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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就是王芸生，王芸生就是《大公报》！”
—作为《大公报》的总编辑，王芸生曾踌躇满志地说过这样的话。口气虽说张狂了些，却也不无一定的道理。
的确，王芸生的名字是和《大公报》紧紧连在一起的。—其一，从他本人来讲：自从1929年进入报馆以来，直到1966年报纸被迫停刊为止，他在《大公报》工作了整整37年；如果刨去以前的幼年时代和以后的老年时代不论，他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全都献给了《大公报》。其二，从报纸来言：每张报纸都有自己的特色，而《大公报》的“四绝”之首则是它的社评；抗战爆发以后王芸生逐渐取代张季鸾而成为撰写社评的主笔，他那激情洋溢，有如江河直泻的风格成为了《大公报》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一面鲜艳的旗帜。
“一定要把新闻事业做成好人的事业！”
王芸生是幸运的，因为他遇到了《大公报》；《大公报》也是幸运的，因为它遇到了王芸生。
—没进过一天的洋学堂，没读过一天的新闻学，13岁的茶叶店小学徒王芸生迷上了报纸，每天都要跑到马路边的报栏前认真地读个遍，并且还要用修脚刀偷偷地将喜爱的文章挖下来……1926年，25岁的王芸生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先是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编辑周刊《亦是》《短棒》及《和平日报》，后则为国民党天津市党部的《华北新闻》撰写社论；然而他很快地便对这一充满政治斗争的背景感到了厌倦，于是登报声明，脱离一切党派，一心从事著述，以文章报国。1928年，27岁的王芸生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不仅进入了新创办的天津《商报》报社，而且担任了总编辑；然而没过多久他却再一次地陷入苦闷—报界的蜕变，报人的私欲，竟连街上的黄包车夫也嗤之以鼻：“干报馆的没有好人！”震惊之下，他愤然发誓：“一定要把新闻事业做成好人的事业！”
—创刊于1902年的《大公报》同样经历了一番拼搏与摸索，1926年的9月，它终于在涅槃后获得了新生。“新记”的掌门人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等不仅鲜明地打出了“文人论政”的旗号，而且公开地提出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方针。所谓“不党”，指的是“无成见，无背景”，“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所谓“不卖”，指的是“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所谓“不私”，指的是“无私图”，“无私用”，“向全国开放”，“为公众喉舌”；所谓“不盲”，指的是不“随声附和”，不“一知半解”，不“感情冲动”，不“昧于事实”。
一个立志要“文章报国”，一个标榜要“文人论政”；一个发誓要把新闻事业做成好人的事业，一个努力于报格的“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于是乎，当1929年王芸生通过张季鸾的介绍进入《大公报》后，那无疑是：一个如鱼得水，一个如虎添翼。
……那是30年之后，新中国的总理周恩来对《大公报》作出了这样三点评价：第一，它是爱国的；第二，它是坚持抗日的；第三，它为新闻界培养了众多的杰出人才。—仅以其中的第三点而言，王芸生岂不正是它的直接受益者？由于它广揽人才，不拘一格，没有任何文凭的茶叶店的小学徒，才得以进入这家著名的新闻媒体；由于它秉以公心，不计前嫌，曾经与张季鸾打过一场笔战的“敌手”，才得以被委任要职，放手开展工作。
至于王芸生，也同样不负报社之众望—最初，他负责编辑地方新闻，据老报人回忆：“他编的地方版颇不一般，对国民党统治下的秕政多所抨击，并以标题出之，标题有评论色彩，他常在这类标题下加个惊叹号，以加重语气，有时随写随念叨着说：‘给它来个棒槌！’当时的河南地方当局对《大公报》最为恼火，就是因为挨了王芸生不少的棒槌。”后来，他负责编辑《国闻周报》，并以“草人”为笔名撰写了不少政论文章，老报人这样评价道：“王芸生的文章为世人所传诵。他立言的长处在于以国家为前提，站在人民的立场，说人民所要说的话。所以他的文章始终能动人心弦，不致与无党无派的民意脱节。”再往后，他的任务是主持新辟的专栏《明耻》，并以亲笔撰写的宏篇巨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连载其上，时间长达两年半之久，且无一日中断，于海内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对于这数百万字的内容，历史学家刘大年难以忘怀，并于数十年后仍激动万般地赞叹道：“某些重大事件的真相，依靠它，才得以披露于世，为人们所知。书名标举中国与日本，实际涉及中美、中俄等广泛的范围。”
王芸生终于找到了施展其抱负的天地，《大公报》也终于找到了发挥其作用的人才。
—1936年，王芸生在燕京大学新闻系演讲，他说道：“中国新闻界应该把他的报做成中国人的报，一切以国家利益为前提，不当汉奸，不采妨害国家利益的新闻，不登无条件替人家作宣传的外国电。现在的中国新闻界，它的环境真是艰难极了，现在的中国新闻记者，尤其需要些‘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勇士精神！”
—1944年，王芸生再次来到迁于成都的燕京大学演讲，他说道：新闻记者必须要为人民代言，要以邵飘萍为榜样，敢于说真话，不怕杀头，“抓到刑场，揪住小辫儿，钢刀一举，咔嚓一声的时候，小子，你要一声不吭，咬紧牙关顶得住，才算得是一条好汉，一个好记者！”
《大公报》终于成就了王芸生，王芸生也最终成就了《大公报》；《大公报》将王芸生培养成了一名真正的记者，王芸生则让《大公报》又有了一次新的飞跃与升华。
—1937年的4月11日，王芸生写下《招魂—一个新闻记者的罪言》，他给自己的职业作了最后的界定，也给记者的人格作了最后的“招魂”：
