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龙章，陕西耀县人，出生于1921年。1937年参加抗日工作，1938年3月参加牺盟会，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历任游记大队副大队长、教导员、大队长、团长、副师长、军作战处长、军炮兵主任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校军衔，1959年晋升为上校军衔。1964年调上海警备区任炮兵主任。1971年9月因冠心病突发在上海病逝，时年50岁。本文作者段香玲系段龙章之女。
　　父亲段龙章是一位仪态轩昂、面容严肃的军人。
　　他的军帽总是戴得端端正正，他的风纪扣永远扣得严严实实。
　　他的衣食住行极其简单：春夏秋冬都穿军装，爱吃油泼辣子拌面，睡觉盖一床军被加一件军大衣，上班骑一辆自行车。
　　他内敛谦和，少言寡语，深居简出，很少谈及战场的往事。
　　在我们这个温馨和睦的大家庭里，父亲一直扮演着严父的角色。他对我们说的话常常在我们耳边回响：
　　“你们知道你们享受的是什么吗？是烈士的鲜血换来的……”
　　“我是个早该死在战场上的人，想不到还能活到今天，老婆孩子一大堆，还能不知足？”
　　“我像你们这样大时，日本人来打我们。想读书却读不成，打了一辈子仗。我们这代人，把仗打完了，国家和平了。你们这代人的任务是好好读书，学到真本事，长大了去把国家建设好。”
　　父亲是全家的主心骨，我们都敬畏他。从小到大，我们都很听他的话，我们无忧无虑地以为父亲高大魁梧的身躯能够一直撑着我们家的这片天，却没有想到身强力壮的他，有一天猝不及防地倒下，永远离开了我们。
　　1971年9月12日，父亲因心肌梗死在上海病故。享年50岁。
　　父亲段龙章1921年出生于陕西耀县。1937年10月从西安考入培养抗日青年干部的山西民族革命大学，简称“民校”。自此参加革命。1938年入党，1939年入伍。在军队里度过了他战斗的一生。
　　父亲去世后，母亲一直陪伴着我们五个子女生活了41年。2012年，89岁的母亲也离开了我们。
　　妈妈离开我们后，我开始在网络上、书籍里查询有关父亲的信息，理清了父亲和180师的关系。但是，由于部队早就裁军整编，180师已经无从寻觅。
　　2014年，我和姐姐参加了纪念太原解放65周年聚会，在这次聚会时，我们有幸加入了“军旗180”群，在父亲离开180师63年后，我们回到了180师大家庭，终于有机会把头脑中零碎的记忆片段复原成相对完整的父亲的战斗历程。

