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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否拿出一套综合、全面、有效的主办国方案成为中国参与国际经济治理能力的重要指标。
2016年9月4-5日,第11届G20领导人峰会将在中国杭州举行,这是峰会首次在非西方的发展中大国举行。
在世界经济仍处于深度调整、全球经济治理面临诸多难题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对中国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推动G20转型与改革拿出的主办国方案充满期待。中国能否拿出一套综合、全面、有效的主办国方案成为中国参与国际经济治理能力的重要指标。
中国为G20做了怎样的战略设计?
首先,杭州峰会为G20找到了历史使命。G20峰会是不是会成为一个清谈馆?能不能为G20找到更大的历史定位?参与国一直在思索,也是外界对G20机制的最大担忧。此次中国利用主办国的机会,推动其他与会国一起对G20的长期职能进行了设计。杭州峰会将G20的未来目标与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相挂钩,赋予了未来20年里G20相对长的历史使命。
《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于2015年9月由联合国193个成员国一致通过,其提出了到2030年实现3项历史性目标——消除极端贫穷、战胜不平等和不公正以及遏制气候变化,同时,还给出了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和169项具体目标。将G20的使命与《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联系起来,将促使各国以超越国界和短期利益的眼光,为长远大计采取团结一致的行动。被誉为“G20之父”的加拿大前总理保罗·马丁对此也高度评价,认为在中国举行G20峰会不仅是G20重生的契机,还将是真正的国际合作的重生契机。这是本次杭州峰会的一个重要历史贡献。
其次,形成G20会议品牌效应。长期以来,分析和处理国际问题主要是从两个维度来进行,一个是地缘政治,看大国关系如何演变;另一个是国际经济治理,看当前国际机制能否应对日益复杂的国际问题。此次,中国主办G20峰会实现了两个维度的统一。领导人峰会及相关工作层面的高官会议议题非常广泛,参会国在会议期间外交穿梭互动频繁。
G20的议题目前已从初创期的经贸延伸到对当前国际所有主要热点问题的讨论。英国新任首相和德法、欧盟领导人展开互动,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借峰会展开“会中会”外交。丰富的议题和多样化的形式,让所有参会国都能从中有所收获,参会国对参会不再感觉是负担,而是有非常强的参会动力和意愿。
再次,中国把此次峰会作为一次向外输送中国经济信心的重要机会,传递出满满的关于中国经济的积极信号,回应了外界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担忧。布鲁金斯学会副总裁布鲁斯·琼斯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出现明显降速,此时G20正好为中国提供了提振外部经济信心的契机。
G20会议期间,针对外界关注的中国产能过剩,尤其是钢铁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中国给出了官方回应。G20成都公报中指出,产能过剩的问题对贸易和工人产生负面影响,承认了过剩产能的负面影响,但亦指出这是一个全球性问题,需要集体应对。对外界关心的人民币汇率和产能过剩问题,中国也作出了政策承诺。中国将继续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不断提高政策规则性和透明度,加强与市场沟通。
最后,对推动世界经济发展提出了中国方案。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发布报告称,G20作为防止各国推出以邻为壑的经济政策非常重要。伦敦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的《全球贸易预警报告》称,2008年以来,G20国家共推出了3500多项新的保护主义政策,这些政策中的81%现在仍然在执行。
G20准备怎样推动世界经济发展?