一个能克尽厥职的新闻记者，他须具备几种异乎常人的条件：他须有坚贞的人格，强劲的毅力，丰富的学识；对于人类，对于国家，对于自己的职业，要有热情，要有烈爱，然后以明敏的头脑，热烈的心肠，冰霜的操守，发为“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勇士精神，兢兢业业的为人类为国家，尽职服务……
“我们是中国人，办的是中国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
战争爆发了！就在王芸生写下那篇《招魂—一个新闻记者的罪言》之后不到三个月，一场由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了！整整八年的时间，王芸生与《大公报》生死相随，共患共难，并以不屈的气节与坚定的立场经受着民族存亡的重大考验。 那还是在一年之前的1936年，亦即日军开始进逼华北的时候，位于天津的《大公报》毅然做出决定：前往上海创办分馆，以备将来有不测的一天。9月，王芸生奉命出任上海版的编辑主任，他带领全家开始了第一次搬迁。—于是乎，就在法租界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的这条马路上，就在181号的这栋楼房里，王芸生和《大公报》的同仁们继续战斗着，更亲身迎来了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迎来了中华民族的生死之秋。
那是1937年的8月13日，日军的炮弹终于落在了报馆的楼下，王芸生挺身而起，以瘦弱的肩膀挑起了上海分馆的全部重担。—一则，天津版的《大公报》已经随着平津的相继沦陷而停刊，上海版的《大公报》便责无旁贷地成为了“前沿阵地”；二则，张季鸾预料“沪版必将继津版而牺牲”，于是率领部分人员前往汉口开辟新的战场。为此，上海版的重任几乎全部落在了王芸生一人的肩上：他要亲自写社评，亲自看大样，还要亲自守候前方记者的来稿……他累得鼻子频频流血，只在额上敷条湿毛巾，坚持“轻伤不下火线”； 他夜以继日地忙碌在办公室里，就连小儿子的出生，也竟然是浑然不知浑然不晓；他带头不领稿费，并倡议报馆改发“国难薪”，率领众人共渡难关。
然而，上海的局势同样是急转直下—1937年的11月12日，中国军队奉命撤离，租界成为了“孤岛”。12月13日，日本占领军下达命令：一切报刊“自12月15日起须送小样检查，不经查检之新闻一概不准登载”。上海版的同仁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不等15日的到来，便于前一天自动停刊以示抗议—“我们是报人，生平深怀文章报国之志，在平时，我们对国家无所赞襄，对同胞少所贡献。到今天，我们所能自勉兼为同胞勉者，惟有这三个字—不投降！”这是王芸生亲笔撰写的社评《不投降论》，并以之向上海的广大读者表示告别。
又是一次举家迁徙！—1937年的12月15日，王芸生带领着全家，也率领着编辑部的部分人员前往武汉，与先期在那里创办汉口版的同仁们会合。由于长江的封锁，他们一行只得绕道香港，再转而北上，路上足足走了20天。
汉口版的《大公报》在张季鸾等人的努力下，已于1937年的9月18日正式发刊了。王芸生的职务仍然是编辑主任，此外则协助张季鸾撰写部分社评。那天是1938年的9月1日—记者节，旅汉的新闻界人士举办了一个聚餐会。王芸生控制不住自己的激动情绪，拍案而起振臂高呼：“现在是记者利用笔来杀伐敌人的时候！”在座者无不热泪盈眶，无不摩拳擦掌。……不承想，才过了一个多月，武汉又面临沦陷。10月17日，《大公报》汉口版不得不宣布休刊，这天的社评又是出自王芸生的笔下—“我们这一年多，实在无成绩，但自誓绝对效忠国家，以文字并以其生命献诸国家，听国家为最有效的使用。……今后到了重庆，而心神却在大别山边，在鄱阳湖上。同样的，在江南，在塞北，在淮上，在粤东，我们永远与全国抗战军民的灵魂在一起。”
对于武汉期间的这段工作，王芸生谦虚地自责为“实在无成绩”，但是他与同仁们所做出的努力却由史家们载入了史册—“……王芸生兄于（民国）二十七年春偕沪馆一部分同人经香港抵汉，汉馆人力因以充实。乃于经常业务之外，发起救济受伤将士运动，并代收捐款，随时转送红十字会应用，一面在报端披露微信。是年夏，又主办《中国万岁》话剧之公演，售票所入，全部拨作救济受伤将士之需。是时本报以得社会之同情与信任，销数竟达53000余份，创武汉报业史上发行最高之纪录。”是的，谁都不会忘记，由王芸生领衔创办的大公剧团，将所有的票房收入购置成药品送往了各伤兵医院，而王芸生在闭幕会上的致词“要么带着盾牌归，要么睡在盾牌上归”，更是获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王芸生是于汉口版休刊后的第二天—即1938年的10月18日，率领全馆人员撤离武汉西迁重庆的，对于他来说，这已是第三次颠沛流离了。重庆《大公报》的报馆设在下城的新丰街19号，王芸生的家则安在了距离报馆不远的白象街上，此时的王芸生已经擢升为分馆的总编辑。
然而，这里的一切很快又被日军的飞机炸得粉碎。—1939年的5月3日，54架敌机轮番轰炸山城，报馆成为一片废墟，一名工友惨死在弹片之下；王芸生的家亦被炸塌了一半，幸运的是，他本人及长子、长女均不在家，夫人抱着次子和幼子借助楼梯躲过了一劫，次女则靠写字台捡回了一条性命。第二天敌机继续狂轰滥炸，山城陷入一片火海，全市的报业损失达十分之九；《大公报》不得不借用《国民公报》的房子临时办公，而王芸生则借用他人的书桌撰写出了当天的社评—“血火中的奋斗，最足锻炼钢铁意志；危难中的友情，更表现同胞爱的伟大。”
8月13日，因轰炸而被迫停刊100天的《大公报》终于复刊了，新建的报馆于郊外的李子坝胜利落成。然而1940年的8月30日、9月15日，以及1941年的7月10日、7月30日，报馆又连番遭到敌机的摧毁，损失极其惨重—经理部大楼直接中弹，几成一片瓦砾；编辑部大楼屋顶开裂，全靠几根巨木支撑。7月30日又恰逢大雨，员工们只得露宿屋外达两天两夜之久。至于王芸生本人，更是多次遭遇到死而复生或死里逃生的危难—一次是在苍坪街的防空洞里，他因疲劳过度而当场晕倒，多亏《新华日报》的同仁及时抢救，方得脱险；第二次则是在那个“重庆防空壕大惨案”的现场，若不是身边的一位好心人赠送两粒人丹和一小块八卦丹，他或许也成为遇难者之一了。……然而，就在这样的危难环境中，在这样的生死考验下，《大公报》从未停止过一天的工作。—新馆的背后是浮图关，山石坚固，洞穴隐蔽，王芸生带领大家开挖出了一个又一个防空洞。于是乎，一篇篇的稿子就从这里连续不断地编辑了出来，一张张的报纸亦由这里源源不断地印刷了出来……
