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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异性恋家庭中，女性遭到家暴常常会回娘家，从妇联甚至法律中寻求帮助，但对于性少数群体中的女性，特殊的身份让爱和痛都更难为人所知，但这恰好为暴力提供了更隐蔽的庇护。
激烈的爱也伤得最深
“雪懿是一个很鲜活的人。”在一直关注性少数派权益的北京同语组织负责人徐玢看来，生活永远在雪懿的掌控之中。但是，家暴超出了她的掌控范围。
雪懿和在读大学的女友Kann第一次见面的时候，Kann差点跑了，因为没想到还有年龄这么大的同性恋，像个长辈。在认识Kann之前，雪懿有过好几个女友，上一个是漂亮的钢管舞女郎，因为太闹腾所以分手，而再上一个女友，一直让雪懿和丈夫离婚，雪懿受不了，就分手了。雪懿觉得，我丈夫对你那么好，为何你还要我离婚？
雪懿的丈夫一直都不管雪懿的同性恋倾向，觉得她不过是玩玩儿。一直到Kann出现，“她把我玩儿进去了”，雪懿说。
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雪懿的丈夫有时候会很生气，说：“你为什么对她那么好，在家你从来什么活都不干。”
有一天，雪懿和Kann在房间里睡觉，丈夫突然开门进屋，把灯打开，拿着一杯酒坐在旁边开始喝。Kann生气了，准备拉着雪懿一起走，丈夫拦住二人，说：“你要出了这个门，你们俩就别想活了。”当天晚上谁也没走，但此后Kann再也不去雪懿家了。雪懿丈夫开始在网上调查Kann的家庭、学校和电话，打电话威胁Kann。
那天雪懿和Kann在酒吧玩到凌晨准备回家时，雪懿丈夫出现在酒吧门口，想找Kann，被雪懿拦住。他拽住雪懿，殴打，把她拉上车。在拐弯处雪懿伺机逃跑，打开车门往下跳，但还是被丈夫逮了回去。再拐弯的时候，雪懿看到前面有一辆警车，又跳车，跑到警察跟前说，这个男人打她。
在派出所里，雪懿并未告诉警察自己的同性恋情况，警察把事情当普通家暴处理结案。从派出所出来之后，雪懿的家人赶到，才知道雪懿的同性恋倾向。雪懿母亲对雪懿丈夫说：“她搞的是女的，还没搞男的，你就打她，你凭什么打她？”
丈夫没收了雪懿的钱和车，雪懿去Kann那儿暂住，丈夫无法忍受，打算找Kann算账。雪懿对丈夫说：“她要是出事了，你永远见不到我。”
不久后两人就离婚了，丈夫离开北京，雪懿一分钱没拿就到Kann那儿去了，孩子跟着雪懿。
“我跟他是一个年龄段的人，太难了，” Kann谈起跟自己年龄相仿的雪懿儿子的时候，始终难以接受，虽然雪懿发誓说对她最好，对儿子第二。
但两人还是老因为这事打架，就像雪懿的上一段婚姻一样，对方不允许雪懿对其他人更好。雪懿一开始是那个被打的对象，雪懿说：“我不怕，打吧，打死我吧！”后来雪懿变成那个打人的对象，“只要你动手我就往死里打你”。
雪懿受够了，她从来没有受过这么大的苦。雪懿问Kann：“你这么爱我，什么都舍不得我受苦，为什么能动手打我呢？”
徐玢说起雪懿的故事，有点像顾城，复杂又不幸。在家庭暴力被视为家内事的中国，雪懿所遭遇的暴力更为隐蔽。在徐玢和同伴所著的《中国性少数群体家庭暴力研究报告》中，将雪懿归类为已婚拉拉遭受异性伴侣暴力的情况，包括精神暴力、身体暴力和经济控制，“这是国际上对家庭暴力的定义标准”，徐玢说。
Kann在其中也受到威胁，因为对多元性别的不了解和不敏感，中国警方对此还没有进行有效的干预。而婚姻外遭到Kann暴力的时候，雪懿只能用以暴制暴的方法来回应愤怒。
雪懿这类遭受丈夫暴力的，在拉拉群体中并不占大多数，最多的是遭受来自父母的暴力，统计数据是49.16%。在异性恋家庭中，女性遭到家暴常常会回娘家寻求帮助，但对于性少数群体的女性，即使自己的父母往往不能提供这样的帮助，反而会是施暴者。
