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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众多央企在一线城市高价拿地，出现新一轮的“地王”大战。这与去产能、去库存的目标背道而驰。
宏观经济萎靡不振，国有房企，一马当先，还是想从房地产入手，继续缔造泡沫。如此下去，是国民之福？还是中国经济之祸？尚未知晓。许多人只是感觉到头发里正在散发出一股股寒气，中国危险的房地产拉动模式，不但没有改观，反而愈行愈远。
为什么地方政府热衷催生“地王”？
2015年7月至今，信达地产通过公开招拍挂新增10宗地块，其中7宗是地王，分布在广州、合肥、上海、深圳、杭州等一线二线城市。信达是财政部企业，自然有钱。
2016年前5个月，全国土地市场总价超过15亿元的105宗高价地块，成交总价为3288.2亿元。其中，有52宗被国企获得，合计成交金额达1785.8亿元，占比为54%。其中，信达、华侨城、招商、中国电建、鲁能集团、葛洲坝、保利、中铁、中冶等央企共制造出15幅“地王”。鲁能2016年已在土地市场砸下超过100亿元。
有一点大家不能理解的，就是许多城市的房子卖不出去，有的城市房子有价无市，一线城市房价畸形过高，导致大量企业外迁，人员外逃，严重影响着这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而为什么地方政府还热衷于催生“地王”的产生？
唯一的解释，就是地方政府都想用一招“以毒攻毒”手法，来解决房地产低迷的困境。中央不是要他们去库存吗？没有刺激点，怎么去库存？刺激点在哪里？在于“地王”产生，先把面粉变贵，那么面包就必须贵。
为了控制“地王”的发生，地方政府绞尽脑汁，拍地形式限制严格，如苏州在5月份出招：开发商拍地设置最高价，但是仍然避免不了“地王”频出。
而分7个教室同时竞拍、屏蔽手机网络信号、合肥国土局局长亲自督战，这些史无前例的措施并没有妨碍合肥迎来“地王”的诞生。5月30日，最终合肥出让12宗地，揽金96.34亿元，且每宗地块都有保利、信达等央企在内的超10家房企参与竞买。
中国大陆的土地拍卖制度，完全学了香港。香港现在的经济，被新加坡甩了好几条街区，主要就是房价太高，同时，香港70%的财富，被极少数拥有房地产开发权力的富人所占吞。
大陆对香港最坏的东西学的头头是道，甚至有过之而不及。香港和大陆不同的，一是所有香港人，不管有多穷，都有一个小面积的廉租房；二是开发商都是私人企业，它们必须按照法律交税，部分暴利还给社会，用于廉租房建设。
大陆学了香港的土地垄断，但是，大陆的每一个城市，都是一个个的“诸侯”，或是“国中国”。不仅香烟、药品、土地等，都有严格的地方保护政策，因此，一个城市的政府，想在自己的土地上制造稀缺，让政府、银行和开发商共同谋取超额垄断利润，易如反掌。
微观经济学的供需曲线，有学过经济学的中学生都知道。两条曲线交叉形成市场均衡价格，同时在交接点处，实现供应和需求的两个“清空”和满足。
需求是完全自由竞争的，其曲线从西北向东南的方向倾斜，其斜率取决于消费者对价格的敏感度。当消费者总体收入提高时，整条曲线平行向右边移动。因为大多数老百姓只能买一套房，所以，需求曲线的斜率很高，留给自然垄断企业，通过制造奇缺而谋取利润的巨大空间。
如果是自然竞争，只要市场有需求，那么供应商的供应曲线几乎是水平的。也就是说，自由竞争条件下的均衡价格，很难暴涨。
那么，中国一线城市的价格为什么会暴涨？这就在于，在一定的需求结构下，由于政府对土地的垄断，导致供应无法按照自然竞争的规律进行。房地产企业，为了得到有限的土地供应，必需付出大的代价，然后制造出远远不能满足自由竞争市场下所必要的需求量。因为上面说的需求曲线的斜率很大，10%的稀缺（相对自然竞争情况下的全量供应），就可以让房价高出30%，甚至更多。因此，土地竞价，是中国房价奇高的罪魁祸首。
