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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路建康和我都居住在北京海淀三角地。那儿市井错落，喧哗嘈杂。大款乞丐，教授盲流，皇家园林和煤球炉子，煮大肠的和吃西餐的，间或有之。地界儿虽不大，灵性四溢，出个人物，很平常。
屈指一算，我们哥们儿的交情，四十多年了。属于有事儿没事儿，碰个面儿心里才踏实的那种。
老哥俩儿，你瞧着我老了，我也瞧着你老了。
忽然怀旧，忽然想想老哥们儿建康的一些往事，不由得好生唏嘘感慨了一阵子。
最初见到的路建康：微胖，敦实，年轻气盛，炙手可热。他是海淀区文化局长兼海淀剧院经理，北京市劳模。没过几天，又升任北京市演出公司经理。可以说，他在改革开放之初，不辱使命，把个演出公司弄得风生水起：一年组织演出一百八十多场，平均两天一场；同时，在九个演出场地开锣，大戏杂剧并行，文化之夜与民间灯会争奇斗艳。那时候很难捉得住路建康踪影，他每日每时都是春风得意，一路匆忙。他胆大妄为地把后来称“后”称“王”的歌手和港澳台的明星调集麾下，八方巡演。他甚至组织了摇滚乐队和歌手的“爆棚”演出！在那个创新与冒险难分彼此的年代，在那个探索、开拓、博弈才能前行的路上，建康有胆量，有作为，不停地摆下好棋快棋，活跃北京文化市场，干得欢天喜地。人们都说，如此这般，假以时日，路建康一定有大的发展和进步，一定会应了那句话，“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前程似锦，着“好事儿”吧。
“好事儿”说来就来了。忽一日，是阴天，吃午饭的时候，建康来了。他全不似以往那般神采四射，脸上灰土土的。问他怎么不上班，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他半晌回了一句：“我没班可上了……”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眼里噙着泪花。也难怪，一个充满活力的人，忽地从天上跌到地上，被免职，丢了工作，无限悲凉。他的主要“罪状”，是他带领一些人赴美商演，上边给每人补助三十元人民币，他把这“补助”，补给了每个人……除此“经济问题”，还有什么，至今不得而知。我听了他的“自供”，哑然失笑，忙翻出电话本，寻找可以帮帮忙说说话的人，好不容易拨通了一位市局副局长的电话，得了一串“哼哼”“哼哼哼”的回敬。我又张罗弄几个“小炒”，拿出一瓶“陈年老汾”，想为他开怀解郁，好生劝他宽心。他却说“吃不下东西”，摇摇头，走了。
我之所以在这篇文字中没有用建康历程中的“辉煌”和“火上浇油”“打眼儿”开头，是觉得这段“走麦城”，才是他人生的真正开端。经受这段人生旅程的历练之后，无论再跌入什么低谷，我从没见过建康流眼泪。遇上天大的事情，他都变得那么从容，淡定，包容。也许，孟老夫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那段话，是他人生的谶语。
那日，建康离开我家，沉入海淀三角地人海，成了市井中真正的無业游民。
不知道日子过了多久，建康又来找我，拿出一个北京申办奥运会的“申奥”文书，让我帮忙润色一下文字。他特别指着文书上的史前陶器说，那五人联袂拉手跳舞的图案，与奥运五环，早就“英雄所见略同”，是远古结下的缘分。
我望着他乐滋滋的样子，想赞美他“起死回生”或“东山再起”，却只是傻笑，说不出话来。
自此之后，建康非常珍惜重新获得的这份历史性的工作。重新燃烧的激情和历练之后的沉稳交替融合发作，他担任2008北京奥运会制作总监，成功地组织完成了一场连一场的国家级大型活动，创立了北奥大型体育文化公司。所有这一切的起色和拓展，都要感谢他生命中出现的至关重要的一个人：朱祖朴。
