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法官是司法机构中对审判人员的通称，司法权的执行者。在不同法系中法官的角色不尽相同，要求基本上都是不偏不倚、不受他人影响或掣肘、大公无私地根据法律判案。在中国，法官属于公务员团队，必须履行及遵守当局对公务员行为的守则和条例。法官的职责是依法参加合议庭审判或者独任审判案件和法律规定的其他职责。法官遴选制度以及法官晋升制度的改革，直接关系到法院固有权力的再分配，谁能成为今后的法官，如何遴选优秀的法官，这都会成为今后改革的重点。
过去，在非分类管理的情况下，许多法官追求的是“官”的行政级别，而不是法官固有的专业性和技术性，许多干警虽有法官头衔，但长期占用着法官员额，没有从事审判工作，这些人属于“不办案的法官”或“挂名法官”。
试想一下，如果在一个法院，什么人都能获得“法官”称号，获得法官称号后却不去审判，这种“名不副实”的情形，很难让社会公众对法官这一职业产生尊重和崇敬，很难真正树立司法的权威。
然而，如果法官没有职业荣誉，从事法官职业不是为了公平正义，不是为了实现当高级法官、大法官的目标，而是为了追求当个科长、处长、庭长、院长等，怎么能够提高司法的公信，又怎么能够实现法治中国？
对法官实行员额制改革，就是要改变法官数量泛滥却能力平庸的局面，就是要顺应司法规律，压缩“不办案的法官”比例，保障优秀法官能够真正充实在办案一线。法官队伍要少而精，要将法官和审判辅助人员进行分类管理，把那些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较高的专业水准的人士选拔到办案法官队伍中来，让法官从事务性、文秘性的工作中脱身出来，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案件的审理中，专心致志地行使判断权和裁决权。
应该说，在经历了司法大众化和精英化的多年拉扯之后，这次司法改革就是要还审判权作为判断权和裁决权的本来面目，重新回到“以法官为中心，以审判为重心”的正确道路上。可以说，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人事变革。通过遴选，法官队伍将面临新的洗牌；通过大幅缩编和对司法资源的重新整合，真正实现司法运行和管理机制的去行政化，让法官系统全面朝专业化、精英化的方向前进。
遴选机构如何产生？此次改革提出要设立法官遴选委员会。审判权系由人大派生，并对人大负责。由此，“遴选委员会”最好设置在省一级人大常委会，由组织人事部门或其他社会人员参加。员额制的总体方案必须经过全体法官讨论通过并依法报经人大审定，如果将改革之权全部委于法院自身，就是自己为自己动手术。
遴选委员会的组成，要跳出狭隘行业局限和用人、选人的惯常思路，立足整个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总体设计。应当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要建立逐级遴选制度，为处于最基层的法官打开晋升的通道。
用什么标准选？当前选任的困境在于选任标准的错乱。行政化考评与职业化考评是两种不同的评价体系，不能错位。得要有新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谁能成为主审法官，必须经过公开、公正、严格的选拔程序，并定期接受考核。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甄别机制，如果选不公，调不好，将遗患无穷，因为，他们是“水源的破坏者”，是导致司法权威缺失、司法公信力走低的直接责任者。
如何做减法？中国审判运行的实际情形是院长、副院长、庭长享有法官称号，但基本不办案，真正在一线的办案者却是那些只有审判职称而无行政资源的人。如何让他们放下纷繁复杂的案外事务回归审判？如何给这批人以更好的出路？这些都是改革中必然碰到的难题。
建立法官员额制，不能“唯资历论”或“唯职务论”。在遴选主审法官时，如果让院长、庭长直接成为主审法官或审判长，无疑是更加加剧了司法行政化倾向，只会伤害广大年轻法官的工作积极性，加剧人才流失的速度。
选多少人比较合适？员额制的推行，是对现有体制的冲击，它要实现少而精。多少员额比较科学、合理，考虑的因素非常复杂。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司法环境、司法条件也有着很大差距，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也不尽相同。在发达地区考虑缩减员额的时候，欠发达地区法官稀缺，所以不能用同样的标准和进程要求全国不同的地区。
在员额制度建设上，应对法官等级、人事编制和职业保障等制度进行科学的设置和完善，逐步实现法官等级与公务员行政级别的脱离。如果法院职能和机构设置还没有真正实现以审判工作为核心的情况下，法官员额的大幅缩减，很可能令审判一线人案失衡的矛盾更加突出。特别是审判的辅助制度如果不完善、不成熟，如果合议庭的团队分工协作不加强、不改进，这种员额制有可能导致一线的法官承担更加繁复的工作。
