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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际善后救济组织在河南的卫生援建中，存在有教会与政府两股利益团体的博弈。教会势力通过多方争取援建物资、充分利用救济物资和社会服务机会，迅速扩大其活动范围，且通过教会医院的医疗救济争取民心;南京国民政府西医界内部的派系争斗，使政府力量分散，代表“英美派”的卫生组人员对教会势力的暗中相助，导致政府卫生机构在博弈中利益受损，而地方官员的不作为和贪腐行为，加速了政府丧失民心的进程。
关键词： 国际善后救济;教会医院;公立医院
中图分类号：：K2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18）09-0116-06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从1945年底到1947年11月，联合国救济善后总署（以下简称联总）在我国遭受战争创伤严重的地区曾经开展过善后救济活动。在这段历史结束后的70年间，国内外学者对此问题的关注度逐渐增多。既有研究成果中，國外学者对救济活动多赞美之词，国内学者的态度则总体上有从否定到肯定的倾向，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史料的逐渐公开与丰富，以及学术研究氛围的活跃，一些学者在研究中过多地肯定其积极作用和社会意义 ① 。笔者认为，单纯的否定与过分的肯定都是片面的，持否定态度者或受意识形态影响，认为它并未改变当时百姓贫困灾难的现实，或认为国民党挑起的内战让救济成效丧失;持肯定论者中，多数学者仅看到了史料叙述与数字记载的表面，而没有结合当时场域，在人、事及其相互关系中考量呈现于我们面前的文字。对此，笔者愿在学界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发生在河南的卫生援建活动为例，重点考察在援助物资的接收、分配与利用过程中，主事方不同团体和派别的目的、态度以及救济效果，以便从历史的近真处思考它带给我们的鉴戒，也为全面评价战后国际善后组织的救济活动提供另一个视角。
一、国际善后救济组织在河南的卫生援建
战后的河南，恢复和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尤为急迫。一方面是十多年的日本侵华战争造成的亟须医疗救治的穷困百姓。据1946年行政院调查统计，河南“被灾受伤人数2399398人，被灾死亡人数802256人，被灾逃亡人数5671667人，被灾待救人数86123324人”。 ② 另一方面是战争结束后亟待返乡的逃难人员，他们或贫病交加，或体质羸弱，疾病抵抗力极差，一遇传染病发生，很容易造成大面积流行。与此同时，河南原有医药卫生机构几损毁无余：省立医院前院门诊部满目疮夷，尽是战壕，后院病房楼内空无所有，留残破空床数架; ③ 各地县立医院有的毁于战火，业务停顿;有的缺医少药，生存艰难; ④ 教会医院也多数受到冲击和破坏损毁严重 ⑤ 。卫生技术人才缺乏，医疗器械紧缺现象也非常严重。据分署初步统计， “全省医师不足百人， 病床不满三百张，药品器材，一空如洗” ⑥ 。因此，尽快恢复各地医疗卫生机构，改善百姓医疗卫生条件，加强疾病预防成为摆在联总河南分署面前一项急迫的工作。利用这些救济款项和物资，河南分署在协助地方恢复和新建医疗机构、开展疾病预防等方面做出了一定的努力。按照《善后救济分署组织条例》规定，河南分署卫生组的工作包括配合遣送难民返乡、防止疫病流行、协助接收复员、恢复原有医事机构、医院及产院、药厂试验所，并加强保健工作，促进国民健康，增进国民营养，扩大卫生宣传，奠定公医制度，以至发展医事教育，设立医事人员训练机构，充实训练设备等。实际上，因头绪繁难、物资及技术人员有限，两年多的卫生救济，主要集中在下述两个方面。
第一，恢复和新建医疗卫生机构。在省级层面，根据当时卫生状况和百姓需求，分署首先决定在郑州新建河南省立第二医院 ⑦ ，在开封新建一所传染病院。这样，连同省立第一医院、河南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河南共有4家省级医院。在地方，分署依当时河南省规划的12个行政专员区为域，决定在各区修建区公立医院1所，每所医院补助修建费5000万元（法币）、以工赈方式捐助面粉若干、配备病床50张，“另又配给普通药械之合格医院十个”。 ⑧ 总之，连同其他一些县立医院和教会医院，分署先后补助复员医院51所（其中100张病床3所、50张病床者24所、25张病床者24所）。 ⑨
第二，开展传染病预防和救治工作。在传染病预防和救治方面，分署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为改善返乡难民居住环境，预防和控制疾病，分署在郑州成立灭蝇总队，在陕州、信阳、许昌、洛阳、开封等铁路沿线和黄泛区设分队，免费为工地工人及一般贫苦病人诊疗疾病， ⑩ 还施用强力杀虫剂DDT，为返乡难民展开灭蝇、灭虫工作;推行井水消毒、厕所消毒、垃圾处理等工作。 （11） 1946年夏霍乱流行时，分署在开封、郑州、商丘等交通要地开展防疫抢救工作，向市民普遍注射防疫，共治疗1082人次（民权、开封等地报告不全未统计）。 （12） 同时，分署又协助省卫生处“择定北城跑马场地址为省立传染病院” （13） ，先后共治愈1082人（不包括民权、兰封两地），注射霍乱疫苗178560人次。 （14） 为控制黑热病传播，分署配合省卫生处设立了黑热病防治所，组建2个防治工作队，利用省立医院、许昌信义医院、公谊救护队以及其他教会医院的力量，分赴各区从事治疗工作。 （15） 为预防天花，分署也多次派人携带药品医械、防疫痘苗到各地协助防治，“总计发放痘苗13560打，计接种486720人” （16） 。
毋庸讳言，在战乱初定，百姓深受疾病困扰，政府救助无力的情况下，国际善后救济组织在河南的卫生援建活动，使河南省能够借用外力，尽快修复和新建医疗卫生机关，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百姓的医疗条件;他们开展的传染病预防注射等工作，部分缓解了疫情肆虐的状况。但是，如果将这些呈现于我们面前的史料置于近代中国历史大的社会背景中，结合主持和参与这场活动的人、事及其相互关系具体审视那段场景时，会发现真实的历史并未如政府人员工作汇报那么简单，隐藏于文字记载背后的，是政府和教会力量的分歧与利益博弈。 二、卫生救济中政府和教会势力的利益博弈
在善后卫生救济过程中，实际存在着代表南京国民政府和河南地方当局权益的政治势力和代表外国（尤其是美国）利益的教会势力。表面上看，两者是在协同开展各种善后救济工作，实际上，双方的目标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差异：政治势力是为了尽快稳定社会秩序，笼络民心，以为其政治和军事服务，教会团体则希望通过“慈善”活动，恢复他们因战争而遭遇挫折的在华借医传教活动，传播西方宗教文化，最终收获信徒。因此，两者利益博弈不可避免，这从河南分署卫生组人员构成即可看出端倪。
1.河南分署卫生组的组织结构与人员构成
1945年9月，联总河南分署成立。其下设赈务、储运、卫生、总务四个组，分别掌管不同事务。其中，卫生组的结构及人员构成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它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卫生物资在河南各医疗卫生机关或团体中的分配情况。
