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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0日这天，在成都参加“5·12汶川地震医学论坛”的王仲怎么也想不到，地震竟然“说曹操，曹操到”。
当天早晨8点刚过，在位于成都市区的酒店里，王仲刚准备下楼，房间突然间晃得厉害，经验告诉他发生地震了。稍稍平定之后，他立即发了一条微博：“地震了！！！”
王仲是中华医学会急诊分会副会长、清华大学北京清华医院副院长，此番是与来自国内外的一百多位专家一起探讨地震中如何有效进行医疗救援。谁也没有料到，他们竟然会亲历又一场强烈地震。
我们与四川人民有缘
“4·20”芦山地震发生的时候，“5·12汶川地震医学论坛”骨科分论坛刚刚开始。华西医院骨科主任裴福兴立即扶着骨科生物力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戴尅戎，同时组织大家疏散。
过后，裴福兴心里一阵后怕。“全国的骨科精英都在这里，出了问题可怎么办？”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华西医院是这个分论坛的主办方。
他随即安排科室的5名骨科专家向医院集结。“根据经验预估地震不会超过7级，成都的房子一般是抗7级、防8级的。”
北京积水潭医院手外科主任田文也在论坛现场，他意识到可能马上要展开震后救援，便立即向积水潭医院和中华医学会领导请示适当时候提供增援。
5年前，田文等医学专家在参与汶川地震救援后立下誓言：“只要四川人民需要，我们就做坚强后盾。”
5年后他们又一次在现场。这是一场灾难，也是一场巧合。
“我们与四川人民有缘。”对本刊记者说这句话时，田文怀着一种复杂的感情。
地震发生时，华西医院ICU副主任金晓东刚查完房，正在回家的路上。“最初地震台网说震级是5. 9级，但我经历过汶川地震，直觉告诉我这一次震级不会这么低。”他预料到自己会被派去救援，当即返回医院。
震后不久，华西医院迅速启动了应急机制。
8时37分，这家医院接收了第一名地震受伤人员；9时左右，华西医院第一支医疗队已经紧急出发；之后伤员接踵而至，有地震中跳楼的，也有从阳台上震落的，其中有些是危重病人。
11时，金晓东押着物资和设备，随第三批医疗队开赴灾区。
“4月20日上午来的病人主要是成都及周边的，之后的伤病员大多来自震中地区。第一个24小时，我们收治了170名伤病员。4月21日晚上8点31分，重灾区宝兴县的第一名伤病员被送了过来。”华西医院统战宣传部部长廖志林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随后，参加学术会议的100余名专家大部分参与到救援之中。
当王仲迅速赶到华西医院急诊科时，那里已经充满紧张的气氛，所有的人走路说话都快了好几拍。
“遇到抢救，冲在最前面的就是急诊科。”王仲说。
驰援雅安
芦山地震后，武警总医院医疗科科长、国家灾害救援队队员王蕃很快接到命令：回院展开灾情收集和评估。
“根据我们建立的灾害模型，测算死亡人数为300人。”王蕃对本刊表示。
4月21日凌晨2：30，武警总医院院长郑静晨率第二批救援队从南苑机场乘坐伊尔76前往四川，王蕃是医疗组一员。
卫生部派出的医疗救援队在4月20日到达成都。中午约12时，田文等在成都的北京医疗专家与卫生部救援队在成都机场会合后赶赴雅安。
起初路况很好，渐渐地救援车辆大量聚集。“我们的救援队被堵在路上近一个小时，最后雅安市派出救护车从一条偏僻的老路将我们接到灾区。”田文告诉本刊记者。
4月21日凌晨5点，这支来自全国的医疗专家队伍到达雅安开始施救。
地震发生时，汶川县人民医院的三台配置先进的移动医疗车正在各乡镇为老百姓体检，之后其中两台迅速返回医院。4月20日中午11点，汶川县人民医院移动诊疗中心主任曹刚带领救援队正式出发。但他事后仍有些遗憾，认为这样的反应速度还是太慢。
