但随着传统媒体的发展，以及政府为解决社会问题而鼓励民间智库的设立与发展，智库的数量剧增，构成了强烈竞争关系，推动了智库为寻求提高社会影响力而出台各种举措，例如积极接受电视台邀请，就政府政策发表观点，阐述智库对此议题的研究进展与结论，从而影响政府决策;举办研究报告推介会，邀请媒体、政府高官、公众参加，提升研究报告的影响力;邀请政府高官进行政策解读或发表演讲，为智库增加信誉;自办媒体，邀请智库研究员就某一具体问题阐述观点，及时传播智库的研究成果。智库与媒体、智库与政府、智库与公众三者的互动，使智库的媒介化角色更加明显。在美国，智库的研究员不仅是学者、研究报告的撰写者，而且类似媒体从业者，只有具备与外界沟通的技能，才能在激烈的思想市场中赢得更多公众的支持与政府的青睐，也才能得到公众、基金会和政府的资金，推进智库的研究工作。利用新媒体的有利环境，加速自身的媒介化，使话语权通过符号、语言、影像等方式展现在公众面前，以增强其在公众当中的影响力，这将是美国智库发展的趋势。
媒介化的发展道路，使智库作为中间桥梁，促进了政府與公众的互动，增强了政府施政的科学性、可持续性，避免决策的失误，因此美国政府的政策延续性比较强。虽然政府换届可能导致对政策进行调整，但是总体不会偏离原有的轨道，保证了美国对内对外政策的延续性，进而维护了政治制度的稳定性。智库的生存与空间不以总统意志为转移，而是作为美国政治制度和政治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美国政治生活当中发挥重要的议题研究和决策参与等功能。
对于其他国家而言，美国智库的媒介化运行机制是否适用，取决于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现实情况。然而，智库的思想生产以及强大的舆论效应，是每一个国家政府必须依赖的智力资源，是推动国家发展的重要思想动力。美国智库的媒介化运作，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与现实原因，但是新媒体的发展以及传播技术的更新，为智库的媒介化趋势提供了可能，而且正以一种无法逆转的方式推动了智库的媒介化。智库的媒介化，不仅是美国政治结构的一部分，也是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智库利用其先进传播技术与网络环境自办媒体，加强与占据舆论高地的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平台等的互动，促使传统媒体不得不大量采取智库的观点，不仅影响美国国内的政治议程，而且对世界舆论产生重大影响。
把视角扩大到整个媒介的功能与角色的思考，探讨“万物皆为媒体”的社会效应，美国智库的媒介化为学术界从不同领域和角度进一步研究人与组织的媒介化提供了新视角。
在思想决定影响力的今天，由于其具备深度的思想生产能力，再通过媒介化，独家且颇有深度的学术思想也就是价值内容的生产，将持续性地释放其影响社会的能力，设置公众与政府的议程，其很有可能逐渐取代传统媒体的舆论生产能力，从而进一步提升舆论生产与影响政府决策的能力。可以预料的是，凭借生产优质内容的优势，美国智库的媒介化势必对当前的媒介生态造成重大影响，通过多种形式对话语权力的主张，使智库的话语权力得以可视化，成为继媒体之后又一个能够影响世界的组织，而且这种思想将持续性地重塑世界的国际关系，因此对美国智库的独立性与客观性应保持高度警惕。
就我国而言，美国智库作为知识与思想生产的学术机构，其媒介化过程可以为我国开展人与组织媒介化的理论研究，推动人与组织在媒介化过程中实现中国化，丰富媒介化理论研究。另外，美国智库从外界寻求资金支持，从事独立性的研究活动，为个人、企业和政府提供决策参考，可以为我国的民间智库提供一些借鉴，从而从官方、学界、民间多途径出发，解决资金与人才等问题。再比如，提高媒介化水平，对于扩大智库的国际影响力，提升我国的软实力，反击西方媒体对我国各个领域的污名化操作，增强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声音，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責任编辑：林凌）
作者简介;彭伟步，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后疫情期间海外华文媒体铸牢华侨华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项目编号：20VMZ003）的阶段性成果。
1 James G.McGann，“2018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TTCSP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s，pp.35-36，https：//repository.upenn.edu/think_tanks/16，2019-12-20.
2 RAND Financial Statements Fiscal Year Ended September 30，2018，p.2;Brookings Institution 2019 Annual Report，p.46.
3 Roger Silverstone，Eric Hirsch，Consuming Technologies Media and Information in Domestic Spaces，Routledge，1994，p.1.
4【丹麦】施蒂格·夏瓦：刘君、李鑫、漆俊邑译，《文化与社会的媒介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28页。
5【英】泰尔希·兰塔宁：《从国际传播到全球媒介化》，章宏、龚瑶译，《传媒》2010年第6期。
6André Jansson，“Mediatization and Social Design：A Critical Approach”，2019-12-16.http：//www.nordcode.net/.
7 Hepp，A.，Hjarvard，S.，Lundby，K.，“Mediatization：Theorizing the Interplay Between Media，Culture，and Society”，Media， Culture & Society，Vol.37，No.2，2015，pp.314-324.
8 James G.McGann，“2018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TTCSP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s，p.12，https：//repository.upenn.edu/think_tanks/16，2019-12-20.
9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2019 Annual Report，July 1，2018–June 30，2019，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