卫生组设有卫生设计及药械分配委员会、卫生顾问委员会。前者由联总驻豫办事处、河南省国际救济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处及分署各派代表组成，凡卫生业务中复员工作的推进、总署美国红十字会的药械分配、分署向行总申请专门技术人才事项等，均由该委员会决定办理。 （17） 后者由河南省政府卫生处、河南分署卫生组、国际援华会、公谊救护队、国立河南大学医学院、其他卫生医疗机关组成，其主要职责包括难民灾民之医疗救济及卫生事项、善后总（分）署拨补河南药品器材分配事项、关于流行病之防治事项、关于地方病之防治事项、关于妇婴卫生、环境卫生、卫生教育事项以及其他卫生医疗事项。 （18）
比较而言，在卫生组的两个委员会中，卫生顾问委员会的管理事项更加具体，决定着救济物资分配的对象，以及各被救济者所获物资种类和多少，因而，它的人员构成微妙而复杂。从人员来源看，组成该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分别是国际援华会专家柯烈然 （19） 、公谊救护队队长罗明远 （20） 、卫生组主任兼卫生业务设计及药品分配委员会主席张汇泉、河南大学医学院院长张静吾和河南省卫生处长史国藩等。这些人员分别来自不同的阵营，也代表着不同的势力：委员柯烈然是一名技术人员，此身份使他在委员会中态度相对客观;委员罗明远则是长期在华借医传教的加拿大传教士，其所在的华美医院负责筹集国外各种卫生物资，“并向中牟、沁阳、洛阳等地延伸，扶持当地教会医院” （21） 。因而，他有着特殊的使命。但行总和国民政府委聘的、本该代表政府利益的人员则各怀其意，力量分散：卫生组主任张汇泉毕业于英、美、加拿大等传教士创办的齐鲁大学医学院，副主任何思惠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医学院，二人不仅同属当时国民政府西医界内部的“英美派”，而且因与教会组织的特殊关系，对教会医院颇有偏向。 （22） 而委员张静吾系留德医学博士，河南大学又一向是“德日派”的牢固阵营，故与毕业于日本医学院的省立第一医院院长上官悟尘被视为“德日派”。两派长期互相排斥，芥蒂很深。 （23） 史国藩是河南省主席刘茂恩的嫡系，而刘又是当时多方势力企图打击的对象， （24） 因而史國藩只图自保，少有作为。由此可见，教会势力明有罗明远的极力争取，暗有张汇泉等人的支持和照顾，因而在竞争中明显占有优势。
2.卫生物资、技术人员培训在政府和教会双方分配实况
政府和教会势力的利益博弈，首先反映在卫生救济物资的分配上。
一是在卫生救济对象的选择上，政教双方占比不一，救济额度也有差异。联总第一批运豫物资到达后，卫生组经过讨论认为，“大量药械尽先分配于日前能展开工作之卫生机构” （25） 。在他们看来，所谓合格医院，是指有合格医师、适当院址及经济来源者。 （26） 最终受到救济的是3所省级医院、12家区卫生院和11所教会医院 （27） 。到1946年底，全省110多县中，接受分署药械的各级各类单位共106个，教会医院在受援单位数量中，占有近1/5的比例。 （28）
二是政府与教会医院接受卫生物资的数量及实用性时有差异。据1946年2—6月份领用痘苗数统计，公谊救护队领用3500打，而各县卫生院中，除天花疫情严重的镇平、淅川、信阳三县各500打外，其余则一百或二百打，许昌、宝丰仅分别40、50打; （29） 霍乱疫情爆发时，河南省卫生处所属全省卫生机构配发霍乱疫苗仅910瓶，而17所教会医院配发数量是510瓶。 （30）
三是在其他救济物资的配发中，政教双方也区别明显。如1947年救署配发一批美国红十字会的工赈面粉，接受工赈面粉者无一例外是教会医院。 （31） 救署还发放大批营养品给各地医院，通过他们配发给住院的结核病病人、产妇、孕妇、胃病患者以及营养不良的病人。但是，在配送各单位的营养品中，除救署成立的卫生工作队领有少量脱脂奶粉、奶油或羊奶外，大量的奶粉、奶油、罐头食品均被分配给各外国传教士在华开办的教会医院。 （32）
另外，在卫生技术人才培训方面，教会也占得绝对优势。1947年，分署决定在许昌设立化验员训练班，培训卫生技术人才。第一期共招收17人，其中“教会医院保送7人，省卫生处附属机关保送4人，其余6人系本署招考者”。 （33） 可见政教双方对此种培训活动的重视程度，以及争取到的不同效果。
总之，正如当时卫生组成员郭作范所言，因派系分歧、政教双方行为动机有别，政府委任的卫生组主任、副主任竟然“在分配医疗器械和药品时，他们总是偏向教会医院，因教会医院多系美国办的”，“结果总是教会医院多分，或者分好的东西”。 （34） 政府所办医疗卫生机构往往连平均分配也不可能。其实，何止是物资，教会争取的，是一切可以加快其发展的机会。
3.政府和教会势力服务百姓的差异 争取救济物资，只是外国教会势力在华“积极”参与善后工作的第一步，如何最充分地利用救济物资，最广泛地接触和争取民众，以收获其“灵魂”，“教化”其言行，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而在这一点上，政府远逊于教会势力。
一是双方对救济物资的利用方式不同，在百姓中产生的影响不一。在利用卫生物资以救济疾患时，多数教会医院能坚持行总要求的“有门诊者至少应有三分之一免费义诊;有病床者应有五分之一病床为完全免费住院病床，并优先供给灾区赤贫病人” （35） 的规定，有的免费比例更大，如郑州华美医院无论穷富一视同仁，医院“每天由李德瑞从铁门窗向外撒牌子，抢到牌子才能挂号” （36） 。虽然这种方式会导致有的病人几天也抢不到牌子，不能挂号看病，但免费治疗对穷苦患者具有极大诱惑力，医院声誉远播。而在政府创办的医院，享受免费救治是有条件的。如开封的省级医院规定，接受免费住院治疗的病人，“义民须有义民证，贫民须有保甲长或警察局或慈善机关之证明，并经本分署派员调查属实者” （37） ，方可填写入院许可证，接受包括食宿、手术、医药在内的免费治疗。这实际将真正的穷困者排斥在外，省立医院也未能完全执行免费治疗标准，何况其他地方医院？
二是双方活跃的“现场”不同，接触百姓的范围有差距。教会人员不仅在医院进行疾病救治，也积极争取到各地开展社会服务。1946年，河南受到黑热病肆虐。河南省卫生处与救济分署组织设立了8个黑热病防治队，实行各队分区负责防治的办法。在8个分区中，教会人士实际参与5个，且活动范围之广，几乎遍及整个河南。 （38） 在这场对于黑热病的分区防治中，政教双方表现出来的“热情”显然有区别。教会最希望的，自然是通过这些社会疾病救治和预防工作，最广泛地接触和争取民众，以为其后的宗教活动服务。
三、善后救济中政府和教会势力博弈结果
政府和教会势力博弈的结果，透过双方医院发展的情状，可以得到直观的展示，而政府官员的不作为与贪腐行为，则导致本已不平衡的天平最终失衡。
1.政府和教会医院发展状况对比
由于河南分署在物资与经费等方面的倾向性分配，多数教会医院得以快速恢复和发展。如“公谊救护队雇用的医护人员职工绝大部分留院工作”，医院“有医师12人，护士12人，药房、化验、工人15人，护校校长1人，护生8人。雇用人员工资除伙食包干外，护士每月700斤小麥，工人每月280—300斤小麦不等。病床最初有5张，后增加到20张，门诊每天挂号初诊150人，复诊不限”。 （39） 公谊救护队在中牟县创办的“以防治黑热病、伤寒为主要任务的‘公谊医院’” （40） ，“院内设有内科、外科、X光室、药房等科室。设有病床25张，每日门诊约200人次。医护人员多来自英、美、意、新西兰等国，也有一些中国人”，是中牟县的“著名”医院。 （41） 一些教会医院发展甚至超过了战前的程度，如美国安息会的郾城卫生疗养院战前有病床70张，1946年6月，“设病床80张” （42） 。南阳天主教堂开办的公教医院“从联合国救济总署得到所拨钢丝床、药品等物资四汽车，南阳公教医院一时成了装备最优，技术最强的一家医院” （43） 。由此可以窥见这些教会医院的发展状况。
在传教士看来，教会医院不仅是救治躯体疾病的地点，也是“救赎”百姓心灵的场所，在“疗灵”与“疗身”的交互运用中，许多百姓慢慢改变了对宗教的认识。 （44）