“应该再快点往前线冲。”曹刚说，亲历过主震8. 0级、余震高达7. 2级的汶川人，在面对芦山地震时难免有所低估。
4月20日早上8点多，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接到国家减灾委的信息通报，随后立即联系四川省、成都市及芦山等地的红十字会，但是由于通信故障，获得的灾情信息较为模糊。
震后一小时，四川省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丁地禄带队从成都赶往灾区。
中午1点左右，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王海京终于拨通了丁地禄的电话：“我就问你一件事，前方的灾情跟汶川比怎么样？”
此时，丁地禄已经到达雅安。他立即汇报了现场情况。
“我们有了初步判断，雅安的地震灾情虽然严重，但比汶川要轻，这是为了接下来更科学有效地救灾。”王海京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
没过多久，中国红十字会的救灾帐篷出现在灾害现场。
“第一批200顶帐篷是汶川地震后遗留在当地的，就近调过去了。所以说救灾首先要备灾。”王海京说。
同一时间，四川本地及周边多地政府、社会救援力量也迅速向雅安集结。
救治伤员没有出现混乱
4月22日晚，田文在电话中欣慰地告诉本刊记者：“这次抗震救灾，我最大的感触就是‘不乱’，真的很有序。我们还没出发，就看到楼下马路上的生命通道畅通。”
本刊采访的十多位亲临灾区的医疗专家也有同感。
4月20日上午，王仲从学术论坛会场赶到华西医院，该院急诊科主任曹钰正在与急诊科医生、护士探讨如何应对大规模伤病员的到来。这对医院来说非常棘手。 汶川地震时，很多医务人员由于长期在院内救治，不适应院外救治模式，并且面对大规模伤病员聚集显得手足无措，效率大打折扣。
“在这种非常特殊的治疗模式下，无法遵循常态下的医疗原则。如果单纯地按照平时的操作方式，可能什么事情都做不好，甚至起反作用。”田文告诉本刊记者。他认为国家相关部门应该总结、摸索更完备的医疗救援规则，并进行常规的教育、培训。
在王仲看来，华西医院的救援非常有序，每个人承担着不同的功能，每一道程序都井井有条，快而不乱。
华西医院院长李为民对本刊记者表示：“经历了汶川地震、玉树地震的磨练，这次我们在救援经验、救援队构架、救治流程模式等方面都有改进。”
震后，华西医院紧急动员了200张床位预留给地震伤病员。
李为民说，这次医院的应对速度有了明显提升：8时27分启动预案，9时第一批救援队就出发了。相比之下，汶川地震时，华西医院拿出了较为完备的流程预案是在3天之后。
据田文观察，即便是雅安附近规模较小的县乡医疗机构的医疗救援，也非常及时有序。
“汶川地震几天之后还显得混乱，伤病员分流成问题，有一些被耽搁。这次他们第一时间准确判断并分流了伤病员，没有出现混乱。这不仅仅是因为这次伤病员少。”
曹钰认为，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的组织和施救策略。“他们每年都有培训、调研和交流，有明文预案，比以前更清楚该做什么，而且凝聚力有很大提升。”
但是，薄弱环节仍存在，比如灾情情报收集及传递工作还不到位。
由于只能从新闻里有限地了解到前方的伤病员情况，无法准确判断伤病员规模，因此导致华西医院在人员布置上稍显盲目。第一天几乎所有急诊科人员都从上午站到夜里，等候病人的到来，消耗了不必要的体力。
“如果医院能更快地获知后送、转运伤病员规模，就能更从容地施救。”王仲说。
“集中救治”的策略是正确的
汶川地震后，中央及地方的卫生部门官员都呼吁建立国家级区域性应急救援中心。而在这次地震救援中，许多专家认为华西医院发挥了这个中心的作用。
