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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当局在美国的游说活动可以追溯到抗日战争期间，那时的“中国游说团”就已经初具规模。在宋子文和宋美龄等人的推动下，一批同情中国、支持国民党政府的美国人开始在政界出现。这些由“国民党官僚和美国伙伴组成”的集团，被称为“院外援华集团”。冷战时期，各种具有冷战倾向的利益集团，更为“院外援华集团”的发展打下基础。
“院外援华集团”，实际上由两部分人组成，它的核心是一伙财源充实的中国国民党官员；它的外围是一群美国右翼政界的核心人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甚至到六十年代，这两部分人为了共同支持蒋介石政府及其重返大陆的反动图谋，曾在美国社会形成了一股反共反中国人民的政治势力。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中美建交后，台湾当局还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以多种方式对美国国会与州议会、各级政府、学术界、舆论界、企业界以及公众，展开了大规模的游说活动，并且收到了一定的成效。90年代以来，台湾在美国开展“实质外交”的主要手段，就是花钱买关系，台湾当局的外交人员因此而得到“散财童子”的别称。1995年，台湾当局曾公开宣布，要花费28亿新台币用于“外交公关”。
院外援华集团“内部核心”的形成，最早可追溯到1940年夏季。当时宋美龄的哥哥宋子文来到华盛顿，其任务是谋求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援助。宋子文创办了他自己的公司，重金聘用了一些有影响的美国人。据悉，宋子文有一次对一位美国国务院的官员说：“事实上，你们政府里发生的任何事情，我在三天以内没有不知道的。”宋子文一直在那里活动，迟迟于1943年才离美国回国。
在宋子文离开以后的这段时间内，华盛顿已经不需要巧言令色的中国说客了。因为当时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开始定期把美国高级官员派往重庆。此外，宋子文在华盛顿期间刻意结交的“朋友”已陆续进入美国政府的一些重要岗位。
然而，蒋介石并没有忽视充实他在美国的办事机构。1948年夏季，宋美龄的大姐宋蔼龄和大姐夫孔祥熙及他们的儿子赴美定居。很明显，他们也责无旁贷地肩负着蒋介石谋求更多援助的“使命”。
经过这些努力，1948年美国大选以前，蒋介石及其亲信确实利用各种方式谋求到了美国的财政和军事援助。但是这些援助的用途是否合法，常常受到怀疑。当时在美国，到处流传着关于宋子文和孔祥熙以及他们的家族用这些援助大量投资并从中获利的传说。而且还有人不断提出指控，声称这些利润的一部分又流回美国，用以为国民党谋求更多的援助。
由于继任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对华援助态度不够积极，蒋介石派驻美国的代表向各方面游说，希望使杜鲁门在1948年总统大选时失利。与此同时，蒋介石还派陈立夫出访美国，交给当时正再次竞选总统的纽约州杜威州长一封亲笔信，并与之进行了密谈。陈立夫刚回到上海，《新闻天地》杂志就发表消息称：“杜威州长竞选为美国总统，似有操胜券之势……据陈副院长立夫云，如果杜威当选，则将采取特别措施向中国供军事援助。”
杜威在1948年大选中的失败，使蒋介石感到失望，特别是得知杜鲁门政府于大选刚刚结束就开始认真地重新估计整个援蒋计划，蒋介石更感到问题的严重了。应该说，这些事态的发展成为了促使蒋夫人于1948年12月1日重返美国的部分原因之一，同时也是导致“院外援华集团”在随后几个月中整顿和扩大的原因。