“小我”，“大我”
北、上、广、深的房价为什么会高？就在于这些城市的发展，都是为了“小我”，而不是为了拉动周边地区均衡发展的“大我”。
这不能全怪这些城市自己，中央的许多政策，也催生了各种地方保护主义，催生一种“小我”的文化。
这与中国新常态下的转型升级，与中国要通过区域均衡增长，实现全面小康，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理性思维，逆道而行。
中国有近三亿的流动人口，其中，不少于2.5亿农民工，他们像候鸟一样，常年奔袭于各个城市之间，可是，由于房价太高，由于社会服务没有一项针对他们而设置，所以，他们无法带着家人落脚。
户籍制度把城乡人民隔离开来，在早期的经济建设中，适当保护城市居民利益，让在城市找不到长期工作的农民工有路可退，这是中国城市不出现大面积贫民窟的重要条件。因此，保留农村土地，保护城市居民比较充分的就业和比较好的社会服务，是中国城市化发展比其他国家，例如印度的优势所在。
不过，这样的城乡分离，长期不改变，却严重违背了经济的自然发展规律，使广大劳动力和社会资源无法得到充分的利用，对中国这样一个已经进入到中高收入的国家来说，户籍制度，明显成为今后发展的最大障碍。
房地产的畸形发展，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各个城市划地为牢式的规划与发展，是全国房地产有的地方发烧，有的地方发冷的疟疾式疾病的根源所在。
国企缺乏社会责任，把通过国家赋予的垄断利润，用于破坏社会经济均衡发展的炒作上面，而不是去为社会的发展，去搞科技创新。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每年的利润接近4万亿人民币，上交给国家，不到10%，绝大部分用于发福利，用于大规模的、抢掠式的投资，进一步推升泡沫，进一步让中低收入人群，成天为了一套破房子，活得非常没有尊严。
假如，我说假如，那么多的钱，用于建医院，用于建学校，用于城市的公共交通，那么学区房能够那么贵吗？那么多病人，能够没有地方看病吗？北京一张黄牛医院挂号，能够值数千元吗？
假如，我说假如，那么多的钱，用于建安居房，那么，农民工能进不了城吗？那么多的大学生，能够一毕业，就成为房奴吗？
假如，我还是说假如，城市居民上学不难，就医不难，房子不贵，中国的城市发展，还会这样畸形吗？中国房价，还会出现冰火两重天吗？
社会经济发展，往往不需要政府太聪明，而是需要政府大智若愚。任正非说的好，政府在许多方面，不作为，就是大作为。李克强说“大道至简”，其实，也就是这个道理。
地方政府需要钱，这个可以理解。但是，一要钱，就从土地上面抢掠，最终是把老百姓用于再生产的钱给吸干了，今后政府想在老百姓那里得到更多的钱，就更难了。
国有四大银行，在1999年以前，不良贷款率超过40%，它们在技术上都是破产的。为了它们上市，政府注入了相当于2004年全国20%的GDP，去剥离它们的坏账。
上市以后，中国工商银行2010年的利润增长28%，可以说力可敌国。工商银行，是世界上，不，是宇宙上，最赚钱的银行。可是，现在呢？去年，这个宇宙第一大银行的利润，居然实现了零的增长，坏账率大幅度提高。
我想，目前像信达这样的财政部部属房地产企业，到处抢地，似乎不可一世。可是，过若干年以后，会不会也像宇宙第一大银行一样，实现零的利润增长率呢？
就算信达不倒，那么，中国高房价也将使少数既得利益者，继续赚的钵满盆满，而数亿农民工继续无家可安，数亿城市底层，永远处于惶惶不可终日的状态。难道这样的发展，是我们都希望看到的吗？
作者简介：
姚树洁，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著名华裔经济学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世界银行经济顾问。
