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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近代建筑之父”梁思成诞辰120周年，回首过去，梁思成的一生，一半是建筑，一半是风月。但无论是其学术成就还是情感沉浮，他的传奇经历总是被历史反复洗刷。如果用梁思成挚爱的建筑来形容他，那么他应该是让人景仰的宏伟殿堂。在风雨飘摇的动荡时代，传统与现代剧烈冲突，战争与革命接踵而至，梁思成也从未放弃对建筑的信仰，山河破碎时，他誓与中国古建筑共存亡。
梁思成的妻子林徽因在《你是那人间的四月天》中写道：“我们今天所叫做生活的，过后它便是历史。客观的无疑我们彼此所熟识的艰苦正在展开一个大时代。所以别忽略了我们现在彼此地点点头。且最好让我们共同酸甜的笑纹，有力地，坚韧地，横过历史。”横过历史的洪流，穿过乱世的硝烟，梁思成所行经驻留的每一座城市，被他触摸过的每一座建筑，即使被翻修、拆毁亦或重建，都还留存着他的温度，生生不息。
开拓者
1915年，在父亲梁启超的安排下，梁思成进入清华学校。1919年，梁思成带领清华学生声援五四运动，此时年仅18岁的他已经展现出了惊人的政治天赋，被同学称为“一个有政治头脑的艺术家”。与此同时，因自幼受梁启超的熏陶，梁思成在国学领域也造诣颇深。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梁思成会像他父亲一样，成为一个政治家或者文史学家。可是梁思成却没有运用他的政治和国学天赋，反而在1924年与恋人林徽因一起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建筑。
学习期间，梁思成发现，欧洲各国都有建筑史，并对本国古建筑进行系统保护，而中国是东方古国，却在建筑学领域一片空白，反而日本的一些学者对中国的建筑历史和技术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就，这让他无比痛心。因耻后于人而激发的义愤，让梁思成立志投身于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我相信如果我们不整理自己的建筑史，那早晚这块领地会被日本学术界所占领。作为一个中国建筑师，我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建筑是民族文化的结晶，也是民族文化的象征。我国有着灿烂的民族文化，怎么能没有建筑史？”这些话后来被梁思成反复提起。
为了实现心中的宏愿，从最初的绘制草图、平面图到反复练习立面图和透视图，再到最后追溯一座建筑的历史变迁过程，梁思成鞠躬尽瘁。至今保存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几张作业图是最好的证明——精致的构图不仅得到了最高分，还获得了极高的评价。1928年，梁思成与林徽因学成后归国，在国立东北大学建筑系任教，这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第一个建筑系，梁思成是见证者也是奠基人。他填补了我国在建筑学科的空白，开创了中国数千年来以科学方法研究古建筑的先河。
在国立东北大学，梁思成主要讲授建筑学概论和建筑学设计原理，同时他还将西方建筑史和中国建筑史相融合，开设了建筑史课程。他常对学生说：“任何一项建设，建筑必须先行，建筑是工程之王。”这段教学经历，让梁思成学会将复杂的建筑术语和概念以一种简明清晰的方式阐明透彻，锻炼出一种清晰的、富有感染力的表达方式，成为他后来写就《中国古代建筑史》的不竭动力。
1932年7月，国立东北大学建筑系学生迎来了毕业典礼。这是中国人自己培养的第一批建筑学专业人才，也是梁思成付诸满腔空心血的結晶。“建筑这东西，并不如其他艺术，可以空谈玄理解决的。它与人生有密切的关系，处处与实用并行，不能相脱离。”梁思成在贺信中说道。古建筑研究绝不能埋首于故纸堆，必须进行实地调查测绘。“非作遗物之实地调查测绘不可”，这是梁思成的治学之道。
一半的中国
