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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一年三月初，我随父母自台湾老家搭乘日本轮船“大洋丸”去上海。在大洋丸上遇见了连雅堂先生夫妇，母亲说他们可能是到日本去看博览会。当时的情形是这样，母亲晕船，整天躺在房舱里，我则常到甲板上跑来跑去，连雅堂先生看见我这个同乡小孩，便跟我说话，因而认识了我的父母。他知道我们要到北京去，还建议说，到北京该去琉璃厂刻个图章，那是最好的地方。这样说来，我们在大洋丸上就先知道北京有个琉璃厂了，怪有趣，也有缘。
在琉璃厂过来过去的二十多年中，还能记忆的是路南的有正书局，每年阴历大年初一，店面玻璃窗中贴满了中国古典小说如《三国演义》等的绣像全图，好像看连环图画，也是小孩子所喜欢的。琉璃厂古文物商店的匾额也颇有其特性，题额者多为书法家，在我印象中有姚华（茫父）、张伯英、陆润庠、翁同龢、张海若、祝椿年等，其他记不起来了，但是他们各为谁家题的匾额，已不复记忆。
书店（不是旧书铺）给我更快乐的还是琉璃厂那几家新式书店——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北新书局、现代书局。在小学时，每学期开学，拿着书单要到商务和中华去买教科书，是我最快乐的事。商务很大，台阶上去，有左右两个大门，进去后，是一条宽敞走廊，第二道门是转门，起码在六十年前他们就有了转门，可见其洋了。再进去左右是高高的柜臺，我形容其高，是因为我是个小女生，柜台要仰望之。我伸长手臂把书单递上去，店员配了书，算了账，跟我要了书款，然后就有一个空中缆绳系着一个盒子，把书单和书款放入盒内弹到账台那边，等一下再弹回来，这样店员就不必一趟趟往账台跑。小小心里觉得这书店好神气，在这样的书店买了书真高兴。有时放学回家路过商务的时候，也会跑上台阶，从这门进去，穿过走廊，再从那门出来，小小的我就这样走走，也满心高兴。中华书局则在商务斜对面，只是一栋平房，气派小多了。除了教科书以外，在小学生时期，曾有多年订阅中华的《小朋友》半月刊和商务的《儿童世界》杂志，那是我课外的精神食粮。记得《小朋友》上曾连载王人路翻译的《鳄鱼家庭》，是我爱读的小说，王人路是电影明星王人美的哥哥，当年写译过许多给小朋友阅读的作品。
北新书局（路北）和现代书局（路南），则是我上了中学以后在琉璃厂吸收新文艺读物的地方。我小学毕业后父亲过世，母亲是旧式妇女，识字不多，上无兄姊，我是老大，读什么书考什么学校都要我自己做主，培养我读书（不是教科书）的兴趣，可以说“家住书坊边”——琉璃厂给我的影响不小。现代书局是施蛰存一些人办的，以“现代”面貌出现，我订了一份《现代》杂志，去看书买书的时候，还跟书局里的店员谈小说、新诗什么的，觉得自己很有文艺气息了。
如果厂甸用“逛”的，那就不是专属于文人雅士了；逛厂甸一年只有两次，就是新历年和旧历年的时候。厂甸的范围原属海王村公园一带，但北伐以前的北京时代，其热闹繁盛要延长东西南北数方里；一整条新华街，北起和平门脸儿，南达虎坊桥大街，还有整条东西琉璃厂，刚好形成十字形。海王村公园里面，摆了几百个摊子，玩具、饮食、玉器等等各有其集中点。这是给儿童及一般家庭妇女逛的。据齐如山先生说，典型的中园制玩具有几百种，过年时候就会全部在厂甸出现了。记得早上起来，在家里就可以听到胡同里赶早班逛厂甸的儿童买的风车、卟卟登玩具，一路风吹、人吹，呱呱山响。饮食摊位则在海王村门口两旁及后面，而海王村里面中央在“北京”时代则搭起一高台子，设许多茶座，是为了逛厂甸的文人雅士携眷或携妓来居高临下风光一番的。这到北伐以后就没有了。先翁曾做“厂甸新春竹枝词”，就是描写当年这种逛厂甸的情形。
到于厂甸新春的旧书摊及画棚子，是设在贯通南北新华街整条大马路上，大画棚子多在师大门口一排，对面附小门前则是旧书摊，都各延伸数里长。文人学者们逛书摊，费一上午或一下午是不够的，总要天天来、上下午都来。琉璃厂的旧书铺也在此设临时书摊，但是贵重的绝版古书，当然还得请你到铺里去看了。画棚里的字画，我始终不懂，只是看热闹罢了。但记得那里有很多董其昌、郑板桥的字，八大山人的画，后来才知道，假的多。
在北平居住的二十五年间，不管是否住在琉璃厂附近，都一样几乎每天到琉璃厂这一带来。读附小二年级时，我家搬到和平门里的新帘子胡同，每天得坐车绕顺治门走顺城街到附小上学，但不久开辟一座和平门，打通南北新华街。记得正在动工的时候，也可以从一垛垛的土堆上走过去，觉得非常新奇有趣。从新帘子胡同又搬到虎坊桥大街，这次到南新华街南头儿了，上下学也是得走新华街、厂甸到附小。后来又搬到西交民巷，虽非琉璃厂区，但小学还没毕业，还是得每天到厂甸上学。父亲病重时，我家住在梁家园，父亲去世后，就搬到南柳巷，婚后夫家在永光寺街，全属琉璃厂区。最后几年住在中山公园旁的南长街时，我在师大图书馆工作，仍是每天到厂甸来上班，还是没离开琉璃厂。