这和王仲提出的“同心圆”救援模式相契合。王仲认为，面对地震等灾害时，灾区周边区域的医疗力量应该首先确保到达施救，然后再由更远的医疗力量补充。“这种合作会更快更有效，如果全国各地力量都同时往雅安挤，就是一种浪费。”
汶川地震后，很多专家提出中国缺乏专业空中医疗救援力量，通用航空也不发达。依靠军队空中力量肩负后送任务时，由于缺乏专业医护资源配置，一些伤病员因中途救治不及时而致死致残。
医疗救援策略、人员结构、物资配备等问题，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已经在学术圈被广泛讨论，灾害医学的发展也在逐步兴起。
一些救援专家对本刊表示，这次芦山地震后伤病员具体伤情与汶川不一样，震后疾病谱有比较明显的区别。这会影响救治策略、救援物资配备。
裴福兴总结认为，这次芦山地震的伤情和汶川地震相比呈现“三多三少”的特点，即脊柱骨折多、颅脑损伤多、跟骨骨折多；开放暴露骨折少、挤压综合征少、截肢少。
“汶川地震时，出现大量挤压伤并导致肾损伤等挤压综合征，复合外伤也比较多，而且大量手术需要现场进行。这一次芦山地震更多是四肢骨折，复合外伤也比较少。所以前两天政府作出‘集中救治’的策略是正确的。”有多次地震救援经验的田文对本刊表示。
在“集中救治”决策下，金晓东等当初被派往前方的一些医疗专家，于4月22日左右陆续返回医院展开伤病员救治。与此同时，卫生行政部门的专家组对各院伤病员进行筛查。
尽管在这次地震救援中得到肯定，但华西医院院长李为民仍然觉得还有许多地方需要改进。“在派医疗队的时候，专业结构方面可以更优化，有些专家资源安排在医院里或许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其次，对重症病人要更加注重在第一时间加强评估。”
曹钰曾亲历过日本地震救援，她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首要的是让公众学会避险，其次才是救援。”
一些医疗专家曾指出，汶川地震救援时，更多的是依靠国家各部门的临时政策，虽然这些年已逐步形成了一些法律法规，但对避险、救灾知识的研究推广还需国家层面统筹。
当天早晨8点刚过，在位于成都市区的酒店里，王仲刚准备下楼，房间突然间晃得厉害，经验告诉他发生地震了。稍稍平定之后，他立即发了一条微博：“地震了！！！”
王仲是中华医学会急诊分会副会长、清华大学北京清华医院副院长，此番是与来自国内外的一百多位专家一起探讨地震中如何有效进行医疗救援。谁也没有料到，他们竟然会亲历又一场强烈地震。
我们与四川人民有缘
“4·20”芦山地震发生的时候，“5·12汶川地震医学论坛”骨科分论坛刚刚开始。华西医院骨科主任裴福兴立即扶着骨科生物力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戴尅戎，同时组织大家疏散。
过后，裴福兴心里一阵后怕。“全国的骨科精英都在这里，出了问题可怎么办？”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华西医院是这个分论坛的主办方。
他随即安排科室的5名骨科专家向医院集结。“根据经验预估地震不会超过7级，成都的房子一般是抗7级、防8级的。”
北京积水潭医院手外科主任田文也在论坛现场，他意识到可能马上要展开震后救援，便立即向积水潭医院和中华医学会领导请示适当时候提供增援。
5年前，田文等医学专家在参与汶川地震救援后立下誓言：“只要四川人民需要，我们就做坚强后盾。”
5年后他们又一次在现场。这是一场灾难，也是一场巧合。
“我们与四川人民有缘。”对本刊记者说这句话时，田文怀着一种复杂的感情。
地震发生时，华西医院ICU副主任金晓东刚查完房，正在回家的路上。“最初地震台网说震级是5. 9级，但我经历过汶川地震，直觉告诉我这一次震级不会这么低。”他预料到自己会被派去救援，当即返回医院。
震后不久，华西医院迅速启动了应急机制。