各地方医院则少能做到发展。由于所获救济物资较少甚或没有，更兼战乱、贫困等原因，虽经多方努力，政府开办的公立医院虽然多数开始运营，但资金紧张、药品短缺、设备简陋的现象普遍存在。如分署援建的12家区立医院中，淮阳、兰封两区院舍始终未能建成;已建之医院，也发展缓慢。如在禹县（今禹州市）筹建的河南省第一行政区公立医院，“日门诊量约60—80人次”，且“住院的多为吸毒戒烟者”。 （45） 在商丘援建的第二行政区公立医院更只有“床位30张”，前往就医者寥寥。 （46） 郾城县立医院只有病床15张，仅“部分药品从河南救济署漯河仓库领取” （47） 。荥阳县（今荥阳市）卫生院“医疗器械”有显微镜一台，余者为手术刀、外科剪子、止血钳、听诊器、体温表等。少量西药，无中药，所以日常工作主要是施种牛痘。 （48） 所以，连卫生组主任张汇泉也不得不承认，“各教会医院之复员，远较省县立者为远” （49） 。
2.政府官员的不作为与贪腐行为，最终导致政府民心丧失
尽管政府公立医院和教会医院发展有差异，服务态度有区别，但从表面看都是在为百姓治病，而地方官员的不作为和腐败行为，则让百姓无法容忍。
首先，省卫生处空言不作为，让社会人士寒心。卫生处是河南省在抗日战争时期成立的专门管理全省卫生行政的政府机关。在百废待兴、卫生事业关乎百姓生死存亡、又影响地方生产和社会秩序的大局面前，它的作为是非常关键的。但是，卫生处处长却徒有空言少有作为。如1946年11月20日，史国藩在其专门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宣传其“业绩”时，宏篇大论地报告了卫生处一年的工作成效 （50） ，还制定了洋洋洒洒、规模恢弘的《豫省推行卫生建设卫生处拟定五年施政计划》 （51） ，但钱由何处出，人由何处聘，如何组织与实施，一切皆无。1947年《大河日报》评论员即在社论中不无担忧地提醒卫生行政负责人“要努力争取经费的增加，因为西洋有句名言：‘公共卫生是买来的’，没有充裕的经费，再好的计划只成表面文章，徒予人以‘只说话不办事’的不良印象” （52） 。言语中的针对性明白不过。
其次，省卫生处官员的贪污腐行为，恶化了政府与百姓的关系。善后救济物资是济困救危的宝贵物品。但是，许多药品不是用到了百姓身上，而是落到药侩手里，或是地方土豪劣绅手里。这是最不能令人容忍的。1947年6月，《申报》曾有人撰文，揭露河南卫生处长史国藩在抗日战争期间倒卖国际红十字会运来药品;于善后救济物资，“救济分署亦常常以药品交付该处配发各县，但各县来人具领者，率多怅然而返，即如盘尼西林一项，救署原定非卖品，曾以八百支交付该处，免费注射病人，今已不知去向，而其他药物之损失，更无法以数字计” （53） 。为此，河南专门组织清查团，商讨工作步骤后，直奔卫生处，但是，在知情者唆使下，司库曹焕章已弃职潜逃，且“在逃跑前曾以十八箱药品交广济大药房代卖” （54） 。该案最后的结局，竟是因“药库司药曹焕章前日逃逸”，“料长孙涵及秘书冀毅志均吞吐含糊，支吾其词”，清查团只好“将药库封存，将现有之领发药品登记证八册带走”去核对。 总之，一边是教会势力到处活动，扩大教会医院的力量，充分利用教会医院医药、技术及资金优势，吸引患者，帮助他们解除身体病痛，并给予精神的“抚慰”，一边是地方医院艰难求存，政府官员却贪污救济物资以自肥。面对政府官员如此大胆贪污与贩卖救济物资的行为，急需药品以救命的老百姓能怀感恩之情么？因此，无论政府官员在百姓面前说得再动听，百姓内心的秤砣是看着其行为与成效的。
四、余论
客观而论，联总在华救济工作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百姓的许多苦痛，对社会秩序的恢复和各项建设工作的开启，具有积极意义，但它的政治意味不容否认。虽然它是一个半官方半民间的组织，不具政治色彩。但实质上，救济的输出方主要是美国，而美国积极参与的原因，一方面是希望通过“亲善”“友好”的救济活动，将因贸易停顿引起的物资过剩问题有效缓解以便设计更长线的“友好合作”计划。另一方面是以美国为首的英、美等西方国家希望通过这种形式，在受援国民众中渗透其意识形态及文化。尽管许多外国传教士在救济工作中付出了大量的精力，有的甚至牺牲，但他们的最终目的是宗教传播与文化渗透。
对国民政府而言，争取到联总的救济物资，对稳定社会秩序、恢复民力、发展生产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国民政府内部的派系争斗，却使各派系将此视作为自我及小团体谋利益而打击异己的时机，最终，国民政府大肆鼓吹的国际救援大打折扣，非政府势力的教会组织成为利益博弈的赢方。绝大多数百姓并未真正享受到国民政府救济带来的利益，而是从中看到了政府官员的真实面目。所以艾什顿·格沃特金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一书中叹曰：“联总的工作使中国人受益匪浅，解除了无数人的痛苦，拯救了千百万人的生命，但它对于人们的情感以及政治事态的发展却并未产生任何持久的影响。” （55） 这句评语是比较中肯的。
注释
①国外对国际善后救济组织活动的研究，主要是有乔治·伍德布里奇（George Woodbridge）出版的资料整理性著作《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史》（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0年）;随后，艾什顿·格沃特金在《欧洲的重组》（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雷蒙·邁尔斯（Ramon H. Myers）的《现代中国经济》、乔治·魏（George Wei）的《中美经济关系（1944—1949）》（美国西港格林纳达出版社，1997年）中，都专章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国内学者对该问题的关注与研究中，丁文治《联总物资与战后中国经济》（上海六联印刷公司出版，1948年）充分肯定了联总对华援助的积极作用。2004年左右，王德春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与中国（1945—1947）》一书以及他的多篇论文，集中研究了该机构产生的动机、目的、使命及在中国的积极作用，认为“这种精神实在难能可贵”。陆远权、赵钢印、张志永、马俊林、周蕴蓉、李思祥等也对战后国际组织的善后救济活动进行了梳理，肯定了其积极意义，张文认为这场救济是迄今为止我国从国际社会获得的最大的一次无偿人道主义援助（《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收复区善后救济工作述评》，《历史教学问题》2002年第3期）。另外，胡杰：《国共两党批评联总援华活动的政治动因分析——对一种“殊途同归”现象的再解析》（《民国档案》2010年第2期）在肯定救济行为的基础上，将影响救济效果的原因归结为：有限的经费因行总本身的腐败而被浪费，通货膨胀更使支付能力大打折扣。该文看到了问题的另一面，惜未深入组织内部进行研究。
②《本省各项被灾损失统计》，《大河日报》1946年7月12日。
③河南省立医院从1933年开始扩建，到1934年11月完成，医院建有可容纳120张病床的现代化病房大楼，还购买有两架显微镜、人工太阳灯、X光机、透热器等医疗设备;设有内科、外科、耳鼻咽喉科、皮肤花柳科、眼科、妇产科、理疗室、产室、保健科、药房等科室，药品种类共500余种（资料来源于，河南省立医院年报编辑部编：《河南省立医院年报》（1935年），关于河南省立医院的建设状况，笔者拟另文专门进行研究）。
④截止到1937年，河南省仅有省立医院和河南大学附属医院两所省级医院，县立医院虽然有72家，但大多数因陋就简，离卫生署要求的县立医院标准还远（数据源于，金宝善，许世瑾：《各省市现有公共卫生设施之概况》，《中华医学杂志》1937年第23卷第11期）。但战乱期间，许多县立医院院舍被毁，人员逃散，仅有的医疗器械也丢失殆尽。
⑤如美国基督教差会派遣的施更生医生主办的信阳大同医院，四周围墙及院内界墙一百余丈损毁，各科室之医疗器械、铁床、木器家具以及一切应用物器不下数千件，搬运一空。门窗玻璃破坏大半，药品原来损失罄尽（韦勤：《豫南大同医院始末》，政协信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信阳文史资料》第一辑，1986年，第70—79页）。
