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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陈亮以事功思想立世，曾同朱熹在道、王霸、利义等问题上进行过论辩，透过二人的论辩可以发现，陈亮反对的是南宋以来理学发展的风气以及朱熹学说的部分观点，但是并没有对理学展开全面的批判，与传统理学不是绝对的对立关系，相反在陈亮学说的内部是存在理学性质的。
【关键词】陈亮;朱熹;事功
【中图分类号】B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12-0040-03
近世多以为陈亮及其开创的永康学派是事功主义的代表，更是理学的坚决反对者，然陈亮虽反对朱熹的道德性命之学，却是因为自己对道德性命有不同的见解，而非反对宋代理学重视性命之学的立场。陈亮真正批判的是南宋二十余年来沉溺于道德性命探讨而百事俱废的学风，也没有对理学周、张、二程等先辈的思想加以否定。因此本文认为陈朱之辩不是一场理学与反理学的对抗，相反可以从中发现陈亮学说包含着理学性质。
一、陈亮事功思想的两个方面
陈亮，号龙川先生，他的思想与主流理学相比，更倾向于外王。陈亮与一般的理学家不同，没有家学师承，主要靠自学成材，而且接触理学较晚。因此在研读理学著作时，陈亮关注更多的不是道德性命，而是有关法度典制的学说。但是朱子等人尚且涵有外王的想法，自然不能忽视陈亮的内圣根基。陈亮提倡的事功思想和朱子等主流理学存在切入点不同的问题，面对现实问题他更多地希望直面和解决，而非诉诸道德文章。陈亮将自己的事功思想概括为两点：一为“一人心”，二为“措民命”。
陈亮主张“一人心”，实质上是教化问题，直接指向道德性命的修养。“夫天下之事，孰有大于人心与民命者乎？而其要则在一人之心也。” ①他认为道德教化与改革民生不可有偏废，但教化问题是基本。在多篇文章中，他数次强调了教化的重要性，将仁、义、孝、悌等传统儒家道德准则作为教化的基本内容，认为只有通过教化然后才能规定同一天下之学，同一天下的道德风俗，然后可以施行礼、乐、刑、政。“然而德行先之者，天下之学固由是出也。”这与《大学》中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治世路径是一脉相承的。陈亮也谈人心，他首先肯定人心的价值。人秉承了天地的精华，具有高贵的道德品性。何以构成人的道德呢？陈亮认为，人道与天道合，自然是从天道来，但是天地正气最终还是要于人事中发现，这就是人具有高贵品性的可能。虽然人本身具有道德，但是陈亮更强调了礼的教化作用，认为只有在礼乐规范的治理下，人的道德才可以发挥出来。他认为“心有定向，治无定体”，这句话既说明了心有本身的特性，又强调要通过多种手段去治理。陈亮也同许多儒者一样崇尚三代之治：“三代尚矣。士之生乎其时者，习有常业，仕有定时，利不能更其所守，而不以名汨其真，养性以安命，修道以成德，教化之渐使然也。” ②陈亮描绘的三代是他心中的理想社会：凡士人都能受道德教化，发挥自身所具备的品性，并通过进一步修养安身立命。陈亮为了更加强调教化的作用，进一步阐述人尽管具有高尚的道德，但也有着爱恶本性。比如舍生取义是人立身的“大节”，但人同样有着贪生怕死的本性，并不一定能去执行“大节”。陈亮认为人心兼具了道德和常情两面。两面相互依托，相互之间并没有很大的偏差，稍不注意人就可能从道德的一面滑向非道德的一面，一旦心不一则道必不一，由此陈亮认为应当力行求道，加强教化，应当不断地坚持内在修养和外在教化，免耽于声色货利。