抗日英雄，山西洪洞初露锋芒

　　山西是父亲的战场，也是母亲的故乡。
　　在“军旗180”群，我们认识了洪洞党史办主任张春悦。

　　2016年7月1日，我和妹妹皖玲应洪洞县党史办邀约，一起去洪洞参加纪念建党95周年纪念活动。我们第一次踏上了洪洞的土地，走到了父亲当年抗战的战场。
　　洪洞是父母亲生前念念不忘的地方。
　　张主任告诉我们，抗日战争时期，洪洞县是日本鬼子盘踞的战略要地，斗争异常残酷。
　　洪洞县有个小村子叫“油耳朵村”。日本鬼子听说那儿藏着抗日政府的物资，就去突袭扫荡。乡亲们没有一个人透露物资藏在哪儿，日本鬼子因此恼羞成怒，杀光了全村28位男丁，把小村庄变成了寡妇村。
　　日本鬼子残暴的屠杀行径不但没有让刚烈的洪洞人民屈服，反而让反抗侵略的怒火越烧越旺。洪洞的百姓纷纷参加游击队，誓死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父亲就是在这片热土上度过了八年血雨腥风的抗战岁月。
　　洪洞游击队组建于1938年。自从参加革命，父亲就一直活跃在山西抗日游击战的第一线。1940年，父亲被调到洪洞游击大队担任教导员。他年轻热情、胆大心细、足智多谋、机敏果敢，在日本人眼皮底下带领游击队拆铁轨、偷袭敌伪碉堡据点，令日寇敌顽胆战心惊。
　　洪洞的父老乡亲们把父亲他们当成亲人，部队不论进了哪个村子，乡亲们都管吃管住，全力支持游击队打鬼子。有老百姓的全力支持和保护，父亲他们在洪洞仗打得很顺利。
　　母亲1923年出生在山西襄汾县赵曲镇，1938年参加革命，1939年入党。她是洪洞县抗日政府的妇女干部，担任过妇救会主任、农会副主席、县委常委等抗日职务。父亲提起当年的母亲，说：“你们的妈妈可是十里八乡一枝花！”母亲做群众工作也得心应手，老百姓都喜欢她，乐意拉她住在家里，一起给抗日部队做军鞋、筹军粮。
　　母亲提起抗战时总是说：“抗战那八年，觉得日子真长啊！不能睡一个安生觉，不能吃一顿安稳饭。日本鬼子动不动就来扫荡，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抗日干部只要被鬼子抓到，没有一个能活着回来的。”
　　母亲说她也曾经因为没及时撤离村子被鬼子堵在老百姓家里，是老乡冒着生命危险把她藏起来，才躲过一劫。
　　父亲是在山西的抗日武装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抗日英雄，是当年威震四方的洪洞游击队大队长。他与母亲在洪洞相遇，结为夫妻。
　　在洪洞广胜镇东湾村，张春悦主任陪同我们参观了当年父亲和母亲住过的窑洞，以及當年游击队练兵的地方。在那里，张主任给我们讲了一位抗日烈士在“洞房花烛夜”被日本鬼子杀害的故事。
　　1941年7月1日，汉奸向日本鬼子告密：洪洞游击大队的大队长赵德荣当晚要结婚。日本鬼子立刻出动大批人马扫荡东湾村，想趁“洞房花烛夜”，活捉大队长赵德荣，彻底铲除洪洞的抗日武装力量，消灭洪洞游击队。