宋美龄亲自领导“院长援华集团”的活动，大部分时间是在纽约市里弗代尔区的孔祥熙家里。她同各种团体的中国人举行“每周战略会议”，他们都能在美国政坛进行有效的活动。这些人有的正在国民党政府中做官，有的是先前当过官，而他们又大都是拥有大量财产的富翁。据知情者说，参加会议的人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人包括孔祥熙和宋子文在内，在纽约市内或者从纽约向外开展活动，其中多数为富豪，却不担任官职；另一类人在华盛顿工作，由蒋介石最信任的代表团领导人组成，包括国民党政府驻世界银行的代表俞国华，驻美国使馆的武官皮宗淦，空军购料委员会驻美人事处主任毛邦初，以及陈之迈等。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但实际上，仍然是他一人独揽军政大权。在这种政治格局下，国民党驻美使馆官员以及蒋介石派到美国的各种所谓代团的负责人依然直接向蒋介石汇报工作。到了1949年年中，也就是宋美龄逗留美国仅仅半年时间，某些负责争取美援的负责人即告知蒋介石，在美国新的“系统”已经建立起来了。
宋美龄除了利用在美国的国民党官员四处活动，还雇用了一些美国代理人，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应该算是威谦·J·古德温，他过去是老“基督教阵线”的一个成员。1944年他成为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司库，这个委员会曾反对第四次提名罗斯福为总统候选人。1948年4月9日，古德温按照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登记为中国全国资源委员会的代理人。合同规定他的年薪为3万美元，外加各种经费。以1949年3月31日为期来看，他从1948年以来全年的费用达到22857美元。同年6月，古德温又一次通过中国通讯社登记为中华民国政府的代理人，年薪为25000美元，外加经费9776美元。
古德温称他的工作是为中国国民党政府获得美国政府的帮助，以建立所谓稳定的秩序。之后，他在中国通讯社工作时，活动主旨为向美国公众提供国民党中国的观点，在中国政府代表和美国报界人士及国会议员之间安排会晤。
1950年，在同《圣路易邮报》的爱德华·A·哈里斯的谈话中，古德温估计说，他一年可能要招待大约一百名国会议员。他认为他已经促使其中大约五十人转向国民党中国的事业。他还声称，他为参加议员约瑟夫·R·麦卡锡关于共产党人已渗透到国务院中这一指控“打下了基础”。
蒋介石政权驻美大使顾维钧对古德温受雇的前前后后及其与宋美龄的关系曾有较详细的介绍。
1949年9月18日，《华盛顿邮报》在头版上专门刊载了题为《蒋在国会搞院外活动》的文章。据该报称，由该报工作人员及《圣路易邮报》所做的调查说明，古德温以每年二万五千美元的代价受雇于中华新闻社，要他向考虑政策的领导人物，包括一些国会领袖们提供共产主义对中国以及对美国的安全有哪些危险性的消息，而且就是这个古德温，在与有关方面接触中还要促使他们提高对国民政府的信心，并为国民政府寻求多多益善的同情与物质援助。
许多报纸都援引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馆陈之迈的话说，雇用古德温是因为他善于影响国会的立法工作。由于美国有一项特别法令规定，一切为外国政府工作的美国代理人都必须进行登记手续。陈说，聘用古德温的合同是在司法部登记的，而且是他亲手办理的。对古德温的聘书是由蒋夫人那里起草、修改并批准的，大使馆毫不知情。顾维钧对此颇有微词，他说，在此时期有一些负有特殊使命的中国人员，包括蒋夫人在内，他们的身份并不明确。他们常常不和使馆联系而独立行动，并且不知不觉地做出一些违反中国利益的行动。
美国的一些军方人员也是宋美龄拉拢的对象。退休的美国海军上将小查尔斯·M·库克成为美军方与“院外援华集团”的牵线人。库克担任的最后职务是第七舰队的司令官。1949年期间，他写了好几篇文章支持逃往台湾的国民党。那一年的下半年，库克作为国际新闻社记者前往台湾。他到达台湾后，很快即通过蒋介石夫人出面安排组织了一个团体，叫作驻中国政府的美国军事技术顾问团，并聘用库克领导这个军事顾问团。
这个顾问团人员都是具有遠东经历的退休美国军官，能够向华盛顿施加压力，把更多的钱和军事装备给蒋介石。1951年10月19日，库克特地从台湾回到美国，在调查太平洋关系协会的参议院小组委员会面前作证。他的证词的主要内容是，猛烈地批评美国政府在援助蒋介石方面的失败，并敦促政府尽快地大量地增加这种援助。
在蒋介石夫妇网罗的“人才”中，还有一个古德费洛上校。1950年3月，顾维钧大使听取了一次他的汇报，此人希望帮助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组织地下武装。古德费洛上校在台湾曾两次与蒋介石进行了长谈。蒋介石请他与麦克阿瑟将军及李承晚总统进行磋商。不久，古德费洛即同麦克阿瑟讨论了对中国大陆开展地下活动的计划。由于古德费洛作用不凡，很快，蒋介石就通过他的亲戚俞国华给这位上校送去了支票。