8时37分，这家医院接收了第一名地震受伤人员；9时左右，华西医院第一支医疗队已经紧急出发；之后伤员接踵而至，有地震中跳楼的，也有从阳台上震落的，其中有些是危重病人。
11时，金晓东押着物资和设备，随第三批医疗队开赴灾区。
“4月20日上午来的病人主要是成都及周边的，之后的伤病员大多来自震中地区。第一个24小时，我们收治了170名伤病员。4月21日晚上8点31分，重灾区宝兴县的第一名伤病员被送了过来。”华西医院统战宣传部部长廖志林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随后，参加学术会议的100余名专家大部分参与到救援之中。
当王仲迅速赶到华西医院急诊科时，那里已经充满紧张的气氛，所有的人走路说话都快了好几拍。
“遇到抢救，冲在最前面的就是急诊科。”王仲说。
驰援雅安
芦山地震后，武警总医院医疗科科长、国家灾害救援队队员王蕃很快接到命令：回院展开灾情收集和评估。
“根据我们建立的灾害模型，测算死亡人数为300人。”王蕃对本刊表示。
4月21日凌晨2：30，武警总医院院长郑静晨率第二批救援队从南苑机场乘坐伊尔76前往四川，王蕃是医疗组一员。
卫生部派出的医疗救援队在4月20日到达成都。中午约12时，田文等在成都的北京医疗专家与卫生部救援队在成都机场会合后赶赴雅安。
起初路况很好，渐渐地救援车辆大量聚集。“我们的救援队被堵在路上近一个小时，最后雅安市派出救护车从一条偏僻的老路将我们接到灾区。”田文告诉本刊记者。
4月21日凌晨5点，这支来自全国的医疗专家队伍到达雅安开始施救。
地震发生时，汶川县人民医院的三台配置先进的移动医疗车正在各乡镇为老百姓体检，之后其中两台迅速返回医院。4月20日中午11点，汶川县人民医院移动诊疗中心主任曹刚带领救援队正式出发。但他事后仍有些遗憾，认为这样的反应速度还是太慢。
“应该再快点往前线冲。”曹刚说，亲历过主震8. 0级、余震高达7. 2级的汶川人，在面对芦山地震时难免有所低估。
4月20日早上8点多，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接到国家减灾委的信息通报，随后立即联系四川省、成都市及芦山等地的红十字会，但是由于通信故障，获得的灾情信息较为模糊。
震后一小时，四川省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丁地禄带队从成都赶往灾区。
中午1点左右，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王海京终于拨通了丁地禄的电话：“我就问你一件事，前方的灾情跟汶川比怎么样？”
此时，丁地禄已经到达雅安。他立即汇报了现场情况。
“我们有了初步判断，雅安的地震灾情虽然严重，但比汶川要轻，这是为了接下来更科学有效地救灾。”王海京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
没过多久，中国红十字会的救灾帐篷出现在灾害现场。
“第一批200顶帐篷是汶川地震后遗留在当地的，就近调过去了。所以说救灾首先要备灾。”王海京说。
同一时间，四川本地及周边多地政府、社会救援力量也迅速向雅安集结。
救治伤员没有出现混乱
4月22日晚，田文在电话中欣慰地告诉本刊记者：“这次抗震救灾，我最大的感触就是‘不乱’，真的很有序。我们还没出发，就看到楼下马路上的生命通道畅通。”
本刊采访的十多位亲临灾区的医疗专家也有同感。
4月20日上午，王仲从学术论坛会场赶到华西医院，该院急诊科主任曹钰正在与急诊科医生、护士探讨如何应对大规模伤病员的到来。这对医院来说非常棘手。 汶川地震时，很多医务人员由于长期在院内救治，不适应院外救治模式，并且面对大规模伤病员聚集显得手足无措，效率大打折扣。
“在这种非常特殊的治疗模式下，无法遵循常态下的医疗原则。如果单纯地按照平时的操作方式，可能什么事情都做不好，甚至起反作用。”田文告诉本刊记者。他认为国家相关部门应该总结、摸索更完备的医疗救援规则，并进行常规的教育、培训。