为确保三种人员分类搭配合理、科学，有必要对案件进行不同类型和层次的划分，实行案件分流、程序分类。通过审前程序，由审前法官助理将大量事实清楚、当事人无争议案件或当事人不到庭的案件或调解或简易判决进行解决。将案情复杂、法律关系相对复杂的案件由审前程序法官组织当事人交换证据，确立争点后交法官审理，这样庭审程序较现在也将大为简便、快捷。对于大量的案件程序性事务则由法官助理和书记员完成。社会对于法院提出的“咨询角色”要求可由法官助理和专职人员去完成。
同时，要注重区分不同层次的法官职业化标准。对基层法院而言，法官职业化应侧重于法官解决事实争议的能力和经验，适当关注法学理论水平。考虑到基层法院处理同样数量案件的工作量要比上级法院的工作量大，在确定法官员额时应给予基层法院以一定的倾斜。
在下一步的分类改革中，要很好地解决法官与辅助人员、助理与书记员间角色的清晰定位与分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良好的配合互动。
年轻人究竟怎么办？在“缩水”的员额制里，年轻人的空间会陡然变窄，如果重拾“唯资历论”和“唯职级论”的做法，让院、庭长直接成为主审法官，让年轻法官和初任法官一律“就地卧倒”转化为辅助人员，最终员额制的改革成了“行政领导抢滩、办案法官退守”的不公平的格局。
以往的改革只做加法，不做减法，或者说实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改革容易推进。此次改革不能迁就于现状，不能周全地兼顾各方的利益，在推行的过程中必然会造成一部分人利益受损。皆大欢喜的改革是不可能的，改革，就是要革“挂名法官”的命。
谁审判谁负责的司法改革，其目的是要去行政化，就是不容许有一个顶着法官名头，拿着法官薪水，只领导和监督其他法官办案的“影子法官”存在。以重新洗牌为指向的员额制改革，必须要有壮士断腕、釜底抽薪的勇气。
把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法官甄选裁汰机制建立起来，是这场改革的重点。既然是改革，就要敢于面对这一块最难啃的硬骨头，一定要真改，动真格，而不是回避矛盾、选择妥协。通过论资排辈，靠时光流逝的方式来实现法官员额的缩减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法官员额制改革，不能改在年轻人头上，不能让年轻法官没有机会，没有希望。年轻法官是法院工作中十分重要的力量。留不住人才的改革是失败的，改革如果将优秀的人才拒之门外，这项改革的成效就要大打折扣。
未来法官来源已经很明确：法官主要从法官助理中择优选任，先进入基层法院；上级法院再从下级法院择优遴选法官。而无论是遴选还是晋升，都要求控制在员额限度内。员额有限，要想成为一名法官，如果遴选机制不透明，不公平，他们未必能够竞争过那些行政级别上占优的领导，这就难免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应该在这场改革中，让年轻人有奔头。
责任编辑：赵芳芳
过去，在非分类管理的情况下，许多法官追求的是“官”的行政级别，而不是法官固有的专业性和技术性，许多干警虽有法官头衔，但长期占用着法官员额，没有从事审判工作，这些人属于“不办案的法官”或“挂名法官”。
试想一下，如果在一个法院，什么人都能获得“法官”称号，获得法官称号后却不去审判，这种“名不副实”的情形，很难让社会公众对法官这一职业产生尊重和崇敬，很难真正树立司法的权威。
然而，如果法官没有职业荣誉，从事法官职业不是为了公平正义，不是为了实现当高级法官、大法官的目标，而是为了追求当个科长、处长、庭长、院长等，怎么能够提高司法的公信，又怎么能够实现法治中国？
对法官实行员额制改革，就是要改变法官数量泛滥却能力平庸的局面，就是要顺应司法规律，压缩“不办案的法官”比例，保障优秀法官能够真正充实在办案一线。法官队伍要少而精，要将法官和审判辅助人员进行分类管理，把那些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较高的专业水准的人士选拔到办案法官队伍中来，让法官从事务性、文秘性的工作中脱身出来，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案件的审理中，专心致志地行使判断权和裁决权。
应该说，在经历了司法大众化和精英化的多年拉扯之后，这次司法改革就是要还审判权作为判断权和裁决权的本来面目，重新回到“以法官为中心，以审判为重心”的正确道路上。可以说，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人事变革。通过遴选，法官队伍将面临新的洗牌；通过大幅缩编和对司法资源的重新整合，真正实现司法运行和管理机制的去行政化，让法官系统全面朝专业化、精英化的方向前进。
遴选机构如何产生？此次改革提出要设立法官遴选委员会。审判权系由人大派生，并对人大负责。由此，“遴选委员会”最好设置在省一级人大常委会，由组织人事部门或其他社会人员参加。员额制的总体方案必须经过全体法官讨论通过并依法报经人大审定，如果将改革之权全部委于法院自身，就是自己为自己动手术。
遴选委员会的组成，要跳出狭隘行业局限和用人、选人的惯常思路，立足整个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总体设计。应当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要建立逐级遴选制度，为处于最基层的法官打开晋升的通道。