从1932年到1942年，这是中国生死危亡的10年，也是梁思成与林徽因古建考察的漫长10年。10年间，他们的足迹踏遍了全中国200多个县，测绘和拍摄2738处唐、宋、辽、金、元、明、清各代保留下来的古建筑遗物。包括天津蓟县辽代独乐寺观音阁、宝坻广济寺、河北隆兴寺、山西应县木塔、大同华严寺和善化寺、河北安济桥等。
20世纪初，欧洲学界把中国建筑看作一种重视装饰和色彩的固定风格，称为“非历史建筑”。日本建筑学者也断言，中国已不存在唐代以前的木构建筑。梁思成却始终坚信，中国肯定存在有关建筑。经过考证，他在北京清凉山寺找到了有关佛光寺的记载。他猜测这里或许还会有古建筑遗址，遂决定来此地调查一番。1937年6月，梁思成和林徽因奔赴山西五台山，探寻佛光寺。
在崎岖的路上颠簸了两天后，他们终于在傍晚见到了佛光寺。梁思成在笔记中用“瞻仰大殿，咨嗟惊喜”来形容这种震撼。佛光寺的结构和设计，明显符合唐代的建筑风格。为了证明这点，梁思成爬入建筑顶部，与沉积千年的灰尘、数以万计的蝙蝠和数不清的爬虫斗智斗勇。三天后，一个有字迹的大梁被找到，文字记载这座古寺建于公元857年，即唐大中十一年。佛光寺的发现推翻了“中国已无唐建筑”的说法，成为了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证实了佛光寺年代的那一刻，也是梁思成人生最幸福的瞬间之一，多年来跋山涉水的艰苦都有了意义。他在日记里写道：“当时夕阳西下，映得整个庭院都放出光芒。远看山景美极了，这是我从事古建筑调查以来最快乐的一天！”
在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长年累月在野外考察，并不是一件诗意的事。他们坐过拥挤的长途汽车，也搭过硬板的骡车，遇到过拦路的劫匪和流窜的军阀。并且梁思成曾因车祸脊椎受到损伤，成了跛足，这些都让他吃尽了苦头。可即使跋山涉水，栉风沐雨，梁思成却说这是“奢侈的幸福”。荒寂的郊野、偏僻的村落、深山的古刹，如今我们看到的一张张发黄照片的背后，是一个风尘仆仆的身影和一颗对古建筑的挚爱之心。
虽说梁思成专攻中国建筑史研究，但又不局限于此。他始终关注我国古建筑保护以及新建筑的创作。这也是他与其他建筑史学家的不同之处。新中国成立后，梁思成负责中南海改建，并组织和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不仅如此，为了保护解放后的古城北京，他还和陈占祥合作，提出了著名的“梁陈方案”，想用“古今兼顾，新旧两利”的方式规划首都。此时已经疾病缠身的梁思成彻夜不眠，以高超的渲染技巧完成了1：200的通长画卷。但这个方案没有被采纳。于是梁思成转而对北京城墙进行保护，他提出了一个将古城墙改造为全长达39.75公里的“环城花园”的经典构想，被视为一项世界绝无仅有的伟大设计。他还用诗意的语言来描述它：“这应该成为一个全长将近40公里的世界上最伟大的环城公园。登上去之后，能够休息人民疲劳的筋骨，壮阔他们的胸襟，古老的城墙确实可以担负起新的使命。”但他这次又失败了。古建筑的轰然坠地成为了他永远的痛。 “建筑师的业是什么？间接地说，是文化的记录者，是历史之反照镜。”这是梁思成常告诫世人的一句话，也是他一生从事建筑的写照。费正清说过梁思成在他的心中等于中国的一半。毫不夸张地说，在古建筑方面，梁思成确实保护了一半的中国，他捍卫中国古建筑的信仰与至诚担得起这样的评价。
流亡与幸存
1937年7月7日，这是中国人民的耻辱之日，也是梁思成和林徽因流亡、贫困、疾病的开始。在收到日方主办的“东亚共荣协会”的请柬后，梁思成作为梁启超之子，拳拳爱国之心在胸膛跳动，不肯与侵略者沆瀣一气。1938年1月，在一路颠沛流离之后，梁思成和林徽因流亡至昆明并创办营造学社。一年后，他们又随营造学社辗转到四川南溪县的李庄。
李庄气候潮湿，冬季阴冷、夏季酷热。梁思成将他居住的地方叫做月亮田，一个浪漫的名字，可却是两间竹篾抹泥为墙的陋室，蛇鼠出没于顶棚，臭虫横行于枕席。但简陋的家里有一台留声机，几张贝多芬的唱片，慰藉着困窘的时光。在山河破碎之时，作为留洋知识分子，他们与祖国共进退，始终坚信“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的日子终将到来。