陈亮在“一人心”之后主张“措民命”，这一方面更为人熟知。他认为治心的最终目的就是治世。他认为儒者治心必须知治道而究时变，真正的儒者是不可能出世的，必须对现实世界有深切关怀，因此绝不可以停留于自身的道德修养而忽视了行道于外。他批判有宋以来以儒立国的弊端，认为其已经偏离了儒家治世的终极目标，而偏安于一味枉谈性命，毫不关注具体事务，更不懂得为政变通，以至于体制僵化，大道难以施行。他提倡道德與功利并行，但要检验道德是否可行还得看最终落实到社会实践中的效用如何，这便是“天运之公，人心之私，苟其相值，公私合一” ③。陈亮认为在现实政治中要重视人才的发掘，国家的有效治理主要靠贤能之士，同时认为人才应当是在实践中展现出才干的，他的人才标准强调实绩、反对坐而论道。陈亮亦十分重视法制建设，立法和明德一样是治理天下所不可或缺的，法的作用在于“立人极”，也就是说明法也是人道的一部分，立法也是遵循道的体现，教化需要靠法度才能更好地实现，这实际上隐含了王霸并用的观点。陈亮认为，要实现最大效用的“措民命”，所尊崇的道德必须为公，但又要经得起实际检验，具体说就是王道、霸道杂用。这也是他与朱熹论辩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可以通过陈朱之辩的具体内容来更加明晰陈亮的治世思想。
二、陈朱之辩的具体内容
陈亮和朱熹皆遵从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路径，出发点却有所不同：陈亮以国家社会效用为重，主张“开物成务”，专言事功;朱熹则认为想要实现社会治理，首要在于整饬人心，涵养本心，认为一味地追求事功是舍本逐末，背离“圣人立教本旨”。由此二人进行了多次论辩，主要记载于陈亮致朱熹八次书信和朱熹致陈亮十五次书信中，具体论辩内容可分为：一为道辩;二为王霸、义利之辩;三为成人道之辩。
陈亮和朱熹都承认有“道”存在，然其为何及何以存，陈、朱二人各有分说。朱熹认为“道”“非人之所能预”，倾向于一种超越自然和社会的先验存在，人只能通过默识体悟来认识它。尧、舜、周、孔所传的就是这个“道”，由于三代之王有义理之心，所以道体现为王道;传至汉、唐，君王却只有利欲之心，这时的道只是霸道。虽然道是永恒存在的，但人若不能用义理之心去体验它，那么道就不能行为人道。朱熹指出，虽然在统治者身上道无法体现出来，但是在具有道心的儒者身上可以体现并由他们实现传承。陈亮也肯定道是永恒存在的，却不是先验的精神存在，而具有自然普遍性，与人事物不可分：“道非出于形气之表，而常行于事物之间。” ④任何人都可以体察认识道：“道之在天下，平施于日用之间，得其性情之正者，彼固有以知之矣。”陈亮以此立论，认为无论三代、汉唐，道都行为人道。针对朱熹认为儒者传道的观点，陈亮认为道只通过孤零零几个儒者是不能完成道的传承的，凡是建立了功业的英雄豪杰们都有道德体现。由此可以看出二人差异在于朱熹主张人道相分，道在物外;陈亮主张人道相和，道在物内。 陈亮和朱熹对道的看法牵涉到了对汉唐功业的不同认识，由之引出二人对王霸之道的论辩。朱熹认为道在汉唐不能行为人道，是因为汉唐君王有“利欲”。汉唐君王只有利欲之心而没有义理之心，所以把道限制了，所行不过是霸道，而非王道，所以汉唐无法与三代相比。陈亮认为这样判断汉唐功业“岂不冤哉”，他认为汉高祖、唐太宗谋取帝位的行为正合乎孟子恻隐之心，是为了推行仁政，他们的为政目的和举措与三代王者没有差别，他们建立的功业和商汤、周武无异。至于朱熹强分王道、霸道，陈亮认为霸道“固本于王也”，就是推行王道的三代也有征伐的霸道，由此可见王道之治是通过霸道实现的，霸道最终目标也是要实施王道，实为王霸并用。
二人的义利之辩衍生于王霸之辩。朱熹尊王道黜霸道，就一定会崇义贬利，他认为三代施行王道，内本天理而外行仁政，而汉唐施行霸道，“心乃利欲之心，迹乃利欲之迹”，是故义利不可两用。陈亮秉持王霸并用的观点，认为义可以体现在利上，是故义利并用，“禹无功，何以成六府？乾无利，何以具四德？” ⑤三代的圣王如果不计利，就不能成功业，更不能行仁义，三代无利欲是不现实的，就算没有一己私欲，也要考虑百姓之利，否则就无法实现大治。故“王霸可以杂用，则天理人欲可以并行。” ⑥是为王霸并用、义利双行。