朱祖朴，四川人，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时任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小个子，身高不足一米六。生性“麻辣”，处事果决，说话像发电报，从不拖泥带水。北京市政府委派他负责有关大型活动的组织与实施。坊间都传为美谈的一件事是：我们一同为“香港回归盛典”到港岛采风，饿了，每两人喝了一碗六元人民币的大米粥。朱副秘书长嫌大手大脚，气得瞪眼，忍住未发作。晚饭时，众人与邀请的歌星一起到餐厅用餐，要了一瓶很普通的开胃酒，副秘书长这回绷不住了，手指着当事人，尽量温和地吼道：“我要当总理，你休想当财政大臣！”四十多年下来，一次又一次活动实施之中，常常看到建康蹲在场地一隅，大嚼盒饭。那些东南西北的快餐，没有吃倒建康的胃口，我想，大都和朱祖朴的影响有关。
这位副秘书长，绝对的廉政，俭朴，操守。建康帮他搬家的时候，发现这位官员才是真正的家无长物，一堆破烂家什中，十分显要的是两把藤条编的椅子，缠着塑料绳，像“伤兵”。
当然，副秘书长也并非不识人间烟火。他带着剧组的人，挤进政府食堂吃了一回饺子。还率领国家院、团的中老年艺术家们蹭到“藻鉴堂”，讨论香港回归大典的创意和结构，吃了一回热腾腾的涮羊肉。那日，众位贤达各显其能，争执了大半宿。早晨起来，亭台拂冰，长桥卧雪，颐和园天地一白，唯有我们几个人，面对自己在雪里留下的孤单的脚印儿感叹……
经过几个项目的短暂合作之后，我按自己的写作计划忙去了。万万没想到，一日凌晨两点，朱祖朴的电话把我拨醒了。
不知他如何在万马千军之中点将点到了我：邀我加入大型活动团队，做“北京欢庆澳门回归庆典”的总撰稿。说实话，那时我与朱副秘书长并不熟，他肯定是听了路建康的一番“美言”。我也不知道，进入这团队之后，还有无时间顾及我的其他创作。在那个午夜迟疑的片刻之间，朱祖朴又拨通了我爱人王作勤的电话，真切、热情地说：“你一定要说动韩将军（文职，习惯性称呼）出山哪！”
这个晚上，这番简短的电话，其实是我的福音！拓宽了我漫长的人生道路，我被“拉”进了国家大型文体活动的团队，作为“总撰稿”，有幸创作了不同时空、地域、风格、形式的音乐、诗歌作品。
我更没有料到，1989年春节前夕，雪漫北京，建康给我打了一个“热腾腾”的电话，约我做“北京解放四十周年纪念”的总撰稿，郑重地约我为北京的节日写一首歌唱祖国的主题歌。他的邀请那么直接、热情、真诚，不可推辞。一个星期之后，歌词写毕，建康立即为这个作品联姻，去找作曲。只几日，作曲家谷建芬请我们去听“小样”。我和建康来到昌运宫谷建芬的家，坐在狭小走廊的长条凳上，听谷建芬自弹钢琴首唱那首动听的歌曲：
屈指一算，我们哥们儿的交情，四十多年了。属于有事儿没事儿，碰个面儿心里才踏实的那种。
老哥俩儿，你瞧着我老了，我也瞧着你老了。
忽然怀旧，忽然想想老哥们儿建康的一些往事，不由得好生唏嘘感慨了一阵子。
最初见到的路建康：微胖，敦实，年轻气盛，炙手可热。他是海淀区文化局长兼海淀剧院经理，北京市劳模。没过几天，又升任北京市演出公司经理。可以说，他在改革开放之初，不辱使命，把个演出公司弄得风生水起：一年组织演出一百八十多场，平均两天一场；同时，在九个演出场地开锣，大戏杂剧并行，文化之夜与民间灯会争奇斗艳。那时候很难捉得住路建康踪影，他每日每时都是春风得意，一路匆忙。他胆大妄为地把后来称“后”称“王”的歌手和港澳台的明星调集麾下，八方巡演。他甚至组织了摇滚乐队和歌手的“爆棚”演出！在那个创新与冒险难分彼此的年代，在那个探索、开拓、博弈才能前行的路上，建康有胆量，有作为，不停地摆下好棋快棋，活跃北京文化市场，干得欢天喜地。人们都说，如此这般，假以时日，路建康一定有大的发展和进步，一定会应了那句话，“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前程似锦，着“好事儿”吧。
“好事儿”说来就来了。忽一日，是阴天，吃午饭的时候，建康来了。他全不似以往那般神采四射，脸上灰土土的。问他怎么不上班，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他半晌回了一句：“我没班可上了……”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眼里噙着泪花。也难怪，一个充满活力的人，忽地从天上跌到地上，被免职，丢了工作，无限悲凉。他的主要“罪状”，是他带领一些人赴美商演，上边给每人补助三十元人民币，他把这“补助”，补给了每个人……除此“经济问题”，还有什么，至今不得而知。我听了他的“自供”，哑然失笑，忙翻出电话本，寻找可以帮帮忙说说话的人，好不容易拨通了一位市局副局长的电话，得了一串“哼哼”“哼哼哼”的回敬。我又张罗弄几个“小炒”，拿出一瓶“陈年老汾”，想为他开怀解郁，好生劝他宽心。他却说“吃不下东西”，摇摇头，走了。
