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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233（2019）01-0123-03
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第二十届年会于2018年7月16日至18日在沈阳音乐学院隆重举行。会议由中国传统音乐学会主办，沈阳音乐学院承办。这是沈阳音乐学院继1984年成功举办“全国民族音乐学第三届年会（沈阳篇）”以来第二次承办该会。本届年会与会代表299人，列席60余人，共收到参会者提交的论文摘要241篇，会议实际发表论文225篇[1]。
本届年会的主要议题是“传统音乐在当代的传承、流变与可持续性”，其下设有6个子议题，分别是“‘一带一路’与传统音乐研究”“‘非遗’保护与传统音乐教育”“传统音乐的当代应用研究”“东北传统音乐研究暨区域音乐研究”“传统音乐影像志及数字化实践与研究”，以及“新研究”。纵观历届年会中对主要议题与子议题的设置，即可看到，自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第十六届年会以来，以“傳统音乐”与“当代”为关键词的相关议题不断出现，而本届年会更是将“传统音乐在当代的传承、流变与可持续性”设为大会主要议题。由此可见，传统音乐在当代的传承与发展是各位学者密切关注的学术话题。此外，本届年会的子议题“‘一带一路’与传统音乐研究”则是首次出现在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年会的视野中，伴随国家对“一带一路”的倡议，该议题以其自身独有的时代性，吸引了诸多学者的关注。
在本届年会实际发表的225篇参会论文中，“一带一路”与传统音乐研究子议题下的论文共20篇（包括小组发言5篇），这些篇目分别从“丝路”音乐文化，以大型国家项目作为支撑、宗教仪式、乐曲（曲牌）来源考以及相关方法论等几个不同角度及层面对该议题进行广泛且深入的研究[2]。
一、“丝路”音乐文化相关的研究成果
自2015年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丝路”音乐文化逐渐成为界内诸多学者密切关注的研究领域之一。在2017年10月于陕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成功举办的“首届丝绸之路乐舞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就曾呈现出该领域丰厚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在本届年会“一带一路”与传统音乐研究子议题下，与“丝路”音乐文化相关的学术论文约8篇（包括小组发言5篇），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丝绸之路”上的音乐文化进行讨论。
福州大学音乐学院吴慧娟《古丝绸之路上的琵琶情怀》， 结合大量的史料及图像，对古波斯的乐器之王“乌德”以及琵琶在漫长岁月中的演变、发展过程进行梳理。作者认为，“琵琶情怀”乃是丝绸之路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对丝路沿线的音乐文化交流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她在发言中强调，仅从琵琶历史进程中一个小小的侧面，即已反映出各国人民之间对文化交流的强烈需求及其自身的必要性所在。此外，作者表示文化交流有利于各国各族人民相互了解、增进彼此间的友谊，以形成文化共同繁荣的大好景象。
上海音乐学院张玄《海上丝绸之路中的昆曲音乐嬗变研究》，是基于扎实的田野工作，通过前往昆曲的发源地以及越南等地，对海上丝绸之路传播路线中商路、戏路上所留存的昆曲传播痕迹及其变迁规律做细致的考究。作者于其发言中提出，纵观昆曲音乐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嬗变痕迹，由商路通向戏路，即呈现出“经济行为向文化行为转化、雅俗各异向互融互置转化、民俗娱乐向文化认同转化”的现象。她强调，通过对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当代昆曲的创作、演出及文化交流进行研究，进一步揭示出昆曲音乐文化反哺行为之内在本质，从而有利于促进昆曲音乐艺术的传承及发展。