⑥⑧（26）（29）（30）（49）殷梦霞、李强选编：《民国善后救济史料汇编》第8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27、409、27、581、585、28页。
⑦王庆尚：《河南省立郑州医院的建立经过》，政协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委员会编：《管城文史资料》第一辑，政协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委员会，1988年，第62—63页。
⑨善后救济总署河南分署编：《善后救济总署河南分署周报》，1946年12月8日，第100期。
⑩（11）（12）（14）（15）（16）（25）（27）（28）（32）（33）殷梦霞、李强选编：《民国善后救济史料汇编》第6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555、557、558—559、558、556—557、559、561、560—561、561、568—570、570页。
（13）《卫生处召开防疫会》，《大河日报》1946年7月20日。
（17）（18）（37）殷梦霞，李强选编：《民国善后救济史料汇编》第7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30—31、34、83页。 （19）羅马尼亚共产党员柯烈然（扎库夫·克兰兹多尔夫，也曾用布库尔·柯让道），任联总驻豫办事处外籍专家。
（20）罗明远（又名罗光普）是加拿大基督教新教长老会派到中国内地开拓豫北教区的“豫北七贤”罗维灵医生之子，战前曾任沁阳恩赐医院院长，开展借医传教活动，并以恩赐医院为中心，在孟县、温县、修武、获嘉、济源等地创建了闻名全国的乡村医疗卫生网。
（21）（36）（39）侯天德，刑秀英：《郑州华美医院的创建与兴衰》，郑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郑州文史资料》第三辑，郑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7年，第145、146、146—147页。
（22）（34）郭作范：《卫生战线一老兵》，郑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郑州文史资料》第二十一辑，郑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2000年，第114、114页。
（23）国民政府时期，政府内部的派系斗争很快蔓延至西医界，派系纷争激烈，其中主要是，留学英、美习医的归国人员和英美在华传教士及其在华教会医院、教会医学院培养出来的人组成“英美派”，留学德、日习医归国人员和德国传教士在华创办的教会医院和医院培养出来的人组成“德日派”。详见笔者拙作《刘瑞恒与国民政府时期西医界派系之争》（《河南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
（24）张静吾：《五十年沧桑录》，毛德富主编：《百年记忆河南文史资料大系》（政治卷）卷3，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973—974页。
（31）《本省各地慈幼机关救署配发大批救济物资》，《大河日报》，1947年2月2日。
（35）中华年鉴社：《中华年鉴》（第四册），中华年鉴出版社，1948年，第1835页。
（38）8个黑热病防治队负责的划分区域分别是：伊川、嵩县;洛阳、偃师、巩县;临汝、宝丰、鲁山、郏县（分署与许昌信义医院分区负责）;扶沟、临颍、许昌、襄城、长葛、鄢陵、禹县（许昌信义医院负责）;郑县、荥阳、密县、中牟、新郑（公谊救护队负责）;新乡、卫辉、阳武、延津、武陟（公谊救护队负责）;开封、陈留、通许、封丘、兰封、杞县（省卫生处防疫队负责）;商丘、永城、柘城、民权、睢县、宁陵（本署与其他教会医院负责）（信息源于《救署划定八个防治区域》，《大河日报》1946年9月24日）。
（40）（41）中牟县政协委员会编：《中牟文史资料》第七辑，出版单位不详，1996年，第13、198页。
（42）（47）马相林编纂：《郾城县卫生志》，郾城县卫生局，1986年，第154、155页。
（43）王利平主编：《南阳地区卫生志（1943—1984）》，南阳地区卫生局，1986年，第14页。
（44）关于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开展借医传教活动的方式及其“收益”，详见冯秋季《“疗灵”与“疗身”：加拿大传教士在卫辉的借医传教活动》一文，发表在《史学月刊》2010年第4期。
（45）禹县市人民医院院志编辑室编：《禹州市人民医院院志（1951—2000）》，禹州市人民医院，2001年，第37—38页。
（46）商丘县卫生局编：《河南省商丘县卫生志》，商丘县卫生局，1984年，第41页。
（48）《荥阳县卫生志》编辑组：《荥阳县卫生志》，荥阳县卫生局，1986年，第124页。
（50）《史处长招待新闻界报告卫生工作情形》，《大河日报》1946年11月21日。
（51）《豫省推行卫生建设卫生处拟定五年施政计划》，《大河日报》1946年11月1日。
（52）《切实推进公共卫生》，《大河日报》1947年1月20日。
（53）（54）《烈风席卷乌云 豫省积极展开肃清贪污运动》，《申报》（上海版）1947年6月18日。
（55）阿诺德·托因比与维罗尼卡·托因比主编，劳景素译：《欧洲的重组》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第174页。
The Interests Game in Postwar Henan International Rehabilitation Health Relief
Xi Wanfu Feng Qiuji
Abstract： In the health aid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rehabilitation relief organization in Henan province， there is a game between the two interest groups： the church and the government. The church power rapidly expanded its scope of activities and won the heart of common people by making full use of relief materials and social service opportunities and by seeking medical relief from church hospitals; the faction struggles within the western medical community of the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weakened the power of the government. The implicit support of the "Anglo-American" health team to the church′s power has damaged the interests of government health institutions in the game， and the inaction and corruption of local officials have accelerated the process of the government′s losing popularity.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relief for rehabilitation; the church hospital; public hospitals
