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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装在套子里的人》编入教材前做了大幅删改。重新捧读小说原作发现，这篇小说无论是思想的穿透力还是叙述形式的创新性，都走在了现代文学创作的前头。还原教材改写的历史情境，在研读原作的基础上，从思想和形式两个方面，论证创造性使用教材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关键词：三要素;现代小说;可阐释性;叙述
一、文本处理和解读的套路化
《装在套子里的人》是俄国著名作家契诃夫的代表作之一，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被选入我国中学语文教材，是中小学重点学习的外国小说篇目之一。和今天教材里的很多外国小说基本采取节选的方式不同，《装在套子里的人》进入教材之前经过了编者的大幅删改，由原文九千五百多字缩减至四千字左右。统编高中语文教材沿用的也是这个版本。
应该说，删改之后的小说首尾具足，基本保留了独立的人物形象与完整的故事情节，文本更纯净，有利于课堂教学的实施，也完全符合以“三要素”为核心的现实主义小说理论。在“知人论世”的传统文学鉴赏理论的燭照下，很容易得出以下两个结论：
一是从社会的角度看，揭露了沙皇政府对自由的压制， 对人权的践踏， 对民众的专制。别里科夫能辖制小城的人们， 其根源就在于反动政府的统治。
二是从个人的角度看，别里科夫作为一个小人物， 既可恨又可悲。他思想上保守顽固， 拒绝、恐惧社会进步，甚至到了荒谬的地步。别里科夫个人的一幕幕丑剧、喜剧、悲剧， 都是黑暗的社会政治现实造成的， 因此， 别里科夫的形象折射出强烈的社会批判意义。
意大利当代著名作家卡尔维诺说：“经典作品是这样一本书，我们越是道听途说，以为我们懂了，当我们实际读它们，我们就越是觉得它们独特、意想不到和新颖。”倪文尖在《小说的读法与教法漫谈》一文中提到的“交代作品的时代背景，概括小说的情节，理清课文的内容，通过肖像、行为描写等方面概括人物形象，然后提炼小说的主题，分析小说的环境描写和小说主题之间的关系，最后总结小说的艺术特色”的教学流程很实用，却也显得套路化。从小学阶段开始，一线教师就广泛而普遍地使用这一教学流程。当学生接受了十多年的教育，发现小说教学除了这几个概念的套路化操作之外，已经没有多少知识可学时，语文教师的专业素养自然就受到怀疑。
更为严峻的是，随着课改不断向纵深发展，不同流派和风格的小说开始进入教材，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与我们所理解的传统小说大异其趣，小说“三要素”知识已不能解决深层次的问题。凭借这些套路化的知识，学生甚至读不懂今天的小说，更不用说更高层次的审美与鉴赏了。
二、契诃夫对现实主义理论的超越
“三要素理论”是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总结性理论，留有那个时代小说观念和作家个体创作感悟的印记，最早由美国现代批评家哈弥尔顿提出。但文学创作的长河从来就是奔腾不息的，经历了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高峰之后，创作者不再满足于小说创作的既定规则，在创作思想以及写作技法方面寻求新的突破，以高歌猛进的姿态走向现代主义。卡夫卡、加缪、普鲁斯特、罗伯·格里耶等纷纷登场。一时间，群星闪耀。普鲁斯特“从普通的事物之中发现了悲剧和美”，卡夫卡“用一只手拨开笼罩在你的命运之上的绝望，用另一只手草草记下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他们提供了全新的叙事视角，也提供了新的真实。现代小说理论伴随着波澜壮阔的小说创作诞生，出现了一系列的理论著作：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卢伯克的《小说技巧》、乔伊斯·卡罗尔·欧茨的《短篇小说的本质》以及亨利·詹姆斯的《小说的艺术》等。除去对这些著作的译介，中国学者如何穆森、张资平、萧乾和汪曾祺也有相应的理论阐发，有的甚至是对现实主义小说理论的颠覆：