《大公报》的精神与斗志实可谓感天动地。1941年的5月15日，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将一枚金光闪闪的荣誉奖章授予了中国的《大公报》，并写下了这样一篇赞辞：“该报之机器及内部人员，曾不顾重大之困难，自津迁沪抵汉以至渝港两地，实具有异常之勇气与魅力。该报能在防空洞中继续出版，在长时期中间仅停刊数日，实见有非常之精神与决心，其能不顾敌机不断之轰炸，保持中国报纸中最受人敬重、最富启迪意义及编辑最为精粹之特出地位。《大公报》自创办以来之奋斗史，已在中国新闻史上放一异彩，迄无可以颉颃者。”—这不仅是对《大公报》的赞扬，也是对中国新闻界的赞扬；这不仅是对《大公报》的奖励，也是对中国报人的奖励。 王芸生将自己最为宝贵的年华同《大公报》的光荣历史联系在了一起，王芸生更以自己最为闪光的年华为《大公报》的发展谱写出了灿烂的篇章。
这是他的誓言，也是他的信念—
我们是中国人，办的是中国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
“记者应该影响政治，应该参加抗战！”
那天—也就是1938年的9月1日，王芸生在汉口出席记者节聚餐会的时候，他除了高声呼喊出“现在是记者利用笔来杀伐敌人的时候”，还说了这样一句话：“记者应该影响政治，应该参加抗战！”
王芸生是记者，他更是撰写社评的报人，因此他的“影响政治”和“参加抗战”，则更多地体现在了他所写的社评当中；而《大公报》的老人李纯青更是披露了这样的事实—“国内尖锐的政治问题都由王芸生自己执笔，而且事前皆不与人讨论，可以说，那《大公报》社论，主要就是表现王芸生个人对时事的纵横谈。”在《〈大公报〉百年史》一书中也有这样的评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前后，张季鸾进入晚年，体弱多病，继承他的衣钵成为撰写《大公报》社评主力的是王芸生。王芸生深得张季鸾的真传，但也有自己的特点。他的社评写得有才气，有骨气，有锐气，激情洋溢，江河直泻，很能引人入胜。”
抗战期间王芸生一共写过多少篇社评，现在已经很难统计清了。但从内容上来看，可以分为这样几类—
第一，评述战争局势，鼓舞民众斗志。
早在战争爆发之前，王芸生即写下不少的文章，以唤醒国民，启发国民：“外来的强御不足畏，最可怕的是自己瘫痪。救中国人者是中国人，担当现在国难者也应该是现在生存着的中国人。我们不须卜课，我们的命运就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上。四万万人民不要亡国，国不会亡；四万万人民都忘掉国家，这个国家便一股脑儿沉沦大海。”1936年，他更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公开宣传“从容赴死主义”—“假使我们中国人，每个人的血液都在脉管里沸腾起来，人人都有点正义所在赴死不辞的精神，我们的民族立刻便会年轻几千年，我们的祖国自然便不可侮了。”
战争爆发以后，他更像是一名英勇无畏的战士，时刻站在前沿的阵地上，向全国的民众发出庄严的呐喊—战争刚刚打响，他写下《勖中国男儿》，鼓励他们“奋勇吧！前进吧！目前就是我们血洗河山重光祖业的时候”；上海不幸失陷，他写下《不投降论》，号召“武士不做降将军，文人不做降大夫，四万万五千万人都保持住中华民族的圣洁灵魂”；台儿庄传来捷报，他写下《台儿庄胜利以后》，鼓舞全国的人民：“我们的军队，如运用好，决心坚，便充分可以战胜暴寇！”……
这样的文字，无疑是来自于作者强烈的爱国情感与坚定的爱国立场。1958年，周恩来总理在接见该时《大公报》的负责人费彝民时，所肯定的也正是这两点：第一，“它是爱国的”；第二，“它是坚持抗日的”。“爱国”是“抗日”的基础，“抗日”是“爱国”的表现；对于一直以“《大公报》就是王芸生，王芸生就是《大公报》”而自诩的王芸生来说，这样的评价更是直接包括了他的文章，包括了他的所作所为。—王芸生无憾了，他实现了他的“文章报国”的宏愿。
第二，评述政治现状，揭露腐败统治。
在1944年9月29日的社评中，王芸生写下这样一段话：“新闻就是客观事实的写照，为美为瑕，事实是顶好的说明。苟根据事实所写的新闻，自由发表，自由交换，一任其公开于光天化日之下，则真相毕露，丑恶者无处藏身，也就无从矫造欺瞒，偷天换日。”—这就是一名记者的社会责任感，一名报人的社会良知。当年张季鸾在世时，曾经叮嘱过王芸生：“我和蒋（介石）先生有交情，你写社评，只要不碰蒋先生，任何人都可以骂。”然而张季鸾刚一去世，王芸生便不买这个账了，他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去“碰”蒋先生了—
第一次发生在1941年的12月22日。王芸生借着国民党召开五届九中全会并通过了《增进行政效能，厉行法治制度，以修明政治案》的机会，毫不留情地揭露了这样两件令人痛心的事实：其一，“最近太平洋战事爆发，逃难的飞机竟装来了箱笼、老妈与洋狗，而多少应该内渡的人尚危悬海外。”其二，“某部长在重庆已有几处住宅，最近竟用65万元公款买了一所公馆。”王芸生拍案而起了：“为今之计，所有政府机关，一要全部厘清其系统，二要逐个考核其执掌，……最要紧的一点，就是肃官箴，儆官邪。”据说报纸发行的当天，西南联大及浙江大学等数所大专院校的学生便上街游行了，强烈抗议国民党政府的黑暗与腐败。至于蒋介石，更是坐立不安，他一面命令交通部致函《大公报》以“解释”事件的原委，一面则罢免了那个让他丢尽了脸面的“某部长”郭泰祺。更为可笑的是，事隔40余年，在一次纽约华人的聚会中，当年“洋狗事件”的主角孔二小姐与王芸生的女儿不期相遇了，她竟然控制不住地叫喊了起来：“王芸生是共产党！你给我出去！”
王芸生并不是共产党，但他却有着共产党人的大无畏精神。1943年的2月2日，王芸生第二次“碰”了蒋介石—一篇名为《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评，如同惊雷一般震撼了整个山城：“昨天本报登载一篇《豫灾实录》，想读者都已看到了。读了那篇通讯，任何硬汉都得下泪。但令人不解的是，河南的灾情中央早已注意，中央的查灾大员也早已公毕归来，我们也曾听到中央拨了相当数额的赈款，但是截至本报通讯员上月17日发信时，尚未见发放赈款之事，千万灾民还在眼巴巴的盼望，这是何故？”质问完毕后，他便开始“有的放矢”了：“河南的灾民卖田卖人甚至饿死，还照纳国课，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发豪商巨富的资产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针对如此的现实，王芸生的愤怒一发而不可收，随后他又相继发表了《为国家求饶》《晁错与马谡》等一系列的社评—或是直接请求那些“国难商人们”，尤其是“非官非商、亦官亦商”的“假公济私”者们：“放手吧！