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苏童，著名作家，代表作有《妻妾成群》《河岸》《碧奴》等，2015年凭《黄雀记》荣获茅盾文学奖。《妻妾成群》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后扬名国际。
怀着崇拜的心情见到苏童老师，却因他的亲切随和而迅速拉近距离，又在交流中被他的幽默风趣所打动。戴着黑框眼镜，穿着T恤，背着书包，整个人看起来既有精气神又有青春范儿，被大家称赞为“作家中的帅哥”。苏童老师烟瘾很大，然而比他烟瘾更大的却是“文学瘾”。从他的讲述中，你可以看到一个对“故事和梦”充满兴趣的孩子，在“做梦”的年代，如何一步步成长为“青年作家”，造出一个又一个“梦”。
每个人都有梦，文学的混沌模糊与“梦”接近
记：您为什么爱用“梦”来指代文学？
苏：“梦”是一个虚幻而又有弹性的词，在人类的生活中不得不谈，因为每个人脑子里一定都有关于梦的故事，比如马丁·路德· 金的《我有一个梦想》，他的梦影响了整整一代人以及之后人们关于“美国梦”的描述。
关于文学与梦的关系，我想先聊聊《红楼梦》。记得我小时候第一次接触这本书时，看的是父亲从单位图书室借来的繁体字竖排本。那时候我还看不懂，很疑惑：不就一个梦吗，为什么能写那么长？后来慢慢深入阅读，才意识到《红楼梦》其实讲了一个“梦”，但又不全是“梦”，它讲的其实是人生。有些同学可能认为文学是思考的产物，但我认为文学从很大意义上来说，是来源于某种无法言说的冲动，模模糊糊的情愫，或者是一种尚待实现的表达，它本身的混沌、模糊，与“梦”很接近。
记：可否请您介绍下对您影响比较深的作家，说说他们的“梦”？
苏：俄罗斯的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的文学观念，也就是他们的“梦”，是为了“救社会”。但文学的意义在于从来没有一种观点可以一统天下。比如伟大的普鲁斯特，从另一个角度表现人生，他的“梦”不大但是连贯而精致，他的观念很有个性，认为文学和写作只是个人生活的分泌物，因此他不融入社会，甚至连阳光都不愿见，用现在的话说是“黑暗系”，《追忆似水年华》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卡夫卡又是另一类独特的作家，很多人给他贴上“荒诞”“超现实”的标签，我个人认为他其实是用故事在“救哲学”。读他的作品，你获得的东西不是直接的，而是要进去转两个弯再想一想。比如在《饥饿艺术家》里，他探讨的是人与世界之间不可抵达的关系，这就是卡夫卡造的“梦”。
记：能和我们分享下您的童年经历吗？
苏：我的童年时代充满了故事和梦。我童年生长在苏州，那时候的夏天，天气炎热，电风扇还没普及，到了夜晚，人们纷纷出门乘凉，点上蚊香一起聊天。有段时间，我常常跑到一个邻居大哥家，他会在庭院里为大家讲故事。他的故事之所以让我们感兴趣，是因为他专门讲鬼故事、恐怖故事和那个年代秘密的手抄本小说，比如《梅花党》《希腊棺材之谜》《一只绣花鞋》。当时还是孩子的我对这类故事很好奇，越恐怖越爱听，每次都吓得跑回家在门后躲起来，但第二天还要去听。
记得有一次，他讲到一个叫《恐怖的脚步声》的故事：在古老城市里的偏僻街道上有一栋废弃的楼房，平时被封死，院子里荒草萋萋，从没人进去。楼房非常诡异，每到半夜12点灯就亮了，左右邻居都可以听到一阵脚步声。那天他在描述脚步声“叭叭叭”时，眼睛紧盯着我们这些孩子看，这时墙外的高音喇叭突然响了，我们一听，原来是纪念巴黎公社成立100周年，虽然跟我们毫无关系但搅了故事局。这个鬼故事被迫中断，后来再也没机会继续听下去。