宏观经济萎靡不振，国有房企，一马当先，还是想从房地产入手，继续缔造泡沫。如此下去，是国民之福？还是中国经济之祸？尚未知晓。许多人只是感觉到头发里正在散发出一股股寒气，中国危险的房地产拉动模式，不但没有改观，反而愈行愈远。
为什么地方政府热衷催生“地王”？
2015年7月至今，信达地产通过公开招拍挂新增10宗地块，其中7宗是地王，分布在广州、合肥、上海、深圳、杭州等一线二线城市。信达是财政部企业，自然有钱。
2016年前5个月，全国土地市场总价超过15亿元的105宗高价地块，成交总价为3288.2亿元。其中，有52宗被国企获得，合计成交金额达1785.8亿元，占比为54%。其中，信达、华侨城、招商、中国电建、鲁能集团、葛洲坝、保利、中铁、中冶等央企共制造出15幅“地王”。鲁能2016年已在土地市场砸下超过100亿元。
有一点大家不能理解的，就是许多城市的房子卖不出去，有的城市房子有价无市，一线城市房价畸形过高，导致大量企业外迁，人员外逃，严重影响着这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而为什么地方政府还热衷于催生“地王”的产生？
唯一的解释，就是地方政府都想用一招“以毒攻毒”手法，来解决房地产低迷的困境。中央不是要他们去库存吗？没有刺激点，怎么去库存？刺激点在哪里？在于“地王”产生，先把面粉变贵，那么面包就必须贵。
为了控制“地王”的发生，地方政府绞尽脑汁，拍地形式限制严格，如苏州在5月份出招：开发商拍地设置最高价，但是仍然避免不了“地王”频出。
而分7个教室同时竞拍、屏蔽手机网络信号、合肥国土局局长亲自督战，这些史无前例的措施并没有妨碍合肥迎来“地王”的诞生。5月30日，最终合肥出让12宗地，揽金96.34亿元，且每宗地块都有保利、信达等央企在内的超10家房企参与竞买。
中国大陆的土地拍卖制度，完全学了香港。香港现在的经济，被新加坡甩了好几条街区，主要就是房价太高，同时，香港70%的财富，被极少数拥有房地产开发权力的富人所占吞。
大陆对香港最坏的东西学的头头是道，甚至有过之而不及。香港和大陆不同的，一是所有香港人，不管有多穷，都有一个小面积的廉租房；二是开发商都是私人企业，它们必须按照法律交税，部分暴利还给社会，用于廉租房建设。
大陆学了香港的土地垄断，但是，大陆的每一个城市，都是一个个的“诸侯”，或是“国中国”。不仅香烟、药品、土地等，都有严格的地方保护政策，因此，一个城市的政府，想在自己的土地上制造稀缺，让政府、银行和开发商共同谋取超额垄断利润，易如反掌。
微观经济学的供需曲线，有学过经济学的中学生都知道。两条曲线交叉形成市场均衡价格，同时在交接点处，实现供应和需求的两个“清空”和满足。
需求是完全自由竞争的，其曲线从西北向东南的方向倾斜，其斜率取决于消费者对价格的敏感度。当消费者总体收入提高时，整条曲线平行向右边移动。因为大多数老百姓只能买一套房，所以，需求曲线的斜率很高，留给自然垄断企业，通过制造奇缺而谋取利润的巨大空间。
如果是自然竞争，只要市场有需求，那么供应商的供应曲线几乎是水平的。也就是说，自由竞争条件下的均衡价格，很难暴涨。
那么，中国一线城市的价格为什么会暴涨？这就在于，在一定的需求结构下，由于政府对土地的垄断，导致供应无法按照自然竞争的规律进行。房地产企业，为了得到有限的土地供应，必需付出大的代价，然后制造出远远不能满足自由竞争市场下所必要的需求量。因为上面说的需求曲线的斜率很大，10%的稀缺（相对自然竞争情况下的全量供应），就可以让房价高出30%，甚至更多。因此，土地竞价，是中国房价奇高的罪魁祸首。
“小我”，“大我”
北、上、广、深的房价为什么会高？就在于这些城市的发展，都是为了“小我”，而不是为了拉动周边地区均衡发展的“大我”。