沈阳音乐学院刘嵬《隋唐时期古丝绸之路上的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结合丝绸之路的历史含义，对西汉至隋唐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历史轨迹进行阐述，并对隋唐时期中国音乐空前发展，且同世界各国音乐文化交流的繁盛局面背后所隐含的内在原因做全面阐释。作者认为，隋唐时期，经由丝绸之路传入我国的音乐则多以少数民族音乐和西域音乐为主，既而体现出丝绸之路上音乐文化相互交流的繁荣局面以及外来音乐的传入对我国宫廷音乐发展的影响。她在发言中强调，在“一带一路”的时代背景下，对丝绸之路上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深入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提倡学者们通过努力建立起“多政治、多文化、多经济”的广泛交流，进而实现文化的多元发展。
陕西师范大学贾嫚和她的学生孙楠、杨天月亮、张钊在其小组发言《“一带一路”与传统音乐研究》中，共发表5篇学术论文。其中，硕士研究生孙楠为该小组作《“一带一路”与传统音乐研究》的主题发言，主要是对丝绸之路的历史概况以及丝绸之路上的中西文化交流等方面内容进行论述。她认为，音乐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则是建立在多个国家和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领域的交流合作、吸收借鉴以及融合的基础之上，因此唯有开阔视野、开拓胸怀、开明态度去面对各国各民族的文化，方可促进自身文化的繁荣与发展。硕士研究生杨天月亮代贾嫚介绍其研究成果《吉尔赞喀勒墓出土箜篌考》，通过对公元5世纪前后新疆塔什库尔干地区吉尔赞喀勒墓出土箜篌的两种传入缘由做以解释，同时对箜篌的流传轨迹进行介绍，继而认为，吉尔赞喀勒墓出土箜篌乃是迄今为止出土文物资料中最早被发现的有关箜篌的考古证据，对中西文化的交流有着深远的意义。硕士研究生张钊《中堡村三彩骆驼载乐佣考》，通过对“俑”及其历史发展脉络做整体概述，进而对西安中堡村出土的三彩骆驼载乐佣进行具体阐述，从而认为，三彩骆驼载乐佣既体现了唐代手工业与音乐文化的发展，更是呈现出中西文化交融的景象。硕士研究生孙楠《从榆林窟到麟堂秋宴图中的“胡琴”考》一文，围绕“胡琴”这一民族乐器在其所处的不同时代背景中，对不同的胡琴图像所表现出的时代赋予音乐文化的不同含义予以阐述。她在发言中表示，胡琴作为北方少数民族在中原文化中逐渐吸收的产物，体现出其特殊的社会背景与音乐文化间的相互影响。硕士研究生杨天月亮《入华粟特墓葬飞天乐舞图探究》，结合对考古图像的类比研究，从而对粟特宗教乐舞的形式及内涵进行了讨论。作者将图像中的伎乐飞天分为两种类型，即有翼伎乐飞天和无翼伎乐飞天，并指出，飞天的形象在祆教中代表了粟特人的宗教观念和审美内涵。 二、大型国家项目支撑下的研究成果
在本届年会“一带一路”与传统音乐研究子议题下所提交的论文中，有3篇论文均是基于国家对“一带一路”艺术实践及学术研究的大型项目的支撑，从而对“一带一路”与传统音乐进行深入思考与研究的学术成果。
其中，新疆师范大学张欢《“一带一路”倡议和乐舞文化交流的意义》，以其自身国家艺术基金项目中的舞台实践为切入点，分别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对“一带一路”下新疆地区乐舞文化交流的重要意义进行深度阐述。作者在其发言中认为，“如果没有新疆，就没有丝绸之路”，由此可见新疆地区的多元灿烂文化对“一带一路”传统音乐研究有着至关重要的价值意义。该文作者强调，在面对当下“一带一路”所赋予的发展机遇，文化则更应该肩负起继承传统和启迪未来的使命，通过树立不同文化“尊重、理解、欣赏、包容、和谐”的理念，从根基上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产生共鸣，进而塑造和谐发展的互鉴共赢态势。
