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旧金山巴拿马世博会开锣,新生的民国政府集萃地方物华,甄选出18省赴美赛会品10万件,从上海起锚运往旧金山。
　　
　　 1915年,美国加州巴拿马世博会中国馆开幕式。正中主体建筑是仿照紫禁城太和殿建造的,左侧是八角楼,前面是正门牌楼。
　　
　　南都周刊实习记者_王丹阳
　　
　　巴拿马世博会主题 庆祝巴拿马运河通航
　　建筑特色:展区设计摒弃了一排排宏伟的宫殿建筑,代之以三组庭院式结构展区,分为“世界区”、“时代区”、“四季区”。
　　主要技术:第二次工业革命成果汇聚一堂,著名的特技飞行员林肯比琪驾机穿过机械馆建筑,玩了一把室内飞行表演;电话发明人亚历山大格拉汉姆贝尔在世博会开幕前接通了洲际电话,园内开设跨国长途电话服务;福特汽车流水装配线以每天装配十八辆汽车呈现在人们面前;通用公司在旧金山海湾的游艇上高悬“闪烁探照灯”,放射出48道光线,穿过旧金山上空的迷雾可以折射出彩虹般的光芒;展区内所有食品都由电加工完成,在10月21日还专门设立了“爱迪生日”。
　　这也是国民政府首次在国际上扬眉吐气,3月9日,中国政府馆开幕,中美两国国旗飘跃空中,当地华侨纷纷歇业,前来助阵。联邦政府官员、加州州长、旧金山市长都纷纷莅临,盛大仪式后将这天命名为“中华日”。
　　
　　1911年岁末一天,大连港的波涛漂浮着一艘正逃亡日本的船。船上67岁的盛宣怀,背负“乱法”、“违宪”和“激兵变”后“永不叙用”的发落,望着故国的远去,同样咬噬心怀的还有半生未竟的世博梦。
　　世博对他最深的刺痛,是1878年巴黎世博会上,他私人送参了从市场上沽来的瓷器、竹船、木架等,共计76件,却只销出一个瓷器和三个木架,其余被全数退回。
　　历史跟他开的更大玩笑是,就在他那年逃亡的前几天,另一个逃亡者孙中山回到南京,在那里庆祝着一场乾坤的倒转。两人的擦肩恰似时代与时代的易帜,在交接的瞬间:黄花岗起义、武昌起义、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二次革命……时间仿佛压缩了。
　　1915年,旧金山巴拿马世博会在他余生的倒数第二年召开,所有可及资料都简单记述:“该届世博会还专门为盛宣怀颁发了奖状和奖章。”但即使这是那位晚清第一实业家的最后荣光,也无法企及另个揽奖1211枚的新生政权。
　　民国一成立,孙中山就向一位美国信使罗伯特大莱承诺“一旦政权确立,政治走向正规,便派团参展”。两年后,由温州人陈琪率领的筹备巴拿马赛会事务局正式成立。事务局在上海、广州、天津、汉口四大口岸组织联合展,集萃地方物华,甄选出18省赴美赛会品10万件,从上海起锚运往旧金山。从此,这将是当时工商总长刘揆一言下的“我国五色新国旗西渡太平洋与万国争辉之日”的肇始。
　　另一边,一支由民间商会的“素有声望者”组成的中国游美实业团也收到了美国政府赠送的赛会游览券。他们自赋是新纪元成立后“国民外交”的中坚,团员在美利坚大地饱览第二次工业文明的成果,流连于匹兹堡的钢铁厂、波士顿的钟表厂、底特律的福特车厂……所到之处与当地商团往来酬酢,尽表国民政府对“注重实业的真诚”。而美国中西海岸的25个城市留下他们的慷慨演说,清末在美华工的羸弱形象也为之颠覆,一位叫吴在章的成员在日记里写,原本在美华工“品类不齐,美人即以之代表吾民”,而多次慷慨陈词后,美国人才意识到“我国亦有上等人在。”
　　1915年旧金山世博会,是世博史上别具一格的一章:它首次不以举办地来为世博命名,这也是美国威尔逊政府横行美洲大陆后率性的一笔改写。那届世博的前两年,美国挥舞着大棒和胡萝卜,在中美的巴拿马地峡间挖出了一条“世界桥梁”,从此使太平洋和大西洋间缩短了8000海里。
　　欧洲大陆战火正酣,而旧金山盛况却如“文物之大全,人工之通鉴”。威尔逊正不动声色地把玩着“门户开放”和“金元外交”的政治智慧,撬动着工业革命以来即已形成的世界格局,直到战后人们发现它俨然坐上分赃席,重新拨弄了世界的殖民版图。
