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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两年里，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日趋稳定。根据国内生产总值和其他增长计量方法的测算，中国金融业增长和多元化的速度远超过经济增速。
多元化进程加快
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金融业已从一家依照中央预算分配资源的银行发展成为一个极其复杂的跨业竞争的“战场”。当然，这个进程是循序渐进的。最初阶段先成立了四大银行——工、中、建、农，并赋予了它们不同的使命——给主要工商业经济提供贷款，与全球金融体系互动，实施重大的政策导向性投资，以及支持规模宏大的农业经济。
中国金融业多元化的过程并不限于银行。改革的第一个十年，信托和投资公司开始出现，城市商业银行开始在全国和省级范围扩张。
在上世纪 90年代，新银行、新保险公司和投资基金也不断涌现。这些发展造就了一部分信托投资公司和银行的繁荣，当然也引发了一些问题；但基于改革带来的深刻变化和快速增长，这个进程总体而言是顺利、稳定和可靠的。
金融危机后，由于行业政策放宽，以及新市场力量和参与者的出现，中国金融业加快了多元化进程。
资本链上涌现了一大批新的参与者。各种各样的基金和信托产品层出不穷，将资金分配到经济的各个角落——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以及中小企业发展。相当大的一部分流动性被注入到金融系统中来刺激经济增长。
这些新的资金提供者往往是国有企业，它们通过已经设立的投资基金和资产管理公司，对各种投资主体提供资金支持。其他基于地方公共资源或私人财富的基金在过去五年也大幅增长。2009年三季度合伙人和股权投资基金政策的松绑，更是促进了国内和海外人民币基金的迅猛发展。
市场上的金融机构也日趋多元化，同时，相当一部分国内投资资金的流动在很大程度上并未受到监管。2010年上半年，人民币基金的发展速度差不多是2009年上半年的三倍，令许多观察机构出乎意料。作为人民币私募基金的信托公司也在市场上扮演重要角色，通过从大型国有银行取得证券化的贷款，推出新的金融产品。
对境外金融投资者的门户更加开放，包括开放新行业领域和进一步放宽已开放行业。多个政府公告也在推动这方面的讨论。比如，2010年4月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以及2010年5月国务院发布以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为重点的“新36条”。
整体而言，这些变化表明，中国对跨境资本的依赖正在减少，对国内资金的依赖在加强。这种趋势将维持多久、未来五年将产生何种影响，对中国的金融业整体发展至关重要。
人民币基金渐成主流
德勤每年都会在几个资本流动的重要国家进行私募股权信心调查。这项调查的大部分受访者为国际投资基金管理人。在今年的调查中，他们中的大多数认为，有限责任合伙人(LP)的利益将增加或维持强势，从而计划推动更多投资活动，并预测交易规模会有适度增长。但另一方面，他们预期，投资并不会如中国政府期望的那样持续向二线城市转移。
就对所投资行业的取向而言，超过40％的受访者认为，对消费品、零售和矿业、能源行业兴趣最浓。
调查中最重要的一个发现是，人民币基金的上升趋势。当被问及未来哪一类投资者会最活跃时，2009年，36％的受访者认为是外国私募基金经理人，而2010年，该数字跌至9％。换句话说，受访的管理者认为人民币基金将完全主导未来几年的投资活动。与之相关的是，94％的受访者表示，预计首次公开招股将是主要的退出模式。
以2010年4月浦东发行试点规定为起点，外资人民币基金的监管框架历时数年终于成形。《外国企业或者个人在中国境内设立合伙企业管理办法》（合作办法），于2010年3月1日生效。
如今，多个县市政府争相设立人民币基金，新的本土规定凸显各城市间的机遇差异，如上海浦东、北京、天津和重庆。但是这些地方性新法规与国家合作、投资和货币政策的一致性与矛盾性尚待探究，这使得人民币基金的前景令人困惑但又引人入胜。
迄今为止， 100多个人民币基金已筹集91.3亿美元，占(2010年至今)所有以中国为重点的私募基金集资额的77％。根据Preqin的数据，截至2010年6月，总值853亿元人民币（125亿美元）的18个基金已售予投资者，较2010年初增加了67.9％。
