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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至1922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是规划欧战后远东地区国际权力架构的一次重要会议，会上签署的各条约，与巴黎和会规范欧洲事务的各和约，共同被视为欧战后全球“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基础。
山东问题是国人最关心的外交要案，全国聚焦于此。对于华会时中日代表在会外进行直接交涉，舆论多表示不满，而谈判结果是日本仍实质掌控胶济铁路，民意多有不惬。众多因素结合，导致国人多将华会视为另一次外交失败。但北京外交部认为，从东亚国际外交的角度考察，中国在华会上仍有不少收获。
欧战前，远东西太平洋地区的主要政经军强权是英日同盟。战争期间，日本假英日同盟之名出兵山东，在远东及西太平洋大肆扩张。美国对日本独霸中国之意图深怀戒心，两国互相视对方为假想敌，战后持续进行激烈造舰竞赛，远东太平洋之国际局势一时甚为紧张。
巴黎和会基本上只对欧洲战后秩序做安排，并未处理远东太平洋区域在欧战时权力变迁带来的种种问题，加之美国国会不愿批准《凡尔赛和约》，山东问题成为中、美、日争执的焦点。为调和列强利益冲突，限制海军军备竞赛，重建战后和平，哈定当选美国总统之后，邀集英、美、日、法、意五大海军强国，讨论海军裁军及远东太平洋问题，并邀请中国及与远太利益相关之荷兰、葡萄牙、比利时等国在华盛顿开会。
美国的主要目标在于取消英日同盟，限制日本海军比例，并使其放弃战时在远东太平洋之扩张范围。日本则希望维持英日同盟，保持战时扩张的主要部分，期冀将海军实力的比例维持在美国的70%。英国在美日之间左右为难，主要希望停止海军造舰竞赛。
期许落差
当日中国，内部问题重重，财政维艰，对外借款时有拖欠，未能善尽国际义务，加之南北分裂，国际观瞻不佳。
北京政府意欲仿巴黎和会模式合组代表团与会，广州政府非常大总统孙中山坚持北京为非法政府，欲自组代表团，遭美国拒绝，遂拒不参加北京代表团，且宣称不承认华会有关中国之决议。北京政府任命驻美公使施肇基、驻英公使顾维钧、大理院长王宠惠及代表广州之伍朝枢等四名代表，唯伍氏拒不参加。
尽管如此，北京政府仍对华会有较高期许，会前广泛征询各方意见。其中，驻英公使顾维钧提出期望此会议能达成范围较广之协定，取消英日续盟，并能稍稍减除其他条约上对中国之束缚，予我图强之机会。统整各方意见后，北京政府拟定与会宗旨，希望能借此会建立远东国际集体安全机制，使中国在未来20年内的国际地位不致发生危险。会前具体训令代表应努力达成的主要目标为：（一）取消英日续盟；（二）取消特殊地位；（三）订立公断条约；（四）关税自由。次要目标是解决山东、“二十一条”及修改条约等问题。
山东问题自中国代表拒签1919年对德《凡尔赛和约》以来已成悬案，北京外交部屡次拒绝日本的直接交涉提议，原欲于1920年底将此争议提交国联第一次大会解决，但因局势不利无奈中止，只宣言保留日后再提出之权力。1921年夏，北京政府正筹划将鲁案提交国联第二次大会之际，接到美国邀请，参加华盛顿会议，遂决定将此问题提交华会，却未将其列为主要目标。而在此时，中国民间主要希望华会解决的就是山东及“二十一条”问题。华会开议后，舆论持续关心何时提出鲁案与“二十一条”，国民外交代表余日章、蒋梦麟及留美学生日日监督代表团。
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北京政府希望建立集体安全机制的目标应属正确，然而民间舆论与广州政府力主以解决山东及取消“二十一条”为先，这种期许的落差，带来日后许多纷扰。
