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名为《童话镇》，喜欢流行歌曲的读者自然会联想起前几年流行的同名歌曲《童话镇》。当然，这只是毫无根据的即兴联想，读完文本，朦胧的认识瞬间清晰。小说以李天来“我”家为“我”儿子小乐拍摄钢琴视频为开端，展开了李天、吴海和“我”——三个童年发小的中年窘况，牵引出三个家庭三代人的命运故事。三代人都曾拥有自己的“童话”。如年轻的父母辈们：吴海的妈妈想当歌星;“我”的母亲念着华兹华斯的诗歌，追寻着将要逝去的青春无限留恋;李天的爸爸喜欢弹钢琴，画素描，要做一个洁净的读书人。而孩童的“我们”：李天想当播音员，吴海想当解放军，“我”想当医生。但是，除了第三代人还未长大，“我”和父母辈的美好“童话”被时光一一击破：吴海的父母离婚，“我”的母亲跳楼，李天的父母成了平庸的中年人。二三十年后再次相聚，发现“我们”又延续着当年父母的“不幸”：吴海的婚姻失败，原生家庭的凌乱在他身上发酵;李天的儿子患重病，生女救子，结果失败，女儿又得怪病，妻子深受刺激，一病不起;“我”看上去过得还算安宁，但母亲的阴影一直笼罩于心，妻子的精明让“我”成为谨小慎微之人。再来看歌曲《童话镇》。这是一首似乎可以在不同年龄段皆能触发共鸣的歌曲，其让孩童感受到童话的美好和快乐，让追逐梦想的年轻人感受到理想和现实的割裂，让生活阅历丰富的人感受的内容更多。在小说结尾，孩子们用稚嫩的嗓音无忧无虑地唱着《童话镇》：“总有一条蜿蜒在童话镇里梦幻的河/分隔了理想分隔现实/……让所有很久很久以前/都走到幸福结局的时刻又陌生……”确实，每个人在童年时代都相信童话，青年时也会充满激情地追逐梦想，进入中年后，逐步回归生活，走向平庸。以此观照，则不难发现作者的写作意图与歌曲《童话镇》所传达的情感基本一致。甚至可以说，这是一部以小说形式阐释歌曲《童话镇》的文本。
　　用小说的形式阐释歌曲，这是很有创意的尝试。且从作品的立意、故事的讲述、意象的设置等来看，《童话镇》皆展示了作者纯熟的写作技巧与颇为老道的语言功夫，也让读者嗅出作者身上浓郁的生活烟火味;但作为短篇小说，最根本的特征是“短”，正因其“短”则不能赋予其太多使命，读者最大的期待还是集中在思想力的表达上。《童话镇》颇费心力地推进故事，在小说结尾终于抖出那酝酿已久的“包袱”，即李天不堪的生存处境。得知真相后的吴海表示同情，准备购买一直反感且无力购买的保险，但李天婉拒，故事在他们混沌又清澈的干杯声中戛然而止。相对于全文含蓄有力的设置与张弛有度的讲述，如此结尾显得仓促潦草、虚弱无力。为何会产生如此艺术效果，显然与作者立意的基点有关。
　　所谓童话，它是儿童文学的一种。当然，童话并非儿童专属，成年人也可拥有自己的“童话”。文中的父母辈们想当歌星、喜欢诗歌、喜欢弹琴画画，喜欢读书等，这些对于他们来说，是个体追求生命质量的向上表现，并不过分，但为了守住这些“童话”而招致坐牢、跳楼等结局，事情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而孩童时代的“我们”虽拥有“童话”，但最后无一人守住“童话”，皆陷入生活的平庸之中。到底是何因导致两代人“童话”的破灭？这需要回到具体的社会语境中进行分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个崇尚精神追求与个性解放的黄金年代，父辈们在这浓郁的人文环境浸染下自觉追求精神生活，此乃时代大势所趋。进入九十年代，商品經济大潮的裹挟，大众文化的冲击，人文精神的低落也成了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下岗、扫黄、物质崇拜等也成为时代的产物，从此角度看，父母辈们追求的“童话”与遭遇的“不幸”皆具有一定的社会集体性，个体虽无可抗逆，但也可进行有限度的自我救赎。而作为晚辈的“我们”身处百废待兴的新时代，接受了全面的教育，享受着多元宽松的文化环境等，这些都为梦想的实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只要付出行动去努力追逐，想当播音员、解放军、医生等梦想都有实现的可能。但也许与父辈创造的条件以及教育不力等有关，也许源于个人的性格与天分等，总之他们失败了。在文中，作者将两代人的不幸都归因于时光老人，认为是时光使人不可逃遁地陷入“童年时相信童话，年轻时追逐梦想，中年后陷入平庸”的命运轮回之中，如此理念是否简单粗暴了些？时光虽具有摧毁一切的威力，但也不至于需要为人世间的一切不幸埋单。再退而思之，如何看待这些不幸？芸芸众生，何为平庸？何为成功？仅仅用金钱、地位、职业等显性因素来衡量吗？如果“我”的母亲不跳楼，如果吴海的母亲能成为歌唱家、李天的父亲能继续画画，难道就意味着他们一直生活在“童话”里？如果李天等能如愿成为播音员、解放军、医生，他们就如愿实现了自己的“童话”吗？
　　谈及不幸，不禁又联想到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坛兴起的底层苦难文学。本文以底层小人物的不幸生活为描摹对象，从作者所持的苦难观以及处理方式看，也大致具备当代文坛苦难叙事的通病，一是人物所遭受的苦难多为生存性的、物质性的苦难。小说围绕“李天的生存困境是否属实”展开，“我”观察李天的标准很“物质”：开破车、住旧小区、做保险推销员等，由此推断李天的生活处境很艰难，最终在一场档次较低的饭局中坐实推断。其实从另一角度看，李天并非“不幸”：他拥有健康的身体，虽从事保险推销工作，但还有挣钱养家的能力;虽失去儿子，但拥有女儿和爱妻，这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已经足够了。难道非得要开豪车、住豪宅、吃高档饭店、当播音主持等才能证明他的成功吗？至于“我”和吴海的苦难也是形而下的生活之苦，没有关乎个人的价值、尊严、自由等方面的精神之痛。二是面对苦难的态度。文中那混沌又清澈的干杯声如同作者的一声轻喟：一切挣扎都是徒劳，所谓的拒绝平庸，活出自我，如同海市蜃楼般不可接近。大家还是干了这一杯，互相用爱取暖，且在心中保留一角“童话镇”吧。
　　其实，不管是精神性苦难，还是生存性苦难;是勇敢面对，超越苦难，还是隐忍被动，接受苦难，这些苦难意识与态度皆显示着作者的文化观念、境界格局的迥异。原乡意识的匮乏使得作家们面对苦难时，只能在沉重的现实中喘息，在绵延的时间中流浪。对苦难缺乏终极意义的追问，使得呈现苦难成为苦难叙事的终极目的，让一切归于无解，从而大大削弱苦难叙事该有的文学品质与思想价值。故原乡意识的张扬、对自我进行深远的精神追问则是当下苦难叙事作品所必须努力的方向，也是本文可开拓的空间所在。
　　责任编辑 夏 群