饶了国家吧！”又或是借古讽今，规劝当今的统治者应以诛晁错的汉景帝和斩马谡的诸葛亮为榜样，坚决铲除祸国殃民的权相和败将，“以服军民之心”。据说，这一次着实让蒋介石大开杀戒了，不仅责令《大公报》停刊三天，而且还将那位披露河南灾情的记者张高峰逮捕法办。 1943年的春天，战争进入最为艰难的时期。为了挽救颓丧的世风，王芸生借助《大公报》发动了一场“爱恨悔”运动—“我们要爱，爱国、爱族、爱人、爱事、爱理；凡我所爱的，生死以之，爱护到底！我们要恨，恨敌人、恨汉奸、恨一切口是心非、损人利己、对人无同情、对国无热爱、贪赃枉法以及做事不尽职的人！我们要悔，要忏悔自己，上自各位领袖，下至庶民，人人都要低首于自己的良心面前，忏悔三天；省察自己的言行，检视自己的内心，痛切忏悔自己的大小一切的过失！”他强调说：“中国人都有了这种行为基准，神奸巨孽必除，贪官污吏必灭，奸商必戕，懦夫必有立志。遍国中充满攘利不先、赴义恐后之忠愤耿耿的人，大敌还愁不摧，国家还愁不强吗？”这一次的“创意”，完全是出自王芸生救国救民的一片赤诚，不承想又狠狠地“碰”到了蒋介石的那根最为敏感的神经。—吴稚晖代表他出面了：“《大公报》宣传爱恨悔，有些形迹可疑。因为孙总理的学说只讲仁爱，从不讲恨。恨是马克思学说，《大公报》恐怕是在替共产党作宣传。”就这样，一场已经收到了上百封读者来信表示热烈拥护的运动，竟以莫须有的罪名给扼杀了。
王芸生曾对家人说过这样的话：“我作为一份民间报纸的发言人，要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我才有独立的发言权，我才有资格说真话，对国民党才能嬉笑怒骂。”这就是王芸生的原则和立场。当年胡政之、张季鸾等人接办《大公报》时曾明确地提出了“四不”的社训，如今王芸生则公开表示“不做蒋家官，不收蒋家钱”。他不仅拒绝了国防参议会参议员的聘任，就连由郭沫若担任厅长的政治部第三厅的邀请，也一概谢绝。他的理由是：“戴盆何能望天！”—只有身在政府之外，才能够清楚地“望天”。
第三，评述苏联外交，抨击肮脏交易。
对于中国的抗日战争，苏联曾给予了巨大的支持和援助，这是王芸生牢记在心的。但是后来的事实却令他耿耿于心，他不能不挺身而出寻求公道了—
1941年的4月13日，苏联与日本签订了一个“和平友好邦交”条约，不仅保证互不侵犯，而且保证其中的一方在与其他国家发生军事冲突时，另外的一方绝对保持中立。更尤其是，在他们的宣言中竟然写进这样的内容：“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王芸生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一再询问是否翻译有误。4月15日他写下《苏日中立条约》，愤然谴责这一“中苏邦交上的可憾可惜之举”—第一，“这在客观上就等于苏联便利日本对华作战，便利日本南进，在太平洋上与英美开战。”第二，“共同宣言中承认‘满洲国’的存在及不可侵，是损害了中国的主权。”第三，早在1924年签订的《中苏协定》中就有“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的内容，但是今天的苏日共同宣言中竟扯出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这无疑是“破坏（中苏）双方条约和侵害中国主权之举”。
第二篇“反苏”社评，是发表于1946年2月13日的《读雅尔塔秘密协定有感》。当苏联和美、英巨头于雅尔塔签订的秘密协定公开之后，王芸生再也不能沉默了。他愤然指出：第一，针对着有关中国的领土与主权大事，三巨头们竟然能背着中国政府做出决定，“可见中国是处于受支配被处分的地位”。第二，苏联为了获取租借旅顺大连两港及建筑中东南满两条铁路的权利，竟然将早已废除的由清政府与帝俄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重新恢复，“以前的帝俄与沙皇，是极丑恶极落伍的，经1917年的十月大革命，把丑恶而落伍的帝俄连根革掉了命”，不承想为了肮脏的交易，如今竟能抛弃应有的立场。五天后，王芸生又写下《东北的阴云》，再四天后又写下《东北的经济与金融》，强烈谴责苏联在中国的领土上延不撤兵，在中国的东北盗运机器、滥发纸币的事实……
如果说王芸生将手中的笔直接对准了社会主义的苏联在当时不怕中共认可的话，那么后来的现实竟被他“不幸而言中”了！—上个世纪的60年代末，中苏边境终于爆发了珍宝岛事件，一位中共的上层人士不由自主地想起了王芸生，想起了他当年写下的这篇文章：“写得好，站得高，看得远，苏联的很多表现确实是可怕的‘社会帝国主义’的行径。”
真实地记出你所见到的事，勇敢地说出你心里的话，可以无愧为一个新闻记者了。敢说、敢做、敢担当，是自由人的风度；敢记、敢言、敢负责，是自由报人的作风。
—这，就是“自由人”与“自由报人”王芸生所追求的目标、所坚守的原则。
当今学者傅国涌曾在文章中指出：“遍观百年新闻史，‘文人论政’传统的产生存在，至少需要三个条件：一是民间报刊的空间，二是经济独立，三是知识分子能保持人格独立。……新记《大公报》的崛起，代表了一个时代‘文人论政’的最高水平。”—王芸生确实是幸运的，他遇到了《大公报》；《大公报》也确实是幸运的，它遇到了王芸生。赵朴初称赞他是：“人海燃犀尝烛鬼，论坛主笔仰扶轮。”刘大年称颂他是：“名世大手笔，爱国言论家。”但王芸生却这样评价自己，这样评价自己的一生：
我是一个中国人，而且正是这个时代的一个中国人，国家在这个时代中的悲喜，我自然也分享了一份。庚子以后的残破局面，已在妈妈的怀抱中过去，童孩的脑中没留下一点印象；我的小辫子是给辛亥革命剃掉的，壬子兵变时的火光与枪声，曾照耀过我的眼睛，震动过我的心；五四运动给我打下一个做人的基础；五卅运动又使我认识了自己的国家。民族的热血曾鼓舞着我的青年的心，使我走上民国十五六年的革命战场。革命的火焰曾使我的生命发光，而革命阵营中的腐败现象也确曾伤过我的心。我从那时起开始有了一种觉悟，觉悟自己不是一个一手回天的英雄，遂摒绝一切政治的轇轕，安心来过一个新闻记者的生活。人是从那时起变得没出息了，也从那时起变得老实些了，但自信我的心却未曾冷。
作为记者他是称职的，作为报人他是优秀的。—他的心永远“未曾冷”，他的心在面对一切魑魅魍魉的时候，都会大义凛然地呼喊出：“现在是记者利用笔来杀伐敌人的时候！”
—抗日战争爆发的那一年，王芸生36岁。
