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色·戒》的海报最终确定时，李安在“色”与“戒”之间加上了一条分隔线，代替了原来的“，”。他觉得，张爱玲的原意，应该是这样的：“她只是把它区分；它原来应该是个句点，当时，出版商因为以前用过这种用法，所以为了要区隔，就给它打了一个逗点。我觉得，应该按照她的意愿做一个区隔。”
这个符号加上去后，李安却看出了另外一种意思，他觉得这两个字，就是一本书，上一页可能是“色”，下一页就是“戒”；或者上一页是“戒”，下一页就是“色”。“我觉得对我来说，‘色’好像是感性，‘戒’好像是理性，有一个辩证的味道在里面。”李安说。
“色，是我们的野心，我们的情感，一切着色相；戒，是怎样能够适可而止，怎样能做好，不过分，不走到毁灭的地步。”——李安
从《断背山》到《色·戒》
“一个普通的女孩，却被赋予了一项不平凡的任务——去刺杀一个敌人——她必须捕获他的心，同时毁灭自己。”这是《色·戒》在首款预告片里的用语。
《色·戒》完成于１９５０年，１９８３年收入《惘然记》结集出版，这是张爱玲最后一个短篇集。故事原型被认为是当年轰动一时的郑苹如刺丁案。３０年心血凝成的故事，起初并不显眼，过了几年，才慢慢有导演看中。
第一个看中的是杨德昌。杨德昌从故事里看出的是忠诚和背叛，他把小说给他的感觉形容为“似包涵在温柔中兴奋状态那样的张力”。他给电影想好的名字是《暗杀》，想过让蔡琴出演，后来又想用林青霞，还希望张国荣能出演汪精卫。让杨德昌棘手的是易先生，他觉得小说里给这个人提供的线索太弱。结果剧本进展不顺利，他先拍了《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再过几年，回头又想起这个故事时，他和蔡琴已黯然分手，张爱玲也已病逝美国。
接下来是女导演胡安。胡安从小说里看出来的是“冷艳”和“苍凉”。在她的设想里，易先生是姜文，王佳芝是章子怡，后来确定的是舒淇。剧本写好后，却传来小说改编权已经被别人买下的消息。
就这样一直等到了李安出现。李安喜欢这个故事，他把这个故事和他刚看到《断背山》时的感觉相提并论：最初读时不觉得什么，过了几天，故事却依然在脑海里回旋，怎样也放不下。他甚至觉得：“张奶奶在叫我。”
他会把自己想象成角色
在李安的弟弟、台湾雷公电影发行公司的负责人李岗看来，《断背山》与《色·戒》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电影。而在李安的研究者、台湾的李达翰看来，从《断背山》到《色·戒》，有一脉相承的东西：“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座断背山。杰克与恩尼斯无法永远停留在那座山上，只能频频回顾；而王佳芝则总想要回到那座‘断背山’，却必须要面对真实的世界。”
“他每次拍不同的角色，都会觉得他是谁谁。一个角色就是他心里的一种化身。”李岗说，“这次是好几个角色在里面。”
李安自己承认，王佳芝这个角色身上，投射了他自己的影子。李岗说，李安非常喜欢张爱玲为王佳芝设定的背景：学校话剧团的当家花旦。“李安也是念艺专的。”李岗说，那时候的情形，很像王佳芝那个时代。
李岗眼中的李安，是一个在理性与感性中辗转的人：“他内心其实是个浪漫的人，但这种浪漫受到了压抑，三纲五常，中国人是被压抑了。”
家庭对李安的影响
李安的父亲是校长，自律甚严，以传统士大夫的标准要求自己。
“他是个自律甚严、很严肃的人。”李岗说，“父亲的毛笔字写得非常好，每天写几小时毛笔字，每天写日记。他养生做得非常好，不该吃的东西不吃。我们觉得他最后十几年阳寿都是他自己攒下来的。”
父亲的自律一度让李安兄弟觉得父亲很无趣。一家人出去玩，正玩得兴起，父亲忽然说，要走了，５点钟必须到家。他们都觉得，被父亲爱到，是件很累的事。
在台湾，每年过年，父亲都会写许多字条在墙上，都是中国人做人做事的道理。“有一半是自律的东西，有一半是感恩惜福的东西。”李岗说。那时，兄弟俩都觉得，那些字条就像道士的符咒一样。“人的心里都有很多妖，那些就像符一样，贴在我们心里，但有时候还是镇不住”。
李安兄弟俩，其实先天都是有顽童心性的人。但家里还是中原文化、士大夫的理念：“小孩也一样，我爸爸从小对我们讲，满帆的船才会倒，小孩子太骄傲了，就像皮球一样给他泄点气；你没气就帮你打点气。”
