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如何推动消费增长，特别是推动消费增长需要推行哪些制度性改革，是开启经济新动力的关键
“我们不会为经济一时波动而采取短期的强刺激政策”、“我们有能力、有信心保持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在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年会开幕式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用如此表述铿锵作答。
新一届政府在持续强调“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三大经济任务后，进一步明确稳增长与调结构要相辅相成，做到“稳中有为”。2013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总体上保持平稳，主要指标仍处于年度预期的合理区间，经济结构调整稳中有进，转型升级稳中提质。但经济环境更加错综复杂，有利条件与不利因素并存，经济既有增长动力，也有下行压力。
银河证券首席总裁顾问左小蕾指出，如何推动消费增长，特别是推动消费增长需要推行哪些制度性改革，是开启经济新动力的关键。
稳增长是转型的一部分
朱敏：2014年4月2日召开的最近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中，政府推出三项政策：暂免征小微企业的两种税、加快铁路建设投资以及棚户区改造，旨在刺激经济，被称为“微刺激”。如何看待这种寓“刺激”于“改革”之中、“向深化改革要动力”、规模不大但针对性强的政策措施？
左小蕾：如果经济增长突破下限，并持续下滑，采取刺激性政策措施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将这种“稳增长”措施，理解为刺激政策即将出台的信号，那是十分不妥的。如何正确解读“稳增长”，如何处理好平稳较快增长与经济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这需要更高更广视野的决策，否则解决了近忧可能加剧远虑。
若把“稳增长”简单理解为刺激经济增长，那将是延续危机拯救的思路，即主张通过频繁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2008年美国危机以来，全世界跟着美国陷入了“印钞票”的狂欢，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上印出了几万亿的“毒垃圾”资产，中国的货币供应量的余额是危机之前的两倍。印钞票是一个透支现象，如果未来实体经济创造1块钱的价值，但是提前印发3块钱货币进入经济运行，未来经济要平衡只能是1块钱的东西卖3块钱，通货膨胀是不可避免的。中国经济还未完全走出2009年、2010年流动性泛滥带来的高通胀的阴霾，再次推动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陷中国经济于大起大落的更加不稳定的境地。
朱敏：按此前李克强总理的表述，宏观调控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使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经济增长率、就业水平等不滑出“下限”，物价涨幅等不超出“上限”。在这样一个合理区间内，要着力调结构、促改革，推动经济转型升级。那么，适当放缓经济增长速度，究竟是形势所迫还是一种主动调整？
左小蕾：这符合中国经济现在发展阶段的规律，也是转型战略的重要部署。
首先，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必要条件已经改变。中国经历了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带来长足的发展。但是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劳动力红利逐渐消失；能源需求大幅增长，石油进口已经占到总需求的50%，发改委报告指出2015年将上升到60%；环境资源也被严重透支；危机时期和后危机时代外部经济增长在平衡方式的变化也将倒逼加工贸易的转型；完全靠低成本优势的粗放式增长已经走到尽头。增长方式的转型和转型过程中的增长放缓就是势在必行了。
其次，适当降低增长速度才更有效率。以2011年为例，24%的投资增长，9.2%的GDP增长，意味着2.6个百分点的投入实现1个百分点的产出，意味着中国经济步入属于经济学意义上的规模递减效应阶段。这个阶段，在短期内技术进步和制度性的改变不会发生的情况下，生产曲线不会向上移动。如果中国经济继续追求更高的增长，需要超过3个百分点甚至更高的投入才能带来1个百分点的产出，产生更大的没有效率的增长结果。如果适当放慢增长速度，中国经济可能处在生产曲线上2个百分点的投入带来1个百分点的产出的相对优化的位置，与现在投入产出比例比较，增长质量和增长效率将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朱敏：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已经发生变化？
左小蕾：在短期内没有重大技术进步和制度性红利改变的情况下，按照经济规律，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增长率应该是逐渐下降。相对前十年平均两位数有所放缓的9%的经济增长可能就是现阶段的潜在增长水平，也就是最合适的增长水平。经济学理论证明在潜在增长水平上，也就是在长期均衡水平上的经济增长是有一定的稳定性的。年度增长目标稳定在7.5%水平上下是符合经济增长规律的，不必有硬着陆的恐慌。
应重视流通领域的发展
朱敏：作为资深海归，又是美国名校的经济学博士，想必对海外经济亦洞若观火。鉴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凸现的问题，海外尤其是美国的经验值得我们汲取，有没有一些启示性的东西愿意与国内市场共享？
左小蕾：那我们就不妨来谈谈美国的情况。
美国经济在流通领域的增长是GDP的重要增长因素。对纺织品和日常基本生活用品的“抽样”调查发现，只有非常少的美国本土制造，而绝大多数是外国制造的。南美的波斯维亚、哥伦比亚、加勒比海国家，亚洲的越南、印度、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的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当然还有中国大陆，欧洲的意大利、英国等等，产品商标的产地让人眼花缭乱，稍稍孤陋寡闻一点，一些地名就不知“出处”了。
美国人在干什么呢？美国人在开车。美国四通八达、纵横交错的高速公路，每天就像巨大的移动停车场。特别是“门到门”的集装箱大卡车，是高速公路上最壮观的巨无霸，最有效地完成把货物送到每一个角落的使命。最后，你会发现，不论是中西部十几万人的小城市，还是纽约这样的大都市，同类同质产品的分布非常一致。不同城市的同类商城，卖的是一样的东西，不论你生活在哪里，一般生活用品的消费没有差异。美国人通过把货物搬来送去，制造了许多需求，实现了物品的使用价值，使最终价值大大超过生产成本或进口价格，实现了流通领域对GDP增长的巨大增值。