在人民币基金快速发展的同时，外币基金则面临监管和市场的挑战。截至目前，外资经营的人民币基金已募集约238亿元人民币（35亿美元），其中2010年募集资金达151亿元人民币（22.2亿美元），即过去三个季度，仅募集到所有外资管理人民币基金的64％资金。
人民币基金种类繁多，由国际基金经理人管理的人民币基金与急速增长的纯国内基金在多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国内基金行动迅速、尽职调查时间短、文书简要，并需要可靠性承诺，与外资管理的人民币基金依据法律框架相比，其更多依靠的是关系。外资人民币基金的策略多样，有的侧重单一地区的单一人民币基金，有的则看重在多个地区与稳健的本土机构合作。
信托私募开放
信托就像中国改革一样由来已久，可追溯到1979年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CITIC）的成立。经历将近30年的摸索和起伏式发展后，中国银监会于2007年建立起中国目前的信托模式。这一模式颇具中国特色，信托融合了理财、银行业务、私募基金等诸多功能。
按照设计，只有高净值的个人和公司才允许加入信托融资。个人投资者人数最多不超过50人，但对公司投资者没有数量限制。政策的目的显然在于为资金提供专业化的投资渠道。
2007年三季度，银监会颁布规定，明确允许外资参与投资信托，比例最高为20％，但对多名国外投资者总共持有信托权益的总额未设上限。但是，国外投资者最多只能投资两家信托，且必须有最低10亿美元的资产认证方能进入。此项政策放开后，境外投资者数量激增。
我们对中国私募基金进行分析时发现，信托与外资人民币基金极为相似，能够快速运作资金、免除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繁琐程序，并可在项目中吸入当地资本，投资方式可直接投资信托，也可与信托共同投资。
但信托在某些领域更加灵活，因为它们可进入一些不对私募基金开放的行业，比如金融和房地产。信托在这些行业中可以出售金融产品、发放贷款、直接投资、借贷资金及承销证券。
中国信托业长久的混乱引发了更为严密的监管，其监管措施直指信托公司相对自由的市场空间。2010年下半年，中国试图收紧房地产开发贷款，商业银行减少了贷款量，但信托却没有。在该年度上半年，信托产品就房地产发放了667亿元人民币的贷款，比2009年全年增长65％。
银监会察觉到房地产潜在下滑的巨大风险，敦促信托业对其房地产风险敞口进行压力测试。在最近的监管举措中，银监会详查了商业银行信贷证券化的情况，这些贷款通过信托售予投资者，可将银行的高风险贷款转移到资产负债表外。
如同境外私募基金管理下的人民币基金一样，外资信托与国内独资信托的未来发展方向仍不明朗。但它们很可能成为现金充裕的国有企业实现资产配置多样化，降低高风险领域敞口，提高回报率的重要渠道。
因具备此功能，尽管有不可避免的政策波动，它们将继续扮演自身的角色并不断发展。初期，它们可能为海外基金提供切实难得的机会，使其得以进入中国经济中某些更具吸引力但也更隐蔽的领域。同时，20％的投资上限制约了凭借合法权利、通过信托活动控制国外投资者的力度，并引起各投资方对于彼此关系的慎重考虑。
资本市场新趋势
包容性增长战略的实质是改变中国未来的增长模式，使之可涵盖更多的地域，更多的行业，以及更关注民生。从这个角度看，没有哪个行业能比金融业对此更具意义，也没有比金融业多样化和自由化更重要的实现途径。
通过多样化和自由化，资本配置的效率会提高，创新和创业的回报将更加公平，非农业就业人数将增加，而那些有潜力为投资者提供回报的公司将有机会获得它们成长需要的资本。这完全符合城市化加速的趋势，并与包容性增长的目标一致。
我们预计未来五年，将看到大量民营成长型企业寻求上市机会，而对上市条件的考量和选择，将直接受到它们早期投资和所有权关系的影响。一个关键问题是，高速成长的民营公司会优先选择什么样的市场，而这些选择将对A股市场、香港市场和海外市场产生怎样的影响。
危机后的一个主要变化是，资本大量涌向亚洲，特别是中国。政府也许更倾向于通过鼓励中国企业进行海外上市来吸收境外投资，而不是让这些资金以外国直接投资的方式进入中国。
但是，我们预期，中国及其他地方将出台一系列法规调整，这些调整将导致资本流动、跨境上市及两地上市领域的快速变化。法规变化可能涉及类似纽约证券交所要求的两地上市股票可互换和兑交的内容，有些内容会与当前中国证券和货币政策的规定不一致。