我们宁可一个短篇小说像诗，像散文，像戏，什么也不像也行，可是不愿意它太像个小说，那只有注定它的死灭。
一个短篇小说是一种思索方式，一种情感形态，是人类智慧的一种模样。或者一个短篇小说，不多，也不少。（汪曾祺）
这应该说是现代小说观念最具现代意义的变革，是现实主义创作模式走向现代主义创作模式的桥梁，试图引导中国现代小说的创作走向更广阔的天地。遗憾的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和俄苏现实主义小说理论为指导的现实主义小说理论，在茅盾、周扬等的推动下很快在文学创作中占据了绝对的支配地位。那些具有现代创作意识的作家，如沈从文、废名、师陀、施蛰存等，从文坛渐次淡退并沉寂，直至新时期才被读者重新发现。
教材里的《装在套子里的人》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在文学也强调阶级分析的情势下，删减文本的做法强化了批判与揭露。这样说，是否意味着《装在套子里的人》这样的作品已经不具备经典的价值，不能作为“例子”继续供学习之用？
三、“套中人”自带的经典价值
契诃夫生活的时代，欧美现实主义文学辉煌不再，而现代主义文学创作正暗流涌动。契诃夫的创作正好衔接了这两个时代，他以自己独特的表达和深邃的思想为描述和反思世界、人生打开了一扇窗：淡化情节，注重内心，以及荒谬、反讽、象征等众多现代派手法的运用，使得他在小说叙述技巧方面攀上了另一个高峰。20世纪的文学中，几乎所有的主要流派，包括“荒诞派戏剧”，都试图在契诃夫那里为自己的理论寻找到支撑点。有一种绝妙的说法是：契诃夫之后，所有优秀的短篇小说家都叫契诃夫！确实，重新捧读契诃夫的小说原作，我们惊奇地发现，教材之外的文本其实别有天地，文字背后的深邃与辽阔，有着无限阐释的可能性。
多少年来，我们读小说，总是想着去探究“主题”，弄明白背后的深刻思想。“讨”到了解释，我们心里才觉得“踏实”，才能“心安理得”地认定完成了一部作品的阅读。从《装在套子里的人》几十年的传统课堂教学实际看，无论是文本细读还是知人论世方法的运用，终点都指向“沙皇政府对自由人权的压制”。如果这就是阅读的终极结果和全部意义，那么它还算得上是一部经典吗？经典的意义又在哪呢？ 一部作品成为经典的因素其实有很多。首先，它必须深刻而全面地反映那个特定时代的真实，与那個时代声气相通、血肉相连，成为人们记忆的核心和纽带。当然，小说不会直接表现社会现实，而是通过形象与意境，与现实构成隐喻和象征关系，呈现出含混多元的意义，还得经受住时间法官的裁决——看它在不同的时代是否具有无限阐释的可能性，或者由它引发的种种“话题”是否已经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融入历史的生长，在我们的意识和文化记忆中打进了楔子。
我们用知人论世的方法知道别里科夫可憎、可悲又可怜的性格，是沙皇专制统治的必然结果，但我们不能不看到，在推翻了“沙皇统治”的今天，我们的社会里还有许许多多的“套中人”。“别里科夫”的经典意义在于，他和犹大、葛朗台一样，成为世界文学中不可替代的“典型”，是害怕变革、阻碍社会发展的人的代名词，并在不断被阐释的过程中，与不同的时代发生联系。一句话，别里科夫的悲剧不仅仅来源于残酷的社会压迫，也是卑劣的人性使然。《装在套子里的人》反映的不仅仅是那个残酷的时代，还有作者对社会人性的“永恒”思索。“套子”隐喻的多义性使这篇小说具有丰富的意蕴和较强的历史穿透力。真正好的小说就是这样：在各种解释模式的观照下都会存在“除不尽的余数”。
也因此，我们读小说，比追索“主题思想”更重要的是，要把自己摆进去，努力与作者共情，用自己的人生经验去充分体味、感受小说创造的世界和人生，而不是只会用知人论世的阅读方法，有了定论之后再用文本来印证。