当同语在微博上看到宇轩的求助时，宇轩的女友小安已经被关进长春的精神病院。
孤立无援的伤害
2012年，18岁的小安已经记不清第一次被父母打是在什么情况下了，但她记得，当母亲在贴吧里看到她出柜的帖子时，她遭到母亲的侮辱。小安所在的城市长春与中国其他城市一样，并不太接受同性恋，但这并不能阻止小安和女友宇轩的相识与相恋。伴随小安的同性恋爱而来的是父母的侮辱、殴打和监视。
在准备高考的小安并没有太多时间和宇轩腻在一起，每天放学后的一个小时，宇轩到校门口接她然后送她回家，是她们难得的甜蜜时光。
那天傍晚，宇轩在学校门口等小安，远远看到小安走过来，准备上前一把将她牵住时，小安的父母出现了，连同小安的三个姨娘。四个女人把宇轩围住，拳打脚踢使宇轩卧倒在地，小安上前劝阻，遭到父亲的殴打。
路过的老师立刻报警，警察到场之后并没有进行协商，反而坚持让小安和父母回家，并指责小安和宇轩：“不好好的，搞什么同性恋。”
接下来的几天，小安被父母软禁在家。小安尝试绝食，尝试不睡觉，以表达反抗，却遭到父母更严厉的打击。父亲将她捆起来，用毛巾塞住嘴巴，用电线抽打她；母亲用棍子殴打她。
每一个家暴受害者都经历过伺机逃跑，小安从家里逃出来找到宇轩。父母报警称宇轩对小安施行非法禁锢，警察无奈将小安送到当地的妇联，妇联建议小安可以对父母进行上诉，但对于还是高三学生的小安来说，这是不知所措的办法。宇轩和小安父母几乎是同时赶到妇联的，双方在楼道上吵起来，小安在争执中滚下楼梯。
宇轩不知道长春在2009年出台了一个《长春市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条例》，里面把同性同居关系以及父母、子女等其他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纳入家暴干预范畴，长春市妇女权益部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本条例考虑到未来我市家庭关系的实际发展趋向。”但似乎妇联也不知道这个条例的存在，工作人员面对宇轩时说：“家暴这事我们管，但同性恋这事我们不管。” 警察和妇联面对小安与宇轩时，俨然变成了法律条文下的空洞。
宇轩开始在微博上求助，“为什么要这么对她，难道就因为我们俩都是女孩，我们俩是同性恋么？”深圳衡平的公益律师罗静看到求助后联系了她。
第二天，宇轩接到小安的电话，父母要把她送到收治精神病患的长春市第六医院进行咨询。小安告诉了医生自己的同性恋倾向以及遭到的暴力，两个小时过后，医生竟认为小安所说的家暴是幻觉，诊断小安患有“精神分裂症，伴有抑郁症前兆”。在小安父母的要求下，医生以“抑郁症”为病症将小安住院处理。
医生一直没有告诉小安她究竟得了什么病，只是每天给她吃半片安眠药，也没有医护人员对她进行其他治疗。
三天过后，是中秋节，母亲心疼女儿，把小安接出来，让她借住在亲戚家。中午时候，小安逃出来和宇轩见面，也见到了罗静律师，希望委托她帮自己维权。
考虑到小安有过精神疾病诊断，委托效力极有可能被质疑，罗律师带小安到长春市公证处公证。但公证处看到协议内容，了解到小安刚从精神病院出院，拒绝为她公证，要求小安接受精神病司法鉴定，证明自己没有病。
罗律师原本计划第二天带小安到吉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但晚饭后，小安跟宇轩一同回她的住处，警察已经等候在楼下，小安父母称小安有精神疾病，作为她的监护人，要求警察将她送回家。
从那以后，小安再也不能走出家门。她曾发短信告诉宇轩，家里加了几重锁，就是害怕她再次出去和宇轩见面。
后来，小安电话再也无法接通。