大量货币争端显示，海外上市意愿将下降，因为收益率会降低，比如人民币对美元。但随着IPO市场变得更加复杂，货币价值只是若干财务决定因素中的一个，而财务决定因素也只是众多考量因素之一。总体而言，我并不认为中国将与全球金融市场“脱钩”，中国企业全球上市的机会将增加，而外国资金进入国内的投资机会也将增加。
中国A股市场的供求动态值得关注，比如，大量在岸人民币基金转投pre-IPO，是否会导致A股市场IPO数量飙升和投资者流动性紧缩。这将产生两个影响。
其一是向更多离岸投资者开放A股市场。已有迹象显示，现有QFII的扩容将成为可能，而新的“小QFII”将允许香港的人民币持有人购买A股股票，以及QFLP将允许外国LP投资本地基金、信托和其他控股实体。这些可以被看做更进一步开放的先兆。
另一方面，由于越来越多企业想要上市，国内资本市场将面临进一步开放IPO的压力。人民币基金趋于主流，意味着更多的金融并购活动将发生在境内。如果人民币基金要通过IPO退出，根据现行规则，国内A股市场将是它们惟一的选择。
如果供给的增加削弱了新股发行的支持力度，如果IPO的市盈率不断降低，我预计政策和市场都将做出反应。监管机构不会允许创业板遭受弱市的质疑。一个反应可能是，即便面对强劲需求，也只批准少数企业上市以限制供应方；另一个政策变化可能是，更进一步开放中国香港投资者或外国投资者的机会，以增加需求方。
企业对A股市场削弱的反应则是，返回美元或港币基金，并使用更多离岸手段达到海外上市的目的。
非金融的因素也支持中国公司在海外上市。许多公司仍然对海外上市感兴趣的原因是：一、寻求海外收购，全球化的货币资源有利于对好机会进行更快捷的收购；二、全球上市可带来好的声望；三、公司可以通过资本来源多样化，在波动而充满风险的全球经济中达到更高的稳定水平。
香港股市会率先感知大陆基金活动改变对IPO的影响。其中最不可预知的是港币及其钉住的美元的未来。其变化将极大地改变在香港上市的决定因素。德勤PE峰会调查问卷的一个结果显示，超过95％的高级PEI专业人员认为，这个市场将被人民币基金所主导，由此对香港市场产生的影响要延续到2012年。
这个影响的本质取决于港币如何被管理，以及大陆－香港人民币跨境股票和债券投资的相关条例。从另一个前瞻性角度看，如果允许港币随着美元上下浮动，那么香港恒生股市将紧密追随大陆A股市场，改变市场选择的基石。
总体来看，未来几年大中华区金融业务发展呈现繁荣前景。这个多样化和自由化的进程正在进行中，亦是中国下一阶段成长的重要一步。我相信，它将有潜力实现这些成果，那将 “撼动世界”，正如中国在近几十年卓越的改革成果一样。□
多元化进程加快
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金融业已从一家依照中央预算分配资源的银行发展成为一个极其复杂的跨业竞争的“战场”。当然，这个进程是循序渐进的。最初阶段先成立了四大银行——工、中、建、农，并赋予了它们不同的使命——给主要工商业经济提供贷款，与全球金融体系互动，实施重大的政策导向性投资，以及支持规模宏大的农业经济。
中国金融业多元化的过程并不限于银行。改革的第一个十年，信托和投资公司开始出现，城市商业银行开始在全国和省级范围扩张。
在上世纪 90年代，新银行、新保险公司和投资基金也不断涌现。这些发展造就了一部分信托投资公司和银行的繁荣，当然也引发了一些问题；但基于改革带来的深刻变化和快速增长，这个进程总体而言是顺利、稳定和可靠的。
金融危机后，由于行业政策放宽，以及新市场力量和参与者的出现，中国金融业加快了多元化进程。
资本链上涌现了一大批新的参与者。各种各样的基金和信托产品层出不穷，将资金分配到经济的各个角落——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以及中小企业发展。相当大的一部分流动性被注入到金融系统中来刺激经济增长。
这些新的资金提供者往往是国有企业，它们通过已经设立的投资基金和资产管理公司，对各种投资主体提供资金支持。其他基于地方公共资源或私人财富的基金在过去五年也大幅增长。2009年三季度合伙人和股权投资基金政策的松绑，更是促进了国内和海外人民币基金的迅猛发展。
市场上的金融机构也日趋多元化，同时，相当一部分国内投资资金的流动在很大程度上并未受到监管。2010年上半年，人民币基金的发展速度差不多是2009年上半年的三倍，令许多观察机构出乎意料。作为人民币私募基金的信托公司也在市场上扮演重要角色，通过从大型国有银行取得证券化的贷款，推出新的金融产品。