我之所以在这篇文字中没有用建康历程中的“辉煌”和“火上浇油”“打眼儿”开头，是觉得这段“走麦城”，才是他人生的真正开端。经受这段人生旅程的历练之后，无论再跌入什么低谷，我从没见过建康流眼泪。遇上天大的事情，他都变得那么从容，淡定，包容。也许，孟老夫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那段话，是他人生的谶语。
那日，建康离开我家，沉入海淀三角地人海，成了市井中真正的無业游民。
不知道日子过了多久，建康又来找我，拿出一个北京申办奥运会的“申奥”文书，让我帮忙润色一下文字。他特别指着文书上的史前陶器说，那五人联袂拉手跳舞的图案，与奥运五环，早就“英雄所见略同”，是远古结下的缘分。
我望着他乐滋滋的样子，想赞美他“起死回生”或“东山再起”，却只是傻笑，说不出话来。
自此之后，建康非常珍惜重新获得的这份历史性的工作。重新燃烧的激情和历练之后的沉稳交替融合发作，他担任2008北京奥运会制作总监，成功地组织完成了一场连一场的国家级大型活动，创立了北奥大型体育文化公司。所有这一切的起色和拓展，都要感谢他生命中出现的至关重要的一个人：朱祖朴。
朱祖朴，四川人，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时任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小个子，身高不足一米六。生性“麻辣”，处事果决，说话像发电报，从不拖泥带水。北京市政府委派他负责有关大型活动的组织与实施。坊间都传为美谈的一件事是：我们一同为“香港回归盛典”到港岛采风，饿了，每两人喝了一碗六元人民币的大米粥。朱副秘书长嫌大手大脚，气得瞪眼，忍住未发作。晚饭时，众人与邀请的歌星一起到餐厅用餐，要了一瓶很普通的开胃酒，副秘书长这回绷不住了，手指着当事人，尽量温和地吼道：“我要当总理，你休想当财政大臣！”四十多年下来，一次又一次活动实施之中，常常看到建康蹲在场地一隅，大嚼盒饭。那些东南西北的快餐，没有吃倒建康的胃口，我想，大都和朱祖朴的影响有关。
这位副秘书长，绝对的廉政，俭朴，操守。建康帮他搬家的时候，发现这位官员才是真正的家无长物，一堆破烂家什中，十分显要的是两把藤条编的椅子，缠着塑料绳，像“伤兵”。
当然，副秘书长也并非不识人间烟火。他带着剧组的人，挤进政府食堂吃了一回饺子。还率领国家院、团的中老年艺术家们蹭到“藻鉴堂”，讨论香港回归大典的创意和结构，吃了一回热腾腾的涮羊肉。那日，众位贤达各显其能，争执了大半宿。早晨起来，亭台拂冰，长桥卧雪，颐和园天地一白，唯有我们几个人，面对自己在雪里留下的孤单的脚印儿感叹……
经过几个项目的短暂合作之后，我按自己的写作计划忙去了。万万没想到，一日凌晨两点，朱祖朴的电话把我拨醒了。
不知他如何在万马千军之中点将点到了我：邀我加入大型活动团队，做“北京欢庆澳门回归庆典”的总撰稿。说实话，那时我与朱副秘书长并不熟，他肯定是听了路建康的一番“美言”。我也不知道，进入这团队之后，还有无时间顾及我的其他创作。在那个午夜迟疑的片刻之间，朱祖朴又拨通了我爱人王作勤的电话，真切、热情地说：“你一定要说动韩将军（文职，习惯性称呼）出山哪！”
这个晚上，这番简短的电话，其实是我的福音！拓宽了我漫长的人生道路，我被“拉”进了国家大型文体活动的团队，作为“总撰稿”，有幸创作了不同时空、地域、风格、形式的音乐、诗歌作品。
我更没有料到，1989年春节前夕，雪漫北京，建康给我打了一个“热腾腾”的电话，约我做“北京解放四十周年纪念”的总撰稿，郑重地约我为北京的节日写一首歌唱祖国的主题歌。他的邀请那么直接、热情、真诚，不可推辞。一个星期之后，歌词写毕，建康立即为这个作品联姻，去找作曲。只几日，作曲家谷建芬请我们去听“小样”。我和建康来到昌运宫谷建芬的家，坐在狭小走廊的长条凳上，听谷建芬自弹钢琴首唱那首动听的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