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当我还在湖南艺术学校第六班学习时，学校开设的课程中就有素描课、速写课、水彩课等等，都是一些写生课程。在当时的整个教学安排中，写生教学所占有的比重可以说是很大的。正是通过这样一些系统、严格的写生训练，使我对于艺术表现的一般规律、方法和技能有了初步的认识与掌握。
　　艺术学校毕业后，我走上了教育工作岗位，教学之余，仍是坚持写生。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为日后继续升学作准备，二则是为了能进一步提高自己的绘画技巧和创作能力。当时的想法，即使考不上大学，至少可以做一名反映校园生活的业余画家。于是节假休息日，便常常约好学生或同事，为他们写生画像，有时还会邀上几个意气相投的画友，一块写生。几年下来，居然积累了不少写生作品，偶尔，其中也会有一、二幅发表在《湖南日报》上。记得有一幅水彩人物写生作品《少先队员》入选了湖南省首届美展，这是自己的绘画作品第一次在展览会上展出。
　　进入大学，写生仍是自己所经历的一种主要课堂教学方式，教学内容安排基本都是写生课。期间，当我有幸到浙江美院进修时，学习也是以写生训练为主。每日上午在画室画素描或色彩人物写生，下午到西子湖畔进行风景写生，晚上，则多在学院图书室翻阅书藉与画册，还曾经去上海、绍兴、苏州、无锡等地写生。那时，记忆最为深刻的是印象主义画风，在印象派画家的写生作品中，充满着光与色的灵动和变幻，一切都显得是那么的生气勃勃，自己深感激动、振奋的同时，也更加坚定了心中对于写生的信念。当年画的一些水彩写生作品，如《西湖雨雾》《灵隐小径》《阳光下》，曾入选了浙江美院举办的“江山如此多娇”画展，另有80余幅作品，则是组成了自己返湘后在湖南艺术学院美术系举办的生平第一个个人画展——朱辉水彩画进修汇报展。
　　此后五十余年的水彩画艺术实践与教学工作中，我始终将教学、写生、创作与理论研究看作一个互动的整体，它们之间是一种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支持的关系。例如，写生技巧提高了，示范能力强了，示范作品能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教学效果肯定会好；而教学效果好了，为理论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为理论研究水平的提高又创造了可能；理论研究水平提高了，眼界高了，又促使创作更上一层楼。在这种良性循环的推动下，我的写生经历了一个由“崇法摹形”的习作阶段转化到融入主观创作思维来进行写生的创造阶段的过程，由单纯的感性写生发展为理性与感性相结合的写生，将整个写生过程都当作创作过程来对待，既是写生，亦是创作。
　　1979年到常德安乡农村写生期间，记得有一天，画完一幅画之后，回头忽见一小女孩手挎提篮正站在自己身后阳光下，强烈的光影对比中，色彩十分含蓄也十分迷人。征得小女孩同意后，便立即为她画了幅后来题名为《假日》的水彩速写。因为担心画的时间久了，小女孩会离开，自始至终，作画都是在注意力高度集中的状态下进行的，只求迅速把阳光下的色彩感觉表达出来。经过将近半个小时紧张的写生，终于顺利完成，逆光下小女孩那种怯怯的眼神，真是惹人怜爱。这是此次下乡写生画得最得心应手的一幅，同时，也是我绘画生涯中难以忘怀的一幕。
　　上个世纪80年代初，集市自由贸易刚刚兴起，一日我去菜场买菜，见一白胡子老大爷正在卖鸡和鸡蛋，他那银须飘逸的生动形象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常去买蛋、聊天的缘故，彼此就熟悉了，我便提出请他到美术系当模特，老大爷欣然答应。先是在教师进修室里做模特，后是在学生上课的班上做模特，久而久之，几乎每学期都能在美术系大楼中见到他的身影，老大爷不经意间竟成了当时美术系最受欢迎的明星模特。请老大爷做模特画写生时，总是一边画，一边听他讲故事，说笑话，有时还会唱上几句花鼓戏，很是风趣。而一旦老大爷不说也不唱了，则保准会鼾声渐起打起瞌睡来，所以画画时，常常还要安排一个人同老大爷聊天，以确保他情绪和动态的稳定，这也算是“名模”的特权吧。我曾经以老大爷卖鸡蛋为题材画过一幅创作，记得当初有了构思后，便将老大爷请来，并带上他平时卖鸡蛋的用具，依据生活中的场景布置在画室里，然后，我便开始对景写生，直至最终完成创作。在整个创作过程中，面对现实生活中的人与物进行创作写生，不但画起来心里踏实，而且，完成创作的信心也更充足。虽然画面中的一切对象都是通过写生完成的，但这种写生又不同于一般的即兴写生，而是有明确的、整体的创作意识，指导着创作的每一个环节以及画面上每一个细部的塑造，另外，同写生对象的直接交流、互动，也更有利于画面表现的深入和完整。
　　一件艺术作品的价值，并不取决于是写生还是创作，而是由它自身的格调、内涵与艺术魅力，以及所展示出的材质媒介的美感和表现手法的独到所决定。
　　从写生到创作——现在回想起来，自己的艺术实践与探索经历中，因为写生，而留下了多少幸福、美好的记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