一部优秀的作品一定是以某种特殊的形式凝固作者的经验，阅读就是带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进入小说的世界，经历小说里的人生。走近契诃夫笔下的别里科夫，让我们感慨万千的，不只是沙皇统治下普通民众的悲惨遭遇，还有其中折射出的现实处境和人类在不同历史中的困境。作者用深沉而细腻的笔致写道：
一切都浸在深沉而静寂的睡乡里，没有一点动静，没有一点声音，人甚至不能相信大自然能够这么静。人在月夜看着宽阔的村街和村里的茅屋、干草垛、睡熟的杨柳，心里就会变得恬静。这时候村子给夜色包得严严紧紧，躲开了劳动、烦恼、忧愁，安心休息，显得那么温和、哀伤、美丽，看上去仿佛星星在亲切而动情地瞧着它，大地上不再有坏人坏事，一切都挺好似的。
这段极具象征意味的文字告诉我们的是：别里科夫之外，村长的妻子玛芙拉，那些“有思想的、极其正派的人，受过屠格涅夫和谢德林的教育”的布尔金们，乃至城中的所有人，无不在黑暗之中。“沙皇”并没有压制一切的力量，人们之所以如此，更多的还是由于人自身的局限，自私、冷漠、保守、无聊，无不在困厄之中，找不到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装在套子里的人》具有穿越时空的力量，帮助我们重新建立了与生活、与世界的关系，让我们在观察生活、体验人生时保持应有的敏锐与智慧，“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
四、不可忽视的小说叙述方式
英国小说理论批评家E.M.福斯特一再强调：小说的本质是讲故事，故事是所有小说都具有的最高要素。很多人的小说阅读也都是从听故事开始的。不识字的时候外婆、奶奶讲，半导体时代刘兰芳讲，有能力读书的时候，就再也不满足“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安排。再后来，女孩子情迷于琼瑶、亦舒、岑凯伦，男孩子日夜摩挲的自然是金庸、古龙、梁羽生。对故事情节的追逐已经成了我们共同的心理情结，以致今天在课堂上，我们依然醉心于情节的逶迤曲折，甚至偏执地以为，没有情节就没有小说。
其实，故事不等于小说，更不能把故事讲述人与小说家混为一谈。小说家绝不会单纯地转述故事，他是在从事故事的“制作”和“生产”，有深思熟虑的讲述目的。现代小说家早就认为，传统的故事模式早已失去了弹性和活力，那些千百年来给我们提供养料的故事模式已经成为制约想象力的障碍之一。故事在现代小说中正遭到空前的消解，传统故事中的转折、发展、高潮等因素被渐次抽离，取而代之的往往只是一种趣味、一种思索方式，甚至是一种转瞬即逝的妙悟。一句话，今天的小说阅读，必须摆脱与情节的纠缠。也因此，从情节出发，对《装在套子里的人》展开所谓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分析，既牵强又尴尬。但这并不是说契诃夫没有好好讲故事。
《装在套子里的人》在叙述形式上已经是具有现代主义特征的小说，阅读本文，除掉意义的获得，我们更需要关注其独具意味的形式。
小说的主体是一个名叫别里科夫的中学希腊文教师的故事，讲述这个故事的人是他的同事布尔金。但在布尔金讲述故事之前还有很长一段情境描写，说的是一个名叫伊凡·伊凡内奇的古怪兽医为了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出城打猎，遇到了中学教师布尔金，在临睡前开启了他们的闲聊。这才是小说真正的开始。这样的小说结构就像一个更大的套子，把布尔金讲述的“装在套子里的人”故事套在其中，如同俄罗斯套娃，叙述本身就充满着趣味。