　　赵德荣在东湾村稻地与鬼子激战时，没能成功突围，不幸牺牲。
　　听了赵德荣烈士牺牲的细节后，我们非常难过。
　　张主任问我们：“你们知不知道那位还没进洞房的新娘就是你们的妈妈王素文？”
　　“啊？”
　　我们姐妹俩目瞪口呆，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原来，赵德荣烈士竟是在即将和母亲成亲的“洞房花烛夜”被日本鬼子杀害的，牺牲时年仅26岁。
　　赵德荣和父亲都是上级委派到洪洞縣的抗日干部，赵德荣大队长牺牲时，父亲是游击大队的教导员。亲密战友被日本鬼子残杀后，父亲接过赵大队长的抗日重担，坚定地扛起了洪洞抗日游击大队的旗帜，对日寇发起了四郎摊战斗、古罗伏击战、蜀村伏击战、杨岳村堵击战等战斗，给日本鬼子造成极大的威胁。
　　游击队不仅没有被鬼子消灭，还越战越勇，令日寇闻风丧胆。父亲也逐渐成长为洪洞县赫赫有名的抗日英雄。
　　侠肝义胆的父亲还不忘关心照顾失去了未婚夫的病弱的母亲，他一次又一次只身闯到日本鬼子盘踞的据点里为母亲寻医问药，不仅治好了母亲的病，还以他的勇敢和真诚，赢得了母亲的心。
　　1943年，父亲和母亲在 “一把核桃一把枣”的简单仪式后结为夫妻。那年，父亲22岁，母亲20岁。
　　父亲和母亲结缘于赵德荣烈士被害牺牲之后。他们就像毛主席说过的那样，擦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携手并肩，继续战斗。
　　母亲一生中先后爱过的两位男子，都是抗日英雄：一位在“洞房花烛夜”被日本鬼子残忍杀害，另一位忠诚地陪伴她度过了大半辈子。
　　母亲爱父亲的勇敢、忠诚和坚定，父亲爱母亲的贤淑温婉。
　　父亲和母亲之间不仅有两情相悦、情投意合的男女爱情，更有生死相依、荣辱与共、至死不渝的战友之情。
　　在洪洞的座谈会上，有人发言称父亲为“段龙章将军”，我立即纠正说：“父亲只是抗日老兵，他生前不是将军，军衔是中校，后来晋升上校，称呼将军不合适。”谁知得到的回答是：“在我们洪洞人心里，段龙章就是抗日英雄，就是将军！”我们闻之潸然泪下……
　　洪洞乡亲们表达的是对抗日英雄深深的爱戴、敬重和怀念之情。
　　父亲在八年抗战中初露锋芒，新的战场又在等待他跃马驰骋。
　　血战山西“四大战役”，从解放战争战场上脱颖而出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为了保卫山西人民艰苦抗日、流血牺牲夺取的胜利果实，国共决战在山西拉开帷幕。
　　这时，24岁的父亲担任了洪洞独立团的团长，挑起军事指挥重任，在太岳19分区指挥下，参加了解放洪洞、俘山的战斗，首战告捷。
　　上级把抗战时期洪洞独立团、临汾游击大队、洪洞县新兵营合编成八路军太岳军区第二军分区警卫四团，任命父亲担任团长。在上党战役执行堵截任务中，他们团俘敌1000余名，活捉68师郭天兴少将师长，再立战功。
　　1947年，晋冀鲁豫军区八纵24旅成立。智勇双全的名将王墉出任旅长，父亲在王墉旅长手下担任70团的团长。自此，父亲指挥的这支在抗日游击战中诞生的地方武装部队整编升级为野战军，父亲开始在战场上蜕变为野战军的铁血军人。
　　在能征善战的王墉旅长的率领下，24旅经过运城、临汾战役的艰苦磨练，成为既能打运动战，又能打攻坚战、阵地战的劲旅。徐向前曾评价说：“第八纵队是第一兵团的主力，而八纵的主力是两个旅（23旅、24旅）。”
　　父亲在解放战争年代，是王墉旅长、邓世俊师长和张祖谅军长手下一名年轻聪明的团长。多位亦师亦兄、能征善战、身经百战的将领率领着他在大兵团作战的战场上打大仗、打硬仗、打恶仗。这是父亲的挑战，更是他的机遇。
　　在野战军里，很多经历过两万五千里长征、身经百战的老红军成为父亲的领导和战友，他们吃过很多苦，打过很多仗，父亲真诚地敬重他们，心悦诚服地向他们学习，在和他们共同作战中，父亲的作战风格、战术理念从根本上得到提高，一员年轻的战将逐步在战火中成长起来。
　　1949年2月，24旅番号改为180师，荣列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第六十军序列。父亲担任团长的70团改称538团。
　　在国共搏杀对决的战场上，拼的不只是勇气，更是军事指挥才能和把握战争规律的能力。父亲的教官是徐向前、王新亭、王墉、张祖谅等身经百战的将帅们，作为180师538团首任团长，父亲的课堂是国共决战的山西大战场，父亲的教科书是硝烟弥漫的实战过程，父亲的考题是一道道战场命令。
　　在血流成河的战场上，胜利的代价往往是惨重的。