关键词： 国际善后救济;教会医院;公立医院
中图分类号：：K2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18）09-0116-06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从1945年底到1947年11月，联合国救济善后总署（以下简称联总）在我国遭受战争创伤严重的地区曾经开展过善后救济活动。在这段历史结束后的70年间，国内外学者对此问题的关注度逐渐增多。既有研究成果中，國外学者对救济活动多赞美之词，国内学者的态度则总体上有从否定到肯定的倾向，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史料的逐渐公开与丰富，以及学术研究氛围的活跃，一些学者在研究中过多地肯定其积极作用和社会意义 ① 。笔者认为，单纯的否定与过分的肯定都是片面的，持否定态度者或受意识形态影响，认为它并未改变当时百姓贫困灾难的现实，或认为国民党挑起的内战让救济成效丧失;持肯定论者中，多数学者仅看到了史料叙述与数字记载的表面，而没有结合当时场域，在人、事及其相互关系中考量呈现于我们面前的文字。对此，笔者愿在学界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发生在河南的卫生援建活动为例，重点考察在援助物资的接收、分配与利用过程中，主事方不同团体和派别的目的、态度以及救济效果，以便从历史的近真处思考它带给我们的鉴戒，也为全面评价战后国际善后组织的救济活动提供另一个视角。
一、国际善后救济组织在河南的卫生援建
战后的河南，恢复和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尤为急迫。一方面是十多年的日本侵华战争造成的亟须医疗救治的穷困百姓。据1946年行政院调查统计，河南“被灾受伤人数2399398人，被灾死亡人数802256人，被灾逃亡人数5671667人，被灾待救人数86123324人”。 ② 另一方面是战争结束后亟待返乡的逃难人员，他们或贫病交加，或体质羸弱，疾病抵抗力极差，一遇传染病发生，很容易造成大面积流行。与此同时，河南原有医药卫生机构几损毁无余：省立医院前院门诊部满目疮夷，尽是战壕，后院病房楼内空无所有，留残破空床数架; ③ 各地县立医院有的毁于战火，业务停顿;有的缺医少药，生存艰难; ④ 教会医院也多数受到冲击和破坏损毁严重 ⑤ 。卫生技术人才缺乏，医疗器械紧缺现象也非常严重。据分署初步统计， “全省医师不足百人， 病床不满三百张，药品器材，一空如洗” ⑥ 。因此，尽快恢复各地医疗卫生机构，改善百姓医疗卫生条件，加强疾病预防成为摆在联总河南分署面前一项急迫的工作。利用这些救济款项和物资，河南分署在协助地方恢复和新建医疗机构、开展疾病预防等方面做出了一定的努力。按照《善后救济分署组织条例》规定，河南分署卫生组的工作包括配合遣送难民返乡、防止疫病流行、协助接收复员、恢复原有医事机构、医院及产院、药厂试验所，并加强保健工作，促进国民健康，增进国民营养，扩大卫生宣传，奠定公医制度，以至发展医事教育，设立医事人员训练机构，充实训练设备等。实际上，因头绪繁难、物资及技术人员有限，两年多的卫生救济，主要集中在下述两个方面。
第一，恢复和新建医疗卫生机构。在省级层面，根据当时卫生状况和百姓需求，分署首先决定在郑州新建河南省立第二医院 ⑦ ，在开封新建一所传染病院。这样，连同省立第一医院、河南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河南共有4家省级医院。在地方，分署依当时河南省规划的12个行政专员区为域，决定在各区修建区公立医院1所，每所医院补助修建费5000万元（法币）、以工赈方式捐助面粉若干、配备病床50张，“另又配给普通药械之合格医院十个”。 ⑧ 总之，连同其他一些县立医院和教会医院，分署先后补助复员医院51所（其中100张病床3所、50张病床者24所、25张病床者24所）。 ⑨
第二，开展传染病预防和救治工作。在传染病预防和救治方面，分署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为改善返乡难民居住环境，预防和控制疾病，分署在郑州成立灭蝇总队，在陕州、信阳、许昌、洛阳、开封等铁路沿线和黄泛区设分队，免费为工地工人及一般贫苦病人诊疗疾病， ⑩ 还施用强力杀虫剂DDT，为返乡难民展开灭蝇、灭虫工作;推行井水消毒、厕所消毒、垃圾处理等工作。 （11） 1946年夏霍乱流行时，分署在开封、郑州、商丘等交通要地开展防疫抢救工作，向市民普遍注射防疫，共治疗1082人次（民权、开封等地报告不全未统计）。 （12） 同时，分署又协助省卫生处“择定北城跑马场地址为省立传染病院” （13） ，先后共治愈1082人（不包括民权、兰封两地），注射霍乱疫苗178560人次。 （14） 为控制黑热病传播，分署配合省卫生处设立了黑热病防治所，组建2个防治工作队，利用省立医院、许昌信义医院、公谊救护队以及其他教会医院的力量，分赴各区从事治疗工作。 （15） 为预防天花，分署也多次派人携带药品医械、防疫痘苗到各地协助防治，“总计发放痘苗13560打，计接种486720人” （16） 。
毋庸讳言，在战乱初定，百姓深受疾病困扰，政府救助无力的情况下，国际善后救济组织在河南的卫生援建活动，使河南省能够借用外力，尽快修复和新建医疗卫生机关，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百姓的医疗条件;他们开展的传染病预防注射等工作，部分缓解了疫情肆虐的状况。但是，如果将这些呈现于我们面前的史料置于近代中国历史大的社会背景中，结合主持和参与这场活动的人、事及其相互关系具体审视那段场景时，会发现真实的历史并未如政府人员工作汇报那么简单，隐藏于文字记载背后的，是政府和教会力量的分歧与利益博弈。 二、卫生救济中政府和教会势力的利益博弈
在善后卫生救济过程中，实际存在着代表南京国民政府和河南地方当局权益的政治势力和代表外国（尤其是美国）利益的教会势力。表面上看，两者是在协同开展各种善后救济工作，实际上，双方的目标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差异：政治势力是为了尽快稳定社会秩序，笼络民心，以为其政治和军事服务，教会团体则希望通过“慈善”活动，恢复他们因战争而遭遇挫折的在华借医传教活动，传播西方宗教文化，最终收获信徒。因此，两者利益博弈不可避免，这从河南分署卫生组人员构成即可看出端倪。
1.河南分署卫生组的组织结构与人员构成
1945年9月，联总河南分署成立。其下设赈务、储运、卫生、总务四个组，分别掌管不同事务。其中，卫生组的结构及人员构成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它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卫生物资在河南各医疗卫生机关或团体中的分配情况。
卫生组设有卫生设计及药械分配委员会、卫生顾问委员会。前者由联总驻豫办事处、河南省国际救济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处及分署各派代表组成，凡卫生业务中复员工作的推进、总署美国红十字会的药械分配、分署向行总申请专门技术人才事项等，均由该委员会决定办理。 （17） 后者由河南省政府卫生处、河南分署卫生组、国际援华会、公谊救护队、国立河南大学医学院、其他卫生医疗机关组成，其主要职责包括难民灾民之医疗救济及卫生事项、善后总（分）署拨补河南药品器材分配事项、关于流行病之防治事项、关于地方病之防治事项、关于妇婴卫生、环境卫生、卫生教育事项以及其他卫生医疗事项。 （18）