深圳衡平、长春的拉拉组织“右域拉拉”等机构曾和小安父母联系，希望调解父母和女儿的关系，劝父母接纳或者不干涉女儿，停止家庭暴力，恢复小安的学习和生活，并且为小安寻找心理咨询师，安抚这个事件给她带来的影响。
但是，几天之后，小安父母的电话全部关机。
此后的一天，小安再次出逃，只身来到沈阳，靠宇轩资助在沈阳生活了半年。小安父母上访，刚上任的长春市长委托刑警队调查这个案件，刑警队告诉小安父母，他们没有权力限制小安的自由，宇轩觉得这是第一次她们没有被歧视。
“我就是觉得应该等她”，宇轩肯定地说。2014年，当同语再次和宇轩联系时，她已经和小安稳定地住在一起。父母并没有就此接受这一切，小安也还是不敢在父母面前提起宇轩的名字，但一切算是相安无事了。
小安和宇轩是同语接触的众多遭受原生家庭暴力案例中的一个，在调查过程中，开放的热线常常会接到求助电话，同语的无力感来自于此，“那时候2008年，无论是妇联、警察还是同志社群，能为家暴受害者提供的帮助都很有限。拉拉也会因为自己身份的隐秘性，不太相信这些部门会对自己进行救助”，徐玢说。
同语做过很多与拉拉相关的调查，关于身份认同的，关于性的，都是调查对象们热衷去谈论的话题，但面对家暴议题时，隐私和痛苦让调查对象难以敞开心扉，她们或许此刻正处于暴力过程中。
调查的另一个阻碍是对暴力的不认知，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同语才对家庭暴力有了一次系统的学习。“那时候的同志社群，以及受访者对家暴都没有太多认识，当你被家暴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是因为对方太爱你了，这和异性恋的一些情况是一样的”，徐玢说。
爱很自私
晓文和女友阿木第一次吵架的时候，阿木的哭泣让晓文很伤心，她心疼到不知所措，并下定决心要更爱阿木。但在此后的一年里，晓文却越来越难以应对女友的激烈情绪和自虐。矛盾产生得越来越频繁，阿木开始更严重地伤害自己，打自己的头，用指甲挠墙……晓文感到深深的自责，却无处倾诉。
父母在电话中感觉晓文情绪不对，一再追问，同学发现晓文常常精神恍惚，邻居也目睹过晓文和阿木打架，但晓文只敢在心里声嘶力竭，拉拉身份让爱和痛都更难被人所知，但这恰好为暴力提供了庇护。“我后来学了一些家暴知识，才知道暴力本身是控制，”晓文说，“我一再妥协，但她的控制是逐渐加强的。”
事情发展到了晓文无法忍受的地步。有一次两人在街上争吵的时候，女友躺在地上哭起来，回家以后女友监视晓文的微博和QQ。晓文找到在同志机构工作的朋友倾诉，被女友发现后，大发雷霆。“我觉得施暴者在这个施暴过程当中是很怕受暴者跟外界有联系的”，晓文说。
但在同志机构工作的朋友也没想到这会是暴力的一种，而是从心理学沟通的角度劝导晓文。“我觉得暴力的识别很重要，在你意识到是暴力之后，才能针对性地去解决”，晓文俨然变了一个人。
不知道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爱女友的，晓文决定分手的时候，只对女友充满怜悯和愧疚，但她清楚这或许只是她的“受暴妇女综合征”。分手之后的一年，晓文仍旧生活在女友的恐吓和骚扰中，社交网络上突然出现的名字和头像还是让她非常煎熬……
2014年年底，国家层面第一次进行反家暴立法，徐玢在做的工作是参与民间建议稿的撰写，一定程度上希望国家层面因为她们的调查而将法律进行调整。
早前的法律认为有恋爱、同居等关系人员之间发生的暴力行为，与一般社会成员之间发生的暴力行为没有实质区别，因而由《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等法律调整。而同语的调查已经显示，在同性亲密关系中，暴力具有隐蔽性、反复性、长期性，同时是一种权力控制关系，与社会层面的暴力不一样。