在所谓院外援华活动中，除了个体行为，还专门成立的组织，最活跃的当推艾尔弗雷德·科尔伯格领导下的美国对华政策协会。它成立不久，对美国的对华政策的攻击，不论在规模上和直截了当的程度上，都超过了其他一些组织。
在宋美龄亲自指挥下，美国朝野有了一支为数不少的亲蒋队伍，特别是国会中最熱衷于支持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军队的议员在援华问题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为了让这些亲蒋议员发挥更多作用，国民党驻美大使馆替议员们代笔起草在国会上支持蒋介石的演讲稿。为了保护他们，大使馆未向上级报告这一隐情。因为书信电文在途中难保被截取，一旦泄露，就会使国会中这些亲蒋议员们大丢其丑。
议员中最为凶恶的是麦卡锡，他直接为“院外援华集团”的一个主要论点披挂上阵了。他坚持说，美国的远东政策是由共产党人制定的。由于调查后证据不足，大多数人不相信此一论点。但也有人接受了这个“院外援华集团”精心炮制的所谓共产党影响论点，强调中国大陆的丢失，就在于杜鲁门的援华政策有问题。
此时的杜鲁门可谓是“两线”作战：一方面，共和党无时无刻不在设法从他的手中夺回白宫，中国问题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他们的利器；另一方面，国会内的中国游说团则利用援欧计划作为借口，压迫杜鲁门政府同样给予蒋介石以援助。
蒋氏夫妇的苦心经营总算有了结果。当时称为“中国集团”的亲蒋派已有能力迫使国会通过援蒋议案。
于是，如顾维钧在回忆录中所记载的：“参院及众院两外交委员会昨日通过议案，将尚未动用的一亿零三百万美元援华拨款期限延长一年，到1951年6月底，参院外委员决议表示希望至少将五千万美元用于援助中华民国政府，包括台湾及海南岛；众院外委会决议则表示希望至少将四千万美元用于同一目的。”
国会既然倾向于接受“院外援华集团”对中国问题的见解，美国新闻界相应出现这种趋势也就不足为奇了。《纽约时报》态度变化的例子，足以证明“院外援华集团”对美国新闻界的影响程度。
早些时候，《纽约时报》的社论曾劝告美国人民不要对共产党中国持偏见，但1949年的社论就开始抨击政府发表的对华《白皮书》。之后，又发表社论批评马歇尔将军，说“马歇尔将军担任驻华特使和国务卿的这段经历是美国外交史上黑暗的一页，美国之失去了中国这样一个盟国和朝鲜战争的爆发都归咎于此”，清楚表明了它的亲蒋立场。它已经不仅仅是报道关于对华政策的争论，而且成为了这场争论的一方了。《纽约时报》是全美国大大小小的报纸和期刊变化的典型代表，它之所以转变，或许可以从顾维钧的回忆中找出一点端倪。
1950年4月10日，台湾当局电示顾维钧邀请美国记者、出版商及电台评论员，以中央社客人的身份去台湾观光，报道当地的情况。顾维钧又从陈之迈那里获悉，请美国新闻界等方面的人士访台的全盘主意出之于宋美龄。尽管顾不赞成此事，担心会给美国政界的反对派以口实，但他得知，纽约的孔令桀早已直接通过董显光同罗伊·霍华德及其他记者进行联系，对这次访台计划作好了周密的安排。对于第一夫人的“高招”，大使先生只有感到无可奈何了。
5月9日，蒋介石接见了刚到台湾的美国报界、广播界和专栏作家访问团。会上，他向他们发表一项声明，呼吁美国像苏联帮助中共那样帮助他保卫台湾。宋美龄这一手可谓一箭双雕，既与美国新闻界联络了感情，又为夫君传播了思想。
“院外援华集团”活动频繁，引起了国会中反对派的关注，参议员麦克马洪和莫尔斯，都是请求调查“中国院外活动集团”的影响的发起人。当时在《华盛顿邮报》上还刊登了德鲁·皮尔逊责难美国军援款项被贪污和滥用的几篇文章，而“中国院外活动集团”则被指用美援款项来影响国会。
1949年初，美国纽约州共产党组织的一项报告中曾指出：一个强大的院外援华集团正在华盛顿活动，设法影响我们的政府当局继续支持反民主和不得人心的国民党分子。这个消息促使众议员迈克尔·曼斯菲尔德建议“院外集团调查委员会……调查目前为了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利益而在我国进行着厚颜无耻的走私活动以及与此有关的某些人员”。曼斯菲尔德的提议没有被国会采纳，但是人们却继续不断地注意着这个“院外援华集团”。