中国音乐学院赵塔里木的《澜沧江——湄公河流域跨界民族音乐实录举要》，则基于一个大团队的协作项目，以多篇硕博论文为理论依据，从不同的侧面对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多种跨界民族音乐文化进行细致的研究分析和翔实的田野采录，并在此基础上取得了丰厚的学术成果。作者在其发言中提出，“跨界民族是旧日丝绸之路的开拓者，也是当下丝路遗产的传承者，其音乐文化是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中‘人心相通’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特有资源”，这在一定程度上诠释了跨界民族音乐研究在“一带一路”传统音乐研究中特有的学术贡献。作者还对跨界民族音乐研究的学术价值做了如下强调，认为其可建立起境内外音乐文化信息的相互参照，通过对同源民族音乐在不同时空中的传承动因与变迁方向进行观察，从而有助于境内外同源民族音乐文化信息的整合。
中央音乐学院安平《“世界音乐观”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与意义——以贵州彝族古剧“撮太吉”音乐创作为例》，是以贵州彝族从古相传至今的仪式歌舞“撮太吉”为切入点，从中寻找灵感，通过对被列为中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撮泰吉》的改编，进而将其成功创作为一部被称作中国戏剧“活化石”的彝族古剧。作者通过对该剧的音乐创作理念——“世界音乐观”的细致解读，对其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与意义进行阐述。至此，这一彝族古剧的音乐创作理念对传统音乐文化在当代的合理运用及推广展示，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三、与宗教仪式相关的研究成果
宗教信仰与民俗仪式乃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重要话题之一。在本次会议“一带一路”与传统音乐研究子议题下所提交的论文中，与宗教仪式相关的学术论文约5篇。
其中，忻州师范学院孙云《转读、梵呗与器乐供养：佛教音声分类新论——以五台山佛教音声为例的考辨类分》，通过对僧人非乐、僧人伎乐供养的记载进行讨论， 进而对佛教音声的三大体系（即诵经、说法、伎乐供养）进行充分细致的论述。作者在其发言中指出，于整个佛教音声而言，“转读”则居于核心层面，“梵呗”处于内层层面，“说法”被认为是中层层面，而“器乐供养曲”则是外围层面。由此，她认为，佛教音声的分类层层向外扩展，从核心层面到外围层面，越往外则世俗性越强，越往里则宗教性越强，因此在整个佛教音声中，核心层面的“转读”则是传承最为稳固的部分。
湖南师范大学赵书峰《文化涵化与音乐变迁——基于对老挝尤勉瑶婚俗音乐文化的田野工作反思》，结合大量田野调查中所获的一手资料，对中越跨界瑶族音乐形态进行细致的比较研究，从而得出其结论观点，即以人类学传播学派文化圈理论的观点难以对瑶族传统音乐文化的海外传播理论进行解读。发言中，作者首先提出，同中国过山瑶相比而言，老挝的尤勉瑶婚俗仪式音乐之变迁现象则较为突出，随后即对导致该现象出现的深层原因予以详细阐述，最后对其结论进行强调。
复旦大学民族研究中心董宸《中国南传佛教课诵仪式音声的跨界融合与变迁——基于中、缅边境两个市（县）的比较研究》，是据其自身2012—2017年间对中缅边境西双版纳勐海县打洛镇的佛教课诵仪式音声所进行的持续调查，在其仪式套曲及仪式音声风格的变化中发现问题，进而对中、缅两个边境市（县）的跨界音乐文化进行个案的微观探究，同时对其进行详实系统的比较和分析，追溯并解读其变迁成因。作者认为，西双版纳勐海县各个村寨佛寺中，早、晚课诵仪式音声经历了从自主化选择到规范并确立程式性的套曲这一变迁过程，恰好反映出从个人到集体、从民间行为到官方所共同认可的跨界交流融合。
甘肃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张益琴《藏彝走廊独立族群音乐圈舞的文化传承与流变——以白马藏族火圈舞歌舞为例》， 是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现存白马藏族音乐圈舞传承的内部形态特征及其在当代的流变轨迹进行梳理和阐述，既而对白马藏族音樂圈舞与藏缅语族其他族群圈舞之间的文化渊源进行深入探寻。作者认为，白马藏族音乐圈舞在文化传承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其自身以“火”为圈心，以民众之间拉手围圈为表演线路，以众人联袂歌舞为表演形态这一稳定的音乐文化特征，进一步体现出该民族保持了我国最为原始的古老圈舞形态。由此，作者在其发言最后强调，白马藏族圈舞更多的则是对羌氏民族圈舞文化最为固定且古老的文化遗存的呈现。