　　令父亲最为痛惜的是，年轻有为、智勇双全的王墉旅长牺牲在临汾战役的战场上。在《历史的回音》一书中，24旅作战科长王拱前辈回忆了王墉旅长牺牲前的一个细节：1948年3月22日晨8时，王墉旅长对作战科长说：“我们对兴隆高地的地形和敌情研究得还不透，今天上午咱们再去和段龙章详细地研究一下，以便制作更稳妥的攻击方案。”这是王墉旅长对作战科长说的最后一句话。王墉旅长去找父亲研究打临汾作战方案，在观察作战地形时遭遇流弹，不幸壮烈牺牲。 　　在打下运城后写攻坚战体会时，王墉旅长曾经这样写道：“我自己也常给亲人说，这次上去就要准备牺牲。”王旅长还赞扬攻城将士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
　　王墉旅长身先士卒，用鲜血和年轻的生命在战场上诠释了180师精神，铸就了180师军魂。
　　父亲曾经深深地叹息：“王墉旅长真是勇敢啊！牺牲得太早了。可惜了！”
　　张祖谅军长说过：“180师仗打得多，伤亡得多，牺牲得多，是三多部队。”
　　太原战役中，180师将士在邓仕俊师长的指挥下，在阵地反复易手多次后，最终拿下了闫锡山的命根子——小窑头主阵地。1948年10月31日晚10点半，小窑头主阵地被邓仕俊师长指挥的180师攻占。
　　180师成为解放太原大决战的胜利之师。
　　1949年，经过运城战役、临汾战役、晋中战役、太原战役血与火的大决战考验，28岁的父亲脱颖而出，被任命为180师副师长，跨上了解放大西南的征程。

挥师大西南，歼灭顽匪大获全胜

　　中国人民解放军180师，在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和指挥下，越秦岭，取汉中，攻广元，占绵阳，一路横扫千军如卷席，势如破竹般攻城掠地，解放了大西南县城14座，和平解放了西南首府成都。
　　接收改造国民党95军起义人员和大西南剿匪的岁月虽然不是万马奔腾、炮声隆隆，可也是血雨腥风、危机四伏。
　　父亲在担任国民党95军起义收编谈判的军代表时，为表达谈判诚意，他曾让母亲带着我和姐姐住在95军军部。母亲抱着不会走路的我，牵着年幼的姐姐来到军部，听到哨兵换岗拉枪栓的声音，整晚都不敢入睡，不知道对方会不会随时翻脸。后来因为在别处发生了意外事件，父亲才让母亲带着我们撤离。好在180师成功地完成了对95军的改造收编任务。
　　在四川的大山里，有一次父亲被投诚后又叛变的驾驶员翻车摔到山沟里，在这之后，他就学会了自己开车。
　　母亲常用“提心吊胆”“担惊受怕”这两个词来形容那个时期她的感受。毕竟，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当时父亲所面临的工作压力和危险程度，一点都不亚于在枪林弹雨的战场。
　　在剿匪战斗中，180师与垂死挣扎的国民党残匪再次交手，180师完胜。
　　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父亲再次奔赴新的战场，接受新的考验。
　　陷入重围，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九死一生成功突围
　　1951年3月，父亲担任中国人民志愿軍三兵团60军180师的副师长。当时刚满30岁、年富力强的父亲抱着必胜的坚定信念，和战友们踏上了异国他乡的战场。
　　1951年5月，180师在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全线后撤时奉命孤军殿后，掩护三兵团主力和8000名伤病员转移撤退，并在汉江南岸坚守三到五天。
　　由于美军有预谋地快速反扑，我方友邻各部队提前撤收，我军防线出现巨大空隙，美军趁虚而入，仅剩七千余兵力、弹尽粮绝的180师被装备精良的美韩四个师重重包围。
　　在被强敌围困，内无粮弹、外无增援的极端战场绝境中，久经战场考验的180师，毫不畏惧，坚持战斗在汉江南岸，阻挡住了敌军反扑的力度，延缓了敌军快速反应部队追击的速度。在奋勇搏杀中，180师牺牲伤亡程度也前所未有。
　　待到渡口被美军完全封锁后，180师才奉命北撤，渡江工具是沿江拉出的三根铁丝。在滚滚波涛和敌军火力的封锁中，仅强渡汉江就有600名勇士沉没江底。
　　180师的将士们遭遇了一场兵力和装备极端悬殊的恶战。他们既要完成上级下达的返回包围圈运送伤员的指令，又要在围困中寻找战机突出重围。战场情况瞬息万变，军部部署的突围接援计划一次又一次落空，美军快速反应部队的包围圈越收越紧，在重重围困和激烈战斗中，180师有3000多人被俘，最终突围归建后，全师万名将士仅剩4000人。
　　父亲的警卫员洪顺叔叔在参加父亲的追悼会时对我们说，第五次战役最后三天突围中，父亲的唯一食物是一支眼药膏，在他的贴身衣袋里装着唯一没有烧毁的纸片，是妻子和两个女儿的照片。洪顺叔叔不顾一切地护卫着父亲突出重围，回到了我军阵地。
　　对于第五次战役后撤失利，父亲曾在母亲面前自责道：“我不是祖国的好儿子，不是你的好丈夫，不是孩子的好父亲。”
　　这几句话母亲痛楚地对我说了一遍又一遍，她心疼了父亲一辈子。
　　母亲最了解父亲，她知道英雄父亲的强悍性格。虽然事后他能够坦然面对组织处分，虽然他能够坚强地放下包袱继续作战，但是，自此，一根刺深深地扎在他的心里。
　　第五次战役后，父亲担任过60军炮团团长和军部作战处长，他在战场上坚持战斗到凯旋。
　　多年后张祖谅军长的大儿子晓蒲大哥赠送给我一本书——《不落的将星》。书中记载着60军老军长张祖谅中将光辉的战斗历程。其中提到在父亲受了处分后张军长说的话。张军长说：“段龙章我很了解，这个人很聪明，很能干。但这次的失败影响太大了。今后当主官不行，但这是个人才，不能不用。我看放到机关做个参谋人员还是可以的。”
　　父亲肯定明白，无论胜败，老军长都一如既往地信任他，他绝对不会辜负老军长，更何况他本来就是在哪里跌倒一定会在哪里爬起来的硬汉。他不仅为自己争气，更责无旁贷地要为180师争光。
　　军人用战斗书写忠诚，用胜利回报信任。
　　母亲生前说过，第五次战役后张祖谅军长到朝鲜再次担任60军军长。