小说选择布尔金来讲述别里科夫的故事，自然比别里科夫以第一人称来叙述自己的故事要客观。更重要的是，布尔金不仅仅是小说的叙述者，也是小说中的一个角色，他参与了别里科夫故事的构建，他和其他的同事一样，被别里科夫辖制，“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发信，不敢交朋友，不敢看书，不敢周济穷人，不敢教人念书写字……”布尔金自己分明也是套中人，却还在嘲笑和批判“装在套子里”的别里科夫，从不知道反思自己。叙述人称在这里体现了巨大的讽刺意义。
伊凡·伊凡内奇在听布尔金讲故事时的几次插话，有意让读者的目光从别里科夫身上转移出去，从而造成一种间离感，引发读者对别里科夫及其周围人的反思，而不是像布尔金一样居高临下地批判与嘲讽。且看原文中的一段话：
“我们住在城里，空气污浊，十分拥挤，写些无聊的文章，玩‘文特’，这一切岂不就是套子吗？至于在懒汉、爱打官司的人、无所事事的蠢女人中间消磨我们的一生，自己说而且听人家说各式各样的废话，这岂不也是套子吗？”
在这样的夜晚，听到别里科夫的故事，伊凡·伊凡内奇未感到轻松与快慰，而是反观自身，带着一种深切的理解与悲悯。
布尔金的叙述是一种审视，读者却通过伊凡·伊凡内奇的眼睛打量着“布尔金们”。这种结构让我们明白，现代小说的叙述形式和叙述人称的变化都会产生不一样的意味。这样的结构安排也引导读者，不要仅仅将矛头指向别里科夫，所有人和别里科夫一样，都在套子里生活，这种生活必须尽快结束。
很显然，作家这种讲述别里科夫的故事的形式是精心构筑的。
经典小说作品的教学，完全可以放开手脚，以教材为津梁，带领学生走进契诃夫所创造的文学世界，读懂小说这种形式。这也是我们致敬经典的最好方式。
参考文献：
[1] 倪文尖.小说的读法与教法漫谈——以《祝福》教学为中心[J].名作欣赏，2015（13）.
[2] 格非.欧美作家对我创作的启迪[J].外国文学评论，1991（1）.
[3] 汪曾祺.汪曾祺全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4] 倪文尖，朱羽.重塑小说观建构新图式——《现代小说阅读》编写札记之一[J].语文学习，2005（3）.
[5] 格非.塞壬的歌声[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6] E.M.福斯特.小说面面观[M].苏炳文，译.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关键词：三要素;现代小说;可阐释性;叙述
一、文本处理和解读的套路化
《装在套子里的人》是俄国著名作家契诃夫的代表作之一，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被选入我国中学语文教材，是中小学重点学习的外国小说篇目之一。和今天教材里的很多外国小说基本采取节选的方式不同，《装在套子里的人》进入教材之前经过了编者的大幅删改，由原文九千五百多字缩减至四千字左右。统编高中语文教材沿用的也是这个版本。
应该说，删改之后的小说首尾具足，基本保留了独立的人物形象与完整的故事情节，文本更纯净，有利于课堂教学的实施，也完全符合以“三要素”为核心的现实主义小说理论。在“知人论世”的传统文学鉴赏理论的燭照下，很容易得出以下两个结论：
一是从社会的角度看，揭露了沙皇政府对自由的压制， 对人权的践踏， 对民众的专制。别里科夫能辖制小城的人们， 其根源就在于反动政府的统治。
二是从个人的角度看，别里科夫作为一个小人物， 既可恨又可悲。他思想上保守顽固， 拒绝、恐惧社会进步，甚至到了荒谬的地步。别里科夫个人的一幕幕丑剧、喜剧、悲剧， 都是黑暗的社会政治现实造成的， 因此， 别里科夫的形象折射出强烈的社会批判意义。
意大利当代著名作家卡尔维诺说：“经典作品是这样一本书，我们越是道听途说，以为我们懂了，当我们实际读它们，我们就越是觉得它们独特、意想不到和新颖。”倪文尖在《小说的读法与教法漫谈》一文中提到的“交代作品的时代背景，概括小说的情节，理清课文的内容，通过肖像、行为描写等方面概括人物形象，然后提炼小说的主题，分析小说的环境描写和小说主题之间的关系，最后总结小说的艺术特色”的教学流程很实用，却也显得套路化。从小学阶段开始，一线教师就广泛而普遍地使用这一教学流程。当学生接受了十多年的教育，发现小说教学除了这几个概念的套路化操作之外，已经没有多少知识可学时，语文教师的专业素养自然就受到怀疑。