美国《国会季刊》在1951年对“院外援华集团”进行研究时发现，“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商业的、军事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宗教的——都从不同的方面牵扯进来了。”
杜鲁门总统也对宋美龄等人的活动极为反感，他曾对他的夫人说，他为自己不是和那种女人结婚而感到高兴。他还说，“如果他按照她对美国的要求办理”，那他就“该死”了。根据国内舆论的要求，杜鲁门曾下令对宋氏家族在美财产进行调查。
为了阻止国会调查，蒋介石夫妇又使用起金钱手段。1951年8月，参议员布鲁斯特获悉，前白宫助理克拉克·克利福德和前海军部长约瑟夫·沙利文曾以法律顾问的名义，分别从台湾的国民政府得到七万五千和五万美元的酬劳。因此，布鲁斯特认为美国政府不会催促国会对“中国院外活动集团”进行调查。
但是，调查“中国院外活动集团”的要求并不像参议员布鲁斯特想象的那样一下子就被弃了。9月，又有几篇文章指责国民党政府企图影响美国政策，揭露魏德迈和鲁斯与“院外援华集团”的联系，以及杜威州长和秘书被国民党政府收买的内幕。
此时，宋美龄的外甥孔令桀不无炫耀地对台湾驻美的顾大使说，他有效地对付了参议员麦克马洪和泰丁斯把他牵连到“中国院外活动集团”的调查中去的企图。其实，手段不过是他先设法探听到两个议员的一些隐私，然后分别警告他们，如果他们坚持要调查，他将把他了解到的他们不光彩的历史公之于众。
如果说宋美龄1948年赴美乞援在与美国官方交涉中没有收获，那么客观地说，她在私下的“交易”中收获是不小的。她指挥着一批人拉拢和收买政界、军界、商界、宣传界和宗教界人士，逐渐形成了美国的“院外援华集团”。台湾学者都认定宋美龄是“院外援华集团”的领导者或推动者。这个集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大大影响着美国远东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从而帮助蒋介石逃脱了濒于覆灭的命运。
现在，人们已不再关注或谈论什么“院外援华集团”了，但无庸讳言的是，在美国政治生活中至今还可以看到“院外援华集团”的影子，只是其称呼已被美国记者变为“赢得朋友的台湾模式”，他们无孔不入、不择手段的在美国“政治市场”发动金钱攻势，笼络、收买政客、传媒和各界人士使其影响美国的对台政策。
“院外援华集团”，实际上由两部分人组成，它的核心是一伙财源充实的中国国民党官员；它的外围是一群美国右翼政界的核心人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甚至到六十年代，这两部分人为了共同支持蒋介石政府及其重返大陆的反动图谋，曾在美国社会形成了一股反共反中国人民的政治势力。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中美建交后，台湾当局还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以多种方式对美国国会与州议会、各级政府、学术界、舆论界、企业界以及公众，展开了大规模的游说活动，并且收到了一定的成效。90年代以来，台湾在美国开展“实质外交”的主要手段，就是花钱买关系，台湾当局的外交人员因此而得到“散财童子”的别称。1995年，台湾当局曾公开宣布，要花费28亿新台币用于“外交公关”。
院外援华集团“内部核心”的形成，最早可追溯到1940年夏季。当时宋美龄的哥哥宋子文来到华盛顿，其任务是谋求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援助。宋子文创办了他自己的公司，重金聘用了一些有影响的美国人。据悉，宋子文有一次对一位美国国务院的官员说：“事实上，你们政府里发生的任何事情，我在三天以内没有不知道的。”宋子文一直在那里活动，迟迟于1943年才离美国回国。
在宋子文离开以后的这段时间内，华盛顿已经不需要巧言令色的中国说客了。因为当时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开始定期把美国高级官员派往重庆。此外，宋子文在华盛顿期间刻意结交的“朋友”已陆续进入美国政府的一些重要岗位。
然而，蒋介石并没有忽视充实他在美国的办事机构。1948年夏季，宋美龄的大姐宋蔼龄和大姐夫孔祥熙及他们的儿子赴美定居。很明显，他们也责无旁贷地肩负着蒋介石谋求更多援助的“使命”。