在徐玢看来，把同性亲密关系暴力写进法律，这部法律才具有现代意义。
激烈的爱也伤得最深
“雪懿是一个很鲜活的人。”在一直关注性少数派权益的北京同语组织负责人徐玢看来，生活永远在雪懿的掌控之中。但是，家暴超出了她的掌控范围。
雪懿和在读大学的女友Kann第一次见面的时候，Kann差点跑了，因为没想到还有年龄这么大的同性恋，像个长辈。在认识Kann之前，雪懿有过好几个女友，上一个是漂亮的钢管舞女郎，因为太闹腾所以分手，而再上一个女友，一直让雪懿和丈夫离婚，雪懿受不了，就分手了。雪懿觉得，我丈夫对你那么好，为何你还要我离婚？
雪懿的丈夫一直都不管雪懿的同性恋倾向，觉得她不过是玩玩儿。一直到Kann出现，“她把我玩儿进去了”，雪懿说。
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雪懿的丈夫有时候会很生气，说：“你为什么对她那么好，在家你从来什么活都不干。”
有一天，雪懿和Kann在房间里睡觉，丈夫突然开门进屋，把灯打开，拿着一杯酒坐在旁边开始喝。Kann生气了，准备拉着雪懿一起走，丈夫拦住二人，说：“你要出了这个门，你们俩就别想活了。”当天晚上谁也没走，但此后Kann再也不去雪懿家了。雪懿丈夫开始在网上调查Kann的家庭、学校和电话，打电话威胁Kann。
那天雪懿和Kann在酒吧玩到凌晨准备回家时，雪懿丈夫出现在酒吧门口，想找Kann，被雪懿拦住。他拽住雪懿，殴打，把她拉上车。在拐弯处雪懿伺机逃跑，打开车门往下跳，但还是被丈夫逮了回去。再拐弯的时候，雪懿看到前面有一辆警车，又跳车，跑到警察跟前说，这个男人打她。
在派出所里，雪懿并未告诉警察自己的同性恋情况，警察把事情当普通家暴处理结案。从派出所出来之后，雪懿的家人赶到，才知道雪懿的同性恋倾向。雪懿母亲对雪懿丈夫说：“她搞的是女的，还没搞男的，你就打她，你凭什么打她？”
丈夫没收了雪懿的钱和车，雪懿去Kann那儿暂住，丈夫无法忍受，打算找Kann算账。雪懿对丈夫说：“她要是出事了，你永远见不到我。”
不久后两人就离婚了，丈夫离开北京，雪懿一分钱没拿就到Kann那儿去了，孩子跟着雪懿。
“我跟他是一个年龄段的人，太难了，” Kann谈起跟自己年龄相仿的雪懿儿子的时候，始终难以接受，虽然雪懿发誓说对她最好，对儿子第二。
但两人还是老因为这事打架，就像雪懿的上一段婚姻一样，对方不允许雪懿对其他人更好。雪懿一开始是那个被打的对象，雪懿说：“我不怕，打吧，打死我吧！”后来雪懿变成那个打人的对象，“只要你动手我就往死里打你”。
雪懿受够了，她从来没有受过这么大的苦。雪懿问Kann：“你这么爱我，什么都舍不得我受苦，为什么能动手打我呢？”
徐玢说起雪懿的故事，有点像顾城，复杂又不幸。在家庭暴力被视为家内事的中国，雪懿所遭遇的暴力更为隐蔽。在徐玢和同伴所著的《中国性少数群体家庭暴力研究报告》中，将雪懿归类为已婚拉拉遭受异性伴侣暴力的情况，包括精神暴力、身体暴力和经济控制，“这是国际上对家庭暴力的定义标准”，徐玢说。
Kann在其中也受到威胁，因为对多元性别的不了解和不敏感，中国警方对此还没有进行有效的干预。而婚姻外遭到Kann暴力的时候，雪懿只能用以暴制暴的方法来回应愤怒。
雪懿这类遭受丈夫暴力的，在拉拉群体中并不占大多数，最多的是遭受来自父母的暴力，统计数据是49.16%。在异性恋家庭中，女性遭到家暴常常会回娘家寻求帮助，但对于性少数群体的女性，即使自己的父母往往不能提供这样的帮助，反而会是施暴者。
当同语在微博上看到宇轩的求助时，宇轩的女友小安已经被关进长春的精神病院。
孤立无援的伤害
