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一直都不掩饰自己对北宋第四任皇帝宋仁宗赵桢的推崇。有人恐怕会嗤之以鼻：赵桢算什么？你要捧也应该捧汉武帝、唐太宗、明太祖、康熙、乾隆嘛，那才是雄才大略、励精图治的有为之君。
确实，跟这些雄主相比，宋仁宗无疑是一名庸常的君主，既无天纵之英明，也未有什么了不起的功业，甚至连个供坊间文人传诵的“游龙戏凤”故事也没有。不过，宋仁宗自身虽然资质平庸，但整个仁宗朝，却是“钜公辈出，尤千载一时也”。明人评“唐宋八大家”，其中六位就出现在宋仁宗朝：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
宋仁宗朝的牛人名单，我们还可以拉得很长：范仲淹、吕夷简、杜衍、庞籍、包拯、韩琦、富弼、文彦博、狄青、张方平、赵抃、范镇、司马光、吕公著、吕公弼、吕大防、吕惠卿、曾布、章惇、范纯仁、柳永、晏殊、宋庠、宋祁、梅尧臣、苏舜钦、蔡襄、张载、邵雍、周敦颐、程颢、程颐、沈括、苏颂……这些名动一时的政治家、文学家、哲学家、科学家，全都是在仁宗朝登上历史舞台。仁宗朝人才之盛，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时代可以比肩。难怪苏轼说：“仁宗之世，号为多士，三世子孙，赖以为用。”
如此看来，宋仁宗的为政之道，其实并不简单。
如果让我用一个词来概括仁宗皇帝的个人性格与从政风格，我会选择“克制”。对君主而言，我认为克制就是最大的美德。宋仁宗是一位能够自觉地克制自己的欲望、激情、执见的君主，诸多宋笔记都记载了仁宗皇帝这方面的美德。
先来看北宋魏泰《东轩笔录》收录的两则轶事。其一，仁宗“春日步苑内，屡回顾，皆莫测圣意。及还宫，顾嫔御曰：‘渴甚，可速进热水。’嫔御曰：‘官家何不外面取水，而致久渴耶？’仁宗曰：‘吾屡顾，不见镣子（掌管茶水的官人），苟问之，即有抵罪者，故忍渴而归。’”其二，“仁宗一日晨兴，语近臣曰：‘昨夜因不寐而甚饥，思食烧羊。’近臣曰：‘何不降旨取索？’仁宗曰：‘比闻禁内每有取索，外间遂以为制，诚恐自此逐夜宰杀，则害物多矣。’”为免旁人受累和开了恶例，仁宗皇帝宁可忍受饥渴，确实难得。
更为难得的是，宋仁宗深知，作为一国之君，如果不加节制地放纵自己的激情与欲望，便意味着朝廷的权力将得到扩张；而权力的每一步扩张，则意味着民间社会的权利与活力将一步一步退缩、失守。《北窗炙輠录》载有一事，可为佐证：一日深夜，仁宗“在宫中闻丝竹歌笑之声，问曰：‘此何处作乐？’宫人曰：‘此民间酒楼作乐处。’宫人因曰：‘官家且听，外间如此快活，都不似我宫中如此冷冷落落也。’仁宗曰：‘汝知否？因我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我若为渠，渠便冷落矣。’ ”
在宋仁宗身上，最为可贵的美德，其实不是表现为对食色享乐的节制，而是对君主权力的自我克制。历代帝王揽权，常用的方法便是绕过宰相领导的政府（明清两朝更是不置宰相，皇帝自任政府首脑），直接下发“手诏”“内降”指挥政事。仁宗皇帝并非没有下过手诏，但都不是出于揽权之意，原来“帝性宽仁，宗戚近幸有求内降者，或不能违故也”，有些近臣向皇帝跑官要官，仁宗性子软，不好意思严词拒绝，只好下一道手诏，请宰相给予破格提拔任用。
但仁宗也知道这是破坏法制的事情，又事先给宰相打好了招呼：凡是我下发的手诏，你们不必遵行，退回来就行了。如康定元年（1040）十月，仁宗诏：“自今内降指挥与臣僚迁官及差遣者，并令中书、枢密院具条执奏以闻。”皇祐二年（1050）九月，又诏：“内降指挥，百司执奏，毋辄行。敢因缘干请者，谏官、御吏察举之。”宋仁宗做不到绝不私发手诏，却明言他的手诏“毋辄行”，这便是君权的自我克制。