鲁案之憾
华盛顿会议于1921年11月到次年3月在美京召开。限制军备委员会由五大海军国参与，太平洋及远东委员会则由九国全数参与。
海军裁军会议决议废止“英日同盟”，由英、美、法、日“四国协商”取代。英、美、日、法、意五强主力舰比例划定为5∶5∶3∶1.75∶1.75，还限制了主力舰吨位及主炮口径上限，且规定十年内不造新舰，而超出比例之旧舰要拆毁等。这些决议成功缓和了各国间的造舰竞争，一举平衡英、美、日在西太平洋的利益与势力达15年之久，被誉为史上最成功的裁军协定之一。
太平洋及远东委员会方面，北京政府希望华会与会各国订立公约，“期于处理太平洋事务先行确立国际公平之普通原则，然后不论何国何事胥循此原则而梳栉之”。中国代表施肇基首先提出维护中国主权及远东和平的十项原则，英、美也提出相关议案，经讨论统整后，总结成《九国公约》。列强正式承认对华“门户开放”原则，明文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给予北京政府发展的机会。
中国代表继续提出维护中国主权的要求，诸如关税自主、废除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撤除外国在华邮局、撤除外国在华无线电台、撤退外国在华驻军及驻警等。经过讨论，各国签署《关税税则条约》，同意中国海关增收2.5%的“华会附加税”，但要由列强开特别会议讨论开征条件。各国议决先调查中国法权改良情形，再决定是否放弃在华领事裁判权。日、英、法同意归还青岛、威海卫、广州湾租借地，但不肯放弃旅大、新界。各国议决撤除铁路附属地及租借地外之外国邮局，议决撤除在华无线电台之原则。至于撤退驻军问题，只提议调查未得条约许可之外兵情形。
关于国人最关心的山东及“二十一条”，日本坚持此为中日间的问题，应由中日直接谈判，不宜交国际会议讨论。尽管国内舆论坚持反对直接交涉，但在英、美协调下，中日代表在会外展开谈判，英、美代表则从旁协助。中国代表接受调停与日本开议山东问题一事，被国内舆论攻击为卖国行径，又导致代表团内争及三位代表先后请辞。
谈判赎回胶济铁路问题时，因新任阁揆梁士诒与日本公使小幡直接会面，引来“借日款”与北京谈判风波，吴佩孚趁机倒梁，率直系督军联电声讨，学生走上街头抗议，迫梁士诒下台。在国内政争不断之下，山东谈判经36次会议，最后签署《解决山东悬案条约》，日本同意从山东撤军，归还胶州湾及胶济铁路，中国则向日本借款4000万日元，赎回胶济铁路及日本资产，未付清之前，日本仍将保有部分铁路及行政之控制权。 “二十一条”部分，中国代表王宠惠虽于会中提出废除之要求，无奈大会主席许士以此案争议较大，建议延至山东问题解决后再议。怎奈鲁案谈判迁延许久，至解决时大会已近尾声，最后仅由三国发表声明。日本代表币原喜重郎宣言放弃满蒙借款及聘用顾问独占权、中国政府任用日本顾问等。中国代表王宠惠宣称：《中日民四条约》若不废弃，将来必扰乱中日亲善关系。美国声明坚持门户开放原则。此案遂不了了之。
审慎乐观
华会本质上是为安排美、英、日三强在远东之利益关系而召开，美国凭借强大国力，成功拆散英日同盟，达成海军军备限制，将日本海军主力舰限制于美国60%之比例，又让日本从山东及西伯利亚撤军，领导列强在华门户开放，赢得道义及实质的双重胜利。英国以承认美国海军与英对等及结束英日同盟为代价，换取维持英国在远东之利益，并与美国合作主导东亚国际秩序。日本虽被迫将欧战时的扩张成果大部分放弃，但得到西太平洋海军优势地位，最关键的满蒙利益得到列强默认。三强对此结果都可接受，同意放弃竞争，共同在华合作，战争危机暂时化解。