比较而言，在卫生组的两个委员会中，卫生顾问委员会的管理事项更加具体，决定着救济物资分配的对象，以及各被救济者所获物资种类和多少，因而，它的人员构成微妙而复杂。从人员来源看，组成该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分别是国际援华会专家柯烈然 （19） 、公谊救护队队长罗明远 （20） 、卫生组主任兼卫生业务设计及药品分配委员会主席张汇泉、河南大学医学院院长张静吾和河南省卫生处长史国藩等。这些人员分别来自不同的阵营，也代表着不同的势力：委员柯烈然是一名技术人员，此身份使他在委员会中态度相对客观;委员罗明远则是长期在华借医传教的加拿大传教士，其所在的华美医院负责筹集国外各种卫生物资，“并向中牟、沁阳、洛阳等地延伸，扶持当地教会医院” （21） 。因而，他有着特殊的使命。但行总和国民政府委聘的、本该代表政府利益的人员则各怀其意，力量分散：卫生组主任张汇泉毕业于英、美、加拿大等传教士创办的齐鲁大学医学院，副主任何思惠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医学院，二人不仅同属当时国民政府西医界内部的“英美派”，而且因与教会组织的特殊关系，对教会医院颇有偏向。 （22） 而委员张静吾系留德医学博士，河南大学又一向是“德日派”的牢固阵营，故与毕业于日本医学院的省立第一医院院长上官悟尘被视为“德日派”。两派长期互相排斥，芥蒂很深。 （23） 史国藩是河南省主席刘茂恩的嫡系，而刘又是当时多方势力企图打击的对象， （24） 因而史國藩只图自保，少有作为。由此可见，教会势力明有罗明远的极力争取，暗有张汇泉等人的支持和照顾，因而在竞争中明显占有优势。
2.卫生物资、技术人员培训在政府和教会双方分配实况
政府和教会势力的利益博弈，首先反映在卫生救济物资的分配上。
一是在卫生救济对象的选择上，政教双方占比不一，救济额度也有差异。联总第一批运豫物资到达后，卫生组经过讨论认为，“大量药械尽先分配于日前能展开工作之卫生机构” （25） 。在他们看来，所谓合格医院，是指有合格医师、适当院址及经济来源者。 （26） 最终受到救济的是3所省级医院、12家区卫生院和11所教会医院 （27） 。到1946年底，全省110多县中，接受分署药械的各级各类单位共106个，教会医院在受援单位数量中，占有近1/5的比例。 （28）
二是政府与教会医院接受卫生物资的数量及实用性时有差异。据1946年2—6月份领用痘苗数统计，公谊救护队领用3500打，而各县卫生院中，除天花疫情严重的镇平、淅川、信阳三县各500打外，其余则一百或二百打，许昌、宝丰仅分别40、50打; （29） 霍乱疫情爆发时，河南省卫生处所属全省卫生机构配发霍乱疫苗仅910瓶，而17所教会医院配发数量是510瓶。 （30）
三是在其他救济物资的配发中，政教双方也区别明显。如1947年救署配发一批美国红十字会的工赈面粉，接受工赈面粉者无一例外是教会医院。 （31） 救署还发放大批营养品给各地医院，通过他们配发给住院的结核病病人、产妇、孕妇、胃病患者以及营养不良的病人。但是，在配送各单位的营养品中，除救署成立的卫生工作队领有少量脱脂奶粉、奶油或羊奶外，大量的奶粉、奶油、罐头食品均被分配给各外国传教士在华开办的教会医院。 （32）
另外，在卫生技术人才培训方面，教会也占得绝对优势。1947年，分署决定在许昌设立化验员训练班，培训卫生技术人才。第一期共招收17人，其中“教会医院保送7人，省卫生处附属机关保送4人，其余6人系本署招考者”。 （33） 可见政教双方对此种培训活动的重视程度，以及争取到的不同效果。
总之，正如当时卫生组成员郭作范所言，因派系分歧、政教双方行为动机有别，政府委任的卫生组主任、副主任竟然“在分配医疗器械和药品时，他们总是偏向教会医院，因教会医院多系美国办的”，“结果总是教会医院多分，或者分好的东西”。 （34） 政府所办医疗卫生机构往往连平均分配也不可能。其实，何止是物资，教会争取的，是一切可以加快其发展的机会。
3.政府和教会势力服务百姓的差异 争取救济物资，只是外国教会势力在华“积极”参与善后工作的第一步，如何最充分地利用救济物资，最广泛地接触和争取民众，以收获其“灵魂”，“教化”其言行，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而在这一点上，政府远逊于教会势力。
一是双方对救济物资的利用方式不同，在百姓中产生的影响不一。在利用卫生物资以救济疾患时，多数教会医院能坚持行总要求的“有门诊者至少应有三分之一免费义诊;有病床者应有五分之一病床为完全免费住院病床，并优先供给灾区赤贫病人” （35） 的规定，有的免费比例更大，如郑州华美医院无论穷富一视同仁，医院“每天由李德瑞从铁门窗向外撒牌子，抢到牌子才能挂号” （36） 。虽然这种方式会导致有的病人几天也抢不到牌子，不能挂号看病，但免费治疗对穷苦患者具有极大诱惑力，医院声誉远播。而在政府创办的医院，享受免费救治是有条件的。如开封的省级医院规定，接受免费住院治疗的病人，“义民须有义民证，贫民须有保甲长或警察局或慈善机关之证明，并经本分署派员调查属实者” （37） ，方可填写入院许可证，接受包括食宿、手术、医药在内的免费治疗。这实际将真正的穷困者排斥在外，省立医院也未能完全执行免费治疗标准，何况其他地方医院？
二是双方活跃的“现场”不同，接触百姓的范围有差距。教会人员不仅在医院进行疾病救治，也积极争取到各地开展社会服务。1946年，河南受到黑热病肆虐。河南省卫生处与救济分署组织设立了8个黑热病防治队，实行各队分区负责防治的办法。在8个分区中，教会人士实际参与5个，且活动范围之广，几乎遍及整个河南。 （38） 在这场对于黑热病的分区防治中，政教双方表现出来的“热情”显然有区别。教会最希望的，自然是通过这些社会疾病救治和预防工作，最广泛地接触和争取民众，以为其后的宗教活动服务。
三、善后救济中政府和教会势力博弈结果
政府和教会势力博弈的结果，透过双方医院发展的情状，可以得到直观的展示，而政府官员的不作为与贪腐行为，则导致本已不平衡的天平最终失衡。
1.政府和教会医院发展状况对比
由于河南分署在物资与经费等方面的倾向性分配，多数教会医院得以快速恢复和发展。如“公谊救护队雇用的医护人员职工绝大部分留院工作”，医院“有医师12人，护士12人，药房、化验、工人15人，护校校长1人，护生8人。雇用人员工资除伙食包干外，护士每月700斤小麥，工人每月280—300斤小麦不等。病床最初有5张，后增加到20张，门诊每天挂号初诊150人，复诊不限”。 （39） 公谊救护队在中牟县创办的“以防治黑热病、伤寒为主要任务的‘公谊医院’” （40） ，“院内设有内科、外科、X光室、药房等科室。设有病床25张，每日门诊约200人次。医护人员多来自英、美、意、新西兰等国，也有一些中国人”，是中牟县的“著名”医院。 （41） 一些教会医院发展甚至超过了战前的程度，如美国安息会的郾城卫生疗养院战前有病床70张，1946年6月，“设病床80张” （42） 。南阳天主教堂开办的公教医院“从联合国救济总署得到所拨钢丝床、药品等物资四汽车，南阳公教医院一时成了装备最优，技术最强的一家医院” （43） 。由此可以窥见这些教会医院的发展状况。
在传教士看来，教会医院不仅是救治躯体疾病的地点，也是“救赎”百姓心灵的场所，在“疗灵”与“疗身”的交互运用中，许多百姓慢慢改变了对宗教的认识。 （44）
各地方医院则少能做到发展。由于所获救济物资较少甚或没有，更兼战乱、贫困等原因，虽经多方努力，政府开办的公立医院虽然多数开始运营，但资金紧张、药品短缺、设备简陋的现象普遍存在。如分署援建的12家区立医院中，淮阳、兰封两区院舍始终未能建成;已建之医院，也发展缓慢。如在禹县（今禹州市）筹建的河南省第一行政区公立医院，“日门诊量约60—80人次”，且“住院的多为吸毒戒烟者”。 （45） 在商丘援建的第二行政区公立医院更只有“床位30张”，前往就医者寥寥。 （46） 郾城县立医院只有病床15张，仅“部分药品从河南救济署漯河仓库领取” （47） 。荥阳县（今荥阳市）卫生院“医疗器械”有显微镜一台，余者为手术刀、外科剪子、止血钳、听诊器、体温表等。少量西药，无中药，所以日常工作主要是施种牛痘。 （48） 所以，连卫生组主任张汇泉也不得不承认，“各教会医院之复员，远较省县立者为远” （49） 。