经过这些努力，1948年美国大选以前，蒋介石及其亲信确实利用各种方式谋求到了美国的财政和军事援助。但是这些援助的用途是否合法，常常受到怀疑。当时在美国，到处流传着关于宋子文和孔祥熙以及他们的家族用这些援助大量投资并从中获利的传说。而且还有人不断提出指控，声称这些利润的一部分又流回美国，用以为国民党谋求更多的援助。
由于继任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对华援助态度不够积极，蒋介石派驻美国的代表向各方面游说，希望使杜鲁门在1948年总统大选时失利。与此同时，蒋介石还派陈立夫出访美国，交给当时正再次竞选总统的纽约州杜威州长一封亲笔信，并与之进行了密谈。陈立夫刚回到上海，《新闻天地》杂志就发表消息称：“杜威州长竞选为美国总统，似有操胜券之势……据陈副院长立夫云，如果杜威当选，则将采取特别措施向中国供军事援助。”
杜威在1948年大选中的失败，使蒋介石感到失望，特别是得知杜鲁门政府于大选刚刚结束就开始认真地重新估计整个援蒋计划，蒋介石更感到问题的严重了。应该说，这些事态的发展成为了促使蒋夫人于1948年12月1日重返美国的部分原因之一，同时也是导致“院外援华集团”在随后几个月中整顿和扩大的原因。
宋美龄亲自领导“院长援华集团”的活动，大部分时间是在纽约市里弗代尔区的孔祥熙家里。她同各种团体的中国人举行“每周战略会议”，他们都能在美国政坛进行有效的活动。这些人有的正在国民党政府中做官，有的是先前当过官，而他们又大都是拥有大量财产的富翁。据知情者说，参加会议的人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人包括孔祥熙和宋子文在内，在纽约市内或者从纽约向外开展活动，其中多数为富豪，却不担任官职；另一类人在华盛顿工作，由蒋介石最信任的代表团领导人组成，包括国民党政府驻世界银行的代表俞国华，驻美国使馆的武官皮宗淦，空军购料委员会驻美人事处主任毛邦初，以及陈之迈等。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但实际上，仍然是他一人独揽军政大权。在这种政治格局下，国民党驻美使馆官员以及蒋介石派到美国的各种所谓代团的负责人依然直接向蒋介石汇报工作。到了1949年年中，也就是宋美龄逗留美国仅仅半年时间，某些负责争取美援的负责人即告知蒋介石，在美国新的“系统”已经建立起来了。
宋美龄除了利用在美国的国民党官员四处活动，还雇用了一些美国代理人，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应该算是威谦·J·古德温，他过去是老“基督教阵线”的一个成员。1944年他成为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司库，这个委员会曾反对第四次提名罗斯福为总统候选人。1948年4月9日，古德温按照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登记为中国全国资源委员会的代理人。合同规定他的年薪为3万美元，外加各种经费。以1949年3月31日为期来看，他从1948年以来全年的费用达到22857美元。同年6月，古德温又一次通过中国通讯社登记为中华民国政府的代理人，年薪为25000美元，外加经费9776美元。
古德温称他的工作是为中国国民党政府获得美国政府的帮助，以建立所谓稳定的秩序。之后，他在中国通讯社工作时，活动主旨为向美国公众提供国民党中国的观点，在中国政府代表和美国报界人士及国会议员之间安排会晤。
1950年，在同《圣路易邮报》的爱德华·A·哈里斯的谈话中，古德温估计说，他一年可能要招待大约一百名国会议员。他认为他已经促使其中大约五十人转向国民党中国的事业。他还声称，他为参加议员约瑟夫·R·麦卡锡关于共产党人已渗透到国务院中这一指控“打下了基础”。
蒋介石政权驻美大使顾维钧对古德温受雇的前前后后及其与宋美龄的关系曾有较详细的介绍。
1949年9月18日，《华盛顿邮报》在头版上专门刊载了题为《蒋在国会搞院外活动》的文章。据该报称，由该报工作人员及《圣路易邮报》所做的调查说明，古德温以每年二万五千美元的代价受雇于中华新闻社，要他向考虑政策的领导人物，包括一些国会领袖们提供共产主义对中国以及对美国的安全有哪些危险性的消息，而且就是这个古德温，在与有关方面接触中还要促使他们提高对国民政府的信心，并为国民政府寻求多多益善的同情与物质援助。