2012年，18岁的小安已经记不清第一次被父母打是在什么情况下了，但她记得，当母亲在贴吧里看到她出柜的帖子时，她遭到母亲的侮辱。小安所在的城市长春与中国其他城市一样，并不太接受同性恋，但这并不能阻止小安和女友宇轩的相识与相恋。伴随小安的同性恋爱而来的是父母的侮辱、殴打和监视。
在准备高考的小安并没有太多时间和宇轩腻在一起，每天放学后的一个小时，宇轩到校门口接她然后送她回家，是她们难得的甜蜜时光。
那天傍晚，宇轩在学校门口等小安，远远看到小安走过来，准备上前一把将她牵住时，小安的父母出现了，连同小安的三个姨娘。四个女人把宇轩围住，拳打脚踢使宇轩卧倒在地，小安上前劝阻，遭到父亲的殴打。
路过的老师立刻报警，警察到场之后并没有进行协商，反而坚持让小安和父母回家，并指责小安和宇轩：“不好好的，搞什么同性恋。”
接下来的几天，小安被父母软禁在家。小安尝试绝食，尝试不睡觉，以表达反抗，却遭到父母更严厉的打击。父亲将她捆起来，用毛巾塞住嘴巴，用电线抽打她；母亲用棍子殴打她。
每一个家暴受害者都经历过伺机逃跑，小安从家里逃出来找到宇轩。父母报警称宇轩对小安施行非法禁锢，警察无奈将小安送到当地的妇联，妇联建议小安可以对父母进行上诉，但对于还是高三学生的小安来说，这是不知所措的办法。宇轩和小安父母几乎是同时赶到妇联的，双方在楼道上吵起来，小安在争执中滚下楼梯。
宇轩不知道长春在2009年出台了一个《长春市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条例》，里面把同性同居关系以及父母、子女等其他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纳入家暴干预范畴，长春市妇女权益部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本条例考虑到未来我市家庭关系的实际发展趋向。”但似乎妇联也不知道这个条例的存在，工作人员面对宇轩时说：“家暴这事我们管，但同性恋这事我们不管。” 警察和妇联面对小安与宇轩时，俨然变成了法律条文下的空洞。
宇轩开始在微博上求助，“为什么要这么对她，难道就因为我们俩都是女孩，我们俩是同性恋么？”深圳衡平的公益律师罗静看到求助后联系了她。
第二天，宇轩接到小安的电话，父母要把她送到收治精神病患的长春市第六医院进行咨询。小安告诉了医生自己的同性恋倾向以及遭到的暴力，两个小时过后，医生竟认为小安所说的家暴是幻觉，诊断小安患有“精神分裂症，伴有抑郁症前兆”。在小安父母的要求下，医生以“抑郁症”为病症将小安住院处理。
医生一直没有告诉小安她究竟得了什么病，只是每天给她吃半片安眠药，也没有医护人员对她进行其他治疗。
三天过后，是中秋节，母亲心疼女儿，把小安接出来，让她借住在亲戚家。中午时候，小安逃出来和宇轩见面，也见到了罗静律师，希望委托她帮自己维权。
考虑到小安有过精神疾病诊断，委托效力极有可能被质疑，罗律师带小安到长春市公证处公证。但公证处看到协议内容，了解到小安刚从精神病院出院，拒绝为她公证，要求小安接受精神病司法鉴定，证明自己没有病。
罗律师原本计划第二天带小安到吉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但晚饭后，小安跟宇轩一同回她的住处，警察已经等候在楼下，小安父母称小安有精神疾病，作为她的监护人，要求警察将她送回家。
从那以后，小安再也不能走出家门。她曾发短信告诉宇轩，家里加了几重锁，就是害怕她再次出去和宇轩见面。
后来，小安电话再也无法接通。
深圳衡平、长春的拉拉组织“右域拉拉”等机构曾和小安父母联系，希望调解父母和女儿的关系，劝父母接纳或者不干涉女儿，停止家庭暴力，恢复小安的学习和生活，并且为小安寻找心理咨询师，安抚这个事件给她带来的影响。
但是，几天之后，小安父母的电话全部关机。