四川阿坝师范学院师立军、李成秀合作撰写的《茂县羌族释比仪式乐舞文化调查研究》，同样是基于详实的田野考察，通过对其研究对象进行持续的“定点”追踪调查，并结合族属、地域及语系等多方面因素，对茂县地区羌族释比仪式中的乐舞文化形态进行深入阐述。作者在其发言中认为，对于当下羌族释比仪式乐舞文化的传承发展问题，应充分尊重其本土文化，尽可能使其以“活态”的形式传承下去。
四、与乐曲（曲牌）来源考相关的研究成果
近来，学者们对于乐种（曲牌、唱调等）及乐曲的来源考在传统音乐学界掀起了一波研究热潮。在本届年会“一带一路”与传统音乐研究子议题下，对该领域的研究有2篇学术论文。 北方昆曲剧院周来达《昆曲曲牌唱调由何而来》，通过对昆曲的形成工序，即点板、拍曲等创作程序进行细致的梳理，从而对昆曲依字行腔这一基本演唱规则进行深入探讨，并认为该演唱规则并非昆曲唯一的演唱规则，于发言现场引起诸多热议。作者强调，昆曲作为世界一号非遗项目的传统音乐声腔种类，理应拥有与其身份相应的话语权，即我们应对昆曲的曲牌唱调由何而来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心中有数”。
中国音乐学院徐天祥、淄博职业学院孙兆润共同撰写的《民歌〈在银色的月光下〉来源考》，通过对众所周知的中国民歌《银色月光下》的词、曲作者进行溯源考究，进而对该民歌究竟从何而来进行细致探讨，可谓是“小题大做”。作者在其发言中认为，民歌《在银色的月光下》在国内的流变，则是基于中俄之间音乐文化自然传播的结果，同时强调厘清该民歌的来源对当下民歌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五、与方法论相关的研究成果
学术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是学术发展中的重要话题。在本届年会“一带一路”与传统音乐研究子议题下所提交的论文中，与方法论相关的研究有2篇学术论文。
其中，四川音乐学院朱婷《羌族民歌与西北花儿之比较研究》，通过文献梳理与实地考察相结合，对羌族民歌与西北花儿在唱调、曲词、演唱姿势以及演奏乐器等方面所存在的相似之处予以详细论述，进而对其二者间存在的共同特征之内在原因进行阐述。作者认为，羌族民歌与西北花儿的相似性则主要表现在音乐形态、歌词内容以及演唱方式等方面；同时表示，西北文化受古代羌族文化的影响十分久远，且西北花儿的产生与发展同古羌文化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因此，西北花儿的音调很可能受到曾经生活在我国西北地区的古代羌族民歌音调的影响。发言的最后，她强调，羌族民歌之所以与西北花儿之间存有诸多的相似性，则主要受到其二者间的历史同源、文化交融、乐器同源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西安交通大学曹耿献《古谱文本及传承复杂性特征分析——以西安鼓乐为例》，基于人们对中国传统乐谱的不确定性之感性认识，结合信息哲学中的复杂信息系统理论，对西安鼓乐的古谱文本以及传承过程的复杂性进行细致阐述。作者在其发言中认为，西安鼓乐作为一种流传至今的中国传统音乐典范，其乐谱文本传承方式均呈现出强烈的复杂性特征。她强调，正是由于中国传统音乐的古谱并无僵死的固定形式，因而可以对其进行多重的创新；同时，每位传承人在对古谱进行传承的过程中，均会结合其自身多方面因素对古谱进行再加工。因此，以这种传谱方式流传至今的西安鼓乐，其具有其自身的“活法”以及传承人各自不同的风格。
结 语
为期三天的年会，短暂却精彩！整个会议是在紧张而有序、热烈且充实的友好氛围中进行的，各位参会代表通过不同的视角采用不同的方法对“一带一路”与传统音乐研究相关问题进行了纵深的解读与阐释。在会议进行过程中，曾多次产生热烈且深入的学术讨论及争鸣，学者间相互切磋、共同探索，学术氛围十分浓厚。
在本届年会闭幕式中，新任会长萧梅为本次会议致闭幕辞，萧梅会长在发言中多次对主办方沈陽音乐学院的领导、会务工作小组以及学生志愿者们的辛勤工作表示衷心感谢，并表示“年轻的学生将永远是该领域的希望”[3]。随后，沈阳音乐学院冯志莲教授向大会展示了经她创新设计的学会会旗，并对其创新理念进行相关说明。最后，大会组委会向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第21届年会的主办方——吉林艺术学院移交了会旗。至此，本届年会圆满落下了帷幕！
注释：
[1]引自萧梅在大会开幕式上所作的汇报发言。
[2]本文所引用及论述的内容均来自大会印制的《摘要册》以及会议现场的录音资料，后文不再一一注明。
