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大燕京学堂的方案里，“国际化”是一个被反复提及的关键词。它融手段与目的于一身，既是改革纲要—“面向全球青年精英”，招收百分之六十五的外国学生，英文教学，住宿式学院，预算比照“哈佛大学的标准”……又是理想蓝图和完成后的状态，用时髦的话说，叫“愿景”。
　　“国际化”的流行，不过几年。早些年头，中国大学的通行说法叫“和国际接轨”，虽然指称的概念上了档次，内容却一袭其旧。如果仔细咀嚼其中细微的心态差异，“和国际接轨”或还带有一丝被动、落后的意味，那么“国际化”则因为站在纵览中外大学发展规律的制高点上，而多了背水迎战的决心。简言之，“国际化”是二十一世纪大学的公理，是“赶超型大学”唯一能够搭上的末班车。
　　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不仅有它实践上的ABC，也有它理论上的建构。当国际化的话语脱离了其产生的历史语境，它就成为具有霸权性质的秩序、规范。中国的大学正是以此为镜，在凝视镜中那所理想大学的同时，也产生出对“国际化”的匮乏，这大概就是燕京学堂宣称要将“主体性”和“国际化”相结合的原因。
　　国际化果真如此不言自明吗？让我们打碎这面镜子，看看镜子后有什么。
　　诚然，美国的大学正在经历一场名为“国际化”的疾风骤雨，从社区学校招收的大批留学生，到一批公立或私立大学相继在西亚、南亚和东亚建立卫星校区，开设合作学位项目，变化尚未完成。其中最引人瞩目者当属纽约大学，这所过去的地方性大学，如今却因为激进地拥抱“国际化”而成为全球大学“开放”新尺度的标杆。国人大多了解纽约大学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合办的上海纽约大学，却未必了解其在校长塞克斯顿（Sexton）治下高歌猛进的扩张史。目前纽约大学已经在阿布扎比和上海有两所分校，这还不算因财政或生源因素已经关闭的位于以色列和新加坡的校区。而他曾经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即通过远程教育技术将分布在全球的卫星校区联结起来，使纽约大学的学生能够在全天的二十四小时内与世界同步上课。世界公民，全球课堂，至此可谓尽善尽美。
　　纽约大学的案例被写进了一本叫作《伟大的智力竞争：全球型大学如何改变世界》（The Great Brain Race：How Global Universities Are Reshaping the World）的书中。作者本·维尔达夫斯基（Ben Wildavsky）踏破铁鞋，奔波在纽约、德里、阿布扎比、上海和新加坡之间进行采访调查。他发现，学生、教师的流动正以越来越“自由”的形式实现，特别是伴随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以及新加坡、海湾地区发展出的卫星校区模式，人才流动的节点从过去的欧美中心向此外的地区扩展，流动的路线也变得更加复杂。他将这种流动称为“智力的自由贸易”（free trade in mind）。在他看来，一个平滑的全球教育市场正在为有才华的年轻人接受跨境学习提供空前的机遇。
　　然而，大学的国际化并非发生在真空中，“自由贸易”这个隐喻向我们揭示出大学国际化与全球资本流动之间的复杂关系。当学生成为付费的买主，建立海外分校这样的行为就必须纳入到市场框架下予以思考。同时，民族—国家自身角色的转型，以巨额投入打造属于自己的“世界一流大学”，也在推动后发国家主动地接纳美国式学术体制，其结果便是教育主权话语的衰落，以及另一种意识形态的兴起，它宣称“大学不单单属于这个地区和国家，也属于全人类”。国际化并没有填平中心与边缘间的鸿沟，而是在更为分散的诸多节点上不断地复制中心/边缘关系。在全球型大学的时代，越来越多具有“飞地”性质的校区开始出现。