朱敏：美国人通过流通领域创造的GDP，实质含义是什么？
“我们不会为经济一时波动而采取短期的强刺激政策”、“我们有能力、有信心保持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在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年会开幕式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用如此表述铿锵作答。
新一届政府在持续强调“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三大经济任务后，进一步明确稳增长与调结构要相辅相成，做到“稳中有为”。2013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总体上保持平稳，主要指标仍处于年度预期的合理区间，经济结构调整稳中有进，转型升级稳中提质。但经济环境更加错综复杂，有利条件与不利因素并存，经济既有增长动力，也有下行压力。
银河证券首席总裁顾问左小蕾指出，如何推动消费增长，特别是推动消费增长需要推行哪些制度性改革，是开启经济新动力的关键。
稳增长是转型的一部分
朱敏：2014年4月2日召开的最近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中，政府推出三项政策：暂免征小微企业的两种税、加快铁路建设投资以及棚户区改造，旨在刺激经济，被称为“微刺激”。如何看待这种寓“刺激”于“改革”之中、“向深化改革要动力”、规模不大但针对性强的政策措施？
左小蕾：如果经济增长突破下限，并持续下滑，采取刺激性政策措施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将这种“稳增长”措施，理解为刺激政策即将出台的信号，那是十分不妥的。如何正确解读“稳增长”，如何处理好平稳较快增长与经济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这需要更高更广视野的决策，否则解决了近忧可能加剧远虑。
若把“稳增长”简单理解为刺激经济增长，那将是延续危机拯救的思路，即主张通过频繁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2008年美国危机以来，全世界跟着美国陷入了“印钞票”的狂欢，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上印出了几万亿的“毒垃圾”资产，中国的货币供应量的余额是危机之前的两倍。印钞票是一个透支现象，如果未来实体经济创造1块钱的价值，但是提前印发3块钱货币进入经济运行，未来经济要平衡只能是1块钱的东西卖3块钱，通货膨胀是不可避免的。中国经济还未完全走出2009年、2010年流动性泛滥带来的高通胀的阴霾，再次推动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陷中国经济于大起大落的更加不稳定的境地。
朱敏：按此前李克强总理的表述，宏观调控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使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经济增长率、就业水平等不滑出“下限”，物价涨幅等不超出“上限”。在这样一个合理区间内，要着力调结构、促改革，推动经济转型升级。那么，适当放缓经济增长速度，究竟是形势所迫还是一种主动调整？
左小蕾：这符合中国经济现在发展阶段的规律，也是转型战略的重要部署。
首先，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必要条件已经改变。中国经历了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带来长足的发展。但是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劳动力红利逐渐消失；能源需求大幅增长，石油进口已经占到总需求的50%，发改委报告指出2015年将上升到60%；环境资源也被严重透支；危机时期和后危机时代外部经济增长在平衡方式的变化也将倒逼加工贸易的转型；完全靠低成本优势的粗放式增长已经走到尽头。增长方式的转型和转型过程中的增长放缓就是势在必行了。
其次，适当降低增长速度才更有效率。以2011年为例，24%的投资增长，9.2%的GDP增长，意味着2.6个百分点的投入实现1个百分点的产出，意味着中国经济步入属于经济学意义上的规模递减效应阶段。这个阶段，在短期内技术进步和制度性的改变不会发生的情况下，生产曲线不会向上移动。如果中国经济继续追求更高的增长，需要超过3个百分点甚至更高的投入才能带来1个百分点的产出，产生更大的没有效率的增长结果。如果适当放慢增长速度，中国经济可能处在生产曲线上2个百分点的投入带来1个百分点的产出的相对优化的位置，与现在投入产出比例比较，增长质量和增长效率将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朱敏：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已经发生变化？
左小蕾：在短期内没有重大技术进步和制度性红利改变的情况下，按照经济规律，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增长率应该是逐渐下降。相对前十年平均两位数有所放缓的9%的经济增长可能就是现阶段的潜在增长水平，也就是最合适的增长水平。经济学理论证明在潜在增长水平上，也就是在长期均衡水平上的经济增长是有一定的稳定性的。年度增长目标稳定在7.5%水平上下是符合经济增长规律的，不必有硬着陆的恐慌。
应重视流通领域的发展
朱敏：作为资深海归，又是美国名校的经济学博士，想必对海外经济亦洞若观火。鉴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凸现的问题，海外尤其是美国的经验值得我们汲取，有没有一些启示性的东西愿意与国内市场共享？
左小蕾：那我们就不妨来谈谈美国的情况。
美国经济在流通领域的增长是GDP的重要增长因素。对纺织品和日常基本生活用品的“抽样”调查发现，只有非常少的美国本土制造，而绝大多数是外国制造的。南美的波斯维亚、哥伦比亚、加勒比海国家，亚洲的越南、印度、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的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当然还有中国大陆，欧洲的意大利、英国等等，产品商标的产地让人眼花缭乱，稍稍孤陋寡闻一点，一些地名就不知“出处”了。
美国人在干什么呢？美国人在开车。美国四通八达、纵横交错的高速公路，每天就像巨大的移动停车场。特别是“门到门”的集装箱大卡车，是高速公路上最壮观的巨无霸，最有效地完成把货物送到每一个角落的使命。最后，你会发现，不论是中西部十几万人的小城市，还是纽约这样的大都市，同类同质产品的分布非常一致。不同城市的同类商城，卖的是一样的东西，不论你生活在哪里，一般生活用品的消费没有差异。美国人通过把货物搬来送去，制造了许多需求，实现了物品的使用价值，使最终价值大大超过生产成本或进口价格，实现了流通领域对GDP增长的巨大增值。
朱敏：美国人通过流通领域创造的GDP，实质含义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