[3]引自萧梅在大会闭幕式上所作的总结发言。
（责任编辑：张洪全）
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第二十届年会于2018年7月16日至18日在沈阳音乐学院隆重举行。会议由中国传统音乐学会主办，沈阳音乐学院承办。这是沈阳音乐学院继1984年成功举办“全国民族音乐学第三届年会（沈阳篇）”以来第二次承办该会。本届年会与会代表299人，列席60余人，共收到参会者提交的论文摘要241篇，会议实际发表论文225篇[1]。
本届年会的主要议题是“传统音乐在当代的传承、流变与可持续性”，其下设有6个子议题，分别是“‘一带一路’与传统音乐研究”“‘非遗’保护与传统音乐教育”“传统音乐的当代应用研究”“东北传统音乐研究暨区域音乐研究”“传统音乐影像志及数字化实践与研究”，以及“新研究”。纵观历届年会中对主要议题与子议题的设置，即可看到，自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第十六届年会以来，以“傳统音乐”与“当代”为关键词的相关议题不断出现，而本届年会更是将“传统音乐在当代的传承、流变与可持续性”设为大会主要议题。由此可见，传统音乐在当代的传承与发展是各位学者密切关注的学术话题。此外，本届年会的子议题“‘一带一路’与传统音乐研究”则是首次出现在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年会的视野中，伴随国家对“一带一路”的倡议，该议题以其自身独有的时代性，吸引了诸多学者的关注。
在本届年会实际发表的225篇参会论文中，“一带一路”与传统音乐研究子议题下的论文共20篇（包括小组发言5篇），这些篇目分别从“丝路”音乐文化，以大型国家项目作为支撑、宗教仪式、乐曲（曲牌）来源考以及相关方法论等几个不同角度及层面对该议题进行广泛且深入的研究[2]。
一、“丝路”音乐文化相关的研究成果
自2015年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丝路”音乐文化逐渐成为界内诸多学者密切关注的研究领域之一。在2017年10月于陕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成功举办的“首届丝绸之路乐舞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就曾呈现出该领域丰厚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在本届年会“一带一路”与传统音乐研究子议题下，与“丝路”音乐文化相关的学术论文约8篇（包括小组发言5篇），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丝绸之路”上的音乐文化进行讨论。
福州大学音乐学院吴慧娟《古丝绸之路上的琵琶情怀》， 结合大量的史料及图像，对古波斯的乐器之王“乌德”以及琵琶在漫长岁月中的演变、发展过程进行梳理。作者认为，“琵琶情怀”乃是丝绸之路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对丝路沿线的音乐文化交流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她在发言中强调，仅从琵琶历史进程中一个小小的侧面，即已反映出各国人民之间对文化交流的强烈需求及其自身的必要性所在。此外，作者表示文化交流有利于各国各族人民相互了解、增进彼此间的友谊，以形成文化共同繁荣的大好景象。
上海音乐学院张玄《海上丝绸之路中的昆曲音乐嬗变研究》，是基于扎实的田野工作，通过前往昆曲的发源地以及越南等地，对海上丝绸之路传播路线中商路、戏路上所留存的昆曲传播痕迹及其变迁规律做细致的考究。作者于其发言中提出，纵观昆曲音乐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嬗变痕迹，由商路通向戏路，即呈现出“经济行为向文化行为转化、雅俗各异向互融互置转化、民俗娱乐向文化认同转化”的现象。她强调，通过对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当代昆曲的创作、演出及文化交流进行研究，进一步揭示出昆曲音乐文化反哺行为之内在本质，从而有利于促进昆曲音乐艺术的传承及发展。