　　当张祖谅军长再次指挥这支遭受过重创的老部队时，全体指战员怀着为烈士报仇、为部队翻身、为祖国争光的信念，在1952年10月重上前线。“宁可前进一步死，决不后退一寸生。”“剩下一枪一弹，也要守住阵地。”180师自上阵地到停战，共作战320次，扩展阵地84平方公里，歼敌13700余人，彻底打了翻身仗。

烽火深情，沉默是金

　　第五次战役后父亲离开了180师。虽然，他和180师的血脉关系无法割断，但是，他生前从不提及180师。烽火深情，沉默是金。父亲默默地铭记牺牲的先烈和山西的父老乡亲，默默地感恩培养锻炼他的英雄部队和引领他成长的首长，把一切都深深地埋藏在军人宽厚的胸膛里！
　　当父亲平静地生活在和平年代的军营中时，他一直在思考未来的战争模式，他总是像训练士兵一样训练儿女，他常想的事情是：“要准备打仗！”
　　抗美援朝回国后父亲担任过60军181师炮兵副师长。1956年，他被派到南京军事学院炮兵系学习。1958年，他从60军调到12军，1964年再从12军调到上海警备区，一直担任炮兵主任。
　　最终，因为突发心肌梗死，父亲50岁的生命在军旗下落下帷幕。
　　回望父亲的一生，可以说，我的父亲段龙章是一位忠诚于祖国和人民、征战一生的勇猛军人。他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是在180师战旗下成长起来的一员年轻有为的战将，他无愧于祖国和人民，无愧于家庭和儿孙。
　　〔责任编辑 袁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