许多报纸都援引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馆陈之迈的话说，雇用古德温是因为他善于影响国会的立法工作。由于美国有一项特别法令规定，一切为外国政府工作的美国代理人都必须进行登记手续。陈说，聘用古德温的合同是在司法部登记的，而且是他亲手办理的。对古德温的聘书是由蒋夫人那里起草、修改并批准的，大使馆毫不知情。顾维钧对此颇有微词，他说，在此时期有一些负有特殊使命的中国人员，包括蒋夫人在内，他们的身份并不明确。他们常常不和使馆联系而独立行动，并且不知不觉地做出一些违反中国利益的行动。
美国的一些军方人员也是宋美龄拉拢的对象。退休的美国海军上将小查尔斯·M·库克成为美军方与“院外援华集团”的牵线人。库克担任的最后职务是第七舰队的司令官。1949年期间，他写了好几篇文章支持逃往台湾的国民党。那一年的下半年，库克作为国际新闻社记者前往台湾。他到达台湾后，很快即通过蒋介石夫人出面安排组织了一个团体，叫作驻中国政府的美国军事技术顾问团，并聘用库克领导这个军事顾问团。
这个顾问团人员都是具有遠东经历的退休美国军官，能够向华盛顿施加压力，把更多的钱和军事装备给蒋介石。1951年10月19日，库克特地从台湾回到美国，在调查太平洋关系协会的参议院小组委员会面前作证。他的证词的主要内容是，猛烈地批评美国政府在援助蒋介石方面的失败，并敦促政府尽快地大量地增加这种援助。
在蒋介石夫妇网罗的“人才”中，还有一个古德费洛上校。1950年3月，顾维钧大使听取了一次他的汇报，此人希望帮助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组织地下武装。古德费洛上校在台湾曾两次与蒋介石进行了长谈。蒋介石请他与麦克阿瑟将军及李承晚总统进行磋商。不久，古德费洛即同麦克阿瑟讨论了对中国大陆开展地下活动的计划。由于古德费洛作用不凡，很快，蒋介石就通过他的亲戚俞国华给这位上校送去了支票。
在所谓院外援华活动中，除了个体行为，还专门成立的组织，最活跃的当推艾尔弗雷德·科尔伯格领导下的美国对华政策协会。它成立不久，对美国的对华政策的攻击，不论在规模上和直截了当的程度上，都超过了其他一些组织。
在宋美龄亲自指挥下，美国朝野有了一支为数不少的亲蒋队伍，特别是国会中最熱衷于支持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军队的议员在援华问题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为了让这些亲蒋议员发挥更多作用，国民党驻美大使馆替议员们代笔起草在国会上支持蒋介石的演讲稿。为了保护他们，大使馆未向上级报告这一隐情。因为书信电文在途中难保被截取，一旦泄露，就会使国会中这些亲蒋议员们大丢其丑。
议员中最为凶恶的是麦卡锡，他直接为“院外援华集团”的一个主要论点披挂上阵了。他坚持说，美国的远东政策是由共产党人制定的。由于调查后证据不足，大多数人不相信此一论点。但也有人接受了这个“院外援华集团”精心炮制的所谓共产党影响论点，强调中国大陆的丢失，就在于杜鲁门的援华政策有问题。
此时的杜鲁门可谓是“两线”作战：一方面，共和党无时无刻不在设法从他的手中夺回白宫，中国问题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他们的利器；另一方面，国会内的中国游说团则利用援欧计划作为借口，压迫杜鲁门政府同样给予蒋介石以援助。
蒋氏夫妇的苦心经营总算有了结果。当时称为“中国集团”的亲蒋派已有能力迫使国会通过援蒋议案。
于是，如顾维钧在回忆录中所记载的：“参院及众院两外交委员会昨日通过议案，将尚未动用的一亿零三百万美元援华拨款期限延长一年，到1951年6月底，参院外委员决议表示希望至少将五千万美元用于援助中华民国政府，包括台湾及海南岛；众院外委会决议则表示希望至少将四千万美元用于同一目的。”
国会既然倾向于接受“院外援华集团”对中国问题的见解，美国新闻界相应出现这种趋势也就不足为奇了。《纽约时报》态度变化的例子，足以证明“院外援华集团”对美国新闻界的影响程度。