中国问题在华会本非核心议题。若从负面角度审视华会，则在美国主导之下，列强对中国的要求表面上表达善意，实质上采拖延态度。中国在华会中的收获之一为名义上收回山东权利，此外得到列强善意承认中国领土主权完整，但“门户开放”实质上只限于长城以南；对中国修改条约之要求，多以只要中国改革达到西方水准，就愿意放弃在华特权为搪塞。此外，列强重申承认并支持北京政府，同意以不影响在华基本利益为前提，小幅修改条约特权。
当时民间舆论及国、共两党对华会结果评价不高，至今海峡两岸的专著论文对于《九国公约》及各决议案，仍多视之为各帝国主义以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原则为基础，取消日本的垄断权，代之以美、英、日共同控制中国的局面。山东问题是当时国人最关心的要案，全国聚焦于此，对于中日会外直接交涉及会议结果，舆论多表不满。派系斗争又借外交问题发端，舆论、学生对政府不信任，这实际也是北洋外交的特色之一。
北京政府则对华会结果审慎乐观，认为中国的主要外交目标基本达成，会中英日同盟由四国协商取代，固非中国之力，但使日本不能再借英日同盟以东亚宪兵自居，更难以形成东亚门罗主义。《九国公约》使列强承认中国门户开放原则，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完整，不再进一步乘内乱干涉中国内政。英、美合作让日本对华收敛，在新的远东国际秩序中，中国处境大为改善。而关税条约及修改条约各决议案，对中国皆属有利，因而中国外交应属成功。
北京政府担心此后的内政纷争影响各议决案的实施，若错失改革内政机会，列强可有联合干预之借口。
这种担心被不幸言中，华会之后中国内乱难已，中央政府无能力兑现华会各项承诺。加之法国为金法郎案不肯批准华会关税条约，导致关税会议迟迟不能召开。结果中国与列强互相指责，认为对方要为华会决议不能实行负责，民间舆论及广州更振振有词称列强对华之善意“口惠而实不至”，对华会列强愈发不满。孙中山领导的广州政府自始宣言不承认华会决议，不断谴责列强支持北京，与列强发生冲突，最终实行联俄政策，与另一个被华会排斥的政府走向合作，共同对抗“华盛顿体系”。
作者为台湾东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山东问题是国人最关心的外交要案，全国聚焦于此。对于华会时中日代表在会外进行直接交涉，舆论多表示不满，而谈判结果是日本仍实质掌控胶济铁路，民意多有不惬。众多因素结合，导致国人多将华会视为另一次外交失败。但北京外交部认为，从东亚国际外交的角度考察，中国在华会上仍有不少收获。
欧战前，远东西太平洋地区的主要政经军强权是英日同盟。战争期间，日本假英日同盟之名出兵山东，在远东及西太平洋大肆扩张。美国对日本独霸中国之意图深怀戒心，两国互相视对方为假想敌，战后持续进行激烈造舰竞赛，远东太平洋之国际局势一时甚为紧张。
巴黎和会基本上只对欧洲战后秩序做安排，并未处理远东太平洋区域在欧战时权力变迁带来的种种问题，加之美国国会不愿批准《凡尔赛和约》，山东问题成为中、美、日争执的焦点。为调和列强利益冲突，限制海军军备竞赛，重建战后和平，哈定当选美国总统之后，邀集英、美、日、法、意五大海军强国，讨论海军裁军及远东太平洋问题，并邀请中国及与远太利益相关之荷兰、葡萄牙、比利时等国在华盛顿开会。
美国的主要目标在于取消英日同盟，限制日本海军比例，并使其放弃战时在远东太平洋之扩张范围。日本则希望维持英日同盟，保持战时扩张的主要部分，期冀将海军实力的比例维持在美国的70%。英国在美日之间左右为难，主要希望停止海军造舰竞赛。
期许落差
当日中国，内部问题重重，财政维艰，对外借款时有拖欠，未能善尽国际义务，加之南北分裂，国际观瞻不佳。