陈亮和朱熹由道至王霸义利的争辩，“非本为汉唐设”，而在于更好地明确如何在当下社会立身处世，此为二人对成人之道的论辩。朱熹旗帜鲜明，认为君子要尽心知性，“学道爱人”，存天理去人欲，在道学修养中成为圣人：“为今日计，但当穷理修身，学取圣贤事业，使窮而有以独善其身，达而有以兼善天下。” ⑦陈亮反对朱熹这种独善其身的想法，认为不应该仅仅停留于做个醇厚自律的儒者，而要放志于天下。真正的儒者一定要发孟子“浩然之气”，而“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用自己的智勇才能来推行仁义。由此可见，二人对成人之道各有所虑，朱熹主张在纷乱的世间要领悟性命，做一个醇儒自律的圣人;而陈亮提倡纷乱之世中更要做一名敢于作为，实事实功的能人。他们在儒家的基本问题即如何立身处世，如何为人的问题上有着明显的分歧，这也是他们对道、王霸利义等问题存在不同认识的原因。
三、陈亮思想具有理学性
通过澄清陈朱之辩的具体内容，发现陈亮之学自有其特点，从着重致用出发，主张重事功、王霸之道不相碍，自然与朱子等主流理学有别。可是凭此就可以判断陈亮之学与理学就是完全对立的了吗？并不尽然，陈亮和朱子基本观点的矛盾远没有近世所传之大，若论差异，张横渠之气本论与二程理本论亦是对立，陆学与朱学亦有矛盾，然其仍同属理学，不可强分。仔细分析陈亮的立论，其中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陈亮同朱子论辩看似鲜明对立，实则存在暗合;二是陈亮事功思想与传统理学并不矛盾。
陈亮和朱子论辩的观点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含有暗合。首先是天理人欲问题。朱子认为三代以道治天下，是因为三代在位乃圣人;汉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在位者非圣人，只能以智力把持，其中有与天理暗合之处，所以也能长久。朱子把天理和人欲截然划分，区分重义理的圣人和重私欲的凡人，厚古薄今。陈亮认为三代之所以能够盛治，只是能够按照天理行事而做到极致，汉唐则做不到极致，这其中是尽与不尽的差别，而非有道无道的绝对对立。在对“道”的阐述中，陈亮也肯定天理的重要，对人欲的弊端也加以否定，人道来源于天道，是天道赋予了人内在道德的可能，而人的道德如果不加以仔细修养，有可能堕变为私欲，如此一来人心便危了，因此在对待天理和人欲的观点上，陈亮同朱子是有相和之处的。其次是王霸义利问题。关于王道与霸道的争论，更多的是陈朱二人在政治观上的不同，朱子尊王黜霸，陈亮力推王霸并用，讨论汉唐功过得失也只是为了探寻适合当下的为政之道，因此王霸之辩并不涉及理学的核心问题。至于义利之辩，朱子重义轻利，是肯定天理、否定人欲的衍化，陈亮虽主张义利双行，但与朱子具体内涵有所不同，并不是既肯定天理又肯定人欲，上文中说过陈亮对人欲也是抱批判态度的，只有实行人欲合乎天理时才值得肯定。陈亮主张义利双行，指的是义利并行，而非各行其道，当是义体现于利，利符合于义。陈亮在此提倡的利，非一己私利，而是社会群体之利，是大利也。为政者以天下百姓之利为自己最大的利，进而建立功业，造福天下生民，这是符合天理符合大义的，尧舜、三代之君如此，汉唐君王亦是如此，因此他才提倡义利双行。再次是成人之道问题。朱子主张尽心知性，做个醇厚自律的圣人，陈亮不反对作君子儒，但认为不能停留于作君子儒，而要做大有为之士。陈亮绝非反对朱熹的醇儒之道，相反认为基础性的诚意正心十分重要，进而要以天下为己任，担当起一定的社会责任来。由此观之，陈亮主张的儒者当对外在现实含有终极关怀与朱熹主张塑造的“涵养”“积累”之醇儒并不是完全对立的，相反更像是在朱子尽心知性的基础上做出的进一步深化和阐发。综上发现，陈亮与朱子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对立关系，在现实中也是如此，陈亮十分敬重朱子处事为人和治学之道，只是在具体的施用方法上各有所发。