不久，林徽因的肺病复发，抱病卧床，梁思成只能兼做护士，随身携带注射器;梁思成自己也得了脊椎软组织硬化症，步履蹒跚，行动不便。当年那对熠熠生辉的金童玉女变成了疾病缠身的瘦弱夫妻。虽说流亡的日子贫困交加，可梁思成却见到了另一种奇迹——那些散落在深山之中的古老建筑，精美绝伦的石刻造像，逃过了光阴和战火的侵袭，得以幸存，遗世独立。流亡的建筑宗师看到幸存的古建筑，那种幸福不言而喻。在最黑暗的时代，如丝缕微茫，照亮一隅，慰藉他的心。
1944年，梁思成拖着病体，在同样虚弱的林徽因的帮助下，完成了皇皇巨著《中国古代建筑史》。首次以“结构理性主义”的科学角度梳理了中国建筑的演化，提出了“以唐代为盛，到明代开始转衰”的建筑史观，并与西方建筑比较，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其学术水平达到了空前高度。1946年7月，抗战胜利，梁思成和林徽因回到北平。据他们的次子梁从诫回忆：“我的父母也许没有料到，这一走就是9年。当时他们都还年轻、健康、漂亮，回来时却成了苍老、衰弱的病人。”
经过炮火的轰炸、流亡的洗礼、疾病的侵袭，梁思成与林徽因的身体留下了岁月残酷的痕迹，一如战后满目疮痍的国土。数代人建造起的殿宇楼阁有多少都被付之一炬？但古建和生命同样坚韧。战争前，他们踏访中国各地所发现的那些古建筑很多都挨过了战火的摧残。在最艰困的1939年，林徽因在《彼此》中描述了一个国难日子里的寻常人：“他为这可爱的老国家带着血活着，或流着血或不流着血死去，他都觉到荣耀，异于寻常的，他现在对于生与死都必然感到满足。”林徽因笔下的这个“寻常人”可以是她的丈夫梁思成，也可以是千千万万在战乱中忍耐并期盼着的中国人。正如那些古老建筑一样，经过风出雨打和乱世硝烟，有些会湮没在历史中，也有些会一代代翻新、重修，如人类生命般生生不息。历史以这种最寻常不过的方式将人与建筑连在一起。而这也是梁思成作为建筑师的最大意義。
1972年1月9日，梁思成离开了人世。生命弥留之际，他还在为北京的城市保护奔走呼号。他从年轻时立志学建筑学开始，一生未改志向，一直到生命尽头，为此倾尽了所有。透过那些故纸堆和发黄的相片，他为信仰至死不渝的精神令人心生敬意。他不仅仅是梁启超之子、林徽因的丈夫，他更是一代建筑宗师。作为20世纪最富传奇色彩的建筑学家，梁思成留给我们的不只是一本书、一座建筑、一段佳话，更是一种信仰，一种在艰难困苦岁月中不改初心的信仰。岁月易变，不变的依旧是赤子之心。
梁思成的妻子林徽因在《你是那人间的四月天》中写道：“我们今天所叫做生活的，过后它便是历史。客观的无疑我们彼此所熟识的艰苦正在展开一个大时代。所以别忽略了我们现在彼此地点点头。且最好让我们共同酸甜的笑纹，有力地，坚韧地，横过历史。”横过历史的洪流，穿过乱世的硝烟，梁思成所行经驻留的每一座城市，被他触摸过的每一座建筑，即使被翻修、拆毁亦或重建，都还留存着他的温度，生生不息。
开拓者
1915年，在父亲梁启超的安排下，梁思成进入清华学校。1919年，梁思成带领清华学生声援五四运动，此时年仅18岁的他已经展现出了惊人的政治天赋，被同学称为“一个有政治头脑的艺术家”。与此同时，因自幼受梁启超的熏陶，梁思成在国学领域也造诣颇深。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梁思成会像他父亲一样，成为一个政治家或者文史学家。可是梁思成却没有运用他的政治和国学天赋，反而在1924年与恋人林徽因一起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建筑。
学习期间，梁思成发现，欧洲各国都有建筑史，并对本国古建筑进行系统保护，而中国是东方古国，却在建筑学领域一片空白，反而日本的一些学者对中国的建筑历史和技术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就，这让他无比痛心。因耻后于人而激发的义愤，让梁思成立志投身于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我相信如果我们不整理自己的建筑史，那早晚这块领地会被日本学术界所占领。作为一个中国建筑师，我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建筑是民族文化的结晶，也是民族文化的象征。我国有着灿烂的民族文化，怎么能没有建筑史？”这些话后来被梁思成反复提起。