家里有父亲的压力，家外是联考的压力。父亲是校长，联考是两个儿子生活的中心和全部：“大家觉得考不上就完了。”李岗说。没有别的娱乐，只有看电影、看小说和打球。但其实看小说也是被禁止的，因为父亲会觉得孩子不用功，看闲书。恋爱更是没可能，李安在《十年一觉电影梦》里回忆，那时，他跟班上女同学都很好，女同学有心事都喜欢跟他讲，但他始终不敢谈恋爱。李安曾说，《喜宴》是一部他自己的电影，他的成长、教养，都在里面。但正是在《喜宴》里，李安自己也忍不住出场，说了一句台词：“那是中国人五千年来的性压抑。”后来，李安说，“这句话我憋在心里很久了，不吐不快”。一直到１９７７年李安到美国伊－利诺大学学习戏剧时才明白：“性是家庭的根源，家庭营造了合法的性关系。但在中国家庭里，性是一个禁忌，父母从来不和孩子讨论。”李安认为，１９９４年的《饮食男女》有趣地反映了中国人的状态：“吃是台面上的东西，欲望、男女则是台面下的东西，台面下的东西永远不能拿到台面上来讨论。”２０００年，李安把这种关系引入了《卧虎藏龙》：“男师父和女弟子，这种关系是有趣的。李慕白一心要收玉娇龙为徒，他收的是什么徒？但只有收徒，才是可以拿到台面上来说的。”
李岗将李安的电影总结为８个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说，李安曾对他说过，他之所以能在美国立足，靠的就是他骨子里的中国特色。李安拍《色·戒》，某种程度上，是想给世界看另外一个中国：“他不做，那个时代就过去了，那段记忆就过去了——中国人曾经有过这样的高度。”
那个时代，是李岗父母曾经生活过的时代；那段记忆，也是李岗父母曾经有、也传承给他的关于中国的记忆：“我觉得华人文人，一代比一代差。康有为、孙中山的一代，刚刚接受西方的东西，多大的转折。再到‘五四’，文人中文底子很好，西方文化也很精通，胡适、徐志摩、钱钟书，理性感性兼具。那时的中国文人多精彩。”
那个世界如今已彻底消失。李岗说，父亲那一代，诗词歌赋都行，但到他和李安这代都已经不会写了，李安到拍《卧虎藏龙》时才知道中文不够用。李安曾想过重拍黄梅调《梁山伯与祝英台》，却发现已经没人可以写出那么典雅的中文。
“他有一个关于文化中国的梦想。”李岗说。李安说过：“我一定要争气……因为要为群体争面子。”但其实，作为个人的李安，并没有那么强悍，他本来就是个爱哭的人。看电影的时候、朋友走的时候……他是个很真的人，也是个负责任的人。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
这个符号加上去后，李安却看出了另外一种意思，他觉得这两个字，就是一本书，上一页可能是“色”，下一页就是“戒”；或者上一页是“戒”，下一页就是“色”。“我觉得对我来说，‘色’好像是感性，‘戒’好像是理性，有一个辩证的味道在里面。”李安说。
“色，是我们的野心，我们的情感，一切着色相；戒，是怎样能够适可而止，怎样能做好，不过分，不走到毁灭的地步。”——李安
从《断背山》到《色·戒》
“一个普通的女孩，却被赋予了一项不平凡的任务——去刺杀一个敌人——她必须捕获他的心，同时毁灭自己。”这是《色·戒》在首款预告片里的用语。
《色·戒》完成于１９５０年，１９８３年收入《惘然记》结集出版，这是张爱玲最后一个短篇集。故事原型被认为是当年轰动一时的郑苹如刺丁案。３０年心血凝成的故事，起初并不显眼，过了几年，才慢慢有导演看中。
第一个看中的是杨德昌。杨德昌从故事里看出的是忠诚和背叛，他把小说给他的感觉形容为“似包涵在温柔中兴奋状态那样的张力”。他给电影想好的名字是《暗杀》，想过让蔡琴出演，后来又想用林青霞，还希望张国荣能出演汪精卫。让杨德昌棘手的是易先生，他觉得小说里给这个人提供的线索太弱。结果剧本进展不顺利，他先拍了《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再过几年，回头又想起这个故事时，他和蔡琴已黯然分手，张爱玲也已病逝美国。
接下来是女导演胡安。胡安从小说里看出来的是“冷艳”和“苍凉”。在她的设想里，易先生是姜文，王佳芝是章子怡，后来确定的是舒淇。剧本写好后，却传来小说改编权已经被别人买下的消息。
就这样一直等到了李安出现。李安喜欢这个故事，他把这个故事和他刚看到《断背山》时的感觉相提并论：最初读时不觉得什么，过了几天，故事却依然在脑海里回旋，怎样也放不下。他甚至觉得：“张奶奶在叫我。”
他会把自己想象成角色