　　与这年国民政府在大洋彼岸称扬了国威不同,国内保皇势力和殖民浪潮蚕食着“三民主义”,一月,日本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旨在让中国割让山东半岛;三四月间,上海绅商学界三四万人聚集张园,冲上南京路抵制日货,随即点爆全国规模的救国储金运动;5月7日,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最后通牒,两天后袁世凯宣布接受。
　　随后,5月9日被全国教育联会定为国耻日;上海抵制日货运动更为猛烈,并喊出“誓死反对二十一条”;孙中山密函蔡锷,谋划着二次革命;梁启超意识到专制阴影又高悬于顶,幽愤中写下《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而袁世凯仍在12月12日戴上冠冕。
　　而是年,两个舶来的良药——民主和科学也初试啼声了,陈独秀在上海法租界的嵩山路上创办了《青年杂志》,开卷首页《敬告青年》说: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
　　矛盾集聚到爆发的临界点是1919年,这个民国史册永远铭记的年份:巴黎和会在凡尔赛宫中开了四个月,全世界都在猜测中国五人外交团会否在对德合约上签字,山东随时可能从中国版图上割去。随着英法美在中国缺席的情况下强使合约生效,五四运动爆发。
　　而史书将1919年标记为一战的结束只不过是历史的分水岭,对中国来讲,更大的破坏还在后面。旧金山世博会上一个新生政权刚浅尝到的强国幻觉,在封建残余和帝国主义的殖民野心中飘摇而落了。
　　而炮火从未影响上海成为下一个巴黎的进程,它的物质主义在当年写《新中国》的陆士谔眼中别有文明外衣掩盖下的野蛮。陆在另一篇《新上海》中写“排场则踵事增华,风气则日新月异。各种新事业,都由上海发起;各种新笑话,也都在上海闹出。人做不出的,上海人都能做得出。说他文明便是文明,说他野蛮便是野蛮。”新与旧、进步与落后在这个世界舞台上碰撞,排演着滑天下之大稽的闹剧。
　　“《新上海》和《新中国》前后不隔几年,前者是批判上海的声色犬马和黑暗政治的谴责小说,后者幻想在上海开世博。当时文人对国家强盛的渴望和矛盾心态可见一斑。”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主任黄霖介绍道。
　　“辛亥革命的胜利、实业资本的大规模兴盛,一定程度促进了上海加快成为东方巴黎。”上海社科院上海史研究员孙琴安说。一个叫达温特的外国人写下五年后的南京路:“这些半外国的豪华商店里中外产品交织,它们开业第一天都报导有十万美元的柜台收入。”
　　孙琴安说,上海的摩登时尚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后基本与西方同步。联想1915年后的上海,总难免与十里洋场捆绑,“新来者吃惊的是,他们会看到最新款的劳斯莱斯经过南京路,停在堪与牛津大道、第五大街、巴黎大道上的百货公司媲美的商店前。”一个叫欧大卫的美国人记下30年代的东方巴黎。但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和他们的《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也在这里奋力开辟另个文化生态,亲践民主、科学、思想革命、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等,启迪民智,振聋发聩。
　　“跟陆士谔、梁启超等君主立宪派不同,《新青年》力主思想到政治上的革命。”黄霖教授说。作为西方文明最前沿的试验场,上海在开放和保守、激进和颓废、积极和糜烂的夹缝间开出中国式的“艳恶之花”,新旧交替的中国虽前途未卜,但作为独一无二的上海,时间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