更为严峻的是，随着课改不断向纵深发展，不同流派和风格的小说开始进入教材，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与我们所理解的传统小说大异其趣，小说“三要素”知识已不能解决深层次的问题。凭借这些套路化的知识，学生甚至读不懂今天的小说，更不用说更高层次的审美与鉴赏了。
二、契诃夫对现实主义理论的超越
“三要素理论”是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总结性理论，留有那个时代小说观念和作家个体创作感悟的印记，最早由美国现代批评家哈弥尔顿提出。但文学创作的长河从来就是奔腾不息的，经历了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高峰之后，创作者不再满足于小说创作的既定规则，在创作思想以及写作技法方面寻求新的突破，以高歌猛进的姿态走向现代主义。卡夫卡、加缪、普鲁斯特、罗伯·格里耶等纷纷登场。一时间，群星闪耀。普鲁斯特“从普通的事物之中发现了悲剧和美”，卡夫卡“用一只手拨开笼罩在你的命运之上的绝望，用另一只手草草记下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他们提供了全新的叙事视角，也提供了新的真实。现代小说理论伴随着波澜壮阔的小说创作诞生，出现了一系列的理论著作：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卢伯克的《小说技巧》、乔伊斯·卡罗尔·欧茨的《短篇小说的本质》以及亨利·詹姆斯的《小说的艺术》等。除去对这些著作的译介，中国学者如何穆森、张资平、萧乾和汪曾祺也有相应的理论阐发，有的甚至是对现实主义小说理论的颠覆：
我们宁可一个短篇小说像诗，像散文，像戏，什么也不像也行，可是不愿意它太像个小说，那只有注定它的死灭。
一个短篇小说是一种思索方式，一种情感形态，是人类智慧的一种模样。或者一个短篇小说，不多，也不少。（汪曾祺）
这应该说是现代小说观念最具现代意义的变革，是现实主义创作模式走向现代主义创作模式的桥梁，试图引导中国现代小说的创作走向更广阔的天地。遗憾的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和俄苏现实主义小说理论为指导的现实主义小说理论，在茅盾、周扬等的推动下很快在文学创作中占据了绝对的支配地位。那些具有现代创作意识的作家，如沈从文、废名、师陀、施蛰存等，从文坛渐次淡退并沉寂，直至新时期才被读者重新发现。
教材里的《装在套子里的人》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在文学也强调阶级分析的情势下，删减文本的做法强化了批判与揭露。这样说，是否意味着《装在套子里的人》这样的作品已经不具备经典的价值，不能作为“例子”继续供学习之用？
三、“套中人”自带的经典价值
契诃夫生活的时代，欧美现实主义文学辉煌不再，而现代主义文学创作正暗流涌动。契诃夫的创作正好衔接了这两个时代，他以自己独特的表达和深邃的思想为描述和反思世界、人生打开了一扇窗：淡化情节，注重内心，以及荒谬、反讽、象征等众多现代派手法的运用，使得他在小说叙述技巧方面攀上了另一个高峰。20世纪的文学中，几乎所有的主要流派，包括“荒诞派戏剧”，都试图在契诃夫那里为自己的理论寻找到支撑点。有一种绝妙的说法是：契诃夫之后，所有优秀的短篇小说家都叫契诃夫！确实，重新捧读契诃夫的小说原作，我们惊奇地发现，教材之外的文本其实别有天地，文字背后的深邃与辽阔，有着无限阐释的可能性。