跳出陈朱之辩来看，陈亮和传统理学亦不存在绝对对立。陈亮曾感叹道德性命之学的兴盛会影响文章政事的荒废，但是他的言语中有几点值得深思：一，陈亮反对的是近二十年来道德性命之学盛行的风气，并没有反对北宋以来的理学;二，陈亮之所以反对近二十年来的为学风气，是因为他认为这种风气歪曲了理学之道，当世儒者对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所偏废，重内而不重外，这是错误地改造了理学系统，可见其反对的是这一阶段理学发展产生的弊端而非理学本身;三，上文提到陈亮对“一人心”和“措民命”关系的看法，认为“一人心”为根本，也就是认为道德教化起基础作用，这与理学精神并无冲突。相反，陈亮十分赞成“格物致知”：“夫格物致知之学，圣人之所以惓惓于后世。”陈亮甚至还提出过“潜心玩省”“于所己发处体认”这样的观点，无一不属于理学的范畴。正因如此，陈亮反对南宋理学发展二十年来的沉溺于专谈道德性命而忽视了现实效用的弊端，却从没有反对过理学先辈如周、张、二程等人的学说。最经典的言论出现在《伊洛正源序》中： “濂溪周先生奋乎百世之下，穷‘太极’之蕴以见圣人之心，盖天民之先觉也。手为《太极图》以授二程先生。前辈以为二程之学，后更光大，而所从来不诬矣。横渠张先生崛起关西，究心于龙德正中之地，深思力行而自得之，视二程为外兄弟之子，而相与讲切，无所不尽。世以孟子比横渠而谓二程为颜子。其学问之渊源，顾岂苟然者！” ⑧
可见陈亮对理学先辈评价之高。另外陈亮与一般理学家一致，认同天理是仁义道德、三纲五常的体现，是封建制度赖以维系、发展的支撑，也认同人欲会蒙蔽天理，所以要存天理灭人欲这样的基本观点，这便是他“一人心”的具体内涵。至于功利一说，主流理学又何尝不言功利呢？二程弟子谢良佐记述程颐在讨论盐运业务之时，同意的方略都是上下均有所利之说，可見程颐也认为人欲只要利于大势，就不会反对;陈淳在对道进行解释时，认为“须就日用人事上说”，认为道之行应当合乎日用之利。理学家尽管强调存天理去人欲，但当人欲于天下百姓有利时也不予反对，陈亮之所谓义利双行又何尝不是呢？更有甚者明代朱学嫡传邱浚，在谈修齐治平之时亦提出许多事功经济之说。所以陈亮与朱子的论辩并不是陈亮从根本上反对朱熹，相反两人学说都遵从一定的理学性质。
四、总结
综上所述，陈亮的事功思想从立论就不是反理学的，而是在一定基础上试图革除当下理学发展呈现出的弊病而成。仅仅以陈亮反对朱子的一些治学主张就认为这是站在了理学的对立面，这种判断过于简单粗糙，要分析陈亮学说与理学的关系，应当从其立论基础和对理学基本问题的态度和解决方法中着手，陈亮学说的出发点和基本立场与主流理学大致相同，只在问题的解决方法上存在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无可厚非，不能凭此否定陈亮学说中含有的理学性质。
注释：
①②④⑤⑥⑦⑧（宋）陈亮：《陈亮集》，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48页，第148页，第97页，第97页，第294页，第196页，第163页。
③侯外庐等编：《宋明理学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0页。
参考文献：
[1]（清）黄宗羲.宋元学案（第四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7.
[2]张汝伦.朱陈之辩再思考[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3）：58-72.