二零一三年，总部位于北京的某地产集团透过其名下的基金会，斥资两千六百万美元在美国新泽西购地，并建立了一所“普林斯顿数理国际中学”。该校的合作伙伴包括人大附中，其计划招生的一半为国际学生，这引发了当地居民的担忧。如果说这是一次“逆袭”，而斯坦福的北大中心乃至此次的燕京学堂则更像一次怪诞的自我殖民，是大学改革者引以为傲的招商引资行为。不难理解，改革者所强调的“开放”总是迎合那些使资本得到巨大—显性或隐性，经济或政治—回报的人群，对于这部分人来说，应该赋予他们更快的流动性、更低的门槛和更集中的特权。不仅如此，要保持资本的增值和利润最大化，改革应该调动那些能够直接被“品牌化”的象征—如“燕京”或者静园—却又必须掏空其内核。而要确保资本的密集投放，那么就只能惠及最精英的少数人。在向外部开放、拥抱大同的同时，却不断造就内部的隔离、分裂，这就是燕京学堂国际化的悖论。
　　当市场逻辑成为主导教育改革的强势思维，大学的国际化或许尚未培养出“世界公民”，便已沦为自身的一场噩梦。大学的管理方式正在不断向经济学靠拢：作为涉及人文学科的改革项目，燕京学堂的主事者主要来自北大的经济和管理学院，并非偶然。大学正在被“去地方化”：无论是向外扩张的海外分校还是重构内部的国际化项目，都对传统大学的想象构成挑战。应该如何看待一所大学的空间、历史、人文传统同这些飞地之间的联系？人文学科的学术研究，能否被化约成跨国企业的标准化生产，在不同的地区完成原料购买和组装？大学改革同时也在沦为一项炫耀性的媒体“景观”：燕京学堂的项目方案细节千呼万唤不出来，据说这符合“务实低调的做事风格”，但其设计效果图、网站和宣传片倒是先声夺人，美丽的“愿景”掩盖了本该严肃进行的讨论。
　　我们还可以问，驱动“国际化”改革的动力，是否本身就来自大学对内部危机的转嫁？在美国诸多大学全面国际化的背后，掩饰不住难言的尴尬。面对政府拨款急剧削减的现实，吸收海外生源或建立海外分校正在成为一项重要的经费来源。美国中西部的部分公立大学为了招收中国学生，雇佣教育中介并偿付回扣，已并非秘密。与之相应的，是美国高等教育的公共性和大学内部的民主传统正受到严重威胁，学费猛涨、学生贷款压身已经成为令政府头疼不已的社会问题。就在纽约大学大举海外扩张的同时，纽约大学约半数的毕业生背负着沉重的贷款，人均负债水平近乎哈佛大学的两倍。而正是这位被视作革新者的塞克斯顿校长，在教师看来更像一位铁腕专断的独裁者和标新立异的CEO。他仅倚重少数几位教授，却对大多数教师的意见置若罔闻，甚至在重大决策上先斩后奏，使美国大学的民主传统徒成具文。二零一二年底，纽约大学最大的文理学院为此发起了一项针对他的不信任投票，以表达对他的抗议。
　　改革本是为了兴利除弊，却引发更为深广的危机，同样的脚本在燕京学堂争议中再次上演。以“国际化”为改革旗号，以更多的高校自主权为吁求，要在既有体制之外另起炉灶，实则是既否认大学的学术传统和基层师生的主体地位，又视校内民主程序和师生应有的民主监督为无物。其结果大概可以预见，就是让极少数的教授享受“哈佛预算”水准的薪资，让极少数的“未来领袖”占用本已十分稀缺的教育资源，而不去触动盘根错节的利益机制和官僚化的行政管理，让大学的整体改革依旧步履蹒跚。
　　如同一张X光片，燕京学堂的宣传片透视出中国大学改革的普遍病理：短片中罗列了蔡元培、胡适等北大诸多杰出校友的名字，却如幽灵一般浮现在空无一人的教室、礼堂、草坪上，这样一座光洁亮丽然而无人的校园，正是奉献给国际学术精英的“特区”。纵观燕京学堂争议，作为大学的真正主体，师生们的退场/隐形是这场改革患上精神分裂的最大症候。不去触及大学所面临的真正难题，妄想通过国际化来确立一种新秩序，不过是又一种剜肉补疮的天真。
　　中国大学积弊深重，这是大家的共识，批评燕京学堂并不意味着要维持现状，回复老路。在静园改建似乎已成定局的时候，这次争议足以成为一个伤口，警醒我们去思考，大学的国际化向谁开放，由谁主导，对谁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