故事虽然停了，但这个脚步声一直停留在我的脑海里。我渐渐爱上了故事，一直到小学、中学。每次想到一个故事又怕忘记了，我就偷偷在作文本上记下来，包括那个《恐怖的脚步声》的续写。有次被姐姐无意中发现，拿给她的知青朋友看，大家也许是出于鼓励都夸奖我，我的兴趣进一步被激发。
记：这种对故事的兴趣是怎样让您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呢？
苏：小时候对“胡编乱造”故事的兴趣让我爱好文学，但那时候不像现在的孩子有机会阅读经典作品，我连《安徒生童话》都没看过。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期，各类文学资源涌入，开启了大家对文学如饥似渴的追求。高中时期的我也兴奋地投身热潮之中，开始写诗。
为了写诗，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打算歌颂一条河流。歌颂哪条河流呢？长江和黄河没见过，我就开始歌颂我家后面一条黑不溜秋的小河。从我的窗子往下望，每天可以看到有黑瘦矮小的妇女摇着船去捞河底的砖头卖钱以维持生计。当然，在我的诗里，它不是黑不溜秋的，我会仔细描写它的河水是如何碧波荡漾，而河上的小船里坐着一个美丽的少女……这是我第一次开始将自己的个人经验移植虚构，将丑的化成美的，将艰苦的世俗人生变成虚幻浪漫的抒情。
记：到了中学时期，您还继续坚持写作吗？
苏：是的。中学时期受到“伤痕文学”（小编注：伤痕文学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文坛具有重要地位的一种文学思潮。）的影响，有一次我用3天时间写了1部1万字的伤痕小说。寄到哪去呢？《人民文学》门槛太高，我想我就实际一点，低调地寄去了刚刚成立副刊的《苏州日报》。
过了十几二十天，有一天我放学回家，经过隔壁舅舅家的时候，表嫂跟我说：“邮递员寄来一个大而厚的信封。”其实我被退稿了，但当时表嫂的表情很“暧昧”。当我妈妈回家的时候，她也表情“暧昧”地揶揄我：“听说你有一封很厚的信被退回来了？” 原来她们以为那是我被拒绝的情书，猜测我早恋了。因为我的家人中没有从事文艺工作的，更没有投过稿的，他们从来不知道，一个厚厚的信封里装的不一定是情书，而是小说。这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
记：您后来进入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那时的大学生活是怎样的？
苏：现在的学生可能不知道，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非常狂热的文学年代。身处其中，你都不好意思不写点东西，不写点东西就说明这个人不正常。别说是中文系，就是数学系、物理系的同学也在写小说，不写小说也至少写几句诗。无论学什么专业，大学里必须通过写作才能让你的青春完整。我真正开始创作，其实也是在进入大学之后。记得那时候我每天写诗，但发现同学都写得比我好，于是我就改写小说，打算另辟蹊径。 记：听您的描述，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很美好的集体“做梦”的年代，让人神往。那么在您毕业之后，直接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吗？
苏：后来我的文学之路经历了很多坎坷。我1984年毕业，带着半发酵半持续的文学梦走入社会。这时候我的身份很难界定，作为一个发表过2篇小说和5首诗歌的人，我认为自己是一个青年作家，但事实上没有其他人认同。
我去了南京艺术学院，被学校分配做辅导员。工作之余，我继续做着文学梦，有时为了记录灵感写到凌晨3点多，第二天昏昏沉沉地去上班。坐在对面的书记每天都带着不满的眼光看着我，这就是我刚踏上社会的那些年。