沈阳音乐学院刘嵬《隋唐时期古丝绸之路上的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结合丝绸之路的历史含义，对西汉至隋唐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历史轨迹进行阐述，并对隋唐时期中国音乐空前发展，且同世界各国音乐文化交流的繁盛局面背后所隐含的内在原因做全面阐释。作者认为，隋唐时期，经由丝绸之路传入我国的音乐则多以少数民族音乐和西域音乐为主，既而体现出丝绸之路上音乐文化相互交流的繁荣局面以及外来音乐的传入对我国宫廷音乐发展的影响。她在发言中强调，在“一带一路”的时代背景下，对丝绸之路上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深入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提倡学者们通过努力建立起“多政治、多文化、多经济”的广泛交流，进而实现文化的多元发展。
陕西师范大学贾嫚和她的学生孙楠、杨天月亮、张钊在其小组发言《“一带一路”与传统音乐研究》中，共发表5篇学术论文。其中，硕士研究生孙楠为该小组作《“一带一路”与传统音乐研究》的主题发言，主要是对丝绸之路的历史概况以及丝绸之路上的中西文化交流等方面内容进行论述。她认为，音乐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则是建立在多个国家和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领域的交流合作、吸收借鉴以及融合的基础之上，因此唯有开阔视野、开拓胸怀、开明态度去面对各国各民族的文化，方可促进自身文化的繁荣与发展。硕士研究生杨天月亮代贾嫚介绍其研究成果《吉尔赞喀勒墓出土箜篌考》，通过对公元5世纪前后新疆塔什库尔干地区吉尔赞喀勒墓出土箜篌的两种传入缘由做以解释，同时对箜篌的流传轨迹进行介绍，继而认为，吉尔赞喀勒墓出土箜篌乃是迄今为止出土文物资料中最早被发现的有关箜篌的考古证据，对中西文化的交流有着深远的意义。硕士研究生张钊《中堡村三彩骆驼载乐佣考》，通过对“俑”及其历史发展脉络做整体概述，进而对西安中堡村出土的三彩骆驼载乐佣进行具体阐述，从而认为，三彩骆驼载乐佣既体现了唐代手工业与音乐文化的发展，更是呈现出中西文化交融的景象。硕士研究生孙楠《从榆林窟到麟堂秋宴图中的“胡琴”考》一文，围绕“胡琴”这一民族乐器在其所处的不同时代背景中，对不同的胡琴图像所表现出的时代赋予音乐文化的不同含义予以阐述。她在发言中表示，胡琴作为北方少数民族在中原文化中逐渐吸收的产物，体现出其特殊的社会背景与音乐文化间的相互影响。硕士研究生杨天月亮《入华粟特墓葬飞天乐舞图探究》，结合对考古图像的类比研究，从而对粟特宗教乐舞的形式及内涵进行了讨论。作者将图像中的伎乐飞天分为两种类型，即有翼伎乐飞天和无翼伎乐飞天，并指出，飞天的形象在祆教中代表了粟特人的宗教观念和审美内涵。 二、大型国家项目支撑下的研究成果
在本届年会“一带一路”与传统音乐研究子议题下所提交的论文中，有3篇论文均是基于国家对“一带一路”艺术实践及学术研究的大型项目的支撑，从而对“一带一路”与传统音乐进行深入思考与研究的学术成果。
其中，新疆师范大学张欢《“一带一路”倡议和乐舞文化交流的意义》，以其自身国家艺术基金项目中的舞台实践为切入点，分别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对“一带一路”下新疆地区乐舞文化交流的重要意义进行深度阐述。作者在其发言中认为，“如果没有新疆，就没有丝绸之路”，由此可见新疆地区的多元灿烂文化对“一带一路”传统音乐研究有着至关重要的价值意义。该文作者强调，在面对当下“一带一路”所赋予的发展机遇，文化则更应该肩负起继承传统和启迪未来的使命，通过树立不同文化“尊重、理解、欣赏、包容、和谐”的理念，从根基上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产生共鸣，进而塑造和谐发展的互鉴共赢态势。
中国音乐学院赵塔里木的《澜沧江——湄公河流域跨界民族音乐实录举要》，则基于一个大团队的协作项目，以多篇硕博论文为理论依据，从不同的侧面对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多种跨界民族音乐文化进行细致的研究分析和翔实的田野采录，并在此基础上取得了丰厚的学术成果。作者在其发言中提出，“跨界民族是旧日丝绸之路的开拓者，也是当下丝路遗产的传承者，其音乐文化是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中‘人心相通’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特有资源”，这在一定程度上诠释了跨界民族音乐研究在“一带一路”传统音乐研究中特有的学术贡献。作者还对跨界民族音乐研究的学术价值做了如下强调，认为其可建立起境内外音乐文化信息的相互参照，通过对同源民族音乐在不同时空中的传承动因与变迁方向进行观察，从而有助于境内外同源民族音乐文化信息的整合。