对境外金融投资者的门户更加开放，包括开放新行业领域和进一步放宽已开放行业。多个政府公告也在推动这方面的讨论。比如，2010年4月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以及2010年5月国务院发布以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为重点的“新36条”。
整体而言，这些变化表明，中国对跨境资本的依赖正在减少，对国内资金的依赖在加强。这种趋势将维持多久、未来五年将产生何种影响，对中国的金融业整体发展至关重要。
人民币基金渐成主流
德勤每年都会在几个资本流动的重要国家进行私募股权信心调查。这项调查的大部分受访者为国际投资基金管理人。在今年的调查中，他们中的大多数认为，有限责任合伙人(LP)的利益将增加或维持强势，从而计划推动更多投资活动，并预测交易规模会有适度增长。但另一方面，他们预期，投资并不会如中国政府期望的那样持续向二线城市转移。
就对所投资行业的取向而言，超过40％的受访者认为，对消费品、零售和矿业、能源行业兴趣最浓。
调查中最重要的一个发现是，人民币基金的上升趋势。当被问及未来哪一类投资者会最活跃时，2009年，36％的受访者认为是外国私募基金经理人，而2010年，该数字跌至9％。换句话说，受访的管理者认为人民币基金将完全主导未来几年的投资活动。与之相关的是，94％的受访者表示，预计首次公开招股将是主要的退出模式。
以2010年4月浦东发行试点规定为起点，外资人民币基金的监管框架历时数年终于成形。《外国企业或者个人在中国境内设立合伙企业管理办法》（合作办法），于2010年3月1日生效。
如今，多个县市政府争相设立人民币基金，新的本土规定凸显各城市间的机遇差异，如上海浦东、北京、天津和重庆。但是这些地方性新法规与国家合作、投资和货币政策的一致性与矛盾性尚待探究，这使得人民币基金的前景令人困惑但又引人入胜。
迄今为止， 100多个人民币基金已筹集91.3亿美元，占(2010年至今)所有以中国为重点的私募基金集资额的77％。根据Preqin的数据，截至2010年6月，总值853亿元人民币（125亿美元）的18个基金已售予投资者，较2010年初增加了67.9％。
在人民币基金快速发展的同时，外币基金则面临监管和市场的挑战。截至目前，外资经营的人民币基金已募集约238亿元人民币（35亿美元），其中2010年募集资金达151亿元人民币（22.2亿美元），即过去三个季度，仅募集到所有外资管理人民币基金的64％资金。
人民币基金种类繁多，由国际基金经理人管理的人民币基金与急速增长的纯国内基金在多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国内基金行动迅速、尽职调查时间短、文书简要，并需要可靠性承诺，与外资管理的人民币基金依据法律框架相比，其更多依靠的是关系。外资人民币基金的策略多样，有的侧重单一地区的单一人民币基金，有的则看重在多个地区与稳健的本土机构合作。
信托私募开放
信托就像中国改革一样由来已久，可追溯到1979年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CITIC）的成立。经历将近30年的摸索和起伏式发展后，中国银监会于2007年建立起中国目前的信托模式。这一模式颇具中国特色，信托融合了理财、银行业务、私募基金等诸多功能。
按照设计，只有高净值的个人和公司才允许加入信托融资。个人投资者人数最多不超过50人，但对公司投资者没有数量限制。政策的目的显然在于为资金提供专业化的投资渠道。
2007年三季度，银监会颁布规定，明确允许外资参与投资信托，比例最高为20％，但对多名国外投资者总共持有信托权益的总额未设上限。但是，国外投资者最多只能投资两家信托，且必须有最低10亿美元的资产认证方能进入。此项政策放开后，境外投资者数量激增。
我们对中国私募基金进行分析时发现，信托与外资人民币基金极为相似，能够快速运作资金、免除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繁琐程序，并可在项目中吸入当地资本，投资方式可直接投资信托，也可与信托共同投资。
但信托在某些领域更加灵活，因为它们可进入一些不对私募基金开放的行业，比如金融和房地产。信托在这些行业中可以出售金融产品、发放贷款、直接投资、借贷资金及承销证券。
中国信托业长久的混乱引发了更为严密的监管，其监管措施直指信托公司相对自由的市场空间。2010年下半年，中国试图收紧房地产开发贷款，商业银行减少了贷款量，但信托却没有。在该年度上半年，信托产品就房地产发放了667亿元人民币的贷款，比2009年全年增长65％。