为了实现心中的宏愿，从最初的绘制草图、平面图到反复练习立面图和透视图，再到最后追溯一座建筑的历史变迁过程，梁思成鞠躬尽瘁。至今保存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几张作业图是最好的证明——精致的构图不仅得到了最高分，还获得了极高的评价。1928年，梁思成与林徽因学成后归国，在国立东北大学建筑系任教，这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第一个建筑系，梁思成是见证者也是奠基人。他填补了我国在建筑学科的空白，开创了中国数千年来以科学方法研究古建筑的先河。
在国立东北大学，梁思成主要讲授建筑学概论和建筑学设计原理，同时他还将西方建筑史和中国建筑史相融合，开设了建筑史课程。他常对学生说：“任何一项建设，建筑必须先行，建筑是工程之王。”这段教学经历，让梁思成学会将复杂的建筑术语和概念以一种简明清晰的方式阐明透彻，锻炼出一种清晰的、富有感染力的表达方式，成为他后来写就《中国古代建筑史》的不竭动力。
1932年7月，国立东北大学建筑系学生迎来了毕业典礼。这是中国人自己培养的第一批建筑学专业人才，也是梁思成付诸满腔空心血的結晶。“建筑这东西，并不如其他艺术，可以空谈玄理解决的。它与人生有密切的关系，处处与实用并行，不能相脱离。”梁思成在贺信中说道。古建筑研究绝不能埋首于故纸堆，必须进行实地调查测绘。“非作遗物之实地调查测绘不可”，这是梁思成的治学之道。
一半的中国
从1932年到1942年，这是中国生死危亡的10年，也是梁思成与林徽因古建考察的漫长10年。10年间，他们的足迹踏遍了全中国200多个县，测绘和拍摄2738处唐、宋、辽、金、元、明、清各代保留下来的古建筑遗物。包括天津蓟县辽代独乐寺观音阁、宝坻广济寺、河北隆兴寺、山西应县木塔、大同华严寺和善化寺、河北安济桥等。
20世纪初，欧洲学界把中国建筑看作一种重视装饰和色彩的固定风格，称为“非历史建筑”。日本建筑学者也断言，中国已不存在唐代以前的木构建筑。梁思成却始终坚信，中国肯定存在有关建筑。经过考证，他在北京清凉山寺找到了有关佛光寺的记载。他猜测这里或许还会有古建筑遗址，遂决定来此地调查一番。1937年6月，梁思成和林徽因奔赴山西五台山，探寻佛光寺。
在崎岖的路上颠簸了两天后，他们终于在傍晚见到了佛光寺。梁思成在笔记中用“瞻仰大殿，咨嗟惊喜”来形容这种震撼。佛光寺的结构和设计，明显符合唐代的建筑风格。为了证明这点，梁思成爬入建筑顶部，与沉积千年的灰尘、数以万计的蝙蝠和数不清的爬虫斗智斗勇。三天后，一个有字迹的大梁被找到，文字记载这座古寺建于公元857年，即唐大中十一年。佛光寺的发现推翻了“中国已无唐建筑”的说法，成为了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证实了佛光寺年代的那一刻，也是梁思成人生最幸福的瞬间之一，多年来跋山涉水的艰苦都有了意义。他在日记里写道：“当时夕阳西下，映得整个庭院都放出光芒。远看山景美极了，这是我从事古建筑调查以来最快乐的一天！”
在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长年累月在野外考察，并不是一件诗意的事。他们坐过拥挤的长途汽车，也搭过硬板的骡车，遇到过拦路的劫匪和流窜的军阀。并且梁思成曾因车祸脊椎受到损伤，成了跛足，这些都让他吃尽了苦头。可即使跋山涉水，栉风沐雨，梁思成却说这是“奢侈的幸福”。荒寂的郊野、偏僻的村落、深山的古刹，如今我们看到的一张张发黄照片的背后，是一个风尘仆仆的身影和一颗对古建筑的挚爱之心。