为推动国际贸易摆脱低迷困境,推动跨境投资,G20会议提出:
一是消除贸易壁垒。G20贸易部长会议批准了《G20全球贸易增长战略》,确立了降低贸易成本、加强贸易投资政策协调、促进服务贸易、增强贸易融资、制订贸易景气指数、促进电子商务发展、推动贸易与发展7大合作支柱。贸易部长会议决定尽快实施《贸易便利化协定》,努力将全球贸易成本降低15个百分点,承诺深化电子商务合作,采纳了国际工商界提出的世界电商平台(eWTP)倡议等等。
二是便利化投资。会议批准了首份《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确立了反对跨境投资保护主义,营造开放、非歧视、透明和可预见的投资政策环境,加强投资保护,确保政策制定透明度,推动投资促进可持续发展以及投资者企业责任等原则。这份指导原则的最大意义在于这是世界上第一份关于投资政策制订的多边纲领性文件,确立了全球投资规则的总体框架。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今后TPP、RCEP的对接找到了政策接口。目前,TPP将中国排除在外,而美国也未参与RCEP。《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将推动两个自贸协议间交叉投资提供指引。
三是提出加强国际金融架构的具体举措。促进贸易增长最可行、最值得期待的应当是贸易融资的配合,也是实现贸易成本下降的关键一环。中国担任主席国以来,推动G20恢复了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以新兴市场深入融入国际金融体系并发挥更大作用为主线,推动国际经济治理改革取得新进展。《G20全球贸易增长战略》确立的第4项战略为“增强贸易融资”,在第7项战略“推动贸易与发展”中又提出“减小贸易融资缺口”。
根据此次G20所提出加强国家金融架构的具体工作目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被期待在2017年年会前完成第15次份额总检查,进一步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发言权;世界银行被期待按照达成一致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实施股权审议,实现平等的投票权。G20还要继续改善债务重组进程,支持对扩大特别提款权(SDR)的使用进行研究。
四是推动各国进行结构性改革。这是保证各国长期健康发展根本保证,也是中国方案中最重要的一环。中国主导与会国达成共识,应对当前经济困境,不能过度依靠刺激政策,不能过度依靠药物治疗,必须增强机体的自身体抗力。“G20央行行长和财长成都公报”指出,应对全球经济复苏的挑战,关键是进行结构性改革。
为防止峰会达成的原则流于形式,中国利用此次峰会之机,为G20制定了工作手册,各国可以对照进行自我检查,极大地增强了峰会结果的可操作性,进一步坐实了峰会。虽然方案不具有法律强制性,但其及各分项目标却形成了一定的压力。G20央行行长和财长成都会议确定了结构性改革的9大优先领域和48条指导原则,可为各成员实施改革提供参考指南。同时,会议还通过了一套包括劳动生产率、就业率等12个指标体系,为了促使这些措施落到实处,各国根据该体系每两年对各国改革实施情况做一次评估,评估结果将纳入G20问责评估报告。
可见,中国为G20杭州峰会的成功举办进行了精心准备,工作层面的成果为峰会的成功举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相信G20杭州峰会会在G20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2016年9月4-5日,第11届G20领导人峰会将在中国杭州举行,这是峰会首次在非西方的发展中大国举行。
在世界经济仍处于深度调整、全球经济治理面临诸多难题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对中国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推动G20转型与改革拿出的主办国方案充满期待。中国能否拿出一套综合、全面、有效的主办国方案成为中国参与国际经济治理能力的重要指标。
中国为G20做了怎样的战略设计?
首先,杭州峰会为G20找到了历史使命。G20峰会是不是会成为一个清谈馆?能不能为G20找到更大的历史定位?参与国一直在思索,也是外界对G20机制的最大担忧。此次中国利用主办国的机会,推动其他与会国一起对G20的长期职能进行了设计。杭州峰会将G20的未来目标与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相挂钩,赋予了未来20年里G20相对长的历史使命。
《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于2015年9月由联合国193个成员国一致通过,其提出了到2030年实现3项历史性目标——消除极端贫穷、战胜不平等和不公正以及遏制气候变化,同时,还给出了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和169项具体目标。将G20的使命与《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联系起来,将促使各国以超越国界和短期利益的眼光,为长远大计采取团结一致的行动。被誉为“G20之父”的加拿大前总理保罗·马丁对此也高度评价,认为在中国举行G20峰会不仅是G20重生的契机,还将是真正的国际合作的重生契机。这是本次杭州峰会的一个重要历史贡献。
其次,形成G20会议品牌效应。长期以来,分析和处理国际问题主要是从两个维度来进行,一个是地缘政治,看大国关系如何演变;另一个是国际经济治理,看当前国际机制能否应对日益复杂的国际问题。此次,中国主办G20峰会实现了两个维度的统一。领导人峰会及相关工作层面的高官会议议题非常广泛,参会国在会议期间外交穿梭互动频繁。
G20的议题目前已从初创期的经贸延伸到对当前国际所有主要热点问题的讨论。英国新任首相和德法、欧盟领导人展开互动,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借峰会展开“会中会”外交。丰富的议题和多样化的形式,让所有参会国都能从中有所收获,参会国对参会不再感觉是负担,而是有非常强的参会动力和意愿。
再次,中国把此次峰会作为一次向外输送中国经济信心的重要机会,传递出满满的关于中国经济的积极信号,回应了外界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担忧。布鲁金斯学会副总裁布鲁斯·琼斯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出现明显降速,此时G20正好为中国提供了提振外部经济信心的契机。
G20会议期间,针对外界关注的中国产能过剩,尤其是钢铁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中国给出了官方回应。G20成都公报中指出,产能过剩的问题对贸易和工人产生负面影响,承认了过剩产能的负面影响,但亦指出这是一个全球性问题,需要集体应对。对外界关心的人民币汇率和产能过剩问题,中国也作出了政策承诺。中国将继续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不断提高政策规则性和透明度,加强与市场沟通。
最后,对推动世界经济发展提出了中国方案。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发布报告称,G20作为防止各国推出以邻为壑的经济政策非常重要。伦敦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的《全球贸易预警报告》称,2008年以来,G20国家共推出了3500多项新的保护主义政策,这些政策中的81%现在仍然在执行。
G20准备怎样推动世界经济发展?