[3]陈国灿，吴锡标.陈亮的反理学思想和“朱陈之辩”[J].浙江学刊，2009，（06）：54-59.
[4]王心竹.从朱陈之辩看朱熹陈亮的王霸思想[J].社会科学，2011，（11）：131-135.
[5]徐庆利.功利与道义之间——陈亮、叶适对朱熹的挑战[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8（02）：113-117.
作者简介：
黄义鹏，男，汉族，江苏南京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中国哲学。
【关键词】陈亮;朱熹;事功
【中图分类号】B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12-0040-03
近世多以为陈亮及其开创的永康学派是事功主义的代表，更是理学的坚决反对者，然陈亮虽反对朱熹的道德性命之学，却是因为自己对道德性命有不同的见解，而非反对宋代理学重视性命之学的立场。陈亮真正批判的是南宋二十余年来沉溺于道德性命探讨而百事俱废的学风，也没有对理学周、张、二程等先辈的思想加以否定。因此本文认为陈朱之辩不是一场理学与反理学的对抗，相反可以从中发现陈亮学说包含着理学性质。
一、陈亮事功思想的两个方面
陈亮，号龙川先生，他的思想与主流理学相比，更倾向于外王。陈亮与一般的理学家不同，没有家学师承，主要靠自学成材，而且接触理学较晚。因此在研读理学著作时，陈亮关注更多的不是道德性命，而是有关法度典制的学说。但是朱子等人尚且涵有外王的想法，自然不能忽视陈亮的内圣根基。陈亮提倡的事功思想和朱子等主流理学存在切入点不同的问题，面对现实问题他更多地希望直面和解决，而非诉诸道德文章。陈亮将自己的事功思想概括为两点：一为“一人心”，二为“措民命”。
陈亮主张“一人心”，实质上是教化问题，直接指向道德性命的修养。“夫天下之事，孰有大于人心与民命者乎？而其要则在一人之心也。” ①他认为道德教化与改革民生不可有偏废，但教化问题是基本。在多篇文章中，他数次强调了教化的重要性，将仁、义、孝、悌等传统儒家道德准则作为教化的基本内容，认为只有通过教化然后才能规定同一天下之学，同一天下的道德风俗，然后可以施行礼、乐、刑、政。“然而德行先之者，天下之学固由是出也。”这与《大学》中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治世路径是一脉相承的。陈亮也谈人心，他首先肯定人心的价值。人秉承了天地的精华，具有高贵的道德品性。何以构成人的道德呢？陈亮认为，人道与天道合，自然是从天道来，但是天地正气最终还是要于人事中发现，这就是人具有高贵品性的可能。虽然人本身具有道德，但是陈亮更强调了礼的教化作用，认为只有在礼乐规范的治理下，人的道德才可以发挥出来。他认为“心有定向，治无定体”，这句话既说明了心有本身的特性，又强调要通过多种手段去治理。陈亮也同许多儒者一样崇尚三代之治：“三代尚矣。士之生乎其时者，习有常业，仕有定时，利不能更其所守，而不以名汨其真，养性以安命，修道以成德，教化之渐使然也。” ②陈亮描绘的三代是他心中的理想社会：凡士人都能受道德教化，发挥自身所具备的品性，并通过进一步修养安身立命。陈亮为了更加强调教化的作用，进一步阐述人尽管具有高尚的道德，但也有着爱恶本性。比如舍生取义是人立身的“大节”，但人同样有着贪生怕死的本性，并不一定能去执行“大节”。陈亮认为人心兼具了道德和常情两面。两面相互依托，相互之间并没有很大的偏差，稍不注意人就可能从道德的一面滑向非道德的一面，一旦心不一则道必不一，由此陈亮认为应当力行求道，加强教化，应当不断地坚持内在修养和外在教化，免耽于声色货利。