中央音乐学院安平《“世界音乐观”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与意义——以贵州彝族古剧“撮太吉”音乐创作为例》，是以贵州彝族从古相传至今的仪式歌舞“撮太吉”为切入点，从中寻找灵感，通过对被列为中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撮泰吉》的改编，进而将其成功创作为一部被称作中国戏剧“活化石”的彝族古剧。作者通过对该剧的音乐创作理念——“世界音乐观”的细致解读，对其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与意义进行阐述。至此，这一彝族古剧的音乐创作理念对传统音乐文化在当代的合理运用及推广展示，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三、与宗教仪式相关的研究成果
宗教信仰与民俗仪式乃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重要话题之一。在本次会议“一带一路”与传统音乐研究子议题下所提交的论文中，与宗教仪式相关的学术论文约5篇。
其中，忻州师范学院孙云《转读、梵呗与器乐供养：佛教音声分类新论——以五台山佛教音声为例的考辨类分》，通过对僧人非乐、僧人伎乐供养的记载进行讨论， 进而对佛教音声的三大体系（即诵经、说法、伎乐供养）进行充分细致的论述。作者在其发言中指出，于整个佛教音声而言，“转读”则居于核心层面，“梵呗”处于内层层面，“说法”被认为是中层层面，而“器乐供养曲”则是外围层面。由此，她认为，佛教音声的分类层层向外扩展，从核心层面到外围层面，越往外则世俗性越强，越往里则宗教性越强，因此在整个佛教音声中，核心层面的“转读”则是传承最为稳固的部分。
湖南师范大学赵书峰《文化涵化与音乐变迁——基于对老挝尤勉瑶婚俗音乐文化的田野工作反思》，结合大量田野调查中所获的一手资料，对中越跨界瑶族音乐形态进行细致的比较研究，从而得出其结论观点，即以人类学传播学派文化圈理论的观点难以对瑶族传统音乐文化的海外传播理论进行解读。发言中，作者首先提出，同中国过山瑶相比而言，老挝的尤勉瑶婚俗仪式音乐之变迁现象则较为突出，随后即对导致该现象出现的深层原因予以详细阐述，最后对其结论进行强调。
复旦大学民族研究中心董宸《中国南传佛教课诵仪式音声的跨界融合与变迁——基于中、缅边境两个市（县）的比较研究》，是据其自身2012—2017年间对中缅边境西双版纳勐海县打洛镇的佛教课诵仪式音声所进行的持续调查，在其仪式套曲及仪式音声风格的变化中发现问题，进而对中、缅两个边境市（县）的跨界音乐文化进行个案的微观探究，同时对其进行详实系统的比较和分析，追溯并解读其变迁成因。作者认为，西双版纳勐海县各个村寨佛寺中，早、晚课诵仪式音声经历了从自主化选择到规范并确立程式性的套曲这一变迁过程，恰好反映出从个人到集体、从民间行为到官方所共同认可的跨界交流融合。
甘肃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张益琴《藏彝走廊独立族群音乐圈舞的文化传承与流变——以白马藏族火圈舞歌舞为例》， 是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现存白马藏族音乐圈舞传承的内部形态特征及其在当代的流变轨迹进行梳理和阐述，既而对白马藏族音樂圈舞与藏缅语族其他族群圈舞之间的文化渊源进行深入探寻。作者认为，白马藏族音乐圈舞在文化传承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其自身以“火”为圈心，以民众之间拉手围圈为表演线路，以众人联袂歌舞为表演形态这一稳定的音乐文化特征，进一步体现出该民族保持了我国最为原始的古老圈舞形态。由此，作者在其发言最后强调，白马藏族圈舞更多的则是对羌氏民族圈舞文化最为固定且古老的文化遗存的呈现。
四川阿坝师范学院师立军、李成秀合作撰写的《茂县羌族释比仪式乐舞文化调查研究》，同样是基于详实的田野考察，通过对其研究对象进行持续的“定点”追踪调查，并结合族属、地域及语系等多方面因素，对茂县地区羌族释比仪式中的乐舞文化形态进行深入阐述。作者在其发言中认为，对于当下羌族释比仪式乐舞文化的传承发展问题，应充分尊重其本土文化，尽可能使其以“活态”的形式传承下去。
