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少将裴周玉今年99岁了，但他对自己70多年前两次入团的每一个细节仍记忆犹新。头一次，他在大革命失败的腥风血雨中，在家乡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三年后，由于参军走得急，没顾上转组织关系，在部队重新入团。当时他还代表200多名新团员在一个大祠堂里讲过话。“宣誓仪式刚一结束，三架国民党军飞机突然飞来，幸好祠堂后面有一座小山，黄克诚命令大家沿小山向树林里隐蔽。当200余人刚进入树林，几颗炸弹就在祠堂里爆炸。事后，黄克诚兴奋地说：‘看来共青团员都是有福之人，再迟几分钟散会，后果不堪设想。’”（见2011年4月4日《中国青年报》）
　　人的一生，该经历多少风雨沧桑？像裴周玉这样戎马大半生的红军老战士，那传奇式的经历可以写成一部大书了吧。然而，战争年代“过五关斩六将”的战绩，他没有提；“文革”中遭受的冲击，他也没有讲；垂暮之年念兹在兹的，竟是自己两次入团的经历。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党中央决定，凡革命战争时期加入共青团的，从入团那天起算正式党员。所以裴老先生没齿难忘的，实际上是自己的入党时间。无数革命先辈都把那一天视为第二生命之滥觞。从此，生命已不单单属于自己，更属于人类的解放事业。这，就是那一代人的理想和信仰。如果没有这样的理想和信仰，人们恐怕真的会永远无解：当年革命者怎么可能在那样艰苦卓绝的环境下，抛头颅、洒热血，由弱变强，最终战胜了凶残暴虐的中外敌人，夺取了全国革命的胜利？
　　同样是为了理想和信仰，人称“七少爷”的富家子弟刘国鋕参加党的地下工作而被捕。负责审讯的特务头子徐远举十分困惑：“你们家有钱有势，革谁的命，造谁的反？”刘家动用了种种关系搭救他，狱方提出只要刘国鋕在认错书上签字，即可获自由。然而，刘国鋕拒绝了。1949年7月，刘国鋕的哥哥带着黄金、名表、空白支票再次来重庆白公馆监狱打点，流着眼泪跪在地上求他在认错书上签字。刘国鋕也流泪了，但仍坚定地摇摇头：“我死了，只要党在，就等于没有死。”（见2011年4月6日《中国青年报》）1949年11月27日，人民解放军进抵重庆郊区，白公馆已能听到解放军隆隆的炮声。然而这时，刽子手出现了。于是刘国鋕昂首走出牢门，大声吟诗诀别：
　　
　　同志们，听吧，
　　像春雷爆炸的，
　　是人民解放军的炮声！
　　人民解放了！
　　人民胜利了！
　　我们——
　　没有玷污党的荣誉！
　　我们——
　　死而无愧！
　　……
　　
　　据统计，在渣滓洞白公馆牺牲的革命烈士，70%以上出身于富裕家庭，有的还是海外归来的学子。
　　这就是理想的激情，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今天的我们，和当年的革命先辈相比，很多方面都十分优越了，经济生活水平也一天天靠近小康。我们现代，我们时尚。然而，和先辈们相比，我们的精神既很贫穷，又很彷徨。因为今天，凡是与“信”字沾边的，信仰、信用、诚信、公信力、信誉……等等，都产生了危机。因而，我们困惑，我们迷茫，我们空虚，我们乏力，我们“用青春赌明天”，我们把生命幻灭在浮躁的红尘里。我们有东部的物欲横流和醉生梦死，我们有西部的贫瘠荒凉和乡村凋敝，我们有高扬GDP和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的美誉，但随之而来的却是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分配不公、生态污染、资源浪费；我们虽有孔繁森、任长霞那样的先进人物，但我们也有几千名外逃的大贪官；我们不知精神归宿何处，我们不知何时才能终止思想的流浪。
　　一代人的理想与信仰总是和自己的某种记忆紧密相连的。回忆我自己，“文革”后考入大学。毕业前，班里没什么人申请入党。支部书记急了，曾数次问我：“你怎么不写入党申请书？”仿佛不是我们在追求党，而是党在动员我们追求她。但是现在想来，起码那时我们还不失真诚，没有为某种自私的目的装模作样。而今天，一些高等院校每年“七一”时，总要发展一大批学生入党。内中当然不乏追求“主义真”的人士。但平心而论，也有不少带着明显的功利目的。还想再问一句，如今全国的8000多万党员，真正以生命坚守共产主义信仰者能占多大比例呢？爱因斯坦曾说：“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热忱，哪怕只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知识分子中间，欧洲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如果今天全国的党员，哪怕能有五分之一、十分之一像1921年仅有的50多名党员那样，像江姐、刘国鋕那样信仰坚定，意志超强，今天的官场风气还会如此腐败颓唐吗？
　　一个民族总归是要有点精神的。革命精神来自何方？依然来自革命的理想和信仰。如何重建全社会的革命理想与信仰？我觉得，执政党和公民们都应各自反省。于执政党，应深刻反思执政的目的和宗旨，还能否坚守天下为公的共产主义理想；于公民，则须重燃理想的火，与时俱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全社会的公平、正义、自由、民主贡献我们的力量——或许，这才是我们要皈依的终极信仰和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