他无比的自信，他无比的自负，他说过：“《大公报》就是王芸生，王芸生就是《大公报》！”—这话，没错，一点都没错！
（编辑：魏 冉）
—作为《大公报》的总编辑，王芸生曾踌躇满志地说过这样的话。口气虽说张狂了些，却也不无一定的道理。
的确，王芸生的名字是和《大公报》紧紧连在一起的。—其一，从他本人来讲：自从1929年进入报馆以来，直到1966年报纸被迫停刊为止，他在《大公报》工作了整整37年；如果刨去以前的幼年时代和以后的老年时代不论，他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全都献给了《大公报》。其二，从报纸来言：每张报纸都有自己的特色，而《大公报》的“四绝”之首则是它的社评；抗战爆发以后王芸生逐渐取代张季鸾而成为撰写社评的主笔，他那激情洋溢，有如江河直泻的风格成为了《大公报》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一面鲜艳的旗帜。
“一定要把新闻事业做成好人的事业！”
王芸生是幸运的，因为他遇到了《大公报》；《大公报》也是幸运的，因为它遇到了王芸生。
—没进过一天的洋学堂，没读过一天的新闻学，13岁的茶叶店小学徒王芸生迷上了报纸，每天都要跑到马路边的报栏前认真地读个遍，并且还要用修脚刀偷偷地将喜爱的文章挖下来……1926年，25岁的王芸生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先是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编辑周刊《亦是》《短棒》及《和平日报》，后则为国民党天津市党部的《华北新闻》撰写社论；然而他很快地便对这一充满政治斗争的背景感到了厌倦，于是登报声明，脱离一切党派，一心从事著述，以文章报国。1928年，27岁的王芸生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不仅进入了新创办的天津《商报》报社，而且担任了总编辑；然而没过多久他却再一次地陷入苦闷—报界的蜕变，报人的私欲，竟连街上的黄包车夫也嗤之以鼻：“干报馆的没有好人！”震惊之下，他愤然发誓：“一定要把新闻事业做成好人的事业！”
—创刊于1902年的《大公报》同样经历了一番拼搏与摸索，1926年的9月，它终于在涅槃后获得了新生。“新记”的掌门人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等不仅鲜明地打出了“文人论政”的旗号，而且公开地提出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方针。所谓“不党”，指的是“无成见，无背景”，“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所谓“不卖”，指的是“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所谓“不私”，指的是“无私图”，“无私用”，“向全国开放”，“为公众喉舌”；所谓“不盲”，指的是不“随声附和”，不“一知半解”，不“感情冲动”，不“昧于事实”。
一个立志要“文章报国”，一个标榜要“文人论政”；一个发誓要把新闻事业做成好人的事业，一个努力于报格的“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于是乎，当1929年王芸生通过张季鸾的介绍进入《大公报》后，那无疑是：一个如鱼得水，一个如虎添翼。
……那是30年之后，新中国的总理周恩来对《大公报》作出了这样三点评价：第一，它是爱国的；第二，它是坚持抗日的；第三，它为新闻界培养了众多的杰出人才。—仅以其中的第三点而言，王芸生岂不正是它的直接受益者？由于它广揽人才，不拘一格，没有任何文凭的茶叶店的小学徒，才得以进入这家著名的新闻媒体；由于它秉以公心，不计前嫌，曾经与张季鸾打过一场笔战的“敌手”，才得以被委任要职，放手开展工作。
至于王芸生，也同样不负报社之众望—最初，他负责编辑地方新闻，据老报人回忆：“他编的地方版颇不一般，对国民党统治下的秕政多所抨击，并以标题出之，标题有评论色彩，他常在这类标题下加个惊叹号，以加重语气，有时随写随念叨着说：‘给它来个棒槌！’当时的河南地方当局对《大公报》最为恼火，就是因为挨了王芸生不少的棒槌。”后来，他负责编辑《国闻周报》，并以“草人”为笔名撰写了不少政论文章，老报人这样评价道：“王芸生的文章为世人所传诵。他立言的长处在于以国家为前提，站在人民的立场，说人民所要说的话。所以他的文章始终能动人心弦，不致与无党无派的民意脱节。”再往后，他的任务是主持新辟的专栏《明耻》，并以亲笔撰写的宏篇巨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连载其上，时间长达两年半之久，且无一日中断，于海内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对于这数百万字的内容，历史学家刘大年难以忘怀，并于数十年后仍激动万般地赞叹道：“某些重大事件的真相，依靠它，才得以披露于世，为人们所知。书名标举中国与日本，实际涉及中美、中俄等广泛的范围。”
王芸生终于找到了施展其抱负的天地，《大公报》也终于找到了发挥其作用的人才。
—1936年，王芸生在燕京大学新闻系演讲，他说道：“中国新闻界应该把他的报做成中国人的报，一切以国家利益为前提，不当汉奸，不采妨害国家利益的新闻，不登无条件替人家作宣传的外国电。现在的中国新闻界，它的环境真是艰难极了，现在的中国新闻记者，尤其需要些‘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勇士精神！”
—1944年，王芸生再次来到迁于成都的燕京大学演讲，他说道：新闻记者必须要为人民代言，要以邵飘萍为榜样，敢于说真话，不怕杀头，“抓到刑场，揪住小辫儿，钢刀一举，咔嚓一声的时候，小子，你要一声不吭，咬紧牙关顶得住，才算得是一条好汉，一个好记者！”
《大公报》终于成就了王芸生，王芸生也最终成就了《大公报》；《大公报》将王芸生培养成了一名真正的记者，王芸生则让《大公报》又有了一次新的飞跃与升华。
—1937年的4月11日，王芸生写下《招魂—一个新闻记者的罪言》，他给自己的职业作了最后的界定，也给记者的人格作了最后的“招魂”：
一个能克尽厥职的新闻记者，他须具备几种异乎常人的条件：他须有坚贞的人格，强劲的毅力，丰富的学识；对于人类，对于国家，对于自己的职业，要有热情，要有烈爱，然后以明敏的头脑，热烈的心肠，冰霜的操守，发为“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勇士精神，兢兢业业的为人类为国家，尽职服务……