2.政府官员的不作为与贪腐行为，最终导致政府民心丧失
尽管政府公立医院和教会医院发展有差异，服务态度有区别，但从表面看都是在为百姓治病，而地方官员的不作为和腐败行为，则让百姓无法容忍。
首先，省卫生处空言不作为，让社会人士寒心。卫生处是河南省在抗日战争时期成立的专门管理全省卫生行政的政府机关。在百废待兴、卫生事业关乎百姓生死存亡、又影响地方生产和社会秩序的大局面前，它的作为是非常关键的。但是，卫生处处长却徒有空言少有作为。如1946年11月20日，史国藩在其专门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宣传其“业绩”时，宏篇大论地报告了卫生处一年的工作成效 （50） ，还制定了洋洋洒洒、规模恢弘的《豫省推行卫生建设卫生处拟定五年施政计划》 （51） ，但钱由何处出，人由何处聘，如何组织与实施，一切皆无。1947年《大河日报》评论员即在社论中不无担忧地提醒卫生行政负责人“要努力争取经费的增加，因为西洋有句名言：‘公共卫生是买来的’，没有充裕的经费，再好的计划只成表面文章，徒予人以‘只说话不办事’的不良印象” （52） 。言语中的针对性明白不过。
其次，省卫生处官员的贪污腐行为，恶化了政府与百姓的关系。善后救济物资是济困救危的宝贵物品。但是，许多药品不是用到了百姓身上，而是落到药侩手里，或是地方土豪劣绅手里。这是最不能令人容忍的。1947年6月，《申报》曾有人撰文，揭露河南卫生处长史国藩在抗日战争期间倒卖国际红十字会运来药品;于善后救济物资，“救济分署亦常常以药品交付该处配发各县，但各县来人具领者，率多怅然而返，即如盘尼西林一项，救署原定非卖品，曾以八百支交付该处，免费注射病人，今已不知去向，而其他药物之损失，更无法以数字计” （53） 。为此，河南专门组织清查团，商讨工作步骤后，直奔卫生处，但是，在知情者唆使下，司库曹焕章已弃职潜逃，且“在逃跑前曾以十八箱药品交广济大药房代卖” （54） 。该案最后的结局，竟是因“药库司药曹焕章前日逃逸”，“料长孙涵及秘书冀毅志均吞吐含糊，支吾其词”，清查团只好“将药库封存，将现有之领发药品登记证八册带走”去核对。 总之，一边是教会势力到处活动，扩大教会医院的力量，充分利用教会医院医药、技术及资金优势，吸引患者，帮助他们解除身体病痛，并给予精神的“抚慰”，一边是地方医院艰难求存，政府官员却贪污救济物资以自肥。面对政府官员如此大胆贪污与贩卖救济物资的行为，急需药品以救命的老百姓能怀感恩之情么？因此，无论政府官员在百姓面前说得再动听，百姓内心的秤砣是看着其行为与成效的。
四、余论
客观而论，联总在华救济工作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百姓的许多苦痛，对社会秩序的恢复和各项建设工作的开启，具有积极意义，但它的政治意味不容否认。虽然它是一个半官方半民间的组织，不具政治色彩。但实质上，救济的输出方主要是美国，而美国积极参与的原因，一方面是希望通过“亲善”“友好”的救济活动，将因贸易停顿引起的物资过剩问题有效缓解以便设计更长线的“友好合作”计划。另一方面是以美国为首的英、美等西方国家希望通过这种形式，在受援国民众中渗透其意识形态及文化。尽管许多外国传教士在救济工作中付出了大量的精力，有的甚至牺牲，但他们的最终目的是宗教传播与文化渗透。
对国民政府而言，争取到联总的救济物资，对稳定社会秩序、恢复民力、发展生产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国民政府内部的派系争斗，却使各派系将此视作为自我及小团体谋利益而打击异己的时机，最终，国民政府大肆鼓吹的国际救援大打折扣，非政府势力的教会组织成为利益博弈的赢方。绝大多数百姓并未真正享受到国民政府救济带来的利益，而是从中看到了政府官员的真实面目。所以艾什顿·格沃特金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一书中叹曰：“联总的工作使中国人受益匪浅，解除了无数人的痛苦，拯救了千百万人的生命，但它对于人们的情感以及政治事态的发展却并未产生任何持久的影响。” （55） 这句评语是比较中肯的。
注释
①国外对国际善后救济组织活动的研究，主要是有乔治·伍德布里奇（George Woodbridge）出版的资料整理性著作《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史》（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0年）;随后，艾什顿·格沃特金在《欧洲的重组》（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雷蒙·邁尔斯（Ramon H. Myers）的《现代中国经济》、乔治·魏（George Wei）的《中美经济关系（1944—1949）》（美国西港格林纳达出版社，1997年）中，都专章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国内学者对该问题的关注与研究中，丁文治《联总物资与战后中国经济》（上海六联印刷公司出版，1948年）充分肯定了联总对华援助的积极作用。2004年左右，王德春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与中国（1945—1947）》一书以及他的多篇论文，集中研究了该机构产生的动机、目的、使命及在中国的积极作用，认为“这种精神实在难能可贵”。陆远权、赵钢印、张志永、马俊林、周蕴蓉、李思祥等也对战后国际组织的善后救济活动进行了梳理，肯定了其积极意义，张文认为这场救济是迄今为止我国从国际社会获得的最大的一次无偿人道主义援助（《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收复区善后救济工作述评》，《历史教学问题》2002年第3期）。另外，胡杰：《国共两党批评联总援华活动的政治动因分析——对一种“殊途同归”现象的再解析》（《民国档案》2010年第2期）在肯定救济行为的基础上，将影响救济效果的原因归结为：有限的经费因行总本身的腐败而被浪费，通货膨胀更使支付能力大打折扣。该文看到了问题的另一面，惜未深入组织内部进行研究。
②《本省各项被灾损失统计》，《大河日报》1946年7月12日。
③河南省立医院从1933年开始扩建，到1934年11月完成，医院建有可容纳120张病床的现代化病房大楼，还购买有两架显微镜、人工太阳灯、X光机、透热器等医疗设备;设有内科、外科、耳鼻咽喉科、皮肤花柳科、眼科、妇产科、理疗室、产室、保健科、药房等科室，药品种类共500余种（资料来源于，河南省立医院年报编辑部编：《河南省立医院年报》（1935年），关于河南省立医院的建设状况，笔者拟另文专门进行研究）。
④截止到1937年，河南省仅有省立医院和河南大学附属医院两所省级医院，县立医院虽然有72家，但大多数因陋就简，离卫生署要求的县立医院标准还远（数据源于，金宝善，许世瑾：《各省市现有公共卫生设施之概况》，《中华医学杂志》1937年第23卷第11期）。但战乱期间，许多县立医院院舍被毁，人员逃散，仅有的医疗器械也丢失殆尽。
⑤如美国基督教差会派遣的施更生医生主办的信阳大同医院，四周围墙及院内界墙一百余丈损毁，各科室之医疗器械、铁床、木器家具以及一切应用物器不下数千件，搬运一空。门窗玻璃破坏大半，药品原来损失罄尽（韦勤：《豫南大同医院始末》，政协信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信阳文史资料》第一辑，1986年，第70—79页）。
⑥⑧（26）（29）（30）（49）殷梦霞、李强选编：《民国善后救济史料汇编》第8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27、409、27、581、585、28页。