多少年来，我们读小说，总是想着去探究“主题”，弄明白背后的深刻思想。“讨”到了解释，我们心里才觉得“踏实”，才能“心安理得”地认定完成了一部作品的阅读。从《装在套子里的人》几十年的传统课堂教学实际看，无论是文本细读还是知人论世方法的运用，终点都指向“沙皇政府对自由人权的压制”。如果这就是阅读的终极结果和全部意义，那么它还算得上是一部经典吗？经典的意义又在哪呢？ 一部作品成为经典的因素其实有很多。首先，它必须深刻而全面地反映那个特定时代的真实，与那個时代声气相通、血肉相连，成为人们记忆的核心和纽带。当然，小说不会直接表现社会现实，而是通过形象与意境，与现实构成隐喻和象征关系，呈现出含混多元的意义，还得经受住时间法官的裁决——看它在不同的时代是否具有无限阐释的可能性，或者由它引发的种种“话题”是否已经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融入历史的生长，在我们的意识和文化记忆中打进了楔子。
我们用知人论世的方法知道别里科夫可憎、可悲又可怜的性格，是沙皇专制统治的必然结果，但我们不能不看到，在推翻了“沙皇统治”的今天，我们的社会里还有许许多多的“套中人”。“别里科夫”的经典意义在于，他和犹大、葛朗台一样，成为世界文学中不可替代的“典型”，是害怕变革、阻碍社会发展的人的代名词，并在不断被阐释的过程中，与不同的时代发生联系。一句话，别里科夫的悲剧不仅仅来源于残酷的社会压迫，也是卑劣的人性使然。《装在套子里的人》反映的不仅仅是那个残酷的时代，还有作者对社会人性的“永恒”思索。“套子”隐喻的多义性使这篇小说具有丰富的意蕴和较强的历史穿透力。真正好的小说就是这样：在各种解释模式的观照下都会存在“除不尽的余数”。
也因此，我们读小说，比追索“主题思想”更重要的是，要把自己摆进去，努力与作者共情，用自己的人生经验去充分体味、感受小说创造的世界和人生，而不是只会用知人论世的阅读方法，有了定论之后再用文本来印证。
一部优秀的作品一定是以某种特殊的形式凝固作者的经验，阅读就是带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进入小说的世界，经历小说里的人生。走近契诃夫笔下的别里科夫，让我们感慨万千的，不只是沙皇统治下普通民众的悲惨遭遇，还有其中折射出的现实处境和人类在不同历史中的困境。作者用深沉而细腻的笔致写道：
一切都浸在深沉而静寂的睡乡里，没有一点动静，没有一点声音，人甚至不能相信大自然能够这么静。人在月夜看着宽阔的村街和村里的茅屋、干草垛、睡熟的杨柳，心里就会变得恬静。这时候村子给夜色包得严严紧紧，躲开了劳动、烦恼、忧愁，安心休息，显得那么温和、哀伤、美丽，看上去仿佛星星在亲切而动情地瞧着它，大地上不再有坏人坏事，一切都挺好似的。
这段极具象征意味的文字告诉我们的是：别里科夫之外，村长的妻子玛芙拉，那些“有思想的、极其正派的人，受过屠格涅夫和谢德林的教育”的布尔金们，乃至城中的所有人，无不在黑暗之中。“沙皇”并没有压制一切的力量，人们之所以如此，更多的还是由于人自身的局限，自私、冷漠、保守、无聊，无不在困厄之中，找不到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装在套子里的人》具有穿越时空的力量，帮助我们重新建立了与生活、与世界的关系，让我们在观察生活、体验人生时保持应有的敏锐与智慧，“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
四、不可忽视的小说叙述方式
英国小说理论批评家E.M.福斯特一再强调：小说的本质是讲故事，故事是所有小说都具有的最高要素。很多人的小说阅读也都是从听故事开始的。不识字的时候外婆、奶奶讲，半导体时代刘兰芳讲，有能力读书的时候，就再也不满足“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安排。再后来，女孩子情迷于琼瑶、亦舒、岑凯伦，男孩子日夜摩挲的自然是金庸、古龙、梁羽生。对故事情节的追逐已经成了我们共同的心理情结，以致今天在课堂上，我们依然醉心于情节的逶迤曲折，甚至偏执地以为，没有情节就没有小说。