四、与乐曲（曲牌）来源考相关的研究成果
近来，学者们对于乐种（曲牌、唱调等）及乐曲的来源考在传统音乐学界掀起了一波研究热潮。在本届年会“一带一路”与传统音乐研究子议题下，对该领域的研究有2篇学术论文。 北方昆曲剧院周来达《昆曲曲牌唱调由何而来》，通过对昆曲的形成工序，即点板、拍曲等创作程序进行细致的梳理，从而对昆曲依字行腔这一基本演唱规则进行深入探讨，并认为该演唱规则并非昆曲唯一的演唱规则，于发言现场引起诸多热议。作者强调，昆曲作为世界一号非遗项目的传统音乐声腔种类，理应拥有与其身份相应的话语权，即我们应对昆曲的曲牌唱调由何而来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心中有数”。
中国音乐学院徐天祥、淄博职业学院孙兆润共同撰写的《民歌〈在银色的月光下〉来源考》，通过对众所周知的中国民歌《银色月光下》的词、曲作者进行溯源考究，进而对该民歌究竟从何而来进行细致探讨，可谓是“小题大做”。作者在其发言中认为，民歌《在银色的月光下》在国内的流变，则是基于中俄之间音乐文化自然传播的结果，同时强调厘清该民歌的来源对当下民歌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五、与方法论相关的研究成果
学术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是学术发展中的重要话题。在本届年会“一带一路”与传统音乐研究子议题下所提交的论文中，与方法论相关的研究有2篇学术论文。
其中，四川音乐学院朱婷《羌族民歌与西北花儿之比较研究》，通过文献梳理与实地考察相结合，对羌族民歌与西北花儿在唱调、曲词、演唱姿势以及演奏乐器等方面所存在的相似之处予以详细论述，进而对其二者间存在的共同特征之内在原因进行阐述。作者认为，羌族民歌与西北花儿的相似性则主要表现在音乐形态、歌词内容以及演唱方式等方面；同时表示，西北文化受古代羌族文化的影响十分久远，且西北花儿的产生与发展同古羌文化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因此，西北花儿的音调很可能受到曾经生活在我国西北地区的古代羌族民歌音调的影响。发言的最后，她强调，羌族民歌之所以与西北花儿之间存有诸多的相似性，则主要受到其二者间的历史同源、文化交融、乐器同源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西安交通大学曹耿献《古谱文本及传承复杂性特征分析——以西安鼓乐为例》，基于人们对中国传统乐谱的不确定性之感性认识，结合信息哲学中的复杂信息系统理论，对西安鼓乐的古谱文本以及传承过程的复杂性进行细致阐述。作者在其发言中认为，西安鼓乐作为一种流传至今的中国传统音乐典范，其乐谱文本传承方式均呈现出强烈的复杂性特征。她强调，正是由于中国传统音乐的古谱并无僵死的固定形式，因而可以对其进行多重的创新；同时，每位传承人在对古谱进行传承的过程中，均会结合其自身多方面因素对古谱进行再加工。因此，以这种传谱方式流传至今的西安鼓乐，其具有其自身的“活法”以及传承人各自不同的风格。
结 语
为期三天的年会，短暂却精彩！整个会议是在紧张而有序、热烈且充实的友好氛围中进行的，各位参会代表通过不同的视角采用不同的方法对“一带一路”与传统音乐研究相关问题进行了纵深的解读与阐释。在会议进行过程中，曾多次产生热烈且深入的学术讨论及争鸣，学者间相互切磋、共同探索，学术氛围十分浓厚。
在本届年会闭幕式中，新任会长萧梅为本次会议致闭幕辞，萧梅会长在发言中多次对主办方沈陽音乐学院的领导、会务工作小组以及学生志愿者们的辛勤工作表示衷心感谢，并表示“年轻的学生将永远是该领域的希望”[3]。随后，沈阳音乐学院冯志莲教授向大会展示了经她创新设计的学会会旗，并对其创新理念进行相关说明。最后，大会组委会向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第21届年会的主办方——吉林艺术学院移交了会旗。至此，本届年会圆满落下了帷幕！
注释：
[1]引自萧梅在大会开幕式上所作的汇报发言。
[2]本文所引用及论述的内容均来自大会印制的《摘要册》以及会议现场的录音资料，后文不再一一注明。
[3]引自萧梅在大会闭幕式上所作的总结发言。
（责任编辑：张洪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