北京政府意欲仿巴黎和会模式合组代表团与会，广州政府非常大总统孙中山坚持北京为非法政府，欲自组代表团，遭美国拒绝，遂拒不参加北京代表团，且宣称不承认华会有关中国之决议。北京政府任命驻美公使施肇基、驻英公使顾维钧、大理院长王宠惠及代表广州之伍朝枢等四名代表，唯伍氏拒不参加。
尽管如此，北京政府仍对华会有较高期许，会前广泛征询各方意见。其中，驻英公使顾维钧提出期望此会议能达成范围较广之协定，取消英日续盟，并能稍稍减除其他条约上对中国之束缚，予我图强之机会。统整各方意见后，北京政府拟定与会宗旨，希望能借此会建立远东国际集体安全机制，使中国在未来20年内的国际地位不致发生危险。会前具体训令代表应努力达成的主要目标为：（一）取消英日续盟；（二）取消特殊地位；（三）订立公断条约；（四）关税自由。次要目标是解决山东、“二十一条”及修改条约等问题。
山东问题自中国代表拒签1919年对德《凡尔赛和约》以来已成悬案，北京外交部屡次拒绝日本的直接交涉提议，原欲于1920年底将此争议提交国联第一次大会解决，但因局势不利无奈中止，只宣言保留日后再提出之权力。1921年夏，北京政府正筹划将鲁案提交国联第二次大会之际，接到美国邀请，参加华盛顿会议，遂决定将此问题提交华会，却未将其列为主要目标。而在此时，中国民间主要希望华会解决的就是山东及“二十一条”问题。华会开议后，舆论持续关心何时提出鲁案与“二十一条”，国民外交代表余日章、蒋梦麟及留美学生日日监督代表团。
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北京政府希望建立集体安全机制的目标应属正确，然而民间舆论与广州政府力主以解决山东及取消“二十一条”为先，这种期许的落差，带来日后许多纷扰。
鲁案之憾
华盛顿会议于1921年11月到次年3月在美京召开。限制军备委员会由五大海军国参与，太平洋及远东委员会则由九国全数参与。
海军裁军会议决议废止“英日同盟”，由英、美、法、日“四国协商”取代。英、美、日、法、意五强主力舰比例划定为5∶5∶3∶1.75∶1.75，还限制了主力舰吨位及主炮口径上限，且规定十年内不造新舰，而超出比例之旧舰要拆毁等。这些决议成功缓和了各国间的造舰竞争，一举平衡英、美、日在西太平洋的利益与势力达15年之久，被誉为史上最成功的裁军协定之一。
太平洋及远东委员会方面，北京政府希望华会与会各国订立公约，“期于处理太平洋事务先行确立国际公平之普通原则，然后不论何国何事胥循此原则而梳栉之”。中国代表施肇基首先提出维护中国主权及远东和平的十项原则，英、美也提出相关议案，经讨论统整后，总结成《九国公约》。列强正式承认对华“门户开放”原则，明文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给予北京政府发展的机会。
中国代表继续提出维护中国主权的要求，诸如关税自主、废除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撤除外国在华邮局、撤除外国在华无线电台、撤退外国在华驻军及驻警等。经过讨论，各国签署《关税税则条约》，同意中国海关增收2.5%的“华会附加税”，但要由列强开特别会议讨论开征条件。各国议决先调查中国法权改良情形，再决定是否放弃在华领事裁判权。日、英、法同意归还青岛、威海卫、广州湾租借地，但不肯放弃旅大、新界。各国议决撤除铁路附属地及租借地外之外国邮局，议决撤除在华无线电台之原则。至于撤退驻军问题，只提议调查未得条约许可之外兵情形。
关于国人最关心的山东及“二十一条”，日本坚持此为中日间的问题，应由中日直接谈判，不宜交国际会议讨论。尽管国内舆论坚持反对直接交涉，但在英、美协调下，中日代表在会外展开谈判，英、美代表则从旁协助。中国代表接受调停与日本开议山东问题一事，被国内舆论攻击为卖国行径，又导致代表团内争及三位代表先后请辞。