为推动国际贸易摆脱低迷困境,推动跨境投资,G20会议提出:
一是消除贸易壁垒。G20贸易部长会议批准了《G20全球贸易增长战略》,确立了降低贸易成本、加强贸易投资政策协调、促进服务贸易、增强贸易融资、制订贸易景气指数、促进电子商务发展、推动贸易与发展7大合作支柱。贸易部长会议决定尽快实施《贸易便利化协定》,努力将全球贸易成本降低15个百分点,承诺深化电子商务合作,采纳了国际工商界提出的世界电商平台(eWTP)倡议等等。
二是便利化投资。会议批准了首份《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确立了反对跨境投资保护主义,营造开放、非歧视、透明和可预见的投资政策环境,加强投资保护,确保政策制定透明度,推动投资促进可持续发展以及投资者企业责任等原则。这份指导原则的最大意义在于这是世界上第一份关于投资政策制订的多边纲领性文件,确立了全球投资规则的总体框架。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今后TPP、RCEP的对接找到了政策接口。目前,TPP将中国排除在外,而美国也未参与RCEP。《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将推动两个自贸协议间交叉投资提供指引。
三是提出加强国际金融架构的具体举措。促进贸易增长最可行、最值得期待的应当是贸易融资的配合,也是实现贸易成本下降的关键一环。中国担任主席国以来,推动G20恢复了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以新兴市场深入融入国际金融体系并发挥更大作用为主线,推动国际经济治理改革取得新进展。《G20全球贸易增长战略》确立的第4项战略为“增强贸易融资”,在第7项战略“推动贸易与发展”中又提出“减小贸易融资缺口”。
根据此次G20所提出加强国家金融架构的具体工作目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被期待在2017年年会前完成第15次份额总检查,进一步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发言权;世界银行被期待按照达成一致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实施股权审议,实现平等的投票权。G20还要继续改善债务重组进程,支持对扩大特别提款权(SDR)的使用进行研究。
四是推动各国进行结构性改革。这是保证各国长期健康发展根本保证,也是中国方案中最重要的一环。中国主导与会国达成共识,应对当前经济困境,不能过度依靠刺激政策,不能过度依靠药物治疗,必须增强机体的自身体抗力。“G20央行行长和财长成都公报”指出,应对全球经济复苏的挑战,关键是进行结构性改革。
为防止峰会达成的原则流于形式,中国利用此次峰会之机,为G20制定了工作手册,各国可以对照进行自我检查,极大地增强了峰会结果的可操作性,进一步坐实了峰会。虽然方案不具有法律强制性,但其及各分项目标却形成了一定的压力。G20央行行长和财长成都会议确定了结构性改革的9大优先领域和48条指导原则,可为各成员实施改革提供参考指南。同时,会议还通过了一套包括劳动生产率、就业率等12个指标体系,为了促使这些措施落到实处,各国根据该体系每两年对各国改革实施情况做一次评估,评估结果将纳入G20问责评估报告。
可见,中国为G20杭州峰会的成功举办进行了精心准备,工作层面的成果为峰会的成功举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相信G20杭州峰会会在G20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