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轻病人的痛苦，是医学介入的原始理由。到了20世纪，一切都变了。科学武装了医学：科学创造了机器，机器可以看到肉眼看不到的东西，扩展了医学可干预的疆域，为医学找到了一片可大有作为的全新的天地。从此，科学重新定义了疾病，也重塑了医学的实践模式。
　　防患于未然是医学的良好愿望，科技使它成为了可能。早发现、早治疗，自然就成了现代医学不证自明的信念;发现无症状的早期疾病，也就成了医学技术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在没有病痛时介入，成了医学新的使命。技术的进步，联合使用多种技术，或是降低诊断切点，都是更早发现无症状病人的有效方法。
　　例如，CT发现50%的吸烟者肺部存在可疑癌肿的结节，尸检发现70岁以上的男性中80%有微小的前列腺癌。在两小时血糖的标准上，再加上空腹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两个诊断指标，中国将会立即增加70%的糖尿病病人。高血压的诊断切点曾降低过5次，在中国人群每次降低都会增加约70%～80%的高血压病人。有症状的病人似乎只是冰山一角，而无症状的病人则是水下的冰山，发现和治疗无症状的早期病人是个广阔的天地。
　　几十年早发现早治疗的运动之后，诊治无症状的病人的确成了医疗服务巨大的组成部分。例如，1990～2017年间，中国甲状腺癌发病率快速升高，死亡率只略有增加，二者差别不断扩大，说明存在不断增加的过度诊断。2017年，甲状腺癌发病率已是死亡率的6倍，说明临床上6个甲状腺癌中4～5个都是无症状的。其他很多癌症都呈现类似的过度诊断的现象。
　　不过，中国甲状腺癌过度诊断的程度还远没有达到顶峰。过度诊断的极端情况曾发生在韩国。2011年，在韩国临床上100个甲状腺癌病人中大约99个都是无症状的。不过，虽然癌症的过度诊断在中国已经显现且呈继续增加的趋势，但在高血压、高血脂与糖尿病领域，过度诊断的形势似乎更加严峻。
　　我们的一项研究显示，仅仅由于降低“三高”的诊断切点，2002～2009年间中国就新增“三高”病例3.6亿。假设都给予2010年的平价药物治疗，仅治疗新增病例的药物总费用就高达27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2010年中国政府医疗卫生总投入的56%。如果中国采纳2017年美国再次降低的高血压诊断切点，中国将会再增近3亿多高血压病人。如果中国也采纳美国最新的糖尿病诊断标准，中国将会出现近4亿糖尿病前期“病人”。
　　在冠心病方面，中国著名心血管病专家胡大一教授曾指出，过去十年间心脏冠脉介入治疗在中国增加了4～5倍，这不可能单纯是发病率升高的结果，可见很多接受治疗的病人是检查发现的早期无症状的病人。但是，研究表明，介入治疗在无症状稳定型心绞痛病人中是无效的。
　　早发现的全部意义都在于后续干预措施的效果。如果没有有用的后续干预措施，对这部分病人的诊断就是徒劳的，就是过度诊断，对他们的治疗就是过度治疗。那么，疾病筛查的效果究竟如何呢？
　　以高血压为例，在中国一般高血压病人中，未来10年内约有5.6%的病人会发生心肌梗死或脑卒中，其余的病人不会发生。降压药能将这个风险降低30%，即在1万个受治的高血压病人中，最终只有168例病人会真正从治疗中受益，预防了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真正需要治疗和不需要治疗的比例为1：60。
　　体检是发现无症状疾病的常见途径之一。丹麦一项总结了16个随机对照试验的系统综述发现，体检既不能降低总死亡率，也不能降低癌症和心血管病的死亡风险。
　　大量证据说明，科学、金钱和医学的良好愿望有着复杂而又微妙的关系，是共同推动医学筛查进程的力量。我们总认为科学是中立的，其实它一直都受着金钱的影响。国际医学期刊《柳叶刀》的主编Richard Horton曾说：“认为科学曾有一段中立、自省、无私、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黄金时期，纯属胡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教授William Edelstein更直言不讳：“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已变成一支商业军团。在那里，科学正在被绑架着为市场狂奔。”
　　医学杂志的独立性也令人担忧。Richard Horton就指出：“杂志已沦落为药企漂白‘信息’的运作场。2009年，美国国会曾经对《脊柱病变和技术杂志》主编进行调查，发现他一个人仅从美敦力一家公司就收受了总计高达2000万美元的专利使用费和200万美元的顾问费。
　　正如《过度医疗的美国》作者John Abramson医生所说，科学和金钱合伙的不良结果是医学知识的变质：“大量医生看病决策依赖的‘科学证据’正在被商业利益所扭曲或更糟。世界上最受尊重的医学杂志发表的大量文章倒不如说更像知识性商业广告，其目的是为了推广赞助商的产品，而不是报道提高人民健康的方法。这些所谓科学证据本质上是为了贩卖更多药物而专门制造的‘知识’。”
　　医学指南也非金钱不入的地方。例如，美国糖尿病协会（ADA）近些年每年从有关企业接受了高达1800万～2700万美元的资助。2013～2017年间，在14个ADA指南专家中，7人接受了企业4万到680万美元不等的经济资助。医学指南中的利益冲突也可见一斑。
　　也许，这是为什么已故英国著名医学史家Roy Porter对现代医学充满了忧虑。他在《剑桥插图医学史》的开篇曾不无感嘆地写道：“在西方世界，人们从来没有活的这么久，活的这么健康，医学也从来没有这么成就斐然。然而矛盾的是，医学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招致人们强烈的怀疑和不满。”
　　由此可见，医学检查的能力远远超过了它的医治能力。这就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首先，如果病人的痛苦是医学干预的理由，对于没有症状的人群，医学是否应该介入？其次，发现和管理无症状的病人效果甚微且十分昂贵，医学是如何仓促登上筛查的战车而又欲罢不能？是现代医学需要反思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