⑦王庆尚：《河南省立郑州医院的建立经过》，政协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委员会编：《管城文史资料》第一辑，政协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委员会，1988年，第62—63页。
⑨善后救济总署河南分署编：《善后救济总署河南分署周报》，1946年12月8日，第100期。
⑩（11）（12）（14）（15）（16）（25）（27）（28）（32）（33）殷梦霞、李强选编：《民国善后救济史料汇编》第6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555、557、558—559、558、556—557、559、561、560—561、561、568—570、570页。
（13）《卫生处召开防疫会》，《大河日报》1946年7月20日。
（17）（18）（37）殷梦霞，李强选编：《民国善后救济史料汇编》第7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30—31、34、83页。 （19）羅马尼亚共产党员柯烈然（扎库夫·克兰兹多尔夫，也曾用布库尔·柯让道），任联总驻豫办事处外籍专家。
（20）罗明远（又名罗光普）是加拿大基督教新教长老会派到中国内地开拓豫北教区的“豫北七贤”罗维灵医生之子，战前曾任沁阳恩赐医院院长，开展借医传教活动，并以恩赐医院为中心，在孟县、温县、修武、获嘉、济源等地创建了闻名全国的乡村医疗卫生网。
（21）（36）（39）侯天德，刑秀英：《郑州华美医院的创建与兴衰》，郑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郑州文史资料》第三辑，郑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7年，第145、146、146—147页。
（22）（34）郭作范：《卫生战线一老兵》，郑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郑州文史资料》第二十一辑，郑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2000年，第114、114页。
（23）国民政府时期，政府内部的派系斗争很快蔓延至西医界，派系纷争激烈，其中主要是，留学英、美习医的归国人员和英美在华传教士及其在华教会医院、教会医学院培养出来的人组成“英美派”，留学德、日习医归国人员和德国传教士在华创办的教会医院和医院培养出来的人组成“德日派”。详见笔者拙作《刘瑞恒与国民政府时期西医界派系之争》（《河南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
（24）张静吾：《五十年沧桑录》，毛德富主编：《百年记忆河南文史资料大系》（政治卷）卷3，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973—974页。
（31）《本省各地慈幼机关救署配发大批救济物资》，《大河日报》，1947年2月2日。
（35）中华年鉴社：《中华年鉴》（第四册），中华年鉴出版社，1948年，第1835页。
（38）8个黑热病防治队负责的划分区域分别是：伊川、嵩县;洛阳、偃师、巩县;临汝、宝丰、鲁山、郏县（分署与许昌信义医院分区负责）;扶沟、临颍、许昌、襄城、长葛、鄢陵、禹县（许昌信义医院负责）;郑县、荥阳、密县、中牟、新郑（公谊救护队负责）;新乡、卫辉、阳武、延津、武陟（公谊救护队负责）;开封、陈留、通许、封丘、兰封、杞县（省卫生处防疫队负责）;商丘、永城、柘城、民权、睢县、宁陵（本署与其他教会医院负责）（信息源于《救署划定八个防治区域》，《大河日报》1946年9月24日）。
（40）（41）中牟县政协委员会编：《中牟文史资料》第七辑，出版单位不详，1996年，第13、198页。
（42）（47）马相林编纂：《郾城县卫生志》，郾城县卫生局，1986年，第154、155页。
（43）王利平主编：《南阳地区卫生志（1943—1984）》，南阳地区卫生局，1986年，第14页。
（44）关于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开展借医传教活动的方式及其“收益”，详见冯秋季《“疗灵”与“疗身”：加拿大传教士在卫辉的借医传教活动》一文，发表在《史学月刊》2010年第4期。
（45）禹县市人民医院院志编辑室编：《禹州市人民医院院志（1951—2000）》，禹州市人民医院，2001年，第37—38页。
（46）商丘县卫生局编：《河南省商丘县卫生志》，商丘县卫生局，1984年，第41页。
（48）《荥阳县卫生志》编辑组：《荥阳县卫生志》，荥阳县卫生局，1986年，第124页。
（50）《史处长招待新闻界报告卫生工作情形》，《大河日报》1946年11月21日。
（51）《豫省推行卫生建设卫生处拟定五年施政计划》，《大河日报》1946年11月1日。
（52）《切实推进公共卫生》，《大河日报》1947年1月20日。
（53）（54）《烈风席卷乌云 豫省积极展开肃清贪污运动》，《申报》（上海版）1947年6月18日。
（55）阿诺德·托因比与维罗尼卡·托因比主编，劳景素译：《欧洲的重组》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第174页。
The Interests Game in Postwar Henan International Rehabilitation Health Relief
Xi Wanfu Feng Qiuji
Abstract： In the health aid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rehabilitation relief organization in Henan province， there is a game between the two interest groups： the church and the government. The church power rapidly expanded its scope of activities and won the heart of common people by making full use of relief materials and social service opportunities and by seeking medical relief from church hospitals; the faction struggles within the western medical community of the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weakened the power of the government. The implicit support of the "Anglo-American" health team to the church′s power has damaged the interests of government health institutions in the game， and the inaction and corruption of local officials have accelerated the process of the government′s losing popularity.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relief for rehabilitation; the church hospital; public hospita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