陈亮在“一人心”之后主张“措民命”，这一方面更为人熟知。他认为治心的最终目的就是治世。他认为儒者治心必须知治道而究时变，真正的儒者是不可能出世的，必须对现实世界有深切关怀，因此绝不可以停留于自身的道德修养而忽视了行道于外。他批判有宋以来以儒立国的弊端，认为其已经偏离了儒家治世的终极目标，而偏安于一味枉谈性命，毫不关注具体事务，更不懂得为政变通，以至于体制僵化，大道难以施行。他提倡道德與功利并行，但要检验道德是否可行还得看最终落实到社会实践中的效用如何，这便是“天运之公，人心之私，苟其相值，公私合一” ③。陈亮认为在现实政治中要重视人才的发掘，国家的有效治理主要靠贤能之士，同时认为人才应当是在实践中展现出才干的，他的人才标准强调实绩、反对坐而论道。陈亮亦十分重视法制建设，立法和明德一样是治理天下所不可或缺的，法的作用在于“立人极”，也就是说明法也是人道的一部分，立法也是遵循道的体现，教化需要靠法度才能更好地实现，这实际上隐含了王霸并用的观点。陈亮认为，要实现最大效用的“措民命”，所尊崇的道德必须为公，但又要经得起实际检验，具体说就是王道、霸道杂用。这也是他与朱熹论辩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可以通过陈朱之辩的具体内容来更加明晰陈亮的治世思想。
二、陈朱之辩的具体内容
陈亮和朱熹皆遵从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路径，出发点却有所不同：陈亮以国家社会效用为重，主张“开物成务”，专言事功;朱熹则认为想要实现社会治理，首要在于整饬人心，涵养本心，认为一味地追求事功是舍本逐末，背离“圣人立教本旨”。由此二人进行了多次论辩，主要记载于陈亮致朱熹八次书信和朱熹致陈亮十五次书信中，具体论辩内容可分为：一为道辩;二为王霸、义利之辩;三为成人道之辩。
陈亮和朱熹都承认有“道”存在，然其为何及何以存，陈、朱二人各有分说。朱熹认为“道”“非人之所能预”，倾向于一种超越自然和社会的先验存在，人只能通过默识体悟来认识它。尧、舜、周、孔所传的就是这个“道”，由于三代之王有义理之心，所以道体现为王道;传至汉、唐，君王却只有利欲之心，这时的道只是霸道。虽然道是永恒存在的，但人若不能用义理之心去体验它，那么道就不能行为人道。朱熹指出，虽然在统治者身上道无法体现出来，但是在具有道心的儒者身上可以体现并由他们实现传承。陈亮也肯定道是永恒存在的，却不是先验的精神存在，而具有自然普遍性，与人事物不可分：“道非出于形气之表，而常行于事物之间。” ④任何人都可以体察认识道：“道之在天下，平施于日用之间，得其性情之正者，彼固有以知之矣。”陈亮以此立论，认为无论三代、汉唐，道都行为人道。针对朱熹认为儒者传道的观点，陈亮认为道只通过孤零零几个儒者是不能完成道的传承的，凡是建立了功业的英雄豪杰们都有道德体现。由此可以看出二人差异在于朱熹主张人道相分，道在物外;陈亮主张人道相和，道在物内。 陈亮和朱熹对道的看法牵涉到了对汉唐功业的不同认识，由之引出二人对王霸之道的论辩。朱熹认为道在汉唐不能行为人道，是因为汉唐君王有“利欲”。汉唐君王只有利欲之心而没有义理之心，所以把道限制了，所行不过是霸道，而非王道，所以汉唐无法与三代相比。陈亮认为这样判断汉唐功业“岂不冤哉”，他认为汉高祖、唐太宗谋取帝位的行为正合乎孟子恻隐之心，是为了推行仁政，他们的为政目的和举措与三代王者没有差别，他们建立的功业和商汤、周武无异。至于朱熹强分王道、霸道，陈亮认为霸道“固本于王也”，就是推行王道的三代也有征伐的霸道，由此可见王道之治是通过霸道实现的，霸道最终目标也是要实施王道，实为王霸并用。
二人的义利之辩衍生于王霸之辩。朱熹尊王道黜霸道，就一定会崇义贬利，他认为三代施行王道，内本天理而外行仁政，而汉唐施行霸道，“心乃利欲之心，迹乃利欲之迹”，是故义利不可两用。陈亮秉持王霸并用的观点，认为义可以体现在利上，是故义利并用，“禹无功，何以成六府？乾无利，何以具四德？” ⑤三代的圣王如果不计利，就不能成功业，更不能行仁义，三代无利欲是不现实的，就算没有一己私欲，也要考虑百姓之利，否则就无法实现大治。故“王霸可以杂用，则天理人欲可以并行。” ⑥是为王霸并用、义利双行。