在李安的弟弟、台湾雷公电影发行公司的负责人李岗看来，《断背山》与《色·戒》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电影。而在李安的研究者、台湾的李达翰看来，从《断背山》到《色·戒》，有一脉相承的东西：“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座断背山。杰克与恩尼斯无法永远停留在那座山上，只能频频回顾；而王佳芝则总想要回到那座‘断背山’，却必须要面对真实的世界。”
“他每次拍不同的角色，都会觉得他是谁谁。一个角色就是他心里的一种化身。”李岗说，“这次是好几个角色在里面。”
李安自己承认，王佳芝这个角色身上，投射了他自己的影子。李岗说，李安非常喜欢张爱玲为王佳芝设定的背景：学校话剧团的当家花旦。“李安也是念艺专的。”李岗说，那时候的情形，很像王佳芝那个时代。
李岗眼中的李安，是一个在理性与感性中辗转的人：“他内心其实是个浪漫的人，但这种浪漫受到了压抑，三纲五常，中国人是被压抑了。”
家庭对李安的影响
李安的父亲是校长，自律甚严，以传统士大夫的标准要求自己。
“他是个自律甚严、很严肃的人。”李岗说，“父亲的毛笔字写得非常好，每天写几小时毛笔字，每天写日记。他养生做得非常好，不该吃的东西不吃。我们觉得他最后十几年阳寿都是他自己攒下来的。”
父亲的自律一度让李安兄弟觉得父亲很无趣。一家人出去玩，正玩得兴起，父亲忽然说，要走了，５点钟必须到家。他们都觉得，被父亲爱到，是件很累的事。
在台湾，每年过年，父亲都会写许多字条在墙上，都是中国人做人做事的道理。“有一半是自律的东西，有一半是感恩惜福的东西。”李岗说。那时，兄弟俩都觉得，那些字条就像道士的符咒一样。“人的心里都有很多妖，那些就像符一样，贴在我们心里，但有时候还是镇不住”。
李安兄弟俩，其实先天都是有顽童心性的人。但家里还是中原文化、士大夫的理念：“小孩也一样，我爸爸从小对我们讲，满帆的船才会倒，小孩子太骄傲了，就像皮球一样给他泄点气；你没气就帮你打点气。”
家里有父亲的压力，家外是联考的压力。父亲是校长，联考是两个儿子生活的中心和全部：“大家觉得考不上就完了。”李岗说。没有别的娱乐，只有看电影、看小说和打球。但其实看小说也是被禁止的，因为父亲会觉得孩子不用功，看闲书。恋爱更是没可能，李安在《十年一觉电影梦》里回忆，那时，他跟班上女同学都很好，女同学有心事都喜欢跟他讲，但他始终不敢谈恋爱。李安曾说，《喜宴》是一部他自己的电影，他的成长、教养，都在里面。但正是在《喜宴》里，李安自己也忍不住出场，说了一句台词：“那是中国人五千年来的性压抑。”后来，李安说，“这句话我憋在心里很久了，不吐不快”。一直到１９７７年李安到美国伊－利诺大学学习戏剧时才明白：“性是家庭的根源，家庭营造了合法的性关系。但在中国家庭里，性是一个禁忌，父母从来不和孩子讨论。”李安认为，１９９４年的《饮食男女》有趣地反映了中国人的状态：“吃是台面上的东西，欲望、男女则是台面下的东西，台面下的东西永远不能拿到台面上来讨论。”２０００年，李安把这种关系引入了《卧虎藏龙》：“男师父和女弟子，这种关系是有趣的。李慕白一心要收玉娇龙为徒，他收的是什么徒？但只有收徒，才是可以拿到台面上来说的。”
李岗将李安的电影总结为８个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说，李安曾对他说过，他之所以能在美国立足，靠的就是他骨子里的中国特色。李安拍《色·戒》，某种程度上，是想给世界看另外一个中国：“他不做，那个时代就过去了，那段记忆就过去了——中国人曾经有过这样的高度。”
那个时代，是李岗父母曾经生活过的时代；那段记忆，也是李岗父母曾经有、也传承给他的关于中国的记忆：“我觉得华人文人，一代比一代差。康有为、孙中山的一代，刚刚接受西方的东西，多大的转折。再到‘五四’，文人中文底子很好，西方文化也很精通，胡适、徐志摩、钱钟书，理性感性兼具。那时的中国文人多精彩。”
那个世界如今已彻底消失。李岗说，父亲那一代，诗词歌赋都行，但到他和李安这代都已经不会写了，李安到拍《卧虎藏龙》时才知道中文不够用。李安曾想过重拍黄梅调《梁山伯与祝英台》，却发现已经没人可以写出那么典雅的中文。
“他有一个关于文化中国的梦想。”李岗说。李安说过：“我一定要争气……因为要为群体争面子。”但其实，作为个人的李安，并没有那么强悍，他本来就是个爱哭的人。看电影的时候、朋友走的时候……他是个很真的人，也是个负责任的人。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