用什么标准选？当前选任的困境在于选任标准的错乱。行政化考评与职业化考评是两种不同的评价体系，不能错位。得要有新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谁能成为主审法官，必须经过公开、公正、严格的选拔程序，并定期接受考核。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甄别机制，如果选不公，调不好，将遗患无穷，因为，他们是“水源的破坏者”，是导致司法权威缺失、司法公信力走低的直接责任者。
如何做减法？中国审判运行的实际情形是院长、副院长、庭长享有法官称号，但基本不办案，真正在一线的办案者却是那些只有审判职称而无行政资源的人。如何让他们放下纷繁复杂的案外事务回归审判？如何给这批人以更好的出路？这些都是改革中必然碰到的难题。
建立法官员额制，不能“唯资历论”或“唯职务论”。在遴选主审法官时，如果让院长、庭长直接成为主审法官或审判长，无疑是更加加剧了司法行政化倾向，只会伤害广大年轻法官的工作积极性，加剧人才流失的速度。
选多少人比较合适？员额制的推行，是对现有体制的冲击，它要实现少而精。多少员额比较科学、合理，考虑的因素非常复杂。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司法环境、司法条件也有着很大差距，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也不尽相同。在发达地区考虑缩减员额的时候，欠发达地区法官稀缺，所以不能用同样的标准和进程要求全国不同的地区。
在员额制度建设上，应对法官等级、人事编制和职业保障等制度进行科学的设置和完善，逐步实现法官等级与公务员行政级别的脱离。如果法院职能和机构设置还没有真正实现以审判工作为核心的情况下，法官员额的大幅缩减，很可能令审判一线人案失衡的矛盾更加突出。特别是审判的辅助制度如果不完善、不成熟，如果合议庭的团队分工协作不加强、不改进，这种员额制有可能导致一线的法官承担更加繁复的工作。
为确保三种人员分类搭配合理、科学，有必要对案件进行不同类型和层次的划分，实行案件分流、程序分类。通过审前程序，由审前法官助理将大量事实清楚、当事人无争议案件或当事人不到庭的案件或调解或简易判决进行解决。将案情复杂、法律关系相对复杂的案件由审前程序法官组织当事人交换证据，确立争点后交法官审理，这样庭审程序较现在也将大为简便、快捷。对于大量的案件程序性事务则由法官助理和书记员完成。社会对于法院提出的“咨询角色”要求可由法官助理和专职人员去完成。
同时，要注重区分不同层次的法官职业化标准。对基层法院而言，法官职业化应侧重于法官解决事实争议的能力和经验，适当关注法学理论水平。考虑到基层法院处理同样数量案件的工作量要比上级法院的工作量大，在确定法官员额时应给予基层法院以一定的倾斜。
在下一步的分类改革中，要很好地解决法官与辅助人员、助理与书记员间角色的清晰定位与分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良好的配合互动。
年轻人究竟怎么办？在“缩水”的员额制里，年轻人的空间会陡然变窄，如果重拾“唯资历论”和“唯职级论”的做法，让院、庭长直接成为主审法官，让年轻法官和初任法官一律“就地卧倒”转化为辅助人员，最终员额制的改革成了“行政领导抢滩、办案法官退守”的不公平的格局。
以往的改革只做加法，不做减法，或者说实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改革容易推进。此次改革不能迁就于现状，不能周全地兼顾各方的利益，在推行的过程中必然会造成一部分人利益受损。皆大欢喜的改革是不可能的，改革，就是要革“挂名法官”的命。
谁审判谁负责的司法改革，其目的是要去行政化，就是不容许有一个顶着法官名头，拿着法官薪水，只领导和监督其他法官办案的“影子法官”存在。以重新洗牌为指向的员额制改革，必须要有壮士断腕、釜底抽薪的勇气。
把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法官甄选裁汰机制建立起来，是这场改革的重点。既然是改革，就要敢于面对这一块最难啃的硬骨头，一定要真改，动真格，而不是回避矛盾、选择妥协。通过论资排辈，靠时光流逝的方式来实现法官员额的缩减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法官员额制改革，不能改在年轻人头上，不能让年轻法官没有机会，没有希望。年轻法官是法院工作中十分重要的力量。留不住人才的改革是失败的，改革如果将优秀的人才拒之门外，这项改革的成效就要大打折扣。
未来法官来源已经很明确：法官主要从法官助理中择优选任，先进入基层法院；上级法院再从下级法院择优遴选法官。而无论是遴选还是晋升，都要求控制在员额限度内。员额有限，要想成为一名法官，如果遴选机制不透明，不公平，他们未必能够竞争过那些行政级别上占优的领导，这就难免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应该在这场改革中，让年轻人有奔头。
责任编辑：赵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