银监会察觉到房地产潜在下滑的巨大风险，敦促信托业对其房地产风险敞口进行压力测试。在最近的监管举措中，银监会详查了商业银行信贷证券化的情况，这些贷款通过信托售予投资者，可将银行的高风险贷款转移到资产负债表外。
如同境外私募基金管理下的人民币基金一样，外资信托与国内独资信托的未来发展方向仍不明朗。但它们很可能成为现金充裕的国有企业实现资产配置多样化，降低高风险领域敞口，提高回报率的重要渠道。
因具备此功能，尽管有不可避免的政策波动，它们将继续扮演自身的角色并不断发展。初期，它们可能为海外基金提供切实难得的机会，使其得以进入中国经济中某些更具吸引力但也更隐蔽的领域。同时，20％的投资上限制约了凭借合法权利、通过信托活动控制国外投资者的力度，并引起各投资方对于彼此关系的慎重考虑。
资本市场新趋势
包容性增长战略的实质是改变中国未来的增长模式，使之可涵盖更多的地域，更多的行业，以及更关注民生。从这个角度看，没有哪个行业能比金融业对此更具意义，也没有比金融业多样化和自由化更重要的实现途径。
通过多样化和自由化，资本配置的效率会提高，创新和创业的回报将更加公平，非农业就业人数将增加，而那些有潜力为投资者提供回报的公司将有机会获得它们成长需要的资本。这完全符合城市化加速的趋势，并与包容性增长的目标一致。
我们预计未来五年，将看到大量民营成长型企业寻求上市机会，而对上市条件的考量和选择，将直接受到它们早期投资和所有权关系的影响。一个关键问题是，高速成长的民营公司会优先选择什么样的市场，而这些选择将对A股市场、香港市场和海外市场产生怎样的影响。
危机后的一个主要变化是，资本大量涌向亚洲，特别是中国。政府也许更倾向于通过鼓励中国企业进行海外上市来吸收境外投资，而不是让这些资金以外国直接投资的方式进入中国。
但是，我们预期，中国及其他地方将出台一系列法规调整，这些调整将导致资本流动、跨境上市及两地上市领域的快速变化。法规变化可能涉及类似纽约证券交所要求的两地上市股票可互换和兑交的内容，有些内容会与当前中国证券和货币政策的规定不一致。
大量货币争端显示，海外上市意愿将下降，因为收益率会降低，比如人民币对美元。但随着IPO市场变得更加复杂，货币价值只是若干财务决定因素中的一个，而财务决定因素也只是众多考量因素之一。总体而言，我并不认为中国将与全球金融市场“脱钩”，中国企业全球上市的机会将增加，而外国资金进入国内的投资机会也将增加。
中国A股市场的供求动态值得关注，比如，大量在岸人民币基金转投pre-IPO，是否会导致A股市场IPO数量飙升和投资者流动性紧缩。这将产生两个影响。
其一是向更多离岸投资者开放A股市场。已有迹象显示，现有QFII的扩容将成为可能，而新的“小QFII”将允许香港的人民币持有人购买A股股票，以及QFLP将允许外国LP投资本地基金、信托和其他控股实体。这些可以被看做更进一步开放的先兆。
另一方面，由于越来越多企业想要上市，国内资本市场将面临进一步开放IPO的压力。人民币基金趋于主流，意味着更多的金融并购活动将发生在境内。如果人民币基金要通过IPO退出，根据现行规则，国内A股市场将是它们惟一的选择。
如果供给的增加削弱了新股发行的支持力度，如果IPO的市盈率不断降低，我预计政策和市场都将做出反应。监管机构不会允许创业板遭受弱市的质疑。一个反应可能是，即便面对强劲需求，也只批准少数企业上市以限制供应方；另一个政策变化可能是，更进一步开放中国香港投资者或外国投资者的机会，以增加需求方。
企业对A股市场削弱的反应则是，返回美元或港币基金，并使用更多离岸手段达到海外上市的目的。
非金融的因素也支持中国公司在海外上市。许多公司仍然对海外上市感兴趣的原因是：一、寻求海外收购，全球化的货币资源有利于对好机会进行更快捷的收购；二、全球上市可带来好的声望；三、公司可以通过资本来源多样化，在波动而充满风险的全球经济中达到更高的稳定水平。
香港股市会率先感知大陆基金活动改变对IPO的影响。其中最不可预知的是港币及其钉住的美元的未来。其变化将极大地改变在香港上市的决定因素。德勤PE峰会调查问卷的一个结果显示，超过95％的高级PEI专业人员认为，这个市场将被人民币基金所主导，由此对香港市场产生的影响要延续到2012年。
这个影响的本质取决于港币如何被管理，以及大陆－香港人民币跨境股票和债券投资的相关条例。从另一个前瞻性角度看，如果允许港币随着美元上下浮动，那么香港恒生股市将紧密追随大陆A股市场，改变市场选择的基石。
总体来看，未来几年大中华区金融业务发展呈现繁荣前景。这个多样化和自由化的进程正在进行中，亦是中国下一阶段成长的重要一步。我相信，它将有潜力实现这些成果，那将 “撼动世界”，正如中国在近几十年卓越的改革成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