“我们是中国人，办的是中国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
战争爆发了！就在王芸生写下那篇《招魂—一个新闻记者的罪言》之后不到三个月，一场由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了！整整八年的时间，王芸生与《大公报》生死相随，共患共难，并以不屈的气节与坚定的立场经受着民族存亡的重大考验。 那还是在一年之前的1936年，亦即日军开始进逼华北的时候，位于天津的《大公报》毅然做出决定：前往上海创办分馆，以备将来有不测的一天。9月，王芸生奉命出任上海版的编辑主任，他带领全家开始了第一次搬迁。—于是乎，就在法租界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的这条马路上，就在181号的这栋楼房里，王芸生和《大公报》的同仁们继续战斗着，更亲身迎来了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迎来了中华民族的生死之秋。
那是1937年的8月13日，日军的炮弹终于落在了报馆的楼下，王芸生挺身而起，以瘦弱的肩膀挑起了上海分馆的全部重担。—一则，天津版的《大公报》已经随着平津的相继沦陷而停刊，上海版的《大公报》便责无旁贷地成为了“前沿阵地”；二则，张季鸾预料“沪版必将继津版而牺牲”，于是率领部分人员前往汉口开辟新的战场。为此，上海版的重任几乎全部落在了王芸生一人的肩上：他要亲自写社评，亲自看大样，还要亲自守候前方记者的来稿……他累得鼻子频频流血，只在额上敷条湿毛巾，坚持“轻伤不下火线”； 他夜以继日地忙碌在办公室里，就连小儿子的出生，也竟然是浑然不知浑然不晓；他带头不领稿费，并倡议报馆改发“国难薪”，率领众人共渡难关。
然而，上海的局势同样是急转直下—1937年的11月12日，中国军队奉命撤离，租界成为了“孤岛”。12月13日，日本占领军下达命令：一切报刊“自12月15日起须送小样检查，不经查检之新闻一概不准登载”。上海版的同仁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不等15日的到来，便于前一天自动停刊以示抗议—“我们是报人，生平深怀文章报国之志，在平时，我们对国家无所赞襄，对同胞少所贡献。到今天，我们所能自勉兼为同胞勉者，惟有这三个字—不投降！”这是王芸生亲笔撰写的社评《不投降论》，并以之向上海的广大读者表示告别。
又是一次举家迁徙！—1937年的12月15日，王芸生带领着全家，也率领着编辑部的部分人员前往武汉，与先期在那里创办汉口版的同仁们会合。由于长江的封锁，他们一行只得绕道香港，再转而北上，路上足足走了20天。
汉口版的《大公报》在张季鸾等人的努力下，已于1937年的9月18日正式发刊了。王芸生的职务仍然是编辑主任，此外则协助张季鸾撰写部分社评。那天是1938年的9月1日—记者节，旅汉的新闻界人士举办了一个聚餐会。王芸生控制不住自己的激动情绪，拍案而起振臂高呼：“现在是记者利用笔来杀伐敌人的时候！”在座者无不热泪盈眶，无不摩拳擦掌。……不承想，才过了一个多月，武汉又面临沦陷。10月17日，《大公报》汉口版不得不宣布休刊，这天的社评又是出自王芸生的笔下—“我们这一年多，实在无成绩，但自誓绝对效忠国家，以文字并以其生命献诸国家，听国家为最有效的使用。……今后到了重庆，而心神却在大别山边，在鄱阳湖上。同样的，在江南，在塞北，在淮上，在粤东，我们永远与全国抗战军民的灵魂在一起。”
对于武汉期间的这段工作，王芸生谦虚地自责为“实在无成绩”，但是他与同仁们所做出的努力却由史家们载入了史册—“……王芸生兄于（民国）二十七年春偕沪馆一部分同人经香港抵汉，汉馆人力因以充实。乃于经常业务之外，发起救济受伤将士运动，并代收捐款，随时转送红十字会应用，一面在报端披露微信。是年夏，又主办《中国万岁》话剧之公演，售票所入，全部拨作救济受伤将士之需。是时本报以得社会之同情与信任，销数竟达53000余份，创武汉报业史上发行最高之纪录。”是的，谁都不会忘记，由王芸生领衔创办的大公剧团，将所有的票房收入购置成药品送往了各伤兵医院，而王芸生在闭幕会上的致词“要么带着盾牌归，要么睡在盾牌上归”，更是获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王芸生是于汉口版休刊后的第二天—即1938年的10月18日，率领全馆人员撤离武汉西迁重庆的，对于他来说，这已是第三次颠沛流离了。重庆《大公报》的报馆设在下城的新丰街19号，王芸生的家则安在了距离报馆不远的白象街上，此时的王芸生已经擢升为分馆的总编辑。
然而，这里的一切很快又被日军的飞机炸得粉碎。—1939年的5月3日，54架敌机轮番轰炸山城，报馆成为一片废墟，一名工友惨死在弹片之下；王芸生的家亦被炸塌了一半，幸运的是，他本人及长子、长女均不在家，夫人抱着次子和幼子借助楼梯躲过了一劫，次女则靠写字台捡回了一条性命。第二天敌机继续狂轰滥炸，山城陷入一片火海，全市的报业损失达十分之九；《大公报》不得不借用《国民公报》的房子临时办公，而王芸生则借用他人的书桌撰写出了当天的社评—“血火中的奋斗，最足锻炼钢铁意志；危难中的友情，更表现同胞爱的伟大。”
8月13日，因轰炸而被迫停刊100天的《大公报》终于复刊了，新建的报馆于郊外的李子坝胜利落成。然而1940年的8月30日、9月15日，以及1941年的7月10日、7月30日，报馆又连番遭到敌机的摧毁，损失极其惨重—经理部大楼直接中弹，几成一片瓦砾；编辑部大楼屋顶开裂，全靠几根巨木支撑。7月30日又恰逢大雨，员工们只得露宿屋外达两天两夜之久。至于王芸生本人，更是多次遭遇到死而复生或死里逃生的危难—一次是在苍坪街的防空洞里，他因疲劳过度而当场晕倒，多亏《新华日报》的同仁及时抢救，方得脱险；第二次则是在那个“重庆防空壕大惨案”的现场，若不是身边的一位好心人赠送两粒人丹和一小块八卦丹，他或许也成为遇难者之一了。……然而，就在这样的危难环境中，在这样的生死考验下，《大公报》从未停止过一天的工作。—新馆的背后是浮图关，山石坚固，洞穴隐蔽，王芸生带领大家开挖出了一个又一个防空洞。于是乎，一篇篇的稿子就从这里连续不断地编辑了出来，一张张的报纸亦由这里源源不断地印刷了出来……