早些时候，《纽约时报》的社论曾劝告美国人民不要对共产党中国持偏见，但1949年的社论就开始抨击政府发表的对华《白皮书》。之后，又发表社论批评马歇尔将军，说“马歇尔将军担任驻华特使和国务卿的这段经历是美国外交史上黑暗的一页，美国之失去了中国这样一个盟国和朝鲜战争的爆发都归咎于此”，清楚表明了它的亲蒋立场。它已经不仅仅是报道关于对华政策的争论，而且成为了这场争论的一方了。《纽约时报》是全美国大大小小的报纸和期刊变化的典型代表，它之所以转变，或许可以从顾维钧的回忆中找出一点端倪。
1950年4月10日，台湾当局电示顾维钧邀请美国记者、出版商及电台评论员，以中央社客人的身份去台湾观光，报道当地的情况。顾维钧又从陈之迈那里获悉，请美国新闻界等方面的人士访台的全盘主意出之于宋美龄。尽管顾不赞成此事，担心会给美国政界的反对派以口实，但他得知，纽约的孔令桀早已直接通过董显光同罗伊·霍华德及其他记者进行联系，对这次访台计划作好了周密的安排。对于第一夫人的“高招”，大使先生只有感到无可奈何了。
5月9日，蒋介石接见了刚到台湾的美国报界、广播界和专栏作家访问团。会上，他向他们发表一项声明，呼吁美国像苏联帮助中共那样帮助他保卫台湾。宋美龄这一手可谓一箭双雕，既与美国新闻界联络了感情，又为夫君传播了思想。
“院外援华集团”活动频繁，引起了国会中反对派的关注，参议员麦克马洪和莫尔斯，都是请求调查“中国院外活动集团”的影响的发起人。当时在《华盛顿邮报》上还刊登了德鲁·皮尔逊责难美国军援款项被贪污和滥用的几篇文章，而“中国院外活动集团”则被指用美援款项来影响国会。
1949年初，美国纽约州共产党组织的一项报告中曾指出：一个强大的院外援华集团正在华盛顿活动，设法影响我们的政府当局继续支持反民主和不得人心的国民党分子。这个消息促使众议员迈克尔·曼斯菲尔德建议“院外集团调查委员会……调查目前为了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利益而在我国进行着厚颜无耻的走私活动以及与此有关的某些人员”。曼斯菲尔德的提议没有被国会采纳，但是人们却继续不断地注意着这个“院外援华集团”。
美国《国会季刊》在1951年对“院外援华集团”进行研究时发现，“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商业的、军事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宗教的——都从不同的方面牵扯进来了。”
杜鲁门总统也对宋美龄等人的活动极为反感，他曾对他的夫人说，他为自己不是和那种女人结婚而感到高兴。他还说，“如果他按照她对美国的要求办理”，那他就“该死”了。根据国内舆论的要求，杜鲁门曾下令对宋氏家族在美财产进行调查。
为了阻止国会调查，蒋介石夫妇又使用起金钱手段。1951年8月，参议员布鲁斯特获悉，前白宫助理克拉克·克利福德和前海军部长约瑟夫·沙利文曾以法律顾问的名义，分别从台湾的国民政府得到七万五千和五万美元的酬劳。因此，布鲁斯特认为美国政府不会催促国会对“中国院外活动集团”进行调查。
但是，调查“中国院外活动集团”的要求并不像参议员布鲁斯特想象的那样一下子就被弃了。9月，又有几篇文章指责国民党政府企图影响美国政策，揭露魏德迈和鲁斯与“院外援华集团”的联系，以及杜威州长和秘书被国民党政府收买的内幕。
此时，宋美龄的外甥孔令桀不无炫耀地对台湾驻美的顾大使说，他有效地对付了参议员麦克马洪和泰丁斯把他牵连到“中国院外活动集团”的调查中去的企图。其实，手段不过是他先设法探听到两个议员的一些隐私，然后分别警告他们，如果他们坚持要调查，他将把他了解到的他们不光彩的历史公之于众。
如果说宋美龄1948年赴美乞援在与美国官方交涉中没有收获，那么客观地说，她在私下的“交易”中收获是不小的。她指挥着一批人拉拢和收买政界、军界、商界、宣传界和宗教界人士，逐渐形成了美国的“院外援华集团”。台湾学者都认定宋美龄是“院外援华集团”的领导者或推动者。这个集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大大影响着美国远东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从而帮助蒋介石逃脱了濒于覆灭的命运。
现在，人们已不再关注或谈论什么“院外援华集团”了，但无庸讳言的是，在美国政治生活中至今还可以看到“院外援华集团”的影子，只是其称呼已被美国记者变为“赢得朋友的台湾模式”，他们无孔不入、不择手段的在美国“政治市场”发动金钱攻势，笼络、收买政客、传媒和各界人士使其影响美国的对台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