记：您怎样评价这段边工作边写作的日子？
苏：这段时间的日子说起来很平常，但也不平常。上班期间，我给不同的刊物寄我的稿子，但寄出的稿子都像归鸟一样地纷纷回到我的“鸟巢”，这样的经历很痛苦。但我想起大学同学的一句话：“不要抱怨别人有眼无珠，总觉得自己被埋没。你要是真的写得好，谁也挡不住。”于是我持续不断地写，直到3年以后，发表了《一九三四年的逃亡》，1988年发表了《罂粟之家》，1989年又发表《妻妾成群》，我总算如几年前所愿，成了一个青年作家。
记：谈到创作，您的写作目的是为了什么？
苏：在思索了很多年后，我觉得我的“梦”，也就是我的作品，不是要做大做强，而是做精致。作家说到底就跟孩子一样，每个作家的一生其实只有一个百宝箱，这个百宝箱里装着你的记忆、经验和才华。那箱子里有什么呢？它不可能装下一个世界、整个人类，说白了它能只装一个城市，就像乔伊斯的都柏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彼得堡、老舍的北京；或者一个村庄，比如沈从文的湘西、莫言的高密；一条街道，一个家族，比如《红楼梦》。我个人的想法是，从《妻妾成群》《米》到《我的帝王生涯》，我的作品实际是一条街：香椿树街，那条我童年成长的街道。
记：听得出来您对故乡的情结很重，而且影响了您的创作？
苏：没错。记得前几年回老家，我发现找不着家了，因为我失去了童年的坐标，老建筑都被拆迁改造。那时候我百感交集，突然觉得自己的写作目的不应该太大，只为了挽留这条童年记忆里的街道，让已经死去的街坊邻居和失散各方的小伙伴，永远活在我的小说里。从某种程度上讲，我觉得很多作家一生都背负着故乡。虽然现在我住在南京，但只要一写小说我就会回到苏州，因为事实上，我写的都是我的童年。
记：您认为童年对于您的意义是什么？
苏：我认为童年生活其实一直在我们身上延续，甚至成长壮大。我把童年生活视为写作的最大秘密。关于自己的童年记忆，我认为每个人热爱它也好，憎恨它也罢，它都是一个写作者一生行囊中最重的那一件物品，也是最贵重的一件。
怀着崇拜的心情见到苏童老师，却因他的亲切随和而迅速拉近距离，又在交流中被他的幽默风趣所打动。戴着黑框眼镜，穿着T恤，背着书包，整个人看起来既有精气神又有青春范儿，被大家称赞为“作家中的帅哥”。苏童老师烟瘾很大，然而比他烟瘾更大的却是“文学瘾”。从他的讲述中，你可以看到一个对“故事和梦”充满兴趣的孩子，在“做梦”的年代，如何一步步成长为“青年作家”，造出一个又一个“梦”。
每个人都有梦，文学的混沌模糊与“梦”接近
记：您为什么爱用“梦”来指代文学？
苏：“梦”是一个虚幻而又有弹性的词，在人类的生活中不得不谈，因为每个人脑子里一定都有关于梦的故事，比如马丁·路德· 金的《我有一个梦想》，他的梦影响了整整一代人以及之后人们关于“美国梦”的描述。
关于文学与梦的关系，我想先聊聊《红楼梦》。记得我小时候第一次接触这本书时，看的是父亲从单位图书室借来的繁体字竖排本。那时候我还看不懂，很疑惑：不就一个梦吗，为什么能写那么长？后来慢慢深入阅读，才意识到《红楼梦》其实讲了一个“梦”，但又不全是“梦”，它讲的其实是人生。有些同学可能认为文学是思考的产物，但我认为文学从很大意义上来说，是来源于某种无法言说的冲动，模模糊糊的情愫，或者是一种尚待实现的表达，它本身的混沌、模糊，与“梦”很接近。
记：可否请您介绍下对您影响比较深的作家，说说他们的“梦”？