《大公报》的精神与斗志实可谓感天动地。1941年的5月15日，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将一枚金光闪闪的荣誉奖章授予了中国的《大公报》，并写下了这样一篇赞辞：“该报之机器及内部人员，曾不顾重大之困难，自津迁沪抵汉以至渝港两地，实具有异常之勇气与魅力。该报能在防空洞中继续出版，在长时期中间仅停刊数日，实见有非常之精神与决心，其能不顾敌机不断之轰炸，保持中国报纸中最受人敬重、最富启迪意义及编辑最为精粹之特出地位。《大公报》自创办以来之奋斗史，已在中国新闻史上放一异彩，迄无可以颉颃者。”—这不仅是对《大公报》的赞扬，也是对中国新闻界的赞扬；这不仅是对《大公报》的奖励，也是对中国报人的奖励。 王芸生将自己最为宝贵的年华同《大公报》的光荣历史联系在了一起，王芸生更以自己最为闪光的年华为《大公报》的发展谱写出了灿烂的篇章。
这是他的誓言，也是他的信念—
我们是中国人，办的是中国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
“记者应该影响政治，应该参加抗战！”
那天—也就是1938年的9月1日，王芸生在汉口出席记者节聚餐会的时候，他除了高声呼喊出“现在是记者利用笔来杀伐敌人的时候”，还说了这样一句话：“记者应该影响政治，应该参加抗战！”
王芸生是记者，他更是撰写社评的报人，因此他的“影响政治”和“参加抗战”，则更多地体现在了他所写的社评当中；而《大公报》的老人李纯青更是披露了这样的事实—“国内尖锐的政治问题都由王芸生自己执笔，而且事前皆不与人讨论，可以说，那《大公报》社论，主要就是表现王芸生个人对时事的纵横谈。”在《〈大公报〉百年史》一书中也有这样的评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前后，张季鸾进入晚年，体弱多病，继承他的衣钵成为撰写《大公报》社评主力的是王芸生。王芸生深得张季鸾的真传，但也有自己的特点。他的社评写得有才气，有骨气，有锐气，激情洋溢，江河直泻，很能引人入胜。”
抗战期间王芸生一共写过多少篇社评，现在已经很难统计清了。但从内容上来看，可以分为这样几类—
第一，评述战争局势，鼓舞民众斗志。
早在战争爆发之前，王芸生即写下不少的文章，以唤醒国民，启发国民：“外来的强御不足畏，最可怕的是自己瘫痪。救中国人者是中国人，担当现在国难者也应该是现在生存着的中国人。我们不须卜课，我们的命运就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上。四万万人民不要亡国，国不会亡；四万万人民都忘掉国家，这个国家便一股脑儿沉沦大海。”1936年，他更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公开宣传“从容赴死主义”—“假使我们中国人，每个人的血液都在脉管里沸腾起来，人人都有点正义所在赴死不辞的精神，我们的民族立刻便会年轻几千年，我们的祖国自然便不可侮了。”
战争爆发以后，他更像是一名英勇无畏的战士，时刻站在前沿的阵地上，向全国的民众发出庄严的呐喊—战争刚刚打响，他写下《勖中国男儿》，鼓励他们“奋勇吧！前进吧！目前就是我们血洗河山重光祖业的时候”；上海不幸失陷，他写下《不投降论》，号召“武士不做降将军，文人不做降大夫，四万万五千万人都保持住中华民族的圣洁灵魂”；台儿庄传来捷报，他写下《台儿庄胜利以后》，鼓舞全国的人民：“我们的军队，如运用好，决心坚，便充分可以战胜暴寇！”……
这样的文字，无疑是来自于作者强烈的爱国情感与坚定的爱国立场。1958年，周恩来总理在接见该时《大公报》的负责人费彝民时，所肯定的也正是这两点：第一，“它是爱国的”；第二，“它是坚持抗日的”。“爱国”是“抗日”的基础，“抗日”是“爱国”的表现；对于一直以“《大公报》就是王芸生，王芸生就是《大公报》”而自诩的王芸生来说，这样的评价更是直接包括了他的文章，包括了他的所作所为。—王芸生无憾了，他实现了他的“文章报国”的宏愿。
第二，评述政治现状，揭露腐败统治。
在1944年9月29日的社评中，王芸生写下这样一段话：“新闻就是客观事实的写照，为美为瑕，事实是顶好的说明。苟根据事实所写的新闻，自由发表，自由交换，一任其公开于光天化日之下，则真相毕露，丑恶者无处藏身，也就无从矫造欺瞒，偷天换日。”—这就是一名记者的社会责任感，一名报人的社会良知。当年张季鸾在世时，曾经叮嘱过王芸生：“我和蒋（介石）先生有交情，你写社评，只要不碰蒋先生，任何人都可以骂。”然而张季鸾刚一去世，王芸生便不买这个账了，他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去“碰”蒋先生了—
第一次发生在1941年的12月22日。王芸生借着国民党召开五届九中全会并通过了《增进行政效能，厉行法治制度，以修明政治案》的机会，毫不留情地揭露了这样两件令人痛心的事实：其一，“最近太平洋战事爆发，逃难的飞机竟装来了箱笼、老妈与洋狗，而多少应该内渡的人尚危悬海外。”其二，“某部长在重庆已有几处住宅，最近竟用65万元公款买了一所公馆。”王芸生拍案而起了：“为今之计，所有政府机关，一要全部厘清其系统，二要逐个考核其执掌，……最要紧的一点，就是肃官箴，儆官邪。”据说报纸发行的当天，西南联大及浙江大学等数所大专院校的学生便上街游行了，强烈抗议国民党政府的黑暗与腐败。至于蒋介石，更是坐立不安，他一面命令交通部致函《大公报》以“解释”事件的原委，一面则罢免了那个让他丢尽了脸面的“某部长”郭泰祺。更为可笑的是，事隔40余年，在一次纽约华人的聚会中，当年“洋狗事件”的主角孔二小姐与王芸生的女儿不期相遇了，她竟然控制不住地叫喊了起来：“王芸生是共产党！你给我出去！”
王芸生并不是共产党，但他却有着共产党人的大无畏精神。1943年的2月2日，王芸生第二次“碰”了蒋介石—一篇名为《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评，如同惊雷一般震撼了整个山城：“昨天本报登载一篇《豫灾实录》，想读者都已看到了。读了那篇通讯，任何硬汉都得下泪。但令人不解的是，河南的灾情中央早已注意，中央的查灾大员也早已公毕归来，我们也曾听到中央拨了相当数额的赈款，但是截至本报通讯员上月17日发信时，尚未见发放赈款之事，千万灾民还在眼巴巴的盼望，这是何故？”质问完毕后，他便开始“有的放矢”了：“河南的灾民卖田卖人甚至饿死，还照纳国课，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发豪商巨富的资产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针对如此的现实，王芸生的愤怒一发而不可收，随后他又相继发表了《为国家求饶》《晁错与马谡》等一系列的社评—或是直接请求那些“国难商人们”，尤其是“非官非商、亦官亦商”的“假公济私”者们：“放手吧！饶了国家吧！”