谈判赎回胶济铁路问题时，因新任阁揆梁士诒与日本公使小幡直接会面，引来“借日款”与北京谈判风波，吴佩孚趁机倒梁，率直系督军联电声讨，学生走上街头抗议，迫梁士诒下台。在国内政争不断之下，山东谈判经36次会议，最后签署《解决山东悬案条约》，日本同意从山东撤军，归还胶州湾及胶济铁路，中国则向日本借款4000万日元，赎回胶济铁路及日本资产，未付清之前，日本仍将保有部分铁路及行政之控制权。 “二十一条”部分，中国代表王宠惠虽于会中提出废除之要求，无奈大会主席许士以此案争议较大，建议延至山东问题解决后再议。怎奈鲁案谈判迁延许久，至解决时大会已近尾声，最后仅由三国发表声明。日本代表币原喜重郎宣言放弃满蒙借款及聘用顾问独占权、中国政府任用日本顾问等。中国代表王宠惠宣称：《中日民四条约》若不废弃，将来必扰乱中日亲善关系。美国声明坚持门户开放原则。此案遂不了了之。
审慎乐观
华会本质上是为安排美、英、日三强在远东之利益关系而召开，美国凭借强大国力，成功拆散英日同盟，达成海军军备限制，将日本海军主力舰限制于美国60%之比例，又让日本从山东及西伯利亚撤军，领导列强在华门户开放，赢得道义及实质的双重胜利。英国以承认美国海军与英对等及结束英日同盟为代价，换取维持英国在远东之利益，并与美国合作主导东亚国际秩序。日本虽被迫将欧战时的扩张成果大部分放弃，但得到西太平洋海军优势地位，最关键的满蒙利益得到列强默认。三强对此结果都可接受，同意放弃竞争，共同在华合作，战争危机暂时化解。
中国问题在华会本非核心议题。若从负面角度审视华会，则在美国主导之下，列强对中国的要求表面上表达善意，实质上采拖延态度。中国在华会中的收获之一为名义上收回山东权利，此外得到列强善意承认中国领土主权完整，但“门户开放”实质上只限于长城以南；对中国修改条约之要求，多以只要中国改革达到西方水准，就愿意放弃在华特权为搪塞。此外，列强重申承认并支持北京政府，同意以不影响在华基本利益为前提，小幅修改条约特权。
当时民间舆论及国、共两党对华会结果评价不高，至今海峡两岸的专著论文对于《九国公约》及各决议案，仍多视之为各帝国主义以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原则为基础，取消日本的垄断权，代之以美、英、日共同控制中国的局面。山东问题是当时国人最关心的要案，全国聚焦于此，对于中日会外直接交涉及会议结果，舆论多表不满。派系斗争又借外交问题发端，舆论、学生对政府不信任，这实际也是北洋外交的特色之一。
北京政府则对华会结果审慎乐观，认为中国的主要外交目标基本达成，会中英日同盟由四国协商取代，固非中国之力，但使日本不能再借英日同盟以东亚宪兵自居，更难以形成东亚门罗主义。《九国公约》使列强承认中国门户开放原则，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完整，不再进一步乘内乱干涉中国内政。英、美合作让日本对华收敛，在新的远东国际秩序中，中国处境大为改善。而关税条约及修改条约各决议案，对中国皆属有利，因而中国外交应属成功。
北京政府担心此后的内政纷争影响各议决案的实施，若错失改革内政机会，列强可有联合干预之借口。
这种担心被不幸言中，华会之后中国内乱难已，中央政府无能力兑现华会各项承诺。加之法国为金法郎案不肯批准华会关税条约，导致关税会议迟迟不能召开。结果中国与列强互相指责，认为对方要为华会决议不能实行负责，民间舆论及广州更振振有词称列强对华之善意“口惠而实不至”，对华会列强愈发不满。孙中山领导的广州政府自始宣言不承认华会决议，不断谴责列强支持北京，与列强发生冲突，最终实行联俄政策，与另一个被华会排斥的政府走向合作，共同对抗“华盛顿体系”。
作者为台湾东海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