正史有记载：高若讷任枢密使时，“凡内降恩，若讷多覆奏不行”；杜衍为宰相，“每内降恩，率寝格不行，积诏旨至十数，辄纳帝前”。嘉祐元年（1056），由于开六塔河失败，淹死数千人。朝廷派遣御史吴中复“往澶州鞫其事”，仁宗既怒且急，一再给吴中复发手诏，批示查案意见，“一日内降至七封”。吴中复带着七封手诏去见仁宗，将手诏还给皇帝，说：“恐狱起奸臣，非盛世所宜有。臣不敢奉诏，乞付中书行出。”意思是说，皇上你有什么意见，请走法定程序，私自下发的手诏，恕不奉行。宋仁宗呢，只能表示同意，“上从之”。
宋仁宗还曾经想过一把大法官的瘾，“时近臣有罪，多不下吏劾实，不付有司议法”，仁宗自己当法官，直接给这些近臣判罪。这里的“近臣”，当为皇帝身边的内侍、私臣，属于皇室家奴，仁宗以家法私自处置他们，理论上也无大不妥。但谏官王贽还是站出来抗议：“情有轻重，理分故失，而一切出于圣断，前后差异，有伤政体，刑法之官安所用哉？”王贽显然认为，司法是一门专业的技艺，“情有轻重，理分故失”，这里面的细微处，君主未必通晓。况且，君主当了法官，又叫专业的司法官往哪里摆？
这段历史记载，让我忍不住联想到17世纪初英国大法官柯克与国王詹姆斯一世的故事。话说有一回，詹姆斯一世闲得无聊，便想到皇家法院亲审几个案子，不承想被首席大法官柯克爵士拒绝了。国王质问：“为什么我不能审理案件？”柯克回答：“不错，上帝的确赋予陛下极其丰富的知识和无与伦比的天赋，但是，陛下对于英格兰王国的法律并不精通。法官要处理的案件动辄涉及臣民的生命、继承、动产或不动产，只有自然理性是不可能处理好的，更需要人工理性。法律是一门艺术，在一个人能够获得对它的认识之前，需要长期的学习和实践。”
这两个故事有些相似，不过结局却大不一样。在柯克的故事中，“詹姆斯勃然大怒，柯克爵士感觉到落在他头上的全部力量，忙不迭地祈求陛下怜悯他、宽恕他”，随后柯克被免职。而另一个故事中的宋仁宗，却不得不采纳了谏官王贽的意见。可以说，宋仁宗比詹姆斯一世更会克制自己的权力欲，也更尊重司法的独立性。可惜今天许多引述柯克故事的中国法学者，往往只会告诉你故事的上半场，而不交代下半场，更不会告诉你宋仁宗与王贽的故事。
（摘自《视野》）
确实，跟这些雄主相比，宋仁宗无疑是一名庸常的君主，既无天纵之英明，也未有什么了不起的功业，甚至连个供坊间文人传诵的“游龙戏凤”故事也没有。不过，宋仁宗自身虽然资质平庸，但整个仁宗朝，却是“钜公辈出，尤千载一时也”。明人评“唐宋八大家”，其中六位就出现在宋仁宗朝：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
宋仁宗朝的牛人名单，我们还可以拉得很长：范仲淹、吕夷简、杜衍、庞籍、包拯、韩琦、富弼、文彦博、狄青、张方平、赵抃、范镇、司马光、吕公著、吕公弼、吕大防、吕惠卿、曾布、章惇、范纯仁、柳永、晏殊、宋庠、宋祁、梅尧臣、苏舜钦、蔡襄、张载、邵雍、周敦颐、程颢、程颐、沈括、苏颂……这些名动一时的政治家、文学家、哲学家、科学家，全都是在仁宗朝登上历史舞台。仁宗朝人才之盛，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时代可以比肩。难怪苏轼说：“仁宗之世，号为多士，三世子孙，赖以为用。”
如此看来，宋仁宗的为政之道，其实并不简单。
如果让我用一个词来概括仁宗皇帝的个人性格与从政风格，我会选择“克制”。对君主而言，我认为克制就是最大的美德。宋仁宗是一位能够自觉地克制自己的欲望、激情、执见的君主，诸多宋笔记都记载了仁宗皇帝这方面的美德。
先来看北宋魏泰《东轩笔录》收录的两则轶事。其一，仁宗“春日步苑内，屡回顾，皆莫测圣意。及还宫，顾嫔御曰：‘渴甚，可速进热水。’嫔御曰：‘官家何不外面取水，而致久渴耶？’仁宗曰：‘吾屡顾，不见镣子（掌管茶水的官人），苟问之，即有抵罪者，故忍渴而归。’”其二，“仁宗一日晨兴，语近臣曰：‘昨夜因不寐而甚饥，思食烧羊。’近臣曰：‘何不降旨取索？’仁宗曰：‘比闻禁内每有取索，外间遂以为制，诚恐自此逐夜宰杀，则害物多矣。’”为免旁人受累和开了恶例，仁宗皇帝宁可忍受饥渴，确实难得。