其实，故事不等于小说，更不能把故事讲述人与小说家混为一谈。小说家绝不会单纯地转述故事，他是在从事故事的“制作”和“生产”，有深思熟虑的讲述目的。现代小说家早就认为，传统的故事模式早已失去了弹性和活力，那些千百年来给我们提供养料的故事模式已经成为制约想象力的障碍之一。故事在现代小说中正遭到空前的消解，传统故事中的转折、发展、高潮等因素被渐次抽离，取而代之的往往只是一种趣味、一种思索方式，甚至是一种转瞬即逝的妙悟。一句话，今天的小说阅读，必须摆脱与情节的纠缠。也因此，从情节出发，对《装在套子里的人》展开所谓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分析，既牵强又尴尬。但这并不是说契诃夫没有好好讲故事。
《装在套子里的人》在叙述形式上已经是具有现代主义特征的小说，阅读本文，除掉意义的获得，我们更需要关注其独具意味的形式。
小说的主体是一个名叫别里科夫的中学希腊文教师的故事，讲述这个故事的人是他的同事布尔金。但在布尔金讲述故事之前还有很长一段情境描写，说的是一个名叫伊凡·伊凡内奇的古怪兽医为了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出城打猎，遇到了中学教师布尔金，在临睡前开启了他们的闲聊。这才是小说真正的开始。这样的小说结构就像一个更大的套子，把布尔金讲述的“装在套子里的人”故事套在其中，如同俄罗斯套娃，叙述本身就充满着趣味。
小说选择布尔金来讲述别里科夫的故事，自然比别里科夫以第一人称来叙述自己的故事要客观。更重要的是，布尔金不仅仅是小说的叙述者，也是小说中的一个角色，他参与了别里科夫故事的构建，他和其他的同事一样，被别里科夫辖制，“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发信，不敢交朋友，不敢看书，不敢周济穷人，不敢教人念书写字……”布尔金自己分明也是套中人，却还在嘲笑和批判“装在套子里”的别里科夫，从不知道反思自己。叙述人称在这里体现了巨大的讽刺意义。
伊凡·伊凡内奇在听布尔金讲故事时的几次插话，有意让读者的目光从别里科夫身上转移出去，从而造成一种间离感，引发读者对别里科夫及其周围人的反思，而不是像布尔金一样居高临下地批判与嘲讽。且看原文中的一段话：
“我们住在城里，空气污浊，十分拥挤，写些无聊的文章，玩‘文特’，这一切岂不就是套子吗？至于在懒汉、爱打官司的人、无所事事的蠢女人中间消磨我们的一生，自己说而且听人家说各式各样的废话，这岂不也是套子吗？”
在这样的夜晚，听到别里科夫的故事，伊凡·伊凡内奇未感到轻松与快慰，而是反观自身，带着一种深切的理解与悲悯。
布尔金的叙述是一种审视，读者却通过伊凡·伊凡内奇的眼睛打量着“布尔金们”。这种结构让我们明白，现代小说的叙述形式和叙述人称的变化都会产生不一样的意味。这样的结构安排也引导读者，不要仅仅将矛头指向别里科夫，所有人和别里科夫一样，都在套子里生活，这种生活必须尽快结束。
很显然，作家这种讲述别里科夫的故事的形式是精心构筑的。
经典小说作品的教学，完全可以放开手脚，以教材为津梁，带领学生走进契诃夫所创造的文学世界，读懂小说这种形式。这也是我们致敬经典的最好方式。
参考文献：
[1] 倪文尖.小说的读法与教法漫谈——以《祝福》教学为中心[J].名作欣赏，2015（13）.
[2] 格非.欧美作家对我创作的启迪[J].外国文学评论，1991（1）.
[3] 汪曾祺.汪曾祺全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4] 倪文尖，朱羽.重塑小说观建构新图式——《现代小说阅读》编写札记之一[J].语文学习，2005（3）.
[5] 格非.塞壬的歌声[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6] E.M.福斯特.小说面面观[M].苏炳文，译.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