陈亮和朱熹由道至王霸义利的争辩，“非本为汉唐设”，而在于更好地明确如何在当下社会立身处世，此为二人对成人之道的论辩。朱熹旗帜鲜明，认为君子要尽心知性，“学道爱人”，存天理去人欲，在道学修养中成为圣人：“为今日计，但当穷理修身，学取圣贤事业，使窮而有以独善其身，达而有以兼善天下。” ⑦陈亮反对朱熹这种独善其身的想法，认为不应该仅仅停留于做个醇厚自律的儒者，而要放志于天下。真正的儒者一定要发孟子“浩然之气”，而“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用自己的智勇才能来推行仁义。由此可见，二人对成人之道各有所虑，朱熹主张在纷乱的世间要领悟性命，做一个醇儒自律的圣人;而陈亮提倡纷乱之世中更要做一名敢于作为，实事实功的能人。他们在儒家的基本问题即如何立身处世，如何为人的问题上有着明显的分歧，这也是他们对道、王霸利义等问题存在不同认识的原因。
三、陈亮思想具有理学性
通过澄清陈朱之辩的具体内容，发现陈亮之学自有其特点，从着重致用出发，主张重事功、王霸之道不相碍，自然与朱子等主流理学有别。可是凭此就可以判断陈亮之学与理学就是完全对立的了吗？并不尽然，陈亮和朱子基本观点的矛盾远没有近世所传之大，若论差异，张横渠之气本论与二程理本论亦是对立，陆学与朱学亦有矛盾，然其仍同属理学，不可强分。仔细分析陈亮的立论，其中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陈亮同朱子论辩看似鲜明对立，实则存在暗合;二是陈亮事功思想与传统理学并不矛盾。
陈亮和朱子论辩的观点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含有暗合。首先是天理人欲问题。朱子认为三代以道治天下，是因为三代在位乃圣人;汉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在位者非圣人，只能以智力把持，其中有与天理暗合之处，所以也能长久。朱子把天理和人欲截然划分，区分重义理的圣人和重私欲的凡人，厚古薄今。陈亮认为三代之所以能够盛治，只是能够按照天理行事而做到极致，汉唐则做不到极致，这其中是尽与不尽的差别，而非有道无道的绝对对立。在对“道”的阐述中，陈亮也肯定天理的重要，对人欲的弊端也加以否定，人道来源于天道，是天道赋予了人内在道德的可能，而人的道德如果不加以仔细修养，有可能堕变为私欲，如此一来人心便危了，因此在对待天理和人欲的观点上，陈亮同朱子是有相和之处的。其次是王霸义利问题。关于王道与霸道的争论，更多的是陈朱二人在政治观上的不同，朱子尊王黜霸，陈亮力推王霸并用，讨论汉唐功过得失也只是为了探寻适合当下的为政之道，因此王霸之辩并不涉及理学的核心问题。至于义利之辩，朱子重义轻利，是肯定天理、否定人欲的衍化，陈亮虽主张义利双行，但与朱子具体内涵有所不同，并不是既肯定天理又肯定人欲，上文中说过陈亮对人欲也是抱批判态度的，只有实行人欲合乎天理时才值得肯定。陈亮主张义利双行，指的是义利并行，而非各行其道，当是义体现于利，利符合于义。陈亮在此提倡的利，非一己私利，而是社会群体之利，是大利也。为政者以天下百姓之利为自己最大的利，进而建立功业，造福天下生民，这是符合天理符合大义的，尧舜、三代之君如此，汉唐君王亦是如此，因此他才提倡义利双行。再次是成人之道问题。朱子主张尽心知性，做个醇厚自律的圣人，陈亮不反对作君子儒，但认为不能停留于作君子儒，而要做大有为之士。陈亮绝非反对朱熹的醇儒之道，相反认为基础性的诚意正心十分重要，进而要以天下为己任，担当起一定的社会责任来。由此观之，陈亮主张的儒者当对外在现实含有终极关怀与朱熹主张塑造的“涵养”“积累”之醇儒并不是完全对立的，相反更像是在朱子尽心知性的基础上做出的进一步深化和阐发。综上发现，陈亮与朱子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对立关系，在现实中也是如此，陈亮十分敬重朱子处事为人和治学之道，只是在具体的施用方法上各有所发。