虽说梁思成专攻中国建筑史研究，但又不局限于此。他始终关注我国古建筑保护以及新建筑的创作。这也是他与其他建筑史学家的不同之处。新中国成立后，梁思成负责中南海改建，并组织和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不仅如此，为了保护解放后的古城北京，他还和陈占祥合作，提出了著名的“梁陈方案”，想用“古今兼顾，新旧两利”的方式规划首都。此时已经疾病缠身的梁思成彻夜不眠，以高超的渲染技巧完成了1：200的通长画卷。但这个方案没有被采纳。于是梁思成转而对北京城墙进行保护，他提出了一个将古城墙改造为全长达39.75公里的“环城花园”的经典构想，被视为一项世界绝无仅有的伟大设计。他还用诗意的语言来描述它：“这应该成为一个全长将近40公里的世界上最伟大的环城公园。登上去之后，能够休息人民疲劳的筋骨，壮阔他们的胸襟，古老的城墙确实可以担负起新的使命。”但他这次又失败了。古建筑的轰然坠地成为了他永远的痛。 “建筑师的业是什么？间接地说，是文化的记录者，是历史之反照镜。”这是梁思成常告诫世人的一句话，也是他一生从事建筑的写照。费正清说过梁思成在他的心中等于中国的一半。毫不夸张地说，在古建筑方面，梁思成确实保护了一半的中国，他捍卫中国古建筑的信仰与至诚担得起这样的评价。
流亡与幸存
1937年7月7日，这是中国人民的耻辱之日，也是梁思成和林徽因流亡、贫困、疾病的开始。在收到日方主办的“东亚共荣协会”的请柬后，梁思成作为梁启超之子，拳拳爱国之心在胸膛跳动，不肯与侵略者沆瀣一气。1938年1月，在一路颠沛流离之后，梁思成和林徽因流亡至昆明并创办营造学社。一年后，他们又随营造学社辗转到四川南溪县的李庄。
李庄气候潮湿，冬季阴冷、夏季酷热。梁思成将他居住的地方叫做月亮田，一个浪漫的名字，可却是两间竹篾抹泥为墙的陋室，蛇鼠出没于顶棚，臭虫横行于枕席。但简陋的家里有一台留声机，几张贝多芬的唱片，慰藉着困窘的时光。在山河破碎之时，作为留洋知识分子，他们与祖国共进退，始终坚信“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的日子终将到来。
不久，林徽因的肺病复发，抱病卧床，梁思成只能兼做护士，随身携带注射器;梁思成自己也得了脊椎软组织硬化症，步履蹒跚，行动不便。当年那对熠熠生辉的金童玉女变成了疾病缠身的瘦弱夫妻。虽说流亡的日子贫困交加，可梁思成却见到了另一种奇迹——那些散落在深山之中的古老建筑，精美绝伦的石刻造像，逃过了光阴和战火的侵袭，得以幸存，遗世独立。流亡的建筑宗师看到幸存的古建筑，那种幸福不言而喻。在最黑暗的时代，如丝缕微茫，照亮一隅，慰藉他的心。
1944年，梁思成拖着病体，在同样虚弱的林徽因的帮助下，完成了皇皇巨著《中国古代建筑史》。首次以“结构理性主义”的科学角度梳理了中国建筑的演化，提出了“以唐代为盛，到明代开始转衰”的建筑史观，并与西方建筑比较，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其学术水平达到了空前高度。1946年7月，抗战胜利，梁思成和林徽因回到北平。据他们的次子梁从诫回忆：“我的父母也许没有料到，这一走就是9年。当时他们都还年轻、健康、漂亮，回来时却成了苍老、衰弱的病人。”
经过炮火的轰炸、流亡的洗礼、疾病的侵袭，梁思成与林徽因的身体留下了岁月残酷的痕迹，一如战后满目疮痍的国土。数代人建造起的殿宇楼阁有多少都被付之一炬？但古建和生命同样坚韧。战争前，他们踏访中国各地所发现的那些古建筑很多都挨过了战火的摧残。在最艰困的1939年，林徽因在《彼此》中描述了一个国难日子里的寻常人：“他为这可爱的老国家带着血活着，或流着血或不流着血死去，他都觉到荣耀，异于寻常的，他现在对于生与死都必然感到满足。”林徽因笔下的这个“寻常人”可以是她的丈夫梁思成，也可以是千千万万在战乱中忍耐并期盼着的中国人。正如那些古老建筑一样，经过风出雨打和乱世硝烟，有些会湮没在历史中，也有些会一代代翻新、重修，如人类生命般生生不息。历史以这种最寻常不过的方式将人与建筑连在一起。而这也是梁思成作为建筑师的最大意義。
1972年1月9日，梁思成离开了人世。生命弥留之际，他还在为北京的城市保护奔走呼号。他从年轻时立志学建筑学开始，一生未改志向，一直到生命尽头，为此倾尽了所有。透过那些故纸堆和发黄的相片，他为信仰至死不渝的精神令人心生敬意。他不仅仅是梁启超之子、林徽因的丈夫，他更是一代建筑宗师。作为20世纪最富传奇色彩的建筑学家，梁思成留给我们的不只是一本书、一座建筑、一段佳话，更是一种信仰，一种在艰难困苦岁月中不改初心的信仰。岁月易变，不变的依旧是赤子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