这不能全怪这些城市自己，中央的许多政策，也催生了各种地方保护主义，催生一种“小我”的文化。
这与中国新常态下的转型升级，与中国要通过区域均衡增长，实现全面小康，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理性思维，逆道而行。
中国有近三亿的流动人口，其中，不少于2.5亿农民工，他们像候鸟一样，常年奔袭于各个城市之间，可是，由于房价太高，由于社会服务没有一项针对他们而设置，所以，他们无法带着家人落脚。
户籍制度把城乡人民隔离开来，在早期的经济建设中，适当保护城市居民利益，让在城市找不到长期工作的农民工有路可退，这是中国城市不出现大面积贫民窟的重要条件。因此，保留农村土地，保护城市居民比较充分的就业和比较好的社会服务，是中国城市化发展比其他国家，例如印度的优势所在。
不过，这样的城乡分离，长期不改变，却严重违背了经济的自然发展规律，使广大劳动力和社会资源无法得到充分的利用，对中国这样一个已经进入到中高收入的国家来说，户籍制度，明显成为今后发展的最大障碍。
房地产的畸形发展，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各个城市划地为牢式的规划与发展，是全国房地产有的地方发烧，有的地方发冷的疟疾式疾病的根源所在。
国企缺乏社会责任，把通过国家赋予的垄断利润，用于破坏社会经济均衡发展的炒作上面，而不是去为社会的发展，去搞科技创新。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每年的利润接近4万亿人民币，上交给国家，不到10%，绝大部分用于发福利，用于大规模的、抢掠式的投资，进一步推升泡沫，进一步让中低收入人群，成天为了一套破房子，活得非常没有尊严。
假如，我说假如，那么多的钱，用于建医院，用于建学校，用于城市的公共交通，那么学区房能够那么贵吗？那么多病人，能够没有地方看病吗？北京一张黄牛医院挂号，能够值数千元吗？
假如，我说假如，那么多的钱，用于建安居房，那么，农民工能进不了城吗？那么多的大学生，能够一毕业，就成为房奴吗？
假如，我还是说假如，城市居民上学不难，就医不难，房子不贵，中国的城市发展，还会这样畸形吗？中国房价，还会出现冰火两重天吗？
社会经济发展，往往不需要政府太聪明，而是需要政府大智若愚。任正非说的好，政府在许多方面，不作为，就是大作为。李克强说“大道至简”，其实，也就是这个道理。
地方政府需要钱，这个可以理解。但是，一要钱，就从土地上面抢掠，最终是把老百姓用于再生产的钱给吸干了，今后政府想在老百姓那里得到更多的钱，就更难了。
国有四大银行，在1999年以前，不良贷款率超过40%，它们在技术上都是破产的。为了它们上市，政府注入了相当于2004年全国20%的GDP，去剥离它们的坏账。
上市以后，中国工商银行2010年的利润增长28%，可以说力可敌国。工商银行，是世界上，不，是宇宙上，最赚钱的银行。可是，现在呢？去年，这个宇宙第一大银行的利润，居然实现了零的增长，坏账率大幅度提高。
我想，目前像信达这样的财政部部属房地产企业，到处抢地，似乎不可一世。可是，过若干年以后，会不会也像宇宙第一大银行一样，实现零的利润增长率呢？
就算信达不倒，那么，中国高房价也将使少数既得利益者，继续赚的钵满盆满，而数亿农民工继续无家可安，数亿城市底层，永远处于惶惶不可终日的状态。难道这样的发展，是我们都希望看到的吗？
作者简介：
姚树洁，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著名华裔经济学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世界银行经济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