更为难得的是，宋仁宗深知，作为一国之君，如果不加节制地放纵自己的激情与欲望，便意味着朝廷的权力将得到扩张；而权力的每一步扩张，则意味着民间社会的权利与活力将一步一步退缩、失守。《北窗炙輠录》载有一事，可为佐证：一日深夜，仁宗“在宫中闻丝竹歌笑之声，问曰：‘此何处作乐？’宫人曰：‘此民间酒楼作乐处。’宫人因曰：‘官家且听，外间如此快活，都不似我宫中如此冷冷落落也。’仁宗曰：‘汝知否？因我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我若为渠，渠便冷落矣。’ ”
在宋仁宗身上，最为可贵的美德，其实不是表现为对食色享乐的节制，而是对君主权力的自我克制。历代帝王揽权，常用的方法便是绕过宰相领导的政府（明清两朝更是不置宰相，皇帝自任政府首脑），直接下发“手诏”“内降”指挥政事。仁宗皇帝并非没有下过手诏，但都不是出于揽权之意，原来“帝性宽仁，宗戚近幸有求内降者，或不能违故也”，有些近臣向皇帝跑官要官，仁宗性子软，不好意思严词拒绝，只好下一道手诏，请宰相给予破格提拔任用。
但仁宗也知道这是破坏法制的事情，又事先给宰相打好了招呼：凡是我下发的手诏，你们不必遵行，退回来就行了。如康定元年（1040）十月，仁宗诏：“自今内降指挥与臣僚迁官及差遣者，并令中书、枢密院具条执奏以闻。”皇祐二年（1050）九月，又诏：“内降指挥，百司执奏，毋辄行。敢因缘干请者，谏官、御吏察举之。”宋仁宗做不到绝不私发手诏，却明言他的手诏“毋辄行”，这便是君权的自我克制。
正史有记载：高若讷任枢密使时，“凡内降恩，若讷多覆奏不行”；杜衍为宰相，“每内降恩，率寝格不行，积诏旨至十数，辄纳帝前”。嘉祐元年（1056），由于开六塔河失败，淹死数千人。朝廷派遣御史吴中复“往澶州鞫其事”，仁宗既怒且急，一再给吴中复发手诏，批示查案意见，“一日内降至七封”。吴中复带着七封手诏去见仁宗，将手诏还给皇帝，说：“恐狱起奸臣，非盛世所宜有。臣不敢奉诏，乞付中书行出。”意思是说，皇上你有什么意见，请走法定程序，私自下发的手诏，恕不奉行。宋仁宗呢，只能表示同意，“上从之”。
宋仁宗还曾经想过一把大法官的瘾，“时近臣有罪，多不下吏劾实，不付有司议法”，仁宗自己当法官，直接给这些近臣判罪。这里的“近臣”，当为皇帝身边的内侍、私臣，属于皇室家奴，仁宗以家法私自处置他们，理论上也无大不妥。但谏官王贽还是站出来抗议：“情有轻重，理分故失，而一切出于圣断，前后差异，有伤政体，刑法之官安所用哉？”王贽显然认为，司法是一门专业的技艺，“情有轻重，理分故失”，这里面的细微处，君主未必通晓。况且，君主当了法官，又叫专业的司法官往哪里摆？
这段历史记载，让我忍不住联想到17世纪初英国大法官柯克与国王詹姆斯一世的故事。话说有一回，詹姆斯一世闲得无聊，便想到皇家法院亲审几个案子，不承想被首席大法官柯克爵士拒绝了。国王质问：“为什么我不能审理案件？”柯克回答：“不错，上帝的确赋予陛下极其丰富的知识和无与伦比的天赋，但是，陛下对于英格兰王国的法律并不精通。法官要处理的案件动辄涉及臣民的生命、继承、动产或不动产，只有自然理性是不可能处理好的，更需要人工理性。法律是一门艺术，在一个人能够获得对它的认识之前，需要长期的学习和实践。”
这两个故事有些相似，不过结局却大不一样。在柯克的故事中，“詹姆斯勃然大怒，柯克爵士感觉到落在他头上的全部力量，忙不迭地祈求陛下怜悯他、宽恕他”，随后柯克被免职。而另一个故事中的宋仁宗，却不得不采纳了谏官王贽的意见。可以说，宋仁宗比詹姆斯一世更会克制自己的权力欲，也更尊重司法的独立性。可惜今天许多引述柯克故事的中国法学者，往往只会告诉你故事的上半场，而不交代下半场，更不会告诉你宋仁宗与王贽的故事。
（摘自《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