又或是借古讽今，规劝当今的统治者应以诛晁错的汉景帝和斩马谡的诸葛亮为榜样，坚决铲除祸国殃民的权相和败将，“以服军民之心”。据说，这一次着实让蒋介石大开杀戒了，不仅责令《大公报》停刊三天，而且还将那位披露河南灾情的记者张高峰逮捕法办。 1943年的春天，战争进入最为艰难的时期。为了挽救颓丧的世风，王芸生借助《大公报》发动了一场“爱恨悔”运动—“我们要爱，爱国、爱族、爱人、爱事、爱理；凡我所爱的，生死以之，爱护到底！我们要恨，恨敌人、恨汉奸、恨一切口是心非、损人利己、对人无同情、对国无热爱、贪赃枉法以及做事不尽职的人！我们要悔，要忏悔自己，上自各位领袖，下至庶民，人人都要低首于自己的良心面前，忏悔三天；省察自己的言行，检视自己的内心，痛切忏悔自己的大小一切的过失！”他强调说：“中国人都有了这种行为基准，神奸巨孽必除，贪官污吏必灭，奸商必戕，懦夫必有立志。遍国中充满攘利不先、赴义恐后之忠愤耿耿的人，大敌还愁不摧，国家还愁不强吗？”这一次的“创意”，完全是出自王芸生救国救民的一片赤诚，不承想又狠狠地“碰”到了蒋介石的那根最为敏感的神经。—吴稚晖代表他出面了：“《大公报》宣传爱恨悔，有些形迹可疑。因为孙总理的学说只讲仁爱，从不讲恨。恨是马克思学说，《大公报》恐怕是在替共产党作宣传。”就这样，一场已经收到了上百封读者来信表示热烈拥护的运动，竟以莫须有的罪名给扼杀了。
王芸生曾对家人说过这样的话：“我作为一份民间报纸的发言人，要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我才有独立的发言权，我才有资格说真话，对国民党才能嬉笑怒骂。”这就是王芸生的原则和立场。当年胡政之、张季鸾等人接办《大公报》时曾明确地提出了“四不”的社训，如今王芸生则公开表示“不做蒋家官，不收蒋家钱”。他不仅拒绝了国防参议会参议员的聘任，就连由郭沫若担任厅长的政治部第三厅的邀请，也一概谢绝。他的理由是：“戴盆何能望天！”—只有身在政府之外，才能够清楚地“望天”。
第三，评述苏联外交，抨击肮脏交易。
对于中国的抗日战争，苏联曾给予了巨大的支持和援助，这是王芸生牢记在心的。但是后来的事实却令他耿耿于心，他不能不挺身而出寻求公道了—
1941年的4月13日，苏联与日本签订了一个“和平友好邦交”条约，不仅保证互不侵犯，而且保证其中的一方在与其他国家发生军事冲突时，另外的一方绝对保持中立。更尤其是，在他们的宣言中竟然写进这样的内容：“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王芸生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一再询问是否翻译有误。4月15日他写下《苏日中立条约》，愤然谴责这一“中苏邦交上的可憾可惜之举”—第一，“这在客观上就等于苏联便利日本对华作战，便利日本南进，在太平洋上与英美开战。”第二，“共同宣言中承认‘满洲国’的存在及不可侵，是损害了中国的主权。”第三，早在1924年签订的《中苏协定》中就有“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的内容，但是今天的苏日共同宣言中竟扯出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这无疑是“破坏（中苏）双方条约和侵害中国主权之举”。
第二篇“反苏”社评，是发表于1946年2月13日的《读雅尔塔秘密协定有感》。当苏联和美、英巨头于雅尔塔签订的秘密协定公开之后，王芸生再也不能沉默了。他愤然指出：第一，针对着有关中国的领土与主权大事，三巨头们竟然能背着中国政府做出决定，“可见中国是处于受支配被处分的地位”。第二，苏联为了获取租借旅顺大连两港及建筑中东南满两条铁路的权利，竟然将早已废除的由清政府与帝俄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重新恢复，“以前的帝俄与沙皇，是极丑恶极落伍的，经1917年的十月大革命，把丑恶而落伍的帝俄连根革掉了命”，不承想为了肮脏的交易，如今竟能抛弃应有的立场。五天后，王芸生又写下《东北的阴云》，再四天后又写下《东北的经济与金融》，强烈谴责苏联在中国的领土上延不撤兵，在中国的东北盗运机器、滥发纸币的事实……
如果说王芸生将手中的笔直接对准了社会主义的苏联在当时不怕中共认可的话，那么后来的现实竟被他“不幸而言中”了！—上个世纪的60年代末，中苏边境终于爆发了珍宝岛事件，一位中共的上层人士不由自主地想起了王芸生，想起了他当年写下的这篇文章：“写得好，站得高，看得远，苏联的很多表现确实是可怕的‘社会帝国主义’的行径。”
真实地记出你所见到的事，勇敢地说出你心里的话，可以无愧为一个新闻记者了。敢说、敢做、敢担当，是自由人的风度；敢记、敢言、敢负责，是自由报人的作风。
—这，就是“自由人”与“自由报人”王芸生所追求的目标、所坚守的原则。
当今学者傅国涌曾在文章中指出：“遍观百年新闻史，‘文人论政’传统的产生存在，至少需要三个条件：一是民间报刊的空间，二是经济独立，三是知识分子能保持人格独立。……新记《大公报》的崛起，代表了一个时代‘文人论政’的最高水平。”—王芸生确实是幸运的，他遇到了《大公报》；《大公报》也确实是幸运的，它遇到了王芸生。赵朴初称赞他是：“人海燃犀尝烛鬼，论坛主笔仰扶轮。”刘大年称颂他是：“名世大手笔，爱国言论家。”但王芸生却这样评价自己，这样评价自己的一生：
我是一个中国人，而且正是这个时代的一个中国人，国家在这个时代中的悲喜，我自然也分享了一份。庚子以后的残破局面，已在妈妈的怀抱中过去，童孩的脑中没留下一点印象；我的小辫子是给辛亥革命剃掉的，壬子兵变时的火光与枪声，曾照耀过我的眼睛，震动过我的心；五四运动给我打下一个做人的基础；五卅运动又使我认识了自己的国家。民族的热血曾鼓舞着我的青年的心，使我走上民国十五六年的革命战场。革命的火焰曾使我的生命发光，而革命阵营中的腐败现象也确曾伤过我的心。我从那时起开始有了一种觉悟，觉悟自己不是一个一手回天的英雄，遂摒绝一切政治的轇轕，安心来过一个新闻记者的生活。人是从那时起变得没出息了，也从那时起变得老实些了，但自信我的心却未曾冷。
作为记者他是称职的，作为报人他是优秀的。—他的心永远“未曾冷”，他的心在面对一切魑魅魍魉的时候，都会大义凛然地呼喊出：“现在是记者利用笔来杀伐敌人的时候！”
—抗日战争爆发的那一年，王芸生36岁。
他无比的自信，他无比的自负，他说过：“《大公报》就是王芸生，王芸生就是《大公报》！”—这话，没错，一点都没错！
（编辑：魏 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