在王仲看来，华西医院的救援非常有序，每个人承担着不同的功能，每一道程序都井井有条，快而不乱。
华西医院院长李为民对本刊记者表示：“经历了汶川地震、玉树地震的磨练，这次我们在救援经验、救援队构架、救治流程模式等方面都有改进。”
震后，华西医院紧急动员了200张床位预留给地震伤病员。
李为民说，这次医院的应对速度有了明显提升：8时27分启动预案，9时第一批救援队就出发了。相比之下，汶川地震时，华西医院拿出了较为完备的流程预案是在3天之后。
据田文观察，即便是雅安附近规模较小的县乡医疗机构的医疗救援，也非常及时有序。
“汶川地震几天之后还显得混乱，伤病员分流成问题，有一些被耽搁。这次他们第一时间准确判断并分流了伤病员，没有出现混乱。这不仅仅是因为这次伤病员少。”
曹钰认为，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的组织和施救策略。“他们每年都有培训、调研和交流，有明文预案，比以前更清楚该做什么，而且凝聚力有很大提升。”
但是，薄弱环节仍存在，比如灾情情报收集及传递工作还不到位。
由于只能从新闻里有限地了解到前方的伤病员情况，无法准确判断伤病员规模，因此导致华西医院在人员布置上稍显盲目。第一天几乎所有急诊科人员都从上午站到夜里，等候病人的到来，消耗了不必要的体力。
“如果医院能更快地获知后送、转运伤病员规模，就能更从容地施救。”王仲说。
“集中救治”的策略是正确的
汶川地震后，中央及地方的卫生部门官员都呼吁建立国家级区域性应急救援中心。而在这次地震救援中，许多专家认为华西医院发挥了这个中心的作用。
这和王仲提出的“同心圆”救援模式相契合。王仲认为，面对地震等灾害时，灾区周边区域的医疗力量应该首先确保到达施救，然后再由更远的医疗力量补充。“这种合作会更快更有效，如果全国各地力量都同时往雅安挤，就是一种浪费。”
汶川地震后，很多专家提出中国缺乏专业空中医疗救援力量，通用航空也不发达。依靠军队空中力量肩负后送任务时，由于缺乏专业医护资源配置，一些伤病员因中途救治不及时而致死致残。
医疗救援策略、人员结构、物资配备等问题，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已经在学术圈被广泛讨论，灾害医学的发展也在逐步兴起。
一些救援专家对本刊表示，这次芦山地震后伤病员具体伤情与汶川不一样，震后疾病谱有比较明显的区别。这会影响救治策略、救援物资配备。
裴福兴总结认为，这次芦山地震的伤情和汶川地震相比呈现“三多三少”的特点，即脊柱骨折多、颅脑损伤多、跟骨骨折多；开放暴露骨折少、挤压综合征少、截肢少。
“汶川地震时，出现大量挤压伤并导致肾损伤等挤压综合征，复合外伤也比较多，而且大量手术需要现场进行。这一次芦山地震更多是四肢骨折，复合外伤也比较少。所以前两天政府作出‘集中救治’的策略是正确的。”有多次地震救援经验的田文对本刊表示。
在“集中救治”决策下，金晓东等当初被派往前方的一些医疗专家，于4月22日左右陆续返回医院展开伤病员救治。与此同时，卫生行政部门的专家组对各院伤病员进行筛查。
尽管在这次地震救援中得到肯定，但华西医院院长李为民仍然觉得还有许多地方需要改进。“在派医疗队的时候，专业结构方面可以更优化，有些专家资源安排在医院里或许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其次，对重症病人要更加注重在第一时间加强评估。”
曹钰曾亲历过日本地震救援，她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首要的是让公众学会避险，其次才是救援。”
一些医疗专家曾指出，汶川地震救援时，更多的是依靠国家各部门的临时政策，虽然这些年已逐步形成了一些法律法规，但对避险、救灾知识的研究推广还需国家层面统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