苏：俄罗斯的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的文学观念，也就是他们的“梦”，是为了“救社会”。但文学的意义在于从来没有一种观点可以一统天下。比如伟大的普鲁斯特，从另一个角度表现人生，他的“梦”不大但是连贯而精致，他的观念很有个性，认为文学和写作只是个人生活的分泌物，因此他不融入社会，甚至连阳光都不愿见，用现在的话说是“黑暗系”，《追忆似水年华》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卡夫卡又是另一类独特的作家，很多人给他贴上“荒诞”“超现实”的标签，我个人认为他其实是用故事在“救哲学”。读他的作品，你获得的东西不是直接的，而是要进去转两个弯再想一想。比如在《饥饿艺术家》里，他探讨的是人与世界之间不可抵达的关系，这就是卡夫卡造的“梦”。
记：能和我们分享下您的童年经历吗？
苏：我的童年时代充满了故事和梦。我童年生长在苏州，那时候的夏天，天气炎热，电风扇还没普及，到了夜晚，人们纷纷出门乘凉，点上蚊香一起聊天。有段时间，我常常跑到一个邻居大哥家，他会在庭院里为大家讲故事。他的故事之所以让我们感兴趣，是因为他专门讲鬼故事、恐怖故事和那个年代秘密的手抄本小说，比如《梅花党》《希腊棺材之谜》《一只绣花鞋》。当时还是孩子的我对这类故事很好奇，越恐怖越爱听，每次都吓得跑回家在门后躲起来，但第二天还要去听。
记得有一次，他讲到一个叫《恐怖的脚步声》的故事：在古老城市里的偏僻街道上有一栋废弃的楼房，平时被封死，院子里荒草萋萋，从没人进去。楼房非常诡异，每到半夜12点灯就亮了，左右邻居都可以听到一阵脚步声。那天他在描述脚步声“叭叭叭”时，眼睛紧盯着我们这些孩子看，这时墙外的高音喇叭突然响了，我们一听，原来是纪念巴黎公社成立100周年，虽然跟我们毫无关系但搅了故事局。这个鬼故事被迫中断，后来再也没机会继续听下去。
故事虽然停了，但这个脚步声一直停留在我的脑海里。我渐渐爱上了故事，一直到小学、中学。每次想到一个故事又怕忘记了，我就偷偷在作文本上记下来，包括那个《恐怖的脚步声》的续写。有次被姐姐无意中发现，拿给她的知青朋友看，大家也许是出于鼓励都夸奖我，我的兴趣进一步被激发。
记：这种对故事的兴趣是怎样让您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呢？
苏：小时候对“胡编乱造”故事的兴趣让我爱好文学，但那时候不像现在的孩子有机会阅读经典作品，我连《安徒生童话》都没看过。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期，各类文学资源涌入，开启了大家对文学如饥似渴的追求。高中时期的我也兴奋地投身热潮之中，开始写诗。
为了写诗，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打算歌颂一条河流。歌颂哪条河流呢？长江和黄河没见过，我就开始歌颂我家后面一条黑不溜秋的小河。从我的窗子往下望，每天可以看到有黑瘦矮小的妇女摇着船去捞河底的砖头卖钱以维持生计。当然，在我的诗里，它不是黑不溜秋的，我会仔细描写它的河水是如何碧波荡漾，而河上的小船里坐着一个美丽的少女……这是我第一次开始将自己的个人经验移植虚构，将丑的化成美的，将艰苦的世俗人生变成虚幻浪漫的抒情。
记：到了中学时期，您还继续坚持写作吗？
苏：是的。中学时期受到“伤痕文学”（小编注：伤痕文学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文坛具有重要地位的一种文学思潮。）的影响，有一次我用3天时间写了1部1万字的伤痕小说。寄到哪去呢？《人民文学》门槛太高，我想我就实际一点，低调地寄去了刚刚成立副刊的《苏州日报》。
过了十几二十天，有一天我放学回家，经过隔壁舅舅家的时候，表嫂跟我说：“邮递员寄来一个大而厚的信封。”其实我被退稿了，但当时表嫂的表情很“暧昧”。当我妈妈回家的时候，她也表情“暧昧”地揶揄我：“听说你有一封很厚的信被退回来了？” 原来她们以为那是我被拒绝的情书，猜测我早恋了。因为我的家人中没有从事文艺工作的，更没有投过稿的，他们从来不知道，一个厚厚的信封里装的不一定是情书，而是小说。这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