跳出陈朱之辩来看，陈亮和传统理学亦不存在绝对对立。陈亮曾感叹道德性命之学的兴盛会影响文章政事的荒废，但是他的言语中有几点值得深思：一，陈亮反对的是近二十年来道德性命之学盛行的风气，并没有反对北宋以来的理学;二，陈亮之所以反对近二十年来的为学风气，是因为他认为这种风气歪曲了理学之道，当世儒者对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所偏废，重内而不重外，这是错误地改造了理学系统，可见其反对的是这一阶段理学发展产生的弊端而非理学本身;三，上文提到陈亮对“一人心”和“措民命”关系的看法，认为“一人心”为根本，也就是认为道德教化起基础作用，这与理学精神并无冲突。相反，陈亮十分赞成“格物致知”：“夫格物致知之学，圣人之所以惓惓于后世。”陈亮甚至还提出过“潜心玩省”“于所己发处体认”这样的观点，无一不属于理学的范畴。正因如此，陈亮反对南宋理学发展二十年来的沉溺于专谈道德性命而忽视了现实效用的弊端，却从没有反对过理学先辈如周、张、二程等人的学说。最经典的言论出现在《伊洛正源序》中： “濂溪周先生奋乎百世之下，穷‘太极’之蕴以见圣人之心，盖天民之先觉也。手为《太极图》以授二程先生。前辈以为二程之学，后更光大，而所从来不诬矣。横渠张先生崛起关西，究心于龙德正中之地，深思力行而自得之，视二程为外兄弟之子，而相与讲切，无所不尽。世以孟子比横渠而谓二程为颜子。其学问之渊源，顾岂苟然者！” ⑧
可见陈亮对理学先辈评价之高。另外陈亮与一般理学家一致，认同天理是仁义道德、三纲五常的体现，是封建制度赖以维系、发展的支撑，也认同人欲会蒙蔽天理，所以要存天理灭人欲这样的基本观点，这便是他“一人心”的具体内涵。至于功利一说，主流理学又何尝不言功利呢？二程弟子谢良佐记述程颐在讨论盐运业务之时，同意的方略都是上下均有所利之说，可見程颐也认为人欲只要利于大势，就不会反对;陈淳在对道进行解释时，认为“须就日用人事上说”，认为道之行应当合乎日用之利。理学家尽管强调存天理去人欲，但当人欲于天下百姓有利时也不予反对，陈亮之所谓义利双行又何尝不是呢？更有甚者明代朱学嫡传邱浚，在谈修齐治平之时亦提出许多事功经济之说。所以陈亮与朱子的论辩并不是陈亮从根本上反对朱熹，相反两人学说都遵从一定的理学性质。
四、总结
综上所述，陈亮的事功思想从立论就不是反理学的，而是在一定基础上试图革除当下理学发展呈现出的弊病而成。仅仅以陈亮反对朱子的一些治学主张就认为这是站在了理学的对立面，这种判断过于简单粗糙，要分析陈亮学说与理学的关系，应当从其立论基础和对理学基本问题的态度和解决方法中着手，陈亮学说的出发点和基本立场与主流理学大致相同，只在问题的解决方法上存在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无可厚非，不能凭此否定陈亮学说中含有的理学性质。
注释：
①②④⑤⑥⑦⑧（宋）陈亮：《陈亮集》，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48页，第148页，第97页，第97页，第294页，第196页，第163页。
③侯外庐等编：《宋明理学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0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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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徐庆利.功利与道义之间——陈亮、叶适对朱熹的挑战[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8（02）：113-117.
作者简介：
黄义鹏，男，汉族，江苏南京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中国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