琉璃厂——厂甸——海王村公园，对于自幼年成长到成年的我，是个重要的地方。长于斯，学于斯，却是个“家住书坊边，不知书坊事”的人，很惭愧。没有学出什么，只怪自己的兴趣太广，只好从虚荣心上讲，有些得意罢了！
（费发云荐）
在琉璃厂过来过去的二十多年中，还能记忆的是路南的有正书局，每年阴历大年初一，店面玻璃窗中贴满了中国古典小说如《三国演义》等的绣像全图，好像看连环图画，也是小孩子所喜欢的。琉璃厂古文物商店的匾额也颇有其特性，题额者多为书法家，在我印象中有姚华（茫父）、张伯英、陆润庠、翁同龢、张海若、祝椿年等，其他记不起来了，但是他们各为谁家题的匾额，已不复记忆。
书店（不是旧书铺）给我更快乐的还是琉璃厂那几家新式书店——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北新书局、现代书局。在小学时，每学期开学，拿着书单要到商务和中华去买教科书，是我最快乐的事。商务很大，台阶上去，有左右两个大门，进去后，是一条宽敞走廊，第二道门是转门，起码在六十年前他们就有了转门，可见其洋了。再进去左右是高高的柜臺，我形容其高，是因为我是个小女生，柜台要仰望之。我伸长手臂把书单递上去，店员配了书，算了账，跟我要了书款，然后就有一个空中缆绳系着一个盒子，把书单和书款放入盒内弹到账台那边，等一下再弹回来，这样店员就不必一趟趟往账台跑。小小心里觉得这书店好神气，在这样的书店买了书真高兴。有时放学回家路过商务的时候，也会跑上台阶，从这门进去，穿过走廊，再从那门出来，小小的我就这样走走，也满心高兴。中华书局则在商务斜对面，只是一栋平房，气派小多了。除了教科书以外，在小学生时期，曾有多年订阅中华的《小朋友》半月刊和商务的《儿童世界》杂志，那是我课外的精神食粮。记得《小朋友》上曾连载王人路翻译的《鳄鱼家庭》，是我爱读的小说，王人路是电影明星王人美的哥哥，当年写译过许多给小朋友阅读的作品。
北新书局（路北）和现代书局（路南），则是我上了中学以后在琉璃厂吸收新文艺读物的地方。我小学毕业后父亲过世，母亲是旧式妇女，识字不多，上无兄姊，我是老大，读什么书考什么学校都要我自己做主，培养我读书（不是教科书）的兴趣，可以说“家住书坊边”——琉璃厂给我的影响不小。现代书局是施蛰存一些人办的，以“现代”面貌出现，我订了一份《现代》杂志，去看书买书的时候，还跟书局里的店员谈小说、新诗什么的，觉得自己很有文艺气息了。
如果厂甸用“逛”的，那就不是专属于文人雅士了；逛厂甸一年只有两次，就是新历年和旧历年的时候。厂甸的范围原属海王村公园一带，但北伐以前的北京时代，其热闹繁盛要延长东西南北数方里；一整条新华街，北起和平门脸儿，南达虎坊桥大街，还有整条东西琉璃厂，刚好形成十字形。海王村公园里面，摆了几百个摊子，玩具、饮食、玉器等等各有其集中点。这是给儿童及一般家庭妇女逛的。据齐如山先生说，典型的中园制玩具有几百种，过年时候就会全部在厂甸出现了。记得早上起来，在家里就可以听到胡同里赶早班逛厂甸的儿童买的风车、卟卟登玩具，一路风吹、人吹，呱呱山响。饮食摊位则在海王村门口两旁及后面，而海王村里面中央在“北京”时代则搭起一高台子，设许多茶座，是为了逛厂甸的文人雅士携眷或携妓来居高临下风光一番的。这到北伐以后就没有了。先翁曾做“厂甸新春竹枝词”，就是描写当年这种逛厂甸的情形。
到于厂甸新春的旧书摊及画棚子，是设在贯通南北新华街整条大马路上，大画棚子多在师大门口一排，对面附小门前则是旧书摊，都各延伸数里长。文人学者们逛书摊，费一上午或一下午是不够的，总要天天来、上下午都来。琉璃厂的旧书铺也在此设临时书摊，但是贵重的绝版古书，当然还得请你到铺里去看了。画棚里的字画，我始终不懂，只是看热闹罢了。但记得那里有很多董其昌、郑板桥的字，八大山人的画，后来才知道，假的多。
在北平居住的二十五年间，不管是否住在琉璃厂附近，都一样几乎每天到琉璃厂这一带来。读附小二年级时，我家搬到和平门里的新帘子胡同，每天得坐车绕顺治门走顺城街到附小上学，但不久开辟一座和平门，打通南北新华街。记得正在动工的时候，也可以从一垛垛的土堆上走过去，觉得非常新奇有趣。从新帘子胡同又搬到虎坊桥大街，这次到南新华街南头儿了，上下学也是得走新华街、厂甸到附小。后来又搬到西交民巷，虽非琉璃厂区，但小学还没毕业，还是得每天到厂甸上学。父亲病重时，我家住在梁家园，父亲去世后，就搬到南柳巷，婚后夫家在永光寺街，全属琉璃厂区。最后几年住在中山公园旁的南长街时，我在师大图书馆工作，仍是每天到厂甸来上班，还是没离开琉璃厂。
琉璃厂——厂甸——海王村公园，对于自幼年成长到成年的我，是个重要的地方。长于斯，学于斯，却是个“家住书坊边，不知书坊事”的人，很惭愧。没有学出什么，只怪自己的兴趣太广，只好从虚荣心上讲，有些得意罢了！
（费发云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