记：您后来进入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那时的大学生活是怎样的？
苏：现在的学生可能不知道，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非常狂热的文学年代。身处其中，你都不好意思不写点东西，不写点东西就说明这个人不正常。别说是中文系，就是数学系、物理系的同学也在写小说，不写小说也至少写几句诗。无论学什么专业，大学里必须通过写作才能让你的青春完整。我真正开始创作，其实也是在进入大学之后。记得那时候我每天写诗，但发现同学都写得比我好，于是我就改写小说，打算另辟蹊径。 记：听您的描述，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很美好的集体“做梦”的年代，让人神往。那么在您毕业之后，直接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吗？
苏：后来我的文学之路经历了很多坎坷。我1984年毕业，带着半发酵半持续的文学梦走入社会。这时候我的身份很难界定，作为一个发表过2篇小说和5首诗歌的人，我认为自己是一个青年作家，但事实上没有其他人认同。
我去了南京艺术学院，被学校分配做辅导员。工作之余，我继续做着文学梦，有时为了记录灵感写到凌晨3点多，第二天昏昏沉沉地去上班。坐在对面的书记每天都带着不满的眼光看着我，这就是我刚踏上社会的那些年。
记：您怎样评价这段边工作边写作的日子？
苏：这段时间的日子说起来很平常，但也不平常。上班期间，我给不同的刊物寄我的稿子，但寄出的稿子都像归鸟一样地纷纷回到我的“鸟巢”，这样的经历很痛苦。但我想起大学同学的一句话：“不要抱怨别人有眼无珠，总觉得自己被埋没。你要是真的写得好，谁也挡不住。”于是我持续不断地写，直到3年以后，发表了《一九三四年的逃亡》，1988年发表了《罂粟之家》，1989年又发表《妻妾成群》，我总算如几年前所愿，成了一个青年作家。
记：谈到创作，您的写作目的是为了什么？
苏：在思索了很多年后，我觉得我的“梦”，也就是我的作品，不是要做大做强，而是做精致。作家说到底就跟孩子一样，每个作家的一生其实只有一个百宝箱，这个百宝箱里装着你的记忆、经验和才华。那箱子里有什么呢？它不可能装下一个世界、整个人类，说白了它能只装一个城市，就像乔伊斯的都柏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彼得堡、老舍的北京；或者一个村庄，比如沈从文的湘西、莫言的高密；一条街道，一个家族，比如《红楼梦》。我个人的想法是，从《妻妾成群》《米》到《我的帝王生涯》，我的作品实际是一条街：香椿树街，那条我童年成长的街道。
记：听得出来您对故乡的情结很重，而且影响了您的创作？
苏：没错。记得前几年回老家，我发现找不着家了，因为我失去了童年的坐标，老建筑都被拆迁改造。那时候我百感交集，突然觉得自己的写作目的不应该太大，只为了挽留这条童年记忆里的街道，让已经死去的街坊邻居和失散各方的小伙伴，永远活在我的小说里。从某种程度上讲，我觉得很多作家一生都背负着故乡。虽然现在我住在南京，但只要一写小说我就会回到苏州，因为事实上，我写的都是我的童年。
记：您认为童年对于您的意义是什么？
苏：我认为童年生活其实一直在我们身上延续，甚至成长壮大。我把童年生活视为写作的最大秘密。关于自己的童年记忆，我认为每个人热爱它也好，憎恨它也罢，它都是一个写作者一生行囊中最重的那一件物品，也是最贵重的一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