此后的一天，小安再次出逃，只身来到沈阳，靠宇轩资助在沈阳生活了半年。小安父母上访，刚上任的长春市长委托刑警队调查这个案件，刑警队告诉小安父母，他们没有权力限制小安的自由，宇轩觉得这是第一次她们没有被歧视。
“我就是觉得应该等她”，宇轩肯定地说。2014年，当同语再次和宇轩联系时，她已经和小安稳定地住在一起。父母并没有就此接受这一切，小安也还是不敢在父母面前提起宇轩的名字，但一切算是相安无事了。
小安和宇轩是同语接触的众多遭受原生家庭暴力案例中的一个，在调查过程中，开放的热线常常会接到求助电话，同语的无力感来自于此，“那时候2008年，无论是妇联、警察还是同志社群，能为家暴受害者提供的帮助都很有限。拉拉也会因为自己身份的隐秘性，不太相信这些部门会对自己进行救助”，徐玢说。
同语做过很多与拉拉相关的调查，关于身份认同的，关于性的，都是调查对象们热衷去谈论的话题，但面对家暴议题时，隐私和痛苦让调查对象难以敞开心扉，她们或许此刻正处于暴力过程中。
调查的另一个阻碍是对暴力的不认知，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同语才对家庭暴力有了一次系统的学习。“那时候的同志社群，以及受访者对家暴都没有太多认识，当你被家暴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是因为对方太爱你了，这和异性恋的一些情况是一样的”，徐玢说。
爱很自私
晓文和女友阿木第一次吵架的时候，阿木的哭泣让晓文很伤心，她心疼到不知所措，并下定决心要更爱阿木。但在此后的一年里，晓文却越来越难以应对女友的激烈情绪和自虐。矛盾产生得越来越频繁，阿木开始更严重地伤害自己，打自己的头，用指甲挠墙……晓文感到深深的自责，却无处倾诉。
父母在电话中感觉晓文情绪不对，一再追问，同学发现晓文常常精神恍惚，邻居也目睹过晓文和阿木打架，但晓文只敢在心里声嘶力竭，拉拉身份让爱和痛都更难被人所知，但这恰好为暴力提供了庇护。“我后来学了一些家暴知识，才知道暴力本身是控制，”晓文说，“我一再妥协，但她的控制是逐渐加强的。”
事情发展到了晓文无法忍受的地步。有一次两人在街上争吵的时候，女友躺在地上哭起来，回家以后女友监视晓文的微博和QQ。晓文找到在同志机构工作的朋友倾诉，被女友发现后，大发雷霆。“我觉得施暴者在这个施暴过程当中是很怕受暴者跟外界有联系的”，晓文说。
但在同志机构工作的朋友也没想到这会是暴力的一种，而是从心理学沟通的角度劝导晓文。“我觉得暴力的识别很重要，在你意识到是暴力之后，才能针对性地去解决”，晓文俨然变了一个人。
不知道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爱女友的，晓文决定分手的时候，只对女友充满怜悯和愧疚，但她清楚这或许只是她的“受暴妇女综合征”。分手之后的一年，晓文仍旧生活在女友的恐吓和骚扰中，社交网络上突然出现的名字和头像还是让她非常煎熬……
2014年年底，国家层面第一次进行反家暴立法，徐玢在做的工作是参与民间建议稿的撰写，一定程度上希望国家层面因为她们的调查而将法律进行调整。
早前的法律认为有恋爱、同居等关系人员之间发生的暴力行为，与一般社会成员之间发生的暴力行为没有实质区别，因而由《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等法律调整。而同语的调查已经显示，在同性亲密关系中，暴力具有隐蔽性、反复性、长期性，同时是一种权力控制关系，与社会层面的暴力不一样。
在徐玢看